辛亥:摇晃的中国-第2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各省编练新军，是晚清新政军事改革的一部分。但是，各省的新军刚编练出个模样，朝廷就发现新军中有革命党渗入。但是，各地大员防范的方法之一，就是限制新军的子弹，让新军有枪没子弹。更过分的，连枪栓都给卸了去，实行枪、拴、弹三分离。新军的炮队，也把炮拴卸掉。这样的军队，如果真的有什么突发事件，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手里的家伙，就是烧火棍。但是，为了安全，各地清朝大员们的逻辑是，宁可让军队没用，也不能让它有害。千万不能出事，出了事，首先自己的乌纱帽不保。

所以，后来的新军起义，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奔军械库去，但打开军械库的子弹，则是自己设法弄来的。比如辛亥武昌起义，放第一枪的工程营士兵，子弹是从外面弄来的。而云南起义的新军，子弹是平时打靶的时候藏起来的。显然，这种方式，并没有有效地阻止新军造反，还刺激了新军的反心。说起来，革命党人较早一点的新军起义，较大规模的两次，都跟新军的这种弹药管理方式有关。一次是1908年的安庆起义，一次是1909年的广州起义。

1908年时，安徽新军仅有一协（旅）。是年秋天，该协一部在协统带领下，跟着安徽巡抚朱家宝，去参加太湖秋操，省内空虚。革命党人熊成基当时在新军做炮兵队官（连长），虽然仅仅是个连长，但安徽革命党的组织岳王会在新军里很有根基，倾向革命的人相当多。秋操的时候，正好赶上西太后和光绪在一天之内死去，举国震动。熊成基后来说，当时他的打算就是，趁人心不稳，省内空虚之际发动起义。太湖秋操的兵虽然多，但都是空枪，闻警现配备武器也需要时间，趁这个空挡，安庆就拿下了。城里武器很多，拿下安庆可以扩军，大事可成。于是，熊成基断然发动起义，炮营和骑兵营几乎全数响应，两个管带（营长）不肯从命，一死一伤。其他部队的人也多有加入的，起义军总计千余人左右，差不多有半个旅。先在内应配合下占了城外的军火库，获得了弹药。然后全军直扑安庆城。

可是，巡抚朱家宝这个时候，已经被两江总督端方遣回安庆，城里不再是群龙无首，原来准备内应的人，不敢动了。安庆城自古易守难攻，当年湘军攻安庆，先后打了十几年。起义军区区千把人，没有内应，无论如何攻不下来。起义军虽有大炮，但威力不够，轰不开城墙。久攻不下，清军援军四集，海军也来了，隶属湖北新军的楚材号兵舰，开炮击中义军的炮兵阵地。起义军大炮被毁，内外受敌，只好撤退。起义造反，原本就是一鼓作气的事，胜则人越聚越多，一拖久了，迟迟不能取胜，人心就散了，一路撤退，最后只剩下几十人，熊成基遣散了余部，自己逃走。后来，在哈尔滨被人告密，被捕就义。

如果说安庆起义是利用了新军没子弹，那广州新军的起义，失败就失败在子弹的缺乏。广州新军起义，起因是一次警察和新军的殴斗。军警不和，是老问题了。这种事情，在任何国家，任何时间段上，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殴斗发生后，清政府的广州当局，却处置不当，使得殴斗变成群殴，群殴变成起义——被一个别有用心的革命党人，来自安徽的倪映典给利用了。倪映典在安徽的时候，做过新军营长，革命迹象暴露，被革斥，化名来到广州，又混成了排长。但是这个排长，却在群情激愤之际，带领新军起义了，广州新军三个标（团）的士兵，跟着倪映典走的大概有千把人。但是，由于事先没有抢下军火库，只得到了每营留给长官的少量子弹，共计七千余发，每人不到七粒。这点子弹，如果放在后来的八路军身上，也许够打一仗的了，但是，对于习惯乱放枪的新军士兵而言，实在是太少了。缺乏弹药，而且没有大炮（炮拴已经事先被取下）起义军，却敢进攻广州，在牛王庙跟事先埋伏好的巡防营两千余人相遇。不多时，义军子弹告罄，对方居然还有大炮，在枪炮轰击下，义军死伤惨重，倪映典也牺牲。起义就这样失败。

清朝实行军事改革，编练新军，当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至于保大清还是保中国，还不好说，但多半可能是两者都保。由于南方的新军，投军者文化素质较高，的确有革命党人渗入，但是，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整体上对新军不信任，实在不该。即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大部分有文化的新军官兵都倾向革命。武汉新军里各种社团，数以十计，具有革命性的就那么几个。也就是说，革命党在新军里还没有成气候。但是，清朝地方政府却在这个时候，甚至这些新军还参与了镇压革命党和会党组织的萍、浏、醴起义之后，依然用不给子弹甚至卸下枪栓等侮辱性的方式，对新军加以防范，显然很荒唐。这是明显的歧视，歧视刺激出反心。巡防营原本是将要淘汰的旧军，向为新军所看不起。但是，各地大员对旧军往往格外优待，对新军却大不放心，甚至不惜依靠旧军打压新军（比如在广州）。结果，歧视在新旧对比中加剧了。事实上，这种做法，只是将更多的新军官兵，推到了革命阵营。安庆和广州起义，两个下级军官，就可以掀起大浪，策动当地驻军大部起义，可见歧视政策的不当。可是，自从两次新军起义之后，清朝各地大员对新军更加不信任，防范更严。连训练演习，都限制子弹的使用。本来就是喝盐水导致口渴，为了解渴却加倍地喝。最后，我们发现，最终还是有枪没子弹的新军，推翻了清政府。

【在新军与旧军之间】

自清朝开始实行新政始，中国的陆军就有了新军与旧军之分。所谓的新军，就是指两部分部队，一是以袁世凯小站练兵编练的新建陆军为基础的北洋军，二是随后各省先后编练的新式陆军（严格地说，还应算上改编为新军的部分八旗）。而旧军，则主要是指由淮军发展而来的巡防营。自太平天国覆灭之后，淮军就是清朝的国家军队的主力。即使甲午战争表现不佳，编练整顿，组成所谓的“练军”，也只能在淮军的基础上进行，另起炉灶的只有小站新军和张之洞的自强军。但是，另起炉灶的两支小部队，后来居然取代淮军的国家军队的地位，变成老大。而淮军除了少部分被改编为北洋军之外，大部则退而成为巡防营。在当时，除了淮军改编的巡防营之外，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早就半死不活的绿营、湘军，以及大批未改编的八旗兵。这些军队都算是旧军。

新军与旧军的区别在于，新军不仅采用西式编制，军、师、旅、团、营、连、排（只是称谓不一样，可以理解为翻译的不同），而且有西方军队的步、炮、马队的配置，有后勤部队和参谋人员，还有医官和军乐队。其武器，也尽量按西方，特别是普鲁士陆军的装备规格装备。也就是说，所谓的新军，就是完全普鲁士模式的军队，是一支彻底西化的军队。但是旧军就不同了，虽然说，淮军当年也是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而且采用洋操训练，但它的编制，还是勇营制，没有西式军队的后勤以及参谋部配置，即便所谓的洋操，也是练兵不练官。军官作战指挥，不会看地图，没有参谋人员，全系旧式战法。改编成巡防营的淮军，编制稍有变化，但大体如旧，因为当时变革的思路，巡防营类似于后来的武装警察部队，而残留的绿营、湘军则逐渐转成警察。

可是，这么一来，绿营和湘军倒没什么好说的，原本就气息奄奄。可淮军从原来的国家正规军，降格为警察部队，装备、待遇都比新军差一大截，落差太大，心境好不了。见到鼓乐齐鸣，服装鲜亮的新军，难免酸酸的。加上新军虽然按西法训练，而且西式配置，但毕竟多为新招之兵，军官大抵军校学生，新固新矣，但却从未经过战阵。参谋虽然有，基本上不会用。辎重、后勤、军医、军法之类，大抵也是样子货。而由淮军改编的巡防营，虽然仗打得不怎么样，但毕竟打过很多。在那个时代，武器的进步还相当有限，军队就是这样，打过仗，老兵多，就比较能打，没打过仗，老兵少，初上战场，难免露怯。论战斗力，新军的确不如一些训练不错的巡防营，比如张勋的部队，就相当能打。新军一对一，实际上打不过他们。所以，自从1907年改制之后，新旧两军的裂痕就摆在那儿了，两下互相看不起。比较而言，旧军的酸劲更大些。

可是，随着新军的规模日益扩大，安徽和广州新军的叛乱，使得新军忠诚问题开始凸显。朝野的保守势力，开始夸大新军的“异动”，一些的地方大员，也加紧了对新军的防范。在清末最后两三年里，各地新军普遍遭遇歧视。地方督抚宁可依赖巡防营，也不肯相信新军。原本作为国家复兴希望的新军被冷落、歧视，而计划要整改淘汰的旧军，却成了救命的稻草。中国的改革，在最早进行的军事领域，进入了吊诡区域：统治者担心原本救急的变革利器，居然化为要自己命的凶器。

但是，这种担心和防范，却极大地激化了新军的“异动”。辛亥革命各地新军的造反，几乎都是在弹药被控制的情况下展开的。武昌起义，最先开枪用的弹药，是革命党事先偷运进来的。云南起义，西安起义，新军所用弹药，都是早先借打靶的名义藏起来的。驻守南京的第九镇新军，武昌起义之后，弹药供应全被切断，全军只剩下历次演习所余，每人不足五发，还被借故调离城区。而张勋的江防营（巡防营的一种）和其他防营，却弹药充足，要多少有多少，被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调到身边担任城防主力。藩司樊增祥屡次劝谏，担心如此轻此厚彼，会激成变乱，但张人骏就是不放心。厚此薄彼的对待，使得原本就势同水火的新旧两军，矛盾迅速激化。

受到信任的旧军，气焰高涨，屡次挑衅新军，有事没事，就在新军营地周围放枪。新军士兵外出，屡屡被旧军刁难寻衅。第九镇留守南京的士兵，外出被旧军逮捕。江防营还派出间谍，化装成小贩，侦查新军军情。新军还没“叛变”，就已经领到了叛军的待遇。

说实在的，当时的第九镇镇统徐绍桢，其实并非革命党，是否倾向革命，都很难说。但是，这样的歧视和防范，却生生把他推到了革命党一边。他屡次通过樊增祥疏通，要求取消歧视，但均无结果。正如他说的那样，他所在的部队，不仅被当道以路人视之，而且以乱党视之。他还没叛，刺杀他的人都派出来了。所以，他是不得不叛了。虽然说，在当时的情形下，第九镇早晚得有所动作，但未必会成建制地起义，个别部队的造反，跟整个师一起动作，还是有区别的。

当然，决心反叛的徐绍桢和他的部下，显然低估了张勋江防营的战斗力，居然在上海方面接济的弹药未到之时，就贸然发动对雨花台的进攻，结果大败亏输。幸亏革命的浙军、沪军和镇军（镇江）齐聚南京，局势才转危为安。革命方面总有好消息，而守城的张勋，却一点救援也得不到，南京当然守不住。即便如此，最后南京城虽然拿下，弃城而走的张勋部队，却基本完好地撤到了江北，为他日后的东山再起，留了本钱。

改革的产物，危及改革者自身，这似乎是西方政治学者探讨后发国家改革的一个结论。其实，这个结论是不存在的。改革产物的“叛变”，情况非常复杂，但普遍的叛变，则大多是因为发动改革的统治者过于滞后，成了改革的障碍，转而威胁改革产物的生存。清朝的新军，不见得必然会成为推翻王朝的动力。在清政府亲贵上台之前，几次新军造反，都是小规模的，没有得到新军普遍的响应。即使武昌起义之后，南方新军普遍不稳，但同样作为改革产物的北洋军，依然没有动。而一向被视为可靠的巡防营，也有反叛的，湖南和陕西的防营，几乎全数参加了起义。看起来很落后的军队，很容易被帮会渗透，只要形势有利，诱惑足够，这些嗜利的党徒，也一样会背叛朝廷。其实，在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的数次起义中，也有防营被策动参与叛乱的事例。只是防营的不忠，往往被朝廷中声音颇大的保守势力视而不见，他们就是喜欢盯着新事物，挑这些事物的错处，甚至不惜把蚂蚁说成大象。对于清政府而言，改革当然有风险，但不改就是死路一条。对改革风险的掌控，最关键的，在于自身的同步进化。具体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就是早一点实行宪政，真正的宪政，而不是借宪政之名把权力收到满人亲贵手里。如果清政府能听从立宪请愿的呼声，早点立宪，跟地方士绅分享权力，那么新军中的稳健派就会得势，革命党就算活动，也无机可乘。如是，新军不仅不会成为埋葬王朝的那把铁锹，反而会成为支撑王朝的柱子。

【啊，海军】

在辛亥革命发生的那个年代，世界上的主要兵种，除了陆军就是海军。虽然已经有了飞机，但空军还没有成形，也没有多大用处。像德国和日本这样走向现代化的帝制国家，皇帝的第一个身份，就是海陆军大统帅。一般来说，陆相的国家比较重视陆军，而海相的国家重视海军。但欧美列强都是殖民强国，殖民离不开海军，所以对于海军是越来越看重。马汉的海权思想，在这个时代，受到国际强国的一致重视。

传统的中国，是个内陆导向的帝国，没有海军，有水师。在西方海军突飞猛进之际，清朝的水师，依然保持在中世纪的水准。自打收复台湾之后，水师等于废了，被边缘化了，顶多可以用来缉私捕盗。后来在军事现代化过程中，虽然起步不晚，投入也不少，建成的海军，无论早一点的福建海军，还是后来的北洋海军，虽然都颇具规模，论吨位和火炮，足以称雄亚洲。但是，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没有海权思想，二训练不足，三还是陆军的附庸，有强烈的陆地意识。这样的海军，再加上一点传统的旧军积习，在跟法国和日本海军较量过程中，自然是一败涂地。甲午战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没有沉到海底的，都变成了日本海军的一部分。

跟辛亥革命发生关系的清朝海军，已经是甲午后重建的。跟当年的规模已经没法比，但如果用在内战里，还是不可小觑的力量。有海圻，以及海琛、海容、海筹等四艘重巡洋舰，其中海圻排水量达四千三百吨，属于二等巡洋舰，这样巡洋舰当时还有一艘海天号，但1905年触礁沉没。海琛、海容和海筹三舰，排水量将近三千吨，装备一五○毫米火炮三门，一○五毫米火炮八门。武昌事变当口，海圻号出访，剩下三艘巡洋舰，海琛、海容、海筹号都被派到了武汉江面，再加上其他军舰，几乎所有的海军家底都被拿出来了，舰队由海军大臣萨镇冰亲自率领。前来镇压武昌起义的海军阵容，不可谓不雄壮，清政府真是下了本钱。

黎元洪是海军出身，武汉濒临江边，他知道起义发生，海军肯定会来镇压。当他被起义士兵逼出来的时候，曾经吓唬士兵，说是海容、海琛舰上的巨炮，一炮就可以轰平武昌。当然，黎元洪的话，也许是夸张，但就火力而论，起义军的火炮绝对抵不过海军，多数火炮口径仅及海军的一半，如果海军玩命炮击的话，武昌肯定会遭致重大的损失。但是，海军来了，这种情况却没有发生。在最初几天里，海军的炮，东一榔头西一响，根本没有瞄准目标打，反倒是起义军的火炮，打到了军舰上，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