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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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与愿违。不到东汉末年，所谓孝行和廉绩，便已经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段。时谚有云：〃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地方官察举的秀才和孝廉，或者不学文化，或者不养父母，全都徒有虚名。于是〃察举制〃废，〃荐举制〃立。所谓〃荐举〃，又叫〃九品官人法〃，也叫〃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各州、郡、县设〃中正官〃，由他将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然后按品授官。这种明显带有人治色彩和垄断色彩的制度，当然也弊病甚多。其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帝国的官职被士族阶级垄断，真正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于是到了隋唐，又被代之以〃科举制〃。所谓〃科举〃，就是通过全国统一的分科考试（科）谏选拔人才（举），所以叫〃科举〃。在这种考试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只要确有学问，哪怕出身寒门，也有可能由布衣而卿相。显然，从察举、荐举到科举（它们被统称为〃选举〃）　，帝国的人才网罗制度确实是日趋成熟。科举制一兴，天下士人趋之若鹜，帝国罗网疏而不漏。难怪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人，要高兴得手舞足蹈，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了。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帝国得到了人才，士子得到了官位。但真正的赢家，却其实是帝国。它付出的代价，只不过几个官位和一些俸禄，可以说成本极低，甚至可以说是零成本。因为这些官位和体禄反正是要给出去的，不给儒生士子，也要给别人。因此帝国并没有亏损什么，甚至根本就没有亏损。

然而红利却相当可观。首先，它换取了几乎整个知识界对帝制意识形态的认同。当然，没有这一认同，帝国也可以强制性地独尊儒术，并把所有的反对派都赶尽杀绝，就像秦始皇做过的那样。但这样做是没有意思甚至没有意义的。不识字的草民原本就别无选择，帝国自己又不能生产知识和思想。它真正要钳制的，是那些读书人的头脑。只有知识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帝制意识形态，帝国〃用文化来统治〃的战略方针才真正获得了成功。现在，一代又一代的所谓〃知识分子〃都心甘情愿地奉帝制思想为圭臬（guinie），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它的脚下（其实是拜倒在帝国的脚下），争先恐后地为它效劳（其实是为帝国效劳），岂非〃天下归心〃？更何况，这些头脑被儒学占领后，就不会胡思乱想，接受和产生什么异端邪说了，而这，恰恰正是帝国担心的。帝国在得其利之余还能去其弊，岂非〃双丰收〃？

何况还另有收获，这就是找到了维系天下一统的最佳方式。一般地说，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农民、地主、商人、贵族的社会，应该是封建小国，邦国时代和西欧中世纪都如此。因为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并不需要大范围远距离的接触、交往和流通，完全可以做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么，他们凭什么要统一为这样庞大的帝国？帝国又凭什么来维系它的一统？现在我们知道，中华帝国靠的是文化，是中国的文化和文化的中国。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风俗礼仪，共同的语言文字，再加上共同的思想观念，共同的伦理道德，这就是一盘散沙似的小农经济的中国，居然能长期维持大一统的秘密。中国的思想家甚至还有这样的观念，即无论你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只要接受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相反，如果你放弃中国文化，那你不是中国人，当然也不是外国人，只能算是〃假洋鬼子〃。这就叫〃夷狄行华夏则华夏之，华夏行夷狄则夷狄之〃。这一观念，无妨称之为〃文化高于种族〃，与现代西方人主张的〃人权大于主权〃迥异。

显然，在这里，共同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是最重要的，甚至比共同的语言文字还重要。〃车同轨〃只是物质基础，〃书同文〃只是文化基础，〃行同伦〃才是心理基础。事实上，也只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统一也才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强制性的。这是一个文化大战略，需要不知多少代的人的努力，尤其需要承担着文化传承和传播任务的知识界热情投入。这当然并不容易。然而，由于帝国成功地处理了它与知识界之间的关系，就不但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还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现在看来，让儒生充任官员，并不仅仅只是对知识和知识界的赎买，它还有更为长远的意义。我们知道，由于帝国过于庞大，它在事实上不可能像小国寡民的邦国那样，实行国家元首对属下巨民的直接控制和管理，而必须假手于他人。这就是前章已经提到，后章还要细说的〃官员代理制度〃。广义的官员包括两种人。一种是专门负责处理具体事务（比如征税和司法）的行政工作者，这就是〃吏〃，也就是现代所谓〃技术官僚〃、〃职业官僚〃或〃事务官〃。另一种是可以承担立法、决策、牧民、教化等任务的政治工作者，这就是〃官〃，也就是现代所谓政治家、政客或〃政务官〃。秦王朝主要由吏员而不是官员来治国，甚至在焚书之后下令〃以吏为师〃，结果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帝国要解决的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富足，国家的强盛，都需要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人来思考，来解决。就连七品县令这样的〃芝麻官〃，也需要有政治头脑，方能清醒明白地领会中央和上级的意图，将帝国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底。当然，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那就是这些头脑必须和帝国的思维同步。如果他们自以为是甚至自行其是，或者大唱反调，则帝国同样会崩溃，而且崩溃得更快。也就是说，帝国的官员必须有政治头脑，但又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而必须以帝国的头脑为头脑。这显然是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却因儒生充任官员迎刃而解。儒生是儒家道德观念和国家学说培养熏陶出来的人，他们的思想和帝国完全一致。而且，由于他们寒窗苦读，对儒家经典已融会贯通烂熟于心，用于治国，自然长袖善舞得心应手。因此，当他们进入中枢或派驻地方时，便能根据儒家学说推行礼教，处理事务，并自动进行控制调节，保证各地区的步调一致，统一协调。另外，由于深受〃忠君爱民〃信条的约束，他们一般都能忠于职守，以保境安民为己任。贪赃枉法昏庸懒惰的也有，大逆不道起心谋反的却极少。也就是说，他们可能腐败，却不会谋逆；可能弱智，却很难造反。至少，在所谓〃承平时期〃是如此。当然，国难当头之际，兵临城下之时，也会有人临阵脱逃、里通外国、苟且偷生、卖主求荣；但同时，更不少人会挺身而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披肝沥胆，与敌周旋，甚至杀身成仁，如颜真卿，如文天祥，如史可法，如黄道周。这样的例子，是史不绝书的。

以儒生充任官员的好处，还在于这些人是〃士〃，是读书人。也就是说，他们进人国家政权机构，不是因为掌握了资源（土地），掌握了财富（金钱），也不是因为有什么政治资本（功绩）或者特殊关系（裙带），而是因为掌握了知识（学问）。这就安全。一个人，如果功劳太大，势力太强，钱财太多，资源太丰富，他对帝国就会产生威胁。儒生掌握的那点知识和学问就不要紧。因为那些玩意除了为帝国效劳，没什么别的用处，也造不了反。实际上，较之地方豪强、割据军阀、行商坐贾、功臣勋贵，儒生更亲近皇帝，更赞成帝制，也更主张独尊儒术，因为那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们的知识和学问只有依附于帝国，才有价值，也才有用武之地。这是他们不会也不愿反对帝国的原因。相反，由于他们以忠君和爱民为精神支柱，以耕读和游宦为全部生涯，既能保持与小农经济的天然联系，又能超越小农经济的狭隘性，因此，当他们走遍海角夭涯时，就会把礼乐教化和中央精神带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帝制意识形态的义务宣传员，伦理治国的自觉维护者和执行者。

另一个意外的收获，则是由此产生了一个〃缙绅阶层〃。他们主要由退休官员、未仕举子、社会贤达和地方领袖这四种人组成。其中，退休官员是过去的官，未仕举子是未来的官，社会贤达和地方领袖则一般也有〃功名〃或〃闲职〃，由朝廷钦赐〃冠带荣身〃，算是〃名片官员〃，因此叫〃缙绅〃，也叫〃绅士〃。缙绅的本义，是大臣上朝时用来插？？？的腰带。绅士，就是系绅带的士。士，就不是官；系绅，又有一点官的意思。不上朝却又有插？？？的腰带（荣衔或闲职），则说明他们有一定社会地位，也说明他们能够游走于官民之间。

显然，这是一些处于朝野之间，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人，是帝国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尽管帝国拥有数以万计的官员，但要真正做到〃德被苍生〃，还是力不从心。尤其是明代，明令禁止官员擅自出城，违者以〃扰民〃论罪，判处极刑。这样，广大农村的礼乐教化甚至民事纠纷，也就只好拜托这些缙绅偏劳了。们也都是知书达理的，又和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义不容辞。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是儒家道德观念和国家学说培养熏陶出来的人，因此会白觉地推行教化维持秩序，地方官则可以安居城中坐享其成，闲来则游山玩水吟诗作赋附庸风雅。帝国无须增加编制而义务效劳者甚众，未仕和致仕（退休）的都是它的帮手。这岂止是一箭双雕？简直就是一本万利！

第三章　伦理治国　六　沉重的代价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伦理治国或者说独尊儒术的原则维护了帝国制度，却让我们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首先是没有了思想。我们民族曾经是很有思想的。儒家有思想，道家有思想，法家有思想，墨家有思想，其他各家各派也都有思想。这些思想和古希腊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佛教（释迎牟尼）、希伯来先知的学说一起，构成了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辉煌。但那是在先秦。所谓〃先秦〃，即〃先于秦〃，其实也就是〃帝国前〃。自从进人帝国时代，我们民族就开始没有思想，也开始不会思想。董仲舒不是思想家，王充则只能算是〃有想法的人〃。董仲舒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会电脑〃的巫师和政客。他把先秦诸子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兼及道家和阴阳家），下载、拷贝、剪切、粘贴，杂糅成一个半神学体系，然后贴上儒学的商标卖给帝国。他的〃贡献〃，主要是成功地实现了儒学从民间思想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切换，为帝国设计了一个伦理治国的〃软件程序〃。此后二千多年，凤毛麟角的几个所谓〃思想家〃，没有一个能达到先秦诸子的量级，也没有一个能接近先秦诸子的水平，更没有一个能超越先秦诸子的框架。王夫之是学问大于思想，李卓吾是情绪大于思想，王阳明是姿态大于思想，朱晦庵是解说大于思想。余则嵇康崇自然，王弼尚清谈，阮籍善饮酒，葛洪会炼丹，亦不过有些〃异类〃而已。至于煌煌大唐，勉强称得上是〃思想家〃的，也就六祖慧能一人；而这位慧能禅师的〃思想〃，竟是不要思和想！

诸子立说，百家争鸣，那样一个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无疑是帝国制度的〃无量功德〃。我们知道，帝国制度在本质上是聚敛和集权的，因为如不聚敛就无法集权，如不集权则不成其为帝国。邦国因为不集权（天子分权于诸侯，诸侯分权于大夫），所以要灭亡，要被兼并；而能够兼并他国，并将邦国发展为帝国的，必是擅长集权者。秦王国之所以能够兼并天下，就因为它既善于聚敛，又善于集权。这样一来，聚敛和集权，就成了帝国的〃天性〃。这就很容易发展为专制，而专制主义与思想自由则绝不能相容。专制主义比谁都清楚，思想自由是它的死敌。只要人们能真正自由地思想，专制就不再会有存身的余地。因此，王朝如果集权而不专制，或实行〃开明专制〃，环境就比较宽松（如唐宋）；如果集权而专制，还大搞〃文字狱〃，思想就没有自由（如乾嘉）。然而思想一旦不自由，那它就不再是思想。于是，为了禁绝自由，就只好连思想也一并禁绝。

当然，帝国并不曾明令禁止思想。它只是通过奖惩的办法暗示知识界，自由思想是没有好处的。同时它还会苦口婆心地告诉人们，自由思想也是没有必要的。先秦诸子之所以要思想，是因为那时还没有找到最好的社会制度，最好的治国方略，最好的指导思想。但是现在找到了。这个最好的制度就是帝国制度，最好的方略就是伦理治国，而最好的思想就是儒家学说。那你还用得着再想什么？朝闻道，夕死可也！

没有了思想，剩下的就只是学问。按照秦始皇的做法，学问本来也剩不下的，所以我们还得感谢汉武帝。学问之所以还有必要，是因为要掌握先王之道，就得学；学的过程中有了问题，就得问。但这种问，绝不是怀疑、质问，更不是批判，而是请教。请教之后也不是思考，而是领会。领会以后就去演练，这就是习。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思考什么的，就不必了，因为〃先王之道备矣〃。至于质疑、批判、颠覆圣贤学说，更是想都不要想。离经叛道，数典忘祖，那是要杀头的。总之，独尊儒术以后，有学，有问，有习，无思。

然而没有思想的学问并不能构成学术。因此传统中国的学术界就表现出这样的特点：鲜有思想，只有学问；鲜有智慧，只有知识；鲜有争鸣，只有争吵；鲜有研究，只有钻牛角尖。所谓〃经学〃，就是钻牛角尖；所谓〃论辩〃，则往往是窝里斗，甚至只不过是学派、门户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人身攻击，正所谓〃只见帮派，不见学术〃。

这并不仅仅是学术界的悲哀，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哀。因为一个民族是不能没有自由思想的。没有了自由思想，就没有了头脑；没有了头脑，就挺不起脊梁。中国人是讲骨气的。但骨气不等于意气。骨气要真正成为骨气，必须以自由思想为前提。只有当思想是属于自己的时候，骨头才是自己的，也才会有骨气。只要看看清朝末年，一班朝廷大臣的意气用事，清谈误国，就知道没有科学精神、理性分析和自由思想，会给我们民族带来多大的灾难。

帝国没有思想的自由，也不会有言论的自由。相反，以言论罪人的事例倒是屡见不鲜。孔融和嵇康就是这样被杀的。孔融被杀，是因为他说了子女是父母寻欢作乐的结果，因此并无恩情之类的话。这是忤逆降逆不孝。嵇康被杀，则是因为他〃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是大逆不道。当然，这些都不是他们被杀的真正原因。但执政者能以此为由杀人，则说明帝国是能够以言论治罪的，也说明帝国是没有言论自由的，还说明谁要是胆敢怀疑和攻击帝制意识形态，那是要判死罪的。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帝国统治最脆弱的时候。帝国自身难保之时尚且如此，其钳制甚力之时也就可想而知。在乾隆皇帝的时代，举国上下便是万马齐喑，一片死寂。所有的人都噤若寒蝉，顶多也只能在螺蛳壳里做做道场，比如乾嘉学派。

一个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社会也不可能真正有道德。表明上看，道德建设贯穿了伦理治国的始终。一应军民人等，均必须严格按照钦定的道德原则做人行事。对那些不道德的人和事，则有表示反对和谴责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