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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摇晃的中国-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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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钱紧】

同盟会主要是由三大团体组成的,一是兴中会,一是华兴会,一是光复会。人员分别来源于珠江流域、长江中游的两湖和长江下游的江浙。同盟会总理是孙中山,在海外募款能力最强的也是他,这大概跟海外华侨多来自两广有关。同盟会成立后,五湖四海的人都有了,但同盟会发动反清起义的重点,依然集中在广东。时间一久,广东的起义钱花了不少,功效一点也无,原光复会和华兴会的人,就不大高兴了。书呆子章太炎跟孙中山闹翻,其他人如徐锡麟、秋瑾、蔡元培、陶成章也开始自行其事,在江浙策动起义。两湖一带的人虽然黄兴和宋教仁等还能忍,但性子急的湖北人则另起炉灶,成立了共进会,虽然给孙中山留了面子,依然遥奉他为总理,但已经很明显要分出去独立单干了。

单干的两湖革命党人,最大的问题,是缺钱。两湖革命党中,居正是跟孙中山跟的比较紧的。黄兴派他到武汉,运动新军,准备响应广州起义,但只给了八百元经费,而共进会系统,一个钱也不给。干革命需钱的大宗是购买军火,其次为试验炸弹,然后出版宣传品要钱,办报纸更要钱,联络会党,在新军里发展成员,都要钱。两湖的革命党人,比不了孙中山他们,有海外华侨做后盾,只要没有钱了,满世界多转两圈,总能弄几文。而他们只能在自己身上想办法,可惜,这些革命党人,革命有道,发财无门,生利的办法不多。办客栈开饭铺,生意倒是挺红火,但开了就赔,光招待自己人了。想卖文,武汉这个地方媒体不发达,常年开办的只有两家报纸,稿费甚低,每千字才五百文铜钱,一块大洋都不到,而且标点符号还不算,自己靠写稿糊口都难。还有人提议说,周边的山里有绿毛龟,挺值钱的,可以上山抓龟。但这些人不是山里人,哪里找得到这样名贵的乌龟。那时候,开报馆也算一个可以生财的路,革命党人有稍微有钱的,破家办了两份报纸,一个办着办着活不下去了,一个《大江报》倒是颇有声势,可是詹大悲一篇社论《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太猛,立马给清政府封了门。湖南人焦达峰是个能干的家伙,正在没办法的时候,他的一个相识的同乡,弄了一些布到汉口来卖。焦达峰动三寸舌,将之说动入了伙,于是就靠卖布所得,维持革命。可惜,布总有卖完之一日,钱还是紧。

没办法,穷极无赖的革命党人,为了弄钱,开始发挥创意。有人说起,武穴附近三角山下,有座庙,传说庙里有个金子的佛像。大家很兴奋——把佛像偷出来卖了,不就解决问题了。于是,一干革命党人,居正、焦达峰、邓玉麟等人,立即出发,到了武穴,找到了那座庙,白天假作上香,打探明白,那庙里是有尊给了钱才肯露面的欢喜佛。看着和尚神神秘秘的,他们认定,肯定是尊金佛。于是,先花钱探明了放置地点,然后精心布置,带上家伙,晚上动手,几个大汉挖开了庙墙,偷出来佛像,抬着走了半夜,才发现原来佛像是铜的,卖不了几个钱。事发,四乡乡民皆知金佛被盗,激起民愤,到处追捕,众革命党只好丢了假金佛,赶紧逃命。

偷菩萨没弄到钱,只能在自己人身上挖潜力。正巧有位新加入的同志邹永成家里有钱,于是就让他出血。可是,邹家的财政大权,掌握在他婶子的手里,他要用钱,只能问婶子要。由于要得太多,太勤,他婶子已经拒绝付款,因为老太太的手边也没什么现钱了。邹永成告诉他的同志们,现在可以打主意的,只剩下老太太的首饰,估计连金带银有好几斤。要或者借,肯定没门,只能偷。焦达峰出主意,弄点麻醉剂,偷着给邹的婶子食物里下上,然后下手。邹永成照办,婶子果然呼呼大睡,可是,待到邹永成潜入婶子的卧室,将要下手的时候,他婶子却居然醒了,出现在他的身后,精神百倍地骂了邹永成一顿。邹只好跟前来接应的同志,灰头土脸地溜了出去。后来当了湖南都督的焦达峰还仰天长叹:莫非天不欲使我辈成事乎?为什么麻醉剂失灵?不知道。也许老太太知机得早,看出了名堂,根本就没吃。

正在湖北的革命党人闹穷闹到无可奈何之时,共进会的刘公从日本回国了。刘公的家族是襄阳巨富,比邹永成家还要有钱。有钱的刘大少,原本家里让他留学,就是图个出息,他也不像众多革命党人一样只是在日本混学,而是进了明治大学学经济。这回回来,虽然没有拿到学位,却谎称要进京参加留学生考试,拿个功名。当时,清廷举行留学生考试,分别给予举人、进士头衔。如果考不上,就顺便捐一个道台。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银子。他们家也真不含糊,真就给了五千两银子的银票。革命党人听说,人人眼睛都亮了。大家想了很多招儿,怎么劝刘公出血,连美人计都想了。给刘公介绍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革命党人,这女革命党,还真就看上了刘公了。其实不用这么费事,美人还没张口,刘公很爽快地把钱拿了出来。大家可怜他,没有全拿走,只兑了五千元大洋(五千两银子不止兑五千元)。有了这一大笔银票,武汉的革命党人,一下子就脱贫了。

这时候,已经到了1911年,这一年,注定要出大事。革命党人有了钱,派人到上海购买手枪,在汉口租界,租下密室,试制炸弹,连起义的大印和旗帜都准备好了。没想到,试制炸弹不慎,炸伤了自己,暴露了据点。这些人也真的没用,逃走的时候,钱不拿也罢,大印和旗帜不拿也罢,连花名册也不销毁或者带走。结果一干好汉被捉的被捉,逃走的逃走。眼见得一场起义就要流产,没想到,革命党人据点被暴露后,一个传说居然让一个必败之局翻盘,这个传说是,革命党的花名册落到了湖广总督瑞澂手里,这个满人总督打算按图索骥。于是,当天夜里,群龙无首的新军革命党人,加上接近过革命党人的新军士兵,一哄而起。武昌首义,就这样成功了。此前革命党人筹的钱,买的东西,除了少量的子弹外,一毫都没用上。

【革命暴力催租税】

秦汉以来,有政权,就有租税。租是给田主的,税是给政府的。革命前,江南地区由于城居田主比较多,因此很多田主把收租的事务委托给专业的“局”来做。专业人士催租,自然力度比田主大,有时候也会借助官府的力量来吓唬人,但是,真正动真家伙的时候,非常少。至于皇粮国税,地方官征收之际,对于那些抗税不交的“刁民”,也会派衙役把他们抓来,关在班房里“比较”(一种准暴力的催税办法,所谓三日为一比,五日为一较),但真正动武,也谈不上。除非碰上某个地区集体抗粮抗税,才会申请镇压。但是到了这个地步,等于民变了,镇压是由军队来干的,不过这种事,出现的几率并不高。

辛亥革命是城里人的事,一般的内地农村人对于革命基本上不明里就,稀里糊涂,当然也不关心,除非革命找到自己的头上,比如被拉了伕,给剪了辫子。但是,这么大的事,乡村即使是一潭死水,总会有点动静,尤其是那些比较发达富庶的地方,比如江浙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难免被波及。

这些地方关于革命的传闻,大抵有两派。一派以为是帮会的勾当,反清复明,革命党打白旗,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革命把鞑子赶走,汉人坐天下,明朝又回来了。所以,有乡下的土乡绅,身穿明朝衣服出来迎接革命军。另一派要比前者认识提高了一点,他们看来,革命就是不要皇帝,不是明朝复兴。既然不要皇帝,皇帝没有了,皇粮国税也就不用交了。所以,信奉后一种说法的人,不仅皇粮国税不交了,连田主的租子也自动免了。

江浙地区,最早革命的是上海。上海沪军政府守着第一号大商埠,不愁没钱用。为了收买人心,挖清朝的墙角,四下贴告示,免除农民的租税。但是,前后脚功夫,浙江和江苏就都独立了。这两个地方虽也富裕,但架不住新政府扩军太快,一个师一个师地增加,加上外地的客军一个劲地涌进。那时候也不兴讲革命精神替代物质享受,每个军士都要发饷。原来藩库存的银子,很快就花光了。正好赶上秋季征收,租税该征还得征,不征,政府和军队吃什么。农民不肯交,聚众抗粮,只要当地田主有请,军政府立即就派兵征讨。昆山青浦一带的农民,本来就有心不交租税,又看到了沪军都督陈其美免租税的告示,抗租抗税,理直气壮。但是江苏军政府派来了几船的士兵,毫不犹豫地开枪镇压。人死了,租税自然也就征上来了。无锡、常熟、江阴等地也陆续发生抗粮抗租事件,次次都遭到暴力的镇压。昆山抗粮的领头人是个廪生,以为农民的行为充分有理,还送上门去跟官府力争,以为还是清朝,秀才不领刑责,但到了革命的衙门,却被抓起来枪毙。常熟王庄乡农民抗租,常熟军政府派兵下去,一口气打死乡民三十余人。大义桥领头抗租的地保,被抓到县上,省里来了委员,提讯人犯,略问数语,即推出一枪毙掉。当时,军政府明令,凡是抗粮抗租的农民,一律军法从事,不加审讯,即行枪决。有的地方,农民确实聚众有武装抵抗,比如无锡、常熟和江阴三边交界处的千人会抗租抗粮事件,出兵镇压,还有点借口。但多数所谓的抗租抗粮事件,无非是一点点的骚动,有的则是秀才的和平请愿,却也平白地死了好些人。这样的杀人,大规模的杀人,如果搁在清朝,太平时期是没有地方官敢这样干的,但是,革命政府,却做到了。

显然,我们前面讲到了,革命后的政府,由于军费开支迅速膨胀,大批的士兵招来了,如果不发饷,就会闹事,甚至兵变。事实上,这样的兵变不仅在南京频发,就是在苏州也发生了。为了遏制士兵闹事,必须保证军费。求助于商人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是总是这么干,在兵荒马乱之际,商家的业务也萎缩,不能回回应命。唯一的办法是从农民那里拿,如果农民不给,只有强力去夺。反正革命者的政权,自以为有比清朝更多的合法性,清政府不敢干的事,他们敢干。不仅江苏军政府这么干,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连沪军军政府,后来也开始暴力征粮。太仓的一位读书人曾经写到:“新朝气象百弊无,惟有租赋难蠲除。大府火急筹军需,哓哓抗诉胡为乎?多言尔且罹罪辜,即不笞杖亦孪拘。小民畏法长叹吁,痛深不觉涕沾濡。”尽管小民痛楚不堪,但由于军需火急,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尽管革命的目的之一,是解民倒悬。但具有强固的英雄史观的革命党人,也的确对于底层民众的疾苦,并不十分在意。革命能否成功,才是最关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革命成功,可以给民众一个光明的未来。至于革命过程中对一般民众造成了什么损害,反而使民真的倒悬了,原本就是必要的牺牲。只要最后能换来一个新天地,一个他们眼中的天堂,民众暂时苦一点,也是无所谓的。革命党人在行刺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规避行人的动机,革命在进行中,怎么在乎民众苦不苦?革命本身的崇高,压倒了一切,使得他们多少有点肆无忌惮。只要革命能成功,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理解。

【革命声中的税务司】

革命声中,一个个政权易帜,无论换不换人,旗帜肯定是要换的。虽然说,革命后的政权,打什么旗,并不统一,即便是革命当事人,有打铁血十八星旗的,有打青天白日旗的,在广东的汕头,还出现过红白蓝三色旗,更多的,是打白旗。后来打白旗代表着投降,但在当时,打白旗,就代表着汉人的光复。光复后的新政权,照例要接受所有的政府机关,一个不落。否则怎么叫夺权呢?但是,有一个机构,新政权却接收不了,这就是海关税务司。

税务司有钱,革命党缺钱。尽管各地都接收了清朝地方政府的不少银两,但革命后的新政府,一般都要拼命地扩军,越是革命党人当家的地方,扩军就越是厉害。世界上,最费钱的事业就是军队,所以,无论清政府留下多少家底,都是不够用的。如果能把一个有大批税金收入的机构控制起来,革命政府当然是乐不得的。所以,很多地方的新政府都尝试接收税务司,或者让税务司听命于他们。但是,税务司却一律不买账。江汉海关的税务司不仅拒绝了鄂军政府更换海关监督的要求(这个职务例由中国人担任,但没有什么权力),而且明确告诉黎元洪派来交涉的人,他不是中国政府的官员,而仅仅是总税务司的雇员。有的地方税务司甚至强调,他是英国公民,经英国政府批准,在总税务司任职,只接受总税务司的命令。云南起义后,都督蔡锷要求当地税务司听命,但税务司不肯,说只听总税务司的命令。蔡锷说总税务司是中国官吏,他可以下令,我也可以下令。税务司回答说,总税务司虽然是中国官吏,但委任他时是要经过英国政府同意的。甚至,各地税务司连革命党人更换旗帜的要求都不答应。长沙海关的卫兵,未经税务司的批准,自行把黄龙旗换成了白旗,但税务司看了很不高兴,马上下令撤下来,而且还派人向都督焦达峰抗议,焦达峰这个山上下来的都督,还只能道歉。各地光复城市的海关,没有一个挂革命党旗帜的,大多是什么旗都不挂,保持所谓的中立。惟有广州有一点点的妥协,广东的革命政府对海关说,如果他们的海关巡船不悬挂他们的旗帜,就不保障他们的安全。光复后的广东,各路乱七八糟像土匪似的民军太多,把洋人也吓着了,于是,广州海关的巡船,勉强挂了白旗。长沙税务司,还拒绝了新政府要求把税款暂时存在中国银行的要求,哪怕新政府允诺决不动用也不行,谈了半天,最后还是按惯例,汇到汇丰银行汉口支行。革命后的镇江军政府,派了一个新的海关监督来,被拒掉,向来由海关税款摊拨的当地政府衙门经费,税务司也拒绝拨付。在这个坚持“中立”过程中,各地税务司却跟外国领事,尤其英国领事馆保持密切的联系,显然,这种中立是得到列强支持的。

只是,这个“中立”机构的华人雇员,可不像他们的上司那样中立,武昌起义一爆发,就有好些海关的佣人和苦力去投了军。上海的海关低级华人雇员干得更猛,革命后,接连发生了好几起海关仓库里的军火被盗事件,不是小偷小摸,而是成批的军火被成批地运走。连总税务司都知道,如果没有“内贼”的海关里华人职员的配合,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所以连忙要上海税务司训诫华人雇员,要么辞职,要么停止破坏“中立”。可是,已经晚了,库里的军火,一点不剩,都已经都装备了革命军。

但是,中立的税务司,却对能否保证用关税和盐税支付庚子赔款,以及保证一部分由厘金摊付的中国政府借款的保障问题,十分关切。毕竟,革命一起,仗打起来,对于关税也有影响,而且厘金的征收,一直总税务司就没有控制得了,革命之后就更不好说了。在各地税务司的“严正”交涉下,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兼盐务总监张謇只好下令,各地绝对不能擅自动用税款,以免影响赔款和洋债的支付。

清政府的总税务司,是个比较独特的政府机构。从起源上讲,这个机构跟总理衙门一样,是清政府被迫成立的。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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