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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报告-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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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两天，第三天早晨，父亲带着满身的泥泞冒雨赶了回来，裤腿开了大口子。看到父亲的脸，我的心猛地一沉，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此刻的表情。父亲满面疲惫，说话时尽量避开不看我，但那偶尔一瞥，饱含着父亲对儿子独有的关切。
父亲从县城教育局一位熟人那里探知，我的档案根本未投，取代我的是教育局某副局长落榜的女儿。
当父亲找到教育局，嗫嚅着询问那位副局长时，得到的竟是这样的一句答复：“你们工厂子弟好招工。”
这就是理由！狼吃小羊的理由！仅仅是为了自己女儿的就业，便毫不客气地断送我的前程！
父亲当时还没有从“右派”的阴影中彻底解脱出来，虽然在家像只虎，但在把握自己命运的局长大人面前不得不做只小羊羔。
雨，依旧不停地下着，天气已经变得十分寒冷。
我并没有哭。只是一头扎进冰冷的雨中，任凭刺骨的秋雨把我浇透。
那场秋雨缠缠绵绵地下了四十多天。天放晴的时候，父亲决定让我复读。那时已是10月中旬了。此后他曾为这事去了一次省城，但回来后一句话也没讲，家里人也没有问。
也许是我恐惧于每次回家向父母要钱时的痛苦，在勉强坚持一段时间重新读书后，我平生第一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自动退学了。父亲没有为我的退学责备我。不久，上面来招工，我便成了工厂的一名合同工。
然而我从此也落下了一毛病：每逢秋雨时，无论昼夜，我都无法呆在室内，总要独自徘徊在雨中，任秋雨把我淋湿。我的嘴里也总是哼着同样的一支曲子：茫茫的街头，错乱的脚步，走过的街头只有雨和露，寂寞的心情忍不住，何处是归路……这首本来是描写失意恋人的悲凉歌曲，却真正成了我此刻处境的真实写照。心灰意冷的我在寒风秋雨中孤独地咀嚼那种百般无助、万般无奈的滋味……
但我一直都没有哭。
只是当电视台的记者采访那位与我同命运的女同学，她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熊云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时，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感谢上帝使熊云鹤的卑鄙行径大白于天下，也感谢通城县有固炜门为那几位被冒名顶替的同学作了“适当安排工作和学习”的补偿。我祝愿这些弟弟妹妹们能奋起直追，把失去的尽可能地找回来。
可是对于我呢？我已是一个身患绝症、早已把遗书锁在抽屉里的垂危病人，就连这篇短文也是我耗费了许多精力才完成的。我无视目前沸沸扬扬的“下岗择业”，因为我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运用全部的精力来应付死神的侵袭。我最大的遗憾是自己今生没有从事梦寐以求的教师职业，“做一个比父亲强的优秀教师”，也真正成为我的理想之“梦”。
我无意也无力再去追究什么，只希望那位副局长的女儿没有辜负我十年寒窗的辛苦，一直坚守在“教师”这个我难以企及的岗位上，并且做出不菲的成绩。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但我已无力再出动接受它的洗礼。我突然记起，那年暑假的劳动并没有挣到一分钱，那场罕见的秋雨毁了所有的灰窑，杨树叶并未枯黄就落了，是秋雨后那场突降的霜冻促成的。
我想：那就是我。
我几次与山西省团委和《山西青年》联系，想打听白天德的近况，但一直没有消息。有人说他已经在一年多前去世了，有人说他还在作死亡前的最后挣扎。可我知道，不管什么情况，对一位身患绝症者来说，前景总是一个。人都有一死，白天德并不怕死，只是十五年前那位教育局副局长在招生时伸出的一只“黑手”，深深地害苦了白天德及他父亲和全家人。不知那位局长大人能否知道这一切，倘若知道的话，是否良心上该有所醒悟。因为你在给自己女儿留下光明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想到另一位青年将被你推向黑暗的深渊！
白天德本来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而且从他的文笔来看，他还可能成为一名不错的作家，然而现在他什么都不可能是了，连宝贵的生命都将无情地被剥夺了。像他这样因高考而遭受飞来之祸的人并不少，但愿那些置别人于死地而为自己营私的人能良心发现，免得哪一日遭遇报应！
●六问天：穷人还能上大学？
本来这部分内容并不打算写，因为我的那部《落泪是金》已经把有关贫苦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大学的事写得够让人落泪的了。但是，就在我准备放弃这部分内容时，一日，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勾起了我落泪的回忆：一位叫杨修平的湖北籍孩子，1999年高考后被湖北师范学院录取，但由于他家穷在原中学上学时欠下不少钱，中学就把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扣住了，一直扣到电视新闻播出的12月2日还在校方手里。
现在的社会存在穷人与富人的客观事实是不容掩饰的。富人为了上大学愁的不是钱，愁的是孩子不争气考不出好成绩。穷人的家长除了富人愁的孩子考不出好成绩外，更有一愁的是，没有钱供孩子上大学。
我原本以为写完《落泪是金》后，我可以放下对贫困大学生的关注了，可想不到的是自作品发表之后的一年多来，我就从来没有停止这一项本来跟我毫无关系却始终让我不得安宁的事——当一个穷人看到有人出来帮助他们后，成千上万的穷人都向我走来——《落泪是金》发表于1998年10月下旬，从那时起，找过我的贫困生不下数百名，经我之手给牵线搭桥解决贫困的学生有三百余人次。我知道团中央、全国学联济困助学办公室获得的社会资助达几千人次，仅北大、清华、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首都十几所高校获得的社会资助就多达几百万元……作为一名作家，我以为自己的一部作品能引发那么多社会资助并引起全国各界都来关注贫困大学生的热潮，这就已经足够了。可是不行，实际情况远远出乎我的想像和意料。还是一句话：中国的穷人太多，怎么就越来越多地从各个地方冒出来了？
先是北京的某某大学来电话，是学生会的。一位小女孩有一天突然跑到我的单位，她自我介绍是团委派她来请我去作一场《落泪是金》专题报告。“我们学校不少人看了您写的作品，都哭了。真遗憾，如果何老师您当初也到我们学校采访一下，我们不可以获得很多社会赞助吗？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林业大学不都获得了几十万元的资助？他们比起我们学校来算什么？我们的贫困生的比例远远超过他们……”
原来是这样。从这个女孩子口中我才了解到我写《落泪是金》时没有采写到的这所学校，其实比我自认为或者在教委、团中央那儿挂上名的农大、林大、民大等这些“贫困学校”还要贫困呢！这个女孩子的学校是所专业很偏的大学，在北京这样著名学府云集的地方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女孩子声明说最好别在文章中说出她的学校的名字和自己的专业来，我当场答应了，因为贫困学校和贫困生都不太愿意公开自己的“隐私”，他们有几怕：怕别人知道后学校以后招生就难上加难，生源不足对学校来说意味着穷上加穷，或者可能会走到关门的境地——某省有一所大学就是这样，他们总共只有两千多名学生，结果由于贫困生大多，学校背不起几百万元的沉重负债，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已被这所学校的叫苦搞怕了，说干脆你们别办了。那学校的校长刚把这一不成文的信息向教职员工透了一丝风，学校立马有近百名教授副教授和其他老师集体跑到政府那儿去请愿，说谁要关我们的学校，我们就上谁家去吃饭。哪个政府不怕学校闹事？于是这个省的负责同志把“散布谣言”的人狠狠地批了一通，并立下规矩：要是谁再说那个学校穷谁就下岗。另外，团中央让我写《落泪是金》和因受作品的宣传而获得过二十多个人赞助的书中主人公之一的某学生也还不是跟我打了近一年的官司吗？
这个女孩子讲到她学校和她同学的事时就哭了起来：何老师你不知道，我们学校是个不被人看得起的专业学校，就是因为它的专业现在根本不被看好，用我们当时参加高考时老师说的话叫“冷门专业”。就是现在社会上根本用不着或者随着以后的科技发展，这样的专业就要被淘汰了。如今是科技和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但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一些已经落后的专业和该淘汰的学校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一直保留着，用于培养一些毕业就找不到工作的学生。可就是这样的专业学校，它的存在却起着另一种作用：满足了一部分高考上成绩不理想又想圆大学梦的人。这女孩子说她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是社会把我推到了一所我根本没有多少兴趣来念的大学。”女孩子说我到这样的大学好在我家里供得起，等以后有机会再努力一下考其它大学的研究生。但我的大部分同学是因为高考成绩不高且家里又穷，所以报考了这些“冷门”专业大学。“冷门”的大学容易进，但进来后又出现了另一种叫人看后“浑身发抖的冷”——就说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吧，她是广西的，家里只有母亲和一姐一弟，她说她不是属于超生，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像城里那么严格，允许一定的宽松幅度。一个农村家庭里如果没有几个壮劳动力，不仅种地会碰到困难，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还会常常受到别人的欺负。这个同学考上大学后，母亲希望女儿能走出山村，日后有个前程，但因为穷，只能在女儿上北京念大学时从米缸里取出一筐鸡蛋，说娃你对老师说我们家里不是不想交学费，实在是拿不出能换钱的东西。城里人不是爱吃鸡蛋吗？你给老师送去，求求他们让你进学校读书。这位女同学还真实在，把母亲的话放在了心上，千里迢迢，把一筐鸡蛋背到了学校，报到那天她在交学费时真的拿出那一筐鸡蛋，当时有五名学生处的老师在现场办理报名手续，她就每人送五个鸡蛋，然后再向每位老师鞠三个躬，嘴里一边念叨着请求学校收她上大学。那一幕让当时的老师们全都揪着心流眼泪，几位老师一商量，说这孩子一定要收下。后来他们把情况汇报到校长那儿，校长一听就急了，说好啊，你们做好人把不交学费的孩子都收了上来，我这当校长的怎么办？我日后拿什么给你们发工资搞待遇？又怎么给学生把应该上的课上好，准备应该有的教学设施？下不为例，不交齐学费的不能同意入学，有困难等调查清楚后再决定给谁免给谁不免学费的事。校长发了一通脾气，其实他的“下不为例”已经说了好几次了，老师们知道，他校长本人就是个“菩萨”，要不我们学校那么多不交学费的同学怎么都进了校门？
上不起大学这种现象本来已经消亡了许多年，怎么又死灰复燃起来了？我弄不明白。于是不得不重新再做一回“贫困大学生”调查。
首先是现今一个大学生上学到底要多少钱？
《中国青年报》不久前公布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所对北京部分高校的学生消费所作的调查显示，平均每位大学生的年消费为七千三百元左右，其中学费约为两千元左右，占百分之三十；餐费约三千元左右，平均占百分之四十；住宿费在五百元左右，占百分之六；其它消费包括交通、文化、娱乐等约占百分之二十七。该报公布的另一个数据还显示：百分之三十三点七的大学生家庭的年收入在八千元以下，八千至两万元的家庭年收入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八；两万元至五万元年收入的家庭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七，五万元以上年收入的家庭只有百分之三点四。我同时看到《中华周末报》对1999年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成都七个城市的大学生上学到底要花多少钱作了一个更为详细的调查。如文史类，南京的高校统一为三千二百元。在上海的热门专业如复旦新闻、法律等专业为三千八百元，非热门专业为三千四百元。最低是一千六百元，如华东师大思想政治和历史等很少人报名的专业；最高达四千九百元，如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学专业。北京普通高校为三千二百元，西安为两千七百五十元，武汉为三千二百元到三千九百元；成都为两千四百到三千五百元；广州是三千五百元。理工科比文科普遗要高出几百到两千元左右。南京约在三千五百到四千五百元；上海最高的前沿学科专业和医学专业高达九千五百元。还有特别高的是外语、艺术类专业，一般都在六千元一八千元。这些是硬费用，软费用即生活方面的其它开支每年约在两千至一万元左右。这两项数据表明，中国的大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数，将由于他（她）一人上大学而用去全家几乎所有经济资源。事实上，据我这两年中对贫困大学生的调查所知道的情况表明，上面的数据只是大体上准确。原因是在这些枯燥的数字后面，掩饰着的是这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为了上大学这件事，有的是全家人，有的是几代人，更有的是全族人一起跟着经受贫苦与债务的困扰。
在清华大学，我就遇见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他说他家在甘肃祁连山脚下，家里有父母和哥俩，四个劳动力种三十多亩荒地，每年辛苦三百六十天，所能得到的是湖住全家人的几张嘴，这还没算哪年老天爷不争气的日子。摊上有个灾荒啥的，全家辛苦一年还未必能湖口度日。就这么个人丁相当旺盛的家庭，一年也拿不出几百元的现钱。他说他上学后每年交学费就得三四千元，在清华大学上学每年交三四千元并不算多，可他说他家里就是拿不出来。有一次老师让他填家庭情况，他如实填了，辅导员后来就找他，说你家没灾没祸的，又都是壮劳动力，怎么你也要当贫困生呀？他说他怎么分辩自己家里确实没钱，老师还是不相信，说学校里补助的那些贫困生，一般都是家庭子女多，或者父母病重，或者是单亲什么的，你家里什么都是好好的，怎么可能会把你划进“贫困生”行列呢？这位学生说我听后觉得再也无法解释了，可家里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学校如果让我家拿出价值三四千元的粮食还有可能，但你让我们家里一下拿出几千元现钱，天作证也是拿不出的。城里不知道，咱农村特别是山区，地里刨出来的粮食要换成现钱，有时比我们在老天的鼻子底下收获粮食还要难呀！我们现在很多城里人或者官员们一点也不了解下面百姓的实际生活，尤其是我们农村老百姓的生活。我在北京读书，一年学杂费加起来也要四五千元，一个月吃饭与生活费总得也要二百多元吧，这七加八加就是小一万元。我那可怜的祁连山脚下的爹和妈，还有两个哥哥，拼死拼活干一年，能拿得出供我上学的这一万元钱？绝对供不起呀！可我是上了清华大学，全乡全县祖祖辈辈就我这么个“状元”，我不读对得起谁呀？这就苦了我爹妈和哥哥们。其实我也很苦，老师后来看我实在拿不出学费，就减免了一半。我就想法子打工，做家教，北京人看得上，所以一个月饭钱和生活费够了。但假如我在一般的普通大学里怎么办？恐怕日子就更难了。你写过贫困生的事情，你应该站出来说真话，现在穷人真的上不起大学。
其实，穷人上不起大学的现实已经非常严峻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像上面的这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如果放在农业、林业等其它大学，他根本不可能被列入贫困生的行列，也不可能获得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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