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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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高高在上的解放者。剪辫子，既是一种解放，一种摆脱奴隶根性的自由，也是革命党对百姓的恩赐。

【保路运动：都是铁路惹的祸】

提到保路运动，教科书上一般都沿袭孙中山的说法，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不过，就事件的因果而言，虽然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发生在同一年的前后脚，但两者却没有直接关系。教科书上说，由于保路运动的结果，一部分湖北新军被调去弹压，因而给武昌起义造成了便利。其实这也无从说起，因为入川的这部分新军，也一样得到革命党人的渗透，并非顽固的巡防营，革命党的人数，一点都不比留下的人少。但是，从大的政治气候而论，保路运动的确跟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有点关系。自1908年清廷的少年亲贵上台以来，有诸多的倒行逆施，影响最大的，就是收权，一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二把汉人权力收归满人。而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就是这收权政策牵动面最大的一个行动。原本发动立宪请愿的汉人士绅，是要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权的，结果不仅没有分到权，连已经有的人家还要拿走，一怒之下，愤而同情革命，不帮朝廷帮乱党。从这个意义上说，保路运动跟辛亥武昌起义，是有关系的。

保路运动，其实不仅仅是四川的事。凡是修建或者正在准备修建铁路的地方，都有保路这回事，比如粤汉铁路涉及的两湖和广东，沪杭甬铁路涉及的江浙。而且所有参与此事的士绅，都愤愤不平，十分火大，但相比较起来，四川人的火气更大些。反过来，朝廷对川人似乎也更为苛刻。

川人修铁路，始于川汉两地督抚的动议。1903年，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和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商定，修建川汉铁路。铁路沿长江自武汉而上，先修到重庆，然后再由重庆到成都。以宜昌为界，宜昌以上，由四川修，宜昌以下，由湖北负责。1904年，四川铁路开始兴办，用募股的方式筹集资金。由于募股方式比较灵活，到1909年，四川已经筹集了一千余万两，不仅士绅参股者众多，就是贩夫走卒也有入股的，由于相当的股份是以租股的方式征集，所以，不仅地主，就连一般农夫，也有股份。四川的袍哥头面人物，自然也少不了有份。而且，虽然四川铁路名义上是商办，但却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筹集股本的时候，每个县都借助官方的力量，甚至通过钱粮征收之际摊派。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省的路权，属于典型的地方势力范围，自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到大小士绅，都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

蜀道难，修路不易。川人修铁路，却从一开始，路线就选错了。武汉到重庆，有长江航道在，原本就不用修路。而且这一段的沿江沿线，山道险峻，地质状况复杂，修起来难度太大，即使以今天的技术条件，修起来也难，可那时的川人，却偏要顶着困难上。川汉铁路1910年在宜昌开工，修了一年，才在宜昌到香溪口一段，修了百多公里的路基，还没有进川呢。屋漏又逢连夜雨，四川铁路公司存在上海几个钱庄的几百万两银子，又因钱庄在橡胶股票风潮中，突然宣布倒闭而血本无归。显见是四川铁路公司中有人想要生息图利，结果吃人骗了。

当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之初，并没有像在江浙和两湖一样，引起激烈的反弹。川人只要朝廷肯将开工的费用承担下来，将赔的倒账担下来，将已经筹集的股份，部分用现金偿还，部分以股票抵账，也就可以了。看来，川人修铁路，专啃硬骨头，实在是啃累了。可是，朝廷对于各地的态度，却往往根据修路的成绩而有所区别的，对江浙，最客气，因为人家的铁路修得差不多了，对两湖和广东次之，对四川，最不客气。不仅不肯替川人赔倒账，而且连宜昌段的工程款，也要清查。其余的股份，只肯换成官股，四川铁路公司的现金，全部要提取拿走。

当时四川的总督赵尔巽已经离任，遗缺由赵的弟弟赵尔丰接任，在未到任前由布政使王人文代理。王人文知道此事所关川人的利害，屁股完全坐四川地方一边。一直在为川人说话，跟朝廷力争。四川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们，也接二连三向朝廷呈文。但蛮横的亲贵朝廷，却不肯做哪怕丁点让步，态度越来越强硬。于是，四川全省成立保路同志会。成都的大街小巷，都搭起了光绪皇帝的“皇台”，上书光绪戊戌维新时的“铁路准归商办”上谕。袍哥们空前活跃，全川上下，都动了起来。在保路的动员中，朝廷向外国借款修路，蛮横强霸，被顺理成章地贴上了卖国卖川的标签，而铁路公司自己的倒账，路线选择的失误，则不见了踪影。加之朝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在四川的强硬推行，的确损害了大小股东的权益（尽管这个权益在暗中也被主持其事的士绅们损害了很多），所以，全川上下很快就闹了起来，每次开会，都哭声震天（虽然在某些外国观察者看来，开会的人里面，下层人士，甚至地痞流氓越来越多）。这时，朝廷却依然执迷不悟，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应对，赶走了王人文，换上了不明利害也不明里就的赵尔丰，同时派端方率兵进川，明摆着就是要来硬的。结果，硬是够硬了，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请愿，罢市浪潮，赵尔丰抓了请愿的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和罗纶，开枪杀了人。于是，保路运动，在革命党和袍哥的运作下，变成了武装反抗，原来领导运动的立宪派士绅，也被逼反，保路同志军遍地开花。最后，保路跟辛亥革命的洪流汇合，冲垮了清王朝。赵尔丰和端方，都在这洪流中身首异处。当然，经过这场变乱，四川的铁路，也彻底烟消云散，一寸也没了。

好玩的是，辛亥革命之后，卸任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袁世凯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一个明显被忽悠的职位。但被忽悠的孙中山，却宣称要建二十万公里的铁路。可是，孙中山最后也跟川人一样，一寸铁路未建，就被迫发动再一次的革命。可是，这回轮到发动革命的人倒霉了，不旋踵就一败涂地。说起来，都是铁路惹的祸。

第三幕　过场的角儿们

〔大革命，过场的都是大角色。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发挥得好与孬，都在改变着历史。〕

【黎元洪：在黎菩萨与黎都督之间】

黎元洪是个命特别好的人。看相貌，此人国字形四方大脸，堂堂仪表。从清朝到民国，官场之中，有这样相貌的人，命都不错。在清朝举人大挑（即选拔举人直接进入仕途的一种程式）的时候，这种人属于首选，只要参加大挑，就注定会做官的。大挑的标准，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用人的相貌标准。在上面的人，大抵以为凡是长成这个模样的人，比较靠谱。所以，这样的人，但凡进了官场，官运大抵亨通，黎元洪也是这样。这个出身海军，进过北洋水师学堂，做过严复学生的人，得到张之洞的赏识，改投陆军之后，一路顺风，升到协统（旅长）。要说有什么本事，很难说，但的确比较老实，为人谨慎。做军官从不克扣军饷，带兵也比较宽厚。胸无大志，规规矩矩，在瑞澂小老婆眼里，是个老实巴交，从来不多说一句话的憨大头。比较起来，这个出身海军的人，知识水准似乎要比陆军将领要强些。一位接近他的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们，黎元洪能用简单的英语跟他对话。海军学堂出身的人，应该差不多，因为当年海军就是学英国的，教材和教师，都是英国人和英国的留学生。在湖北新军里，他和张彪一个混成协统，一个镇统，张彪的声誉一般，传闻颇多，但对他，几乎没有什么不好的说法。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憨大头，后来居然断断续续做了好些年的民国总统。期间，多少个风云人物，至少在名分上，都得屈尊于他之下。比如后来做了民国总理的段祺瑞，前清时节已经官拜军统，但进入民国却位在黎元洪之下。有这样的好命，关键是辛亥武昌起义那天，他刚好是武昌新军的协统。

其实，起义当天，他是站在起义对立面的。此前的他，虽然从来没有镇压过思想过激的士兵，但是，在事发当时，他跟多数武昌新军军官一样，却自动地出来阻止起义。他这一协，当时在城里的部队不多，除了已经暴动的工程营和辎重营之外，只有两个营。为了防止起义扩大，他亲自到其中一个营中坐镇弹压，还亲手手刃了一个前来煽动的起义士兵。只是，黎元洪并不是一个铁腕人物，杀人弹压的效果持续了没多久，局面反而更加不稳。卫兵和随从见状不妙，劝他还是识时务为好，于是，信念很不坚定的他就忸怩地逃走了。在整个辛亥起义史上，像他这样的“反动军官”，无论逃或者不逃，多半是要掉脑袋的。逃走之后，黎元洪也感觉到了危险，因此没有回家，而是躲到参谋刘文吉家里，还跟郑重地跟刘文吉交待财产，托付了家人。

有幸的是，武昌起义是个群龙无首的士兵暴动。起义士兵中的小革命党人，熊秉坤、曹亚伯这样的普通士兵，肯定没法服人，被推为临时总指挥的队官（连长）吴兆麟，也只能临时指挥一下。在一个习惯了资历、身份、地位的社会里，即使是起义者，也习惯性地看重这些东西。如果没有革命的资历，就得看传统的资历。谁让起义前革命党的机关暴露，革命首领死的死，逃的逃呢？加上吴兆麟跟黎元洪有师生之谊，对黎印象格外好（湖北陆军办有陆军特别学堂，黎元洪任会办，学堂中特设参谋班，由在职官佐入学不脱产学习，吴兆麟就是该班学生）。开会商议，士兵们也多半对黎有好感。所以，黎元洪不仅没有被追究，反而被找来当了都督。辛亥初，策动起义的共进会已经把都督选好了，就是出钱最多的刘公，副都督为刘英。预备革命成功后，成立四个镇，每镇的统制，都委派好了，大印也刻出来了。可是，真到起义的时候，这些事先定下的领袖们都走了，却让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一个反动军官，做了都督，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革命后，人们一直传说黎元洪是个被起义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都督。但是，几个当事人的回忆，都没有这种说法，还有人（胡祖舜）直斥为“谬谈”。只有有点文学性的《鄂州血史》，说他被从参谋家厨房后的密室中被搜出。只有不在场的居正提到从床下拉出之说，但明确说是听说的。显然，只要被人堵在了屋里，躲到床下，肯定也是躲不了的。作为军人，黎元洪还没有怕死到这种程度。虽然不是从床底下拖出来的，但“请”黎出山的过程，也相当的不客气。带队去的人马荣，是个脾气火爆动辄拔刀的主儿。由他请人，不来也得来。黎元洪是个老实人，老实人多半懦弱，即使有老长官的余威，到这份上，只能随人去了。来到楚望台，黎元洪受到了士兵持枪列队的欢迎，好生隆重，但他却对一脸笑容的吴兆麟说了几句不中听的硬话。但是，身入“梁山”，说什么都晚了，此时的黎元洪，实际上已经成为囚徒，行动没有半点自由。据说是张振武的主意，所有以鄂军军政府的通电、文告，都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等于是强行让他立了入伙的投名状，想要不从，也身不由己了。更难堪的是，张振武这些人，还动辄对他吆三喝四，颐使气指。自然，由是也种下了日后他借袁世凯之手杀张振武的根苗。被“绑”入都督府的黎元洪，在做都督的前几日，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活脱一尊泥菩萨，所以，人们叫他黎菩萨。

做了几日菩萨之后，眼见得汉口、汉阳相继光复，加上汤化龙总是规劝，心里有点活动。汤化龙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话不比那些毛头小子，说了顶事。渐渐地，黎菩萨不像泥菩萨了，开始视事。虽然说，后来当战事紧张之际，他也动摇过，有消息说，当汉阳失守之后，他跟清军有过通讯的往来。但是，总的来说，他坚持下来了，成了一块招牌，革命首义的招牌，后来革命领袖黄兴赶到武昌，却只能屈尊于他之下，做前敌总指挥。从此，黎元洪成了一个象征，一个首义的象征，出现在此后的政治生活中。通过首义，他赢得了政治资本，也得到了一个能写四六句的幕僚饶汉祥。饶汉祥替黎元洪代笔的通电，骈四骊六，极尽华丽，但也出过笑话。像“元洪位备储貳”，“汉祥法人也”，这样半新不旧，半通不通的句子，还曾为促狭的报人拿来开心，写成对子：“黎元洪篡袁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鼎革之后，挂着首义头牌的黎元洪，在多数时光，虽然没有实权，但却很有光环。后来各省代表组建临时政府，在孙中山没回来之前，他的威望甚至不下于革命元勋黄兴。临时政府，无论孙中山时代，还是袁世凯时代，都跑不了他的副总统。革命后，很多政客都喜欢这个老实厚道的副总统，先后被推举为共和党和进步党的理事长。同盟会的元老章太炎，谁都看不上，就看好黎元洪，因为捧黎的缘故，甚至宣称要在湖北找一个老婆。因机缘凑巧，骤得大名和大位的黎元洪，此后没干什么了不起的事，经常为当政者看不起，但他却能坚持他这个首义者的立场，小心看护这块头牌。袁世凯称帝，以及张勋复辟，他都没有“变节”屈从。几经反复，断断续续做了好几任总统，直到1923年被曹锟赶下总统宝座，不久驾鹤西游，人们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同情绝对多于批评。试想，当时跟他同为协统的军人多了，如果他不是武昌起义时赶巧在做武昌新军的协统，赶巧没有走或者死掉，又赶巧被拥戴成都督，黎元洪绝对不可能有日后那么大的动静。

【冯国璋：反革命分子的辛亥遭遇】

有革命就有反革命。对于辛亥革命而言，冯国璋，就是第一号的反革命。很遭革命党嫉恨的满人亲贵铁良、良弼等人，固然镇压革命的叫嚣叫得很响，但真正动手镇压，而且镇得革命党人肉痛的，就数冯国璋。正是他，带领北洋军一通猛攻，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让革命党号称知兵的副统帅黄兴，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武汉。

冯国璋是袁世凯麾下排在最前列的大将，人称北洋三杰，龙、虎、狗，说的就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冯国璋被称为狗，的确有点狗性。人很聪明，至少是会考试。北洋军人中，冯国璋是在军中考上文秀才的，稀罕得跟白乌鸦一样，得到过李鸿章的赞赏。朝廷升统制的考试，段祺瑞几次都考不过，冯国璋却轻松过关。但会考试的冯国璋，却像狗一样，有点死心眼。武昌起义，清政府首先派往武汉镇压的部队，是由陆军大臣荫昌亲自率领的。可是，荫昌这个满人的纨绔子，根本没用，赖在火车上都不敢下来，随时准备跑路。一有风吹草动，就魂飞魄散。百十个农民下地摘棉花，就把他吓得要火车赶紧开动。现在讲这段历史，老是说北洋军不听荫昌的，其实不是，是荫昌自己不敢领兵上前。袁世凯复出，前线主帅换了冯国璋。此公上任，亲临前线，挥军一通猛攻，拿下了汉阳、汉口。革命军被打得没脾气，换了黄兴做前线总指挥，隆重地登坛拜将，还是没脾气。观战的俄国武官说，北洋军在炮火下有条不紊、指挥有方的进攻，以及官兵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都给他以非常深刻的印象。整个战斗，就像在对抗演习中实施计划一样。在此之前，北洋军没有打过仗，只做过演习，冯国璋就是一板一眼按演习来打的，就打赢了。可是，就在冯国璋打算一鼓作气，拿下武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