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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终结-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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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的称帝正是顺应了这种要求。而且，他还为天下黎民派去了牧守。每郡设守（行政长官）、尉（军事长官）、监（监察专员）各一人，县则有县令或县长（大县叫县令，小县叫县长）。他们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代表皇帝把帝国的阳光和雨露撒满人间。中枢机关则设立了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总揽百官，相当于帝国的郡守；太尉掌握军事，相当于帝国的郡尉；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相当于帝国的郡监。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并列的〃官员代理制度〃，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了。事实上，帝国的各种官制，包括司法制度、行政制度、监察制度和军事制度，差不多都是秦草创的。秦，确实是帝国制度的始作俑者，是它首屈一指的著作权人。
这些新政和商鞅的新法一样，也是不准议论的。据《 史记· 李斯列传》 ，公元前213 年（秦始皇三十四年）； 一个名叫淳于越的齐国人，在一次国宴上〃以古非今〃； 重提封建，说殷、周两代之所以都能够延续千年之久，就因为他们都分封了子弟和功臣。如今陛下自己当了皇帝（陛下有海内），凤子龙孙们却变成了平民（子弟为匹夫），恐怕甚为不妥。为什么呢？因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秦始皇要李斯发表意见。这时的李斯，职务已是丞相。担任丞相的李斯并没有就事论事。他的想法，是要借此机会根除一切议论国是的可能。于是李斯上书说，现在政令不行，议论纷纷，全因为思想不统一，学术太自由。人们不接受官方号令，反倒欣赏民间思想（人善其所私学），并据此非议朝廷的制度（以非上所建立）。一听说朝廷有什么政令颁布（闻令下），就根据民间思想发表看法（各以其私学议之）。他们上朝的时候在心里诽谤（人则心非），下朝以后在街上乱讲（出则巷议），甚至靠非议皇上出名（非主以为名），以持不同政见为誉（异趣以为高），带头制造流言蜚语（率群下以造谤）。长此以往，势必君王威望尽失（主势降乎上），民间结党营私（党与成乎下）。因此，唯有禁绝私学，才能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秦始皇认同李斯的意见。于是下令，除官方藏书、秦国国史和医药、卜筮、农作之书外，私人所藏文艺哲学诸子百家之书一律焚毁，有胆敢聚谈诗书的斩首，以古非今的灭族。这就是焚书。一年后，秦始皇又因方士侯生、卢生等人拒绝为其寻药而逃亡，一怒之下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这就是坑儒。
统一大业使秦始皇名扬千古，焚书坑儒则让他背上万世骂名。于是此君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敬之者恨不能追随左右步其后尘，仇之者则恨不得鞭尸扬灰食肉寝皮。但秦始皇不知道这些，便是知道了大约也不会在乎。在他看来，有了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这两个制度，又封住了天下人〃以古非今〃的嘴巴，便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永恒的帝国〃了。他甚至得意洋洋地说：〃联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史记· 秦始皇本纪》 ）这倒也不能说是他狂妄自大。因为障碍已经扫除，制度已经建立，所有的财力、权力和武力都集中在他手里，正所谓〃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贾谊（过秦论》 ），他的帝国没有理由不万寿无疆。
可惜历史的车轮并不是由独裁者的手指头来拨动的，它甚至并不理会文化人的议论和评说。早在思想家和文学家们拿起〃批判的武器〃之前，暴政之下忍无可忍的人民便已实施了他们〃武器的批判〃。陈胜，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卑微的戍卒，一个被判苦役的人，在走投无路之时揭竿而起，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反秦斗争。公元前206 年，沛公刘邦率领的义军攻人关中。已经不敢称帝的秦王子婴〃系颈以组〃（丝带系在脖子上，表示打算自杀），白车素马，降于积道之旁。一个多月后，各路诸侯兵至，项羽杀子婴，屠咸阳，一把火烧了皇宫。那熊熊燃烧的大火，据说竟〃三月不灭〃（《 史记· 项羽本纪》 ）。
威风八面显赫一时的大秦帝国灭亡了。它在历史上只存在了短短十五年，而且实际上只有十二年。秦始皇一死，它就名存实亡；秦二世一亡，它就荡然无存。但它却并没有因此而被人们忘记。一种尚有争议的说法认为，China 即〃秦〃的读音。这种说法虽然无法得到确证，却比其他两种说法（丝绸和瓷器）更具有象征意义。事实上，在20 世纪前漫长的两千多年间，China 确实就是〃秦〃，是不叫大秦帝国的大秦帝国。因为所有王朝实行的都是秦始皇创立的帝国制度，就连少数民族建立的那些或长或短的王朝也不例外。
百代都行秦政治；而秦王朝政治遗嘱的第一执行人，就是汉。
第二章中央集权 二 软硬兼施
汉，是帝国制度成功的实践者。这个王朝享国达四百多年之久，在公元前后各经历二百年，全盛时期国内人口约六千万，势力范围和现今中国的疆域面积相当，在世界上唯有同时代的罗马帝国可以相提并论，在历史上则只有后期的大唐帝国可以并驾齐驱。这是一个历来被中国史家和作家极度恭维的朝代，它甚至被视为我们民族的代表和象征（汉人、汉语、汉字、汉学）。它创造的典章制度被多个朝代沿用，它留下的文化遗产至今让人叹为观止。就连当时北方的匈奴人，也深受汉文化之影响，姓汉姓，说汉语，读诸子百家书，后来起兵反晋时还以〃光复汉室〃为号召。汉的辉煌，由此可见一斑。
的确，这是一个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做到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王朝，也是有史以来第二次由平民创造的功业。平民执政而非贵族世袭，恰是帝国不同于邦国之处。由是之故，我们宁肯把秦看作帝国制度的预备阶段和见习阶段，而把汉看作真正的〃第一帝国〃。
奇怪！秦为什么失败，汉为什么成功？
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一定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一定会苦苦地思索：秦王朝为什么会如此短命？结论是〃仁义不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秦王朝实行的是〃暴政〃。它甚至因此而被称作〃暴秦〃。所谓〃暴〃，包括它的横征暴敛，包括它的焚书坑儒，包括它的滥杀无辜，也包括它的苛法酷刑。秦代执法既严，行刑亦酷，而且名目繁多。比如律当族灭者，要先黯（又叫墨刑，即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劓（割掉鼻子）、刖（斩去脚趾），然后活活打死，再砍下脑袋，最后在刑场上当众剁成肉泥，简直就是惨无人道。中国有句成语，叫〃殷鉴不远〃。殷鉴，就是殷商灭亡的教训。殷鉴尚且不远，何况乎秦？自然是前车可鉴。
现在看来，秦的所谓〃暴政〃，一半是因为不得已，一半是因为不高明。所谓〃不得已〃，就是在那个其实还有野蛮遗风的时代，如不采取高压血腥手段镇压反对派，靠战争建立的新政权和新制度就无法立足。所谓〃不高明〃，则是如我们在前一章所指出，大秦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将中国从武力社会导入了权力社会，却还没有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它并不需要动用暴力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甚至实现依靠暴力无法实现的目的。唯其如此，社会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方式，才终究要从使用武力（典型暴力）走向使用运作成本较低的权力。而且，正因为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所以，在帝国时代的所谓〃承平时期〃，就会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情调和安定祥和的氛围。同样，善于使用权力者，也用不着轻易动武，露出杀机。汉王朝统治者的高明，就在于他们把〃硬打压〃变成了〃软控制〃； 成功地实现了从武力社会向权力社会的转型。这当然需要学习。上层统治者需要学会使用权力，下层老百姓需要学会适应权力，而学习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无为而治〃。好在天赐良机，秦的二世而亡使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不敢也不能再施暴力。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全国上下对秦的〃暴政〃无不怀有切肤之痛，而且心有余悸，记忆犹新。当此之时，除了实行〃开明专制〃，也没有别的办法。何况作为一个替代他人行使绝对权力的集团，如果不给人民一点实实在在的好处，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过去。正如黄仁宇先生在《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一书中所说，他们执掌的皇权，除了〃奉天承运〃和〃为百姓服务〃之外，找不到一个能够更好地支持其存在和作为的逻辑。因此，〃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行专制，必自命开明〃；而一个王朝无论最后是否走向专制，在其开国之初，也总是会有一段时间的相对节俭和宽松。
于是，高明的汉高祖刘邦，就做出了两个聪明的决定。一是将秦代名目繁多的刑律简约到只有〃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样一句话，即〃约法三章〃；二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的负担，放弃那些暂时可以不要的盘剥 ，即〃与民休息〃。说起来那时也真苦，就连皇帝都配不起由四匹纯色骏马驾驶的专车，文武百官甚至只能坐牛车，因此都能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克己奉公。高祖的几个子孙也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力。汉初规定地税不过十五分之一，景帝时又减到三十分之一，不满千钱的贫困户还能得到国家救济。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自己则恭俭无为，不事更张。这样经过多年努力，就形成了帝国创立以来第一次被史家称羡不已，号称〃文景之治〃的相对安定繁荣局面。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确知，汉初这几位皇帝的克制和让步，究竟有几分出于自愿，几分出于无奈。但可以肯定，帝国在本质上是聚敛的，尽管这种聚敛通常表现为非暴力或者非典型暴力，却不会因此而不是聚敛。作为寄生在帝国躯体上的吸血动物，统治集团如不聚敛就无法生存。之所以说是〃寄生〃，是因为他们在征收了赋税之后，并不像现代国家的政府那样为纳税人提供相应的服务，而是用于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包括他们的好大喜功。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不聚敛，正如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不专制。同样，正如最〃好〃的专制不过是〃开明专制〃，最〃好〃的聚敛也不过是〃有限聚敛〃。它的下限，是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如果在聚敛之余，一般民众尚能维持温饱，即是太平。若能〃五十衣帛，七十食肉〃，那就是盛世了。所谓〃文景之治〃便大体如此。这就为汉武帝的大显身手提供了一个平台。
这里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比如削藩，比如铸钱，比如土地私有，比如盐铁专卖，比如独尊儒术。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中央集权来进行的。事实上，统一和集权从来就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比如不动声色地将某些有错或无错的藩国借故削除）。只不过到了汉武帝时，已是全面出击，左右开弓，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一直深人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首先是限制民间的财力。这就是盐铁专卖和官方铸钱。我们知道，冶炼、制盐和铸钱，是当时的三大暴利行业。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理所当然地将其全部收归国有。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向豪强让步，允许民间私营，结果给帝国造成极大的危害。公元前154 年，吴王刘壕胆敢领头造反，就因为吴国地处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雄厚的财力成为他谋反的后盾。覆辙岂能重蹈？因此汉武帝软硬兼施，一面立法严禁盐铁私营，一面招募歇业的盐商铁商为盐官铁官，从此开官营工商业之先河；而那些民营工商业，则从此一直受到帝国的遏制和压榨，只能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
其实这正是帝国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一个有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因为那会造成一个足以与自己抗衡的财力社会。欧洲的帝国和王国，就是被这样一些由民间资本形成的财力社会搞垮的。中华帝国的维护者们当然不会有这样的〃先见之明〃，预见到资本社会游戏规则对专制社会王纲道统的颠覆。他们当然也意识不到市场经济的自由本性是专制和集权的死敌，但却对工商业怀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忌恨和敌视。比方说，后来明代江南商人沈万三出巨资赞助朱元璋修城墙，并表示愿意搞赏军队，却招致杀身之祸（后改为流放），便是证明。
正是出于这种忌恨和敌视，〃重农抑商〃的呼声在帝国的历史上不绝于耳，而且从来就是主流意识。早在秦王朝建立之初，秦始皇便〃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名为充实国都（内实京师），实则进行监控（外销奸滑），后来又将商人发配去修长城、戍五岭（《 史记· 秦始皇本纪》 ）。汉则甫一建立，便实行抑商政策，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规定〃市井子孙不得为吏〃。至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 年）； 更确定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此后历朝历代在具体政策方面虽略有变更和松动，但对民间资本和财力社会的忌恨和敌视却不曾稍减。
这种忌恨和敌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想当年，秦的崛起、强大和一统天下，便曾得益于那些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如乌氏倮（luo三声）、寡妇清、吕不韦）；而商人势力之大，也足以〃建国立君〃，左右朝局。这就不能不防了。因为可以把你扶上马的，也能够把你拉下马。对那些出生人死血战疆场的开国元勋，尚且要〃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何况商人？对担负着保卫帝国和王室重任的武装力量，尚且要严加控制，何况商业？事实证明，对民营工商业的遏制和打压，确实维护了帝国的生存，却使我们民族在进入近现代社会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使帝国陷人王朝更替的轮回之中。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汉武帝和他的先辈们在打击民间资本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解除民间武装。山东豪侠？？？氏和周庸就是被景帝剿灭的，中原豪侠郭解则为武帝所灭。这同样并不奇怪。帝国是典型的权力社会，而权力社会是从武力社会过渡而来的。因此武力在权力社会中也必定受到制约，而且其制约较财力为尤甚。因为建立和巩固政权，无非靠三样东西――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这三样东西，都必须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里。何况〃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韩非子· 五蠢》 ），私人武装和民间思想向来就同为专制与集权之大忌。如果只是街头斗殴小打小闹，问题还不大。如果居然成了一支武装力量，则必被剿灭，比如宋江和方腊。就连那些独往独来的侠客，也是官方的眼中钉。不是要千方百计把他们消灭，就是要千方百计将他们收编，就像《 七侠五义》 里面写的那样。
只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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