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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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官员代理　六　帝国的掘墓人

官僚集团其实也有自己的苦衷。

我们知道，官僚集团是一个非生产性的社会阶层。他们并不能给帝国提供财富，只会消耗财富。这可能也是帝国要对其实行低薪制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则已如前述）。另一方面，作为财富的消耗者，他们又不是这些财富的所有权人，这又正是老百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原因之一。在一般民众看来，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无论如何奢靡排场，都理所当然。官员们搜刮的却是民脂民膏，而且是直接从自己身上搜刮去的，因此特别可恨。也因此，一旦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民众就会将自己的仇恨集中在官员身上。

皇帝对官员则有一种复杂的心理。一方面，他离不开官员。另一方面，他又近乎本能地认为帝国的事情会坏在这帮家伙手里。几乎没有一个皇帝会真正信任他的官员，也几乎没有一个皇帝真正相信，官员们在代理皇权时竟然不会以权谋私。因此，运用各种手段对官员们进行监督是必要的，揪出一两个贪官污吏来杀一儆百是必要的，用反复无常的方式来使官员们感到天威难测就更是必要的。而且，由于皇帝被预先设定为天道的代理人和天下第一圣人，因此，所有的成功都是因为皇上圣明，所有的错误都是因为官员无能。辛辛苦苦替皇帝打工卖力的官员，很容易地就会成为帝国的替罪羊。

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地位，再加上官场上风险大，危机多，稍有不慎，就会获谴于天，官僚集团不得不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结成攻守同盟，比如官官相护，比如欺上瞒下，比如集体心照不宣地拖延抵制，消极怠工，并在自身利益和传统道德、现行法规相冲突时，创造出不成文的另一套规则（比如官场陋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帝国在与其周旋时则往往进退失据。它既要集权又要授权，既要授权又要控权，这本身就是矛盾。为此，帝国不得不大量增设官职和机构。比如明代州府之上的衙门，竟有三级之多。最低一级是诸道，如督粮道、提学道、清军道、驿传道、分守道、分巡道、兵备道。诸道之上是三司，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清代则减去都指挥使司）。三司之上，则又有总督、巡抚、巡按（清代减去巡按）。总督、巡抚、巡按原本是出于某些特殊目的临时指派的派出官员，类似于特派员或专案组。然而逐渐竟成定例，变为常设，成了执掌一方的封疆大吏。原本是省级地方官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反倒不像省长了。

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而历代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都很快。比如明初洪武年间文武官员二万四千多人，到一百年后的宪宗时变成八万余名。又如唐代元和年间官吏人数之多，已达到纳税人每七户就要供养两个官吏的程度，正可谓〃十羊九牧〃。

与此同时，官员为了保证自己权力不受制约，利益不受损害，也不得不在行政、执法时大量使用〃私人〃（自己人）。僚属靠不住，则委命于胥吏；胥吏靠不住，又委命于师爷。这些〃编制外人员〃的〃计划外开支〃；　和朝廷增设官职机构所需经费一样，表面上由朝廷或官员自理，其实最后都要由民众负担。当然，州县聘请师爷和朝廷增官设职，原因都是多方面的。或者说，并不能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但结果则一样，即都是官僚集团的急速膨胀和广大民众的不堪重负。

一方面是官员和机构成倍增加，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事务无人问津。据《　神宗实录》　，万历末年，从中央到地方，办事官员〃十缺六七〃。湖广、河南、福建皆缺巡抚，定员五至六人的内阁只有一人当差，中央官员的缺俸则长达五个月之久，这可真是匪夷所思。

其实就算所有官员都全部到职到任，行政效率也不会多高。谁都知道，官僚机构越庞大，效率就越低。官员任事时间越长，就越疲沓，越懒散，就连皇帝也如此。所以，新任皇帝如果是〃有为之君〃，或者想做〃有为之君〃，登基之初便几乎都要整顿吏治，淘汰冗员。但这又几乎总是会遭到官僚集团的集体抵制。没有一个既得利益者甘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其他官员出于兔死狐悲和唇亡齿寒的心理，以及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也往往很难积极配合朝廷精兵简政的改革。最后是皇帝不得不将旧的机构闲置起来，另设机构来推行他的政令，而这些新设机构则又会在不久的将来制造出大量尸位素餐的新官僚。至于那些旧机构里的官员，则继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国家财政饭（皇粮）而毫无愧色。

何况还有大量的候补官员需要安排，这就是那些新科进士和举人们。我们知道，科举取士原本是一种选拔官员的有效措施，它的优点已如前述。但同时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会产生相当数量的候补官员，而且他们还会定期、定额地产生出来。不定期是不行的，不定额也是不行的，产生以后不尽快安排职位就更不行，因为那将使科举制度失去它的作用和意义，失去吸引力和凝聚力。如果像万历末年那样，上千新录贡生滞留京师，乞求朝廷任命，则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实际上这也是科举制度的又一个弊病，即中举做官被看作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至少是唯一正当、有效益有前途的出路。本来，一个国家和民族绝不能没有知识的创造和文化的传承，知识阶层该做和可做的事情也很多，比如科学的研究和艺术的创作。可惜帝国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哲学被看作误国误民的清谈，≮我们备用网址：≯科学被看作标新立异的末技，艺术则不是被当作宣扬礼教的工具，就是被看作玩物丧志的祸根。读书人除了做官几乎别无他业可从，帝国则除了诱以官禄赐以爵位，也没有别的办法将其控制笼络于股掌之中。相反，帝国为了抬高官员的权威（其实也就是它自己的权威），还要一再贬低其他行业，视读书做官为人生最高目标。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那么，不想方设法多弄些官来给他们做，又能如何呢？

况且想做官的又何止读书人！可以说只要有可能，几乎是人人都想做官的。因为帝国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赋予了其官员以许多优惠和特权（比如不纳赋税和宽刑免罚），以及极其尊崇的地位。他们峨冠博带，香车驷马，高堂广厦，锦衣玉食；堂上一呼，堂下百诺，签拿票押，敲扑喧嚣。这些优惠、特权、威风和排场，都是令人羡慕的。更令人羡慕的是，当官还可以封妻荫子，耀祖光宗，甚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至少，家族中有人做官便可少受许多欺负。因此，尽管官场早已人满为患，仍有大批心仪已久的人想挤进来。

没有人能守住这扇大门。因为每个人都有兄弟子侄、亲朋好友、门生故旧，也都想在官场中培植亲信，建立网络，发展私人关系，就连皇帝也不例外。结果是官僚集团无法遏制地膨胀起来。其实真正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取消官员的特权，使官员们和士农工商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甚至让人觉得当官还不如经商治学，从事生产。但这显然是帝国不愿也不能的。无疑，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裁员、定编、撤并机构之类的做法，只能是扬汤止沸，甚至火上浇油。历代王朝的精兵简政没有一次成功，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官僚机构的膨胀增加了民众的负担，也增加了统治的成本。这不仅因为要增加办公经费和官员俸禄，还因为它会造成机构和官员职权不清，职责不明，相互推诿，彼此攻击，来回扯皮，也会造成朝令夕改或政出多门，让下面无所适从。所有这些，都是官场上常见之事。其所以然者，除制度本身的弊病外，内讧与党争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政见、主张、观点、看法，甚至由于出身、资历、部门、籍贯的不同，当然，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不同的利害关系，官员们常常会形成不同的派系，在朝廷里党同伐异，勾心斗角。这就不但会造成国家机器的运转失灵和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会毒化环境毒化心灵。

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即官僚机构越是臃肿，官僚集团越是庞大，推诿、扯皮、内讧和党争就越是严重。这也并不奇怪。僧多了，粥自然就少了，不争不夺，怎么行？问题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此则往往听之任之，甚至暗中鼓励，以为这是垄断权力、控制官员、保持平衡的有效手段，却不知这其实是饮鸩止渴。

官僚机构的膨胀也加大了监督的困难，而当腐败成为风气时，越监督只能越腐败。因为不但反腐败的成本增加了，规避法律逃脱惩罚的成本也增加了。这就只能逼得贪官污吏们加大腐败的力度，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以便攫取更多的利益来寻求保护，甚至赎买帝国的监督权。这就是另一种〃税外加费〃了，民众也将更加不堪盘剥。谁都知道，一般地说，一只狼的胃总是有限的。但如果它还要替其他的狼来吃，而且这〃其他的狼〃还没有一个准数，那么，羊的命运会是怎样，大约也就不难想象吧！

实际上，帝国对官员的控制并不能遏制他们追求代理人私利的欲望，也不能遏制腐败，反倒只会使其变本加厉。因为帝国唯一能够挥舞的指挥棒，就是官位和官职。为了在争权夺利的官场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官员们不得不花钱去疏通关系，买通权贵，沟通信息，编织关系网、保护网和信息网。这些关系网、保护网和信息网可以帮助他们猎取更高的职位，攫取更多的利益。这些职位和利益，又有助于他们编织更大的关系网、保护网和信息网。这是一个滚雪球似的没有止境的过程。而且，即便一个赚得满盆满罐的利益集团垮台了，立即就会有新的利益集团来填补空白，并以加倍的疯狂来猎取和攫取他们前任曾经获得的一切，直至帝国的大厦在某种外来力量的轻轻一击之下轰然倒塌。帝国不得不依仗的官僚集团，就这样成了它的掘墓人。

成也官僚败也官僚，这也许就是帝国的宿命？

第五章　内在矛盾　一　天下为公

帝国的制度是由帝国的性质决定的。

帝国的性质是什么？有人说是〃天下为公〃。柳宗元《　封建论》　说，汤武封建〃非公之大者也〃，因为那是〃不得已〃。商汤时，诸侯三千（其实多半不过是些部落），帮助汤王战胜夏桀。胜利之后，难道能把他们也废了？当然不能（汤不得而废）。周武时，诸侯八百（其实多半不过是些部落国家），帮助武王战胜殷纣。胜利之后，难道能把他们也改了？当然也不能（武王不得而易）。但是说到底，这种〃不得已〃，也是因为有私心……既〃私其力于己也〃（有功劳），又〃私其卫于子孙也〃（有指望），因此〃非公之大者〃。

秦始皇创立的郡县制（帝国制）则不同。就其制度而言，是〃公〃（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就其目的而言，是〃私〃（其情私也），是为了自己一个人作威作福（私其一己之威也），并把天下人都当作自己的奴仆（私其尽臣畜于我也）。这样说来，秦制度也只能算是〃半公半私〃。但柳宗元认为，不管怎么说，从秦代开始就天下为公了（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于是我们要问：是这样吗？〖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

不可否认，郡县制的帝国确实具有〃公天下〃的性质或意味。这种性质或意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资源的〃国有制〃、管理的〃集权制〃和官员的〃任命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是直到帝国时代才真正实现的（邦国则封建于诸侯），这就是资源国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是直到帝国时代才真正实现的（邦国则分权于诸侯），这就是管理集权。资源国有，管理集权，也就〃一大二公〃……集天下资源于一体，是为大；收天下权力于一统，是为公。〃一大二公〃的好处，是便于调动和集中人力物力，在诸如兴修水利、抗击天灾、抵御外敌时，凝聚成强大的力量。长城这样的国防工程，都江堰这样的水利工程，阿房宫这样的建筑工程，都兴建在帝国和准帝国时代，绝非偶然。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官员的〃任命制〃，因为这正是帝国区别于邦国、体现其〃公天下〃性质或意味的紧要之处。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国家制度史上，有三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秦灭六国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的意义，是开始实行世袭制，国家由此诞生。辛亥革命的意义，则是彻底废除世袭制，国家走向共和。可见世袭与否，至关紧要。然而恰恰在这个关节点上，帝国是模棱两可的。秦灭六国，废封建，立郡县的结果，是国家元首依然世袭，政府官员不再世袭，即〃皇帝世袭，官员任命〃。皇帝世袭，仍是〃天下为家〃；但官员任命，却又分明有点〃天下为公〃的性质或意味。

这一变化，又与前面所说资源的〃国有制〃和管理的〃集权制〃有关。因为资源一旦国有，就好像是〃公家〃的了；权力一旦集中，也好像是〃公共〃的了。这种感觉，可以通过与邦国的比较得出。邦国时代的制度是什么呢？家有。天下是天子家族的，国是诸侯家族的，家是大夫家族的，这就叫〃家族所有制〃（家有制），即〃天下为家〃。资源（产权）既然家有，统治（治权）自然也归家族，公权力便可以〃传子不传贤〃。这就是〃世袭〃，即〃家天下〃。世袭的天子、诸侯、大夫由家而国，世代相传，君是家长，臣是家人，因此不必任命。〃家〃搞得怎么样（齐家），是家长（大夫）的事，不用国君操心；〃国〃搞得怎么样（治国），则是国君（诸侯）的事，也不用天子操心，甚至管不着，因此不必集权。

由此可见，集权与否，任命与否，还得看资源归谁所有，即产权决定治权，甚至决定治法（统治方法）。邦国时代，天下为家（资源家有），公权力也就世袭（家天下）。相反，如果〃天下归公〃（公天下），就不能再靠〃家臣〃来管理，而必须代之以由国家任命、直接听命于最高当局、不隶属于任何私人的〃公务员〃，即〃朝廷命官〃。朝廷命官不是〃私家子〃，而是〃公家人〃。他们的工作叫公务，文书叫公文，官服叫公服，厅署叫公堂，向上级或中央反映问题的正常渠道则叫〃公路〃（与之相对应，行私请托的门路就叫〃私门〃，即区别干〃前门〃的〃后门〃）。总之，官员必须维护国家利益，否则就叫以权谋私；必须服从国家意志，否则就叫结党营私。帝国的官员，理论上就是这样的人。既然如此，则帝国的性质，岂非多少有点〃公天下〃的意味？或者说，名义上或观念上是〃天下为公〃？

事实上，官员们之所以成为帝国的中坚和支柱，甚至在王朝濒临灭亡之时仍能守土安民，坚持办公，就因为他们是〃公家人〃，而且有〃天下为公〃的观念。他们甚至不属于自己（官身不由己），而属于国家。因此，一旦国家有难，忠孝不能两全，他们往往都会选择为国尽忠。这是〃义之大者〃，是官员的〃大节〃，也可以说是官员的〃职业道德〃。一个官员，可能昏庸无知，可能不拘小节，可能聚敛贪墨，可能草营人命，但在〃忠君爱国〃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多半都不会含糊，也不敢含糊。因为一旦大节有亏，即便不会受到处罚，也将无法自立于官场，甚至留下千古骂名，让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

同样，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大多数官员基本上也都能秉公办事。这也正是其〃公家人〃身份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