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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报告-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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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对你这位朋友交个底，我本来以为办大学搞教育只是国家才愿意干的苦差使，哪想到时下成了好多聪明人抢先占领制高点并获得“短平快”、致大富的绝顶好路子呀！你知道某某大学的老板现在手下多少学生了？几千人哪！几千人是什么概念？给你算算账：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加生活杂费就算一个整数一万元吧，一千人就是一千万元！一般大学生从入学到毕业都在三至四年吧？这就是三四千万元！你问投入？哈，投入个毯！学校校址是租的，教师大部分是聘用离退休的，一年用于教学上的所有支出能达到三分之一就是多的了。问题是这所学校现在越办名声越大，仅今年新招生就超过上千人，老生新生加起来已经三四千人了！我在他们开学时偷偷去“侦察”过几次，你要是看到他们十几个人一起组成的“收银娘子军连”的盛况，你准会眼睛发光！光银行派来收钱的警车就有三辆，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就有上百人！“收银娘子军连”的小姐女士们收来的学费一转眼就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你们知道他们那老板赚了多少？说出来都是天文数字呀！民办大学不赚钱的是傻瓜，但像人家这么会赚大钱的人也并不多。他的奥秘就在于他会玩，玩得那些一心想把自己儿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长们打破头主动给他送钱去！
其实他玩的招术不算高，在招生时他说他的学校可以是双学籍，即美国、英国也承认其学历，这下把中国很多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又一下送不成的家长们的心给勾走了。一般普通中国家庭又没有海外关系，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想办也难办成，再说到国外留学最便宜的一年少说也是四五万、八九万元人民币，而现在不用出国、仅花不足几分之一的钱就能念上“外国”文凭，这样的好事谁不动心？于是上百成千的家长带着子女疯一般地来到这所学校报名上学。你问那学校的“双学历”是不是骗人？不是，人家这可是真的，都什么年代了，再玩那种睁眼儿瞎套白狼的事只有老土才干。能办学校尤其是能把学校办得轰轰烈烈的人可都是高智商的人精哩！高智商的会玩与骗是两个概念。办这个学校的人会玩在于他们确实满足了一部分中国人追求大学追求门第追求“洋文凭”的虚荣或者说是某种需要吧。你是想弄清楚他们的双学历是不是真的？绝对是真的。问题是人家把这事办成了，办得学生和家长们明知将大把大把的钱白送给了人家还要谢谢狗日的办校人。这样的荒唐事竟在我们中国层出不穷。起初我跟你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明白，在西方许多国家里，办学包括办大学在内的事就跟开公司一样，你只要有一点钱就可以去申请，而且西方的学校民办和私立的要比公立的还多。我们现在见到的那些在中国百姓面前玩所谓“双学历”的高智商们大多在国外留过学，或者在国外有熟人朋友，他们甚至不用出国便可以到某某国家注册一个让中国人听来很有历史的洋名如“圣得堡”、“艾伦斯基”洋学校，这个学校本来就是他的，再出点钱让官方出个咨询证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合法地在中国招生、发学历文凭证书了。
到这一步还不够，高智商们明白有些中国家长的智商也不算差，会提出既然“双学历”就应该在相关国家可以享有留学上课的权利。于是高智商者早已想到和做好了这样的工作：他们利用国内招生收来的大笔钱财，再跑到国外与那些我们中国人熟悉或者不怎么熟悉的名牌大学或非名牌大学进行合作办学的“洽谈”——注意，这样的“洽谈”总是以双方皆大欢喜而告终，因为国外的大学无论是名牌的还是非名牌的，他们的显著的特点是：你只要有“美金”，什么事都能办成。更何况，许多国外大学的生源本来就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中国人居然把滚滚而来的生源送上门去，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校长们高兴还来不及呢。OKOK！于是，中国的高智商们就这样轻轻松松、安安全全、合合法法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土上办起了既有中国文凭又有外国文凭的“双学历”大学……
这等披着“洋皮”的“大学”，是目前中国民办大学中最火的一类。
我认识一位家长，孩子正在有“洋皮”的大学里读书，他告诉我，他是私企的老板，把去年高考没有考上的千金送到这所学校后，挺满意。“首先是我女儿的大学梦圆了。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念书念得太苦了，眼镜近视到一千度。照中国现在的高考分数线和录取要求，她这辈子怕是没有机会上大学了。可孩子不上大学以后让她怎么在社会上立足？我们作家长的，辛辛苦苦图个啥？还不是为了后代！可说实话，送一个女孩子到国外上学咱又不怎么放心，钱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牵挂。听说你们北京有不出国就能学到两种语言，拿到两国文凭这样的学校，就是让我拿出双倍的钱我也愿意呀！我觉得值得嘛。再说，我的孩子现在可比以前活跃多了，外语好不用说，社交能力也增强了，最重要的是她的心境开朗愉快了，不像以前一提到读书像让她上刑场似的。看到孩子如此健康成长，我觉得比什么都强。不瞒你说，就是因为我看到孩子上了这样的大学出现了我意想不到的结果，你再让我拉她出来上北大清华，我也未必同意。这是真话。信不信由你。”
我不敢不信。但我不敢全信。因为我了解另外一所类似的披着“洋皮”的大学的情况。
这所大学也与我同在一个城市，但一般的人不易找到，因为它在很偏远的市郊，校名的牌子也不像传统的中国学校把牌子挂在围墙外的大门口最醒目处。这个学校的牌子倒像我们常见的那些“商社”一类，挂在了一座写字楼某一层的一间房门上。这样的大学与其说是“大学”，倒不如说是招收学生的公司更准确。有一位在这所英文名字很好听但翻译成中文怎么也别扭的G国学校上过两年学后来不得不再度转学异国的学生，无奈地告诉我很多有关这类学校的“秘密”：
这样的学校，一般都是由在某一国工作或者从事商务的华人与当地的商人或教育机构联手经营。说穿了应该叫作“联手骗钱”。事情就这么发生过：某家长把自己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送进这样的“洋大学”，一下交“学费”就是十几万元。孩子进“学校”一看，奇怪，怎么既没有操场，也没有围墙，只有一个大仓库式的大教室。教的课程不中不洋，不古不今，总之老师们说这是未来世界潮流的“前卫课程”。可怜的学生反正不知道什么是洋国家的前卫，什么是古中国的保守，跟着听跟着学，最后拿一个别让父母瞪眼臭骂的文凭就是了。但“洋大学”因为不是真正的“洋大学”，所以早晚要露馅。学了不到两年，家长被告知，必须再拿十几万元，然后转学“某某国”去接受正式的洋大学教育。家长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因为“洋大学”要把自己的孩子“叼”出去可不是闹着玩的，便把孩子叫回家详问到底两年学了什么？到底“学校”内情如何——在这之前，该校打着“封闭教育”的幌子不让家长和外界参观他们的内部管理，声称说这种“先进的教育方法不能给中国的学校学去”，故而让家长们谅解。为了孩子好，于是家长们还都能理解并满足了校方的要求。但详问孩子后，家长一听就急了，这哪像是学校，整个是在糊弄人呗！气一来，就找到地方教育局。
教育局说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这个“洋大学”来备过案嘛！家长不信，说人家在招生时也是有我们中国方面发的“照”的。“照”？什么“照”？教育局官员起了疑心，一追查，原来这个“洋大学”还真有“照”，但不过是他们作为某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的许可经营执照，至于作为跨国公司在D国注册的某某教育机构则没有在中国做任何注册。所以说这个外面只挂公司牌子的“洋大学”其实在中国的招生收入和教育管理都属非法。可是因为有当地的中国人在某些方面运作周到，它竟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搬出一套在中国境内合法办校的证据来。他们说他们与某某民办大学是“合作关系”，不信可以看看“签署的合同文本”。没错，还真是那么回事，“气死我也！”家长们有气只好往肚子里咽。事到如今，还能怎么着？人家说了，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把孩子送到D国完成两年的学业，拿个D国文凭回来，中途休学不能怪我们。狗日的，民办大学为什么这么乱呀？家长骂了半天仍没辙，只好这么办吧。
三来五往，民办大学到底怎么回事，在中国简直有点像个谜一样，外人谁都不清楚。我采访过几位民办大学里的优秀学生，我请他们谈谈自己当一名民办大学学生的真实心境，他们的真言袒露叫人听后很吃惊。有位后来还拿到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的民办大学学生对我说：不瞒你说，我在民办大学的三年里，心里始终没有停止过流泪。记得我在高考未被录取后无可奈何地走进一所民办大学时，我流了第一次泪，这泪是我自己感到从此自己比别人低一等了的开始；后来是在开学典礼上，当学校校长在台上气昂昂地向我们台下一百多位大部分是高考落榜生的同学们大声宣布，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大学生时，我的心就像被人用刀捅了一下似的，眼泪忍不住再次流下，后来我发现在场的所有同学没有一个人听到校长说这话时抬得起头的。而他第三次流泪是在三年的民办大学毕业典礼时老师向他颁发毕业证书时。“这一次流泪是我看到手中的毕业证书怎么看怎么别扭，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毕业证书虽然老师和校长一再强调也是‘国家承认’的，可国家是个空泛的概念呀，我知道拿这样的学历文凭就是到一个小工厂小企业，人家也会瞅一眼就朝你摇头的。这样的学历文凭证书只能带着我的那种‘次大学生’的屈辱烙印。所以我发誓要争取重新拿回一份真正的大学毕业证书。当然，话说回来，我后来拿到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证书，也有前面那张‘国家承认’的文凭的功劳，不然就不可能直接获得硕士研究生的考试资格和学习机会。一句话，民办大学，对那些无路进入正规大学的学子来说，它是一座通向理想彼岸的‘竹梯桥’——因为那些高考成功者走过的虽然是‘独木桥’，但终究独木桥是木头做的，走在上面是踏实和坚定的，然而‘竹梯桥’不一样，即使你踩在上面也有几分恐慌与不安……”
这位学生所说的，正是中国民办大学目前所处的地位——想爱你但难激起情绪与热情。如果碰上那些本来就专门想坑你害你赚你一把的学校，那民办大学的招牌就更是要大打折扣了。
在京郊一个颇显蛮荒的地方，有所民办大学的分校，我去采访的前些天，学校有两位女同学没请假就擅自溜出了校门，至于干什么去了，谁也不知道，急得校长、班主任满北京找，最后不得不求助于派出所。民警一听两个女大学生“失踪”快二十多小时才来报案，就问校方：“你们是怎么回事？现在社会治安这么乱，你们想拿孩子的命当儿戏？”好在这两个女孩子后来自己回到了学校，一场虚惊就此解除。但事隔一个多月后，派出所民警主动找上了门来，说这两个女孩生活不检点，与一帮卖淫的团伙有染。这事再也瞒不住了，可学校这回坚决站在女孩子一边说话，与执法部门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争执，并且拿出各种可以证明这两位女大学生“一向是优秀学生”的人证物证，最后竟然使这两位有卖淫嫌疑的女学生换来“一身清白”。据说校长后来亲自出面跑到外省的几个民办大学又花了一笔不小的钱，悄悄把这两位女生转出了自己学校。
“民办大学啥都不怕，就怕不好的名声传出去。”一位民办大学女校长对我说，她说她当时与几位同志联手办大学至今，什么事都没有难倒过她，可惟独因为学校出现过一件凶杀案件，生源像滑梯似的连年往下掉，一直到最后连教师和员工的工资都难以发出去。她说本来学校也是一个小社会，学生们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正规大学出一件再严重的凶杀案或者强奸案，大家听听也就过去了，可是我们民办大学就不行了，有人若把出过的案件那么一说，生源马上受影响。她说她的一位关系不错的另一个民办大学校长也吃过这样的苦头，那学校一直办得非常不错，生源也连年很旺，那校长还因为依靠社会力量办学好而当过省人大代表，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但就是因为有一年学校里出了一起恶性强奸案，第二年这个以财会专业闻名的民办大学，一下陷入了困境，女生们纷纷转学，新生和家长们一听“原来那起强奸案就发生在这个学校啊”，即使交了学费的也坚决要求退学。
“生源是我们民办大学的生命泉，少了和断了生源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女校长说，把天大的事捏在手心底下，用一口气把小事当作尘埃吹掉，这几乎是所有民办大学处理棘手问题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办法”。“你说还有什么好招？一点点芝麻大的事，有人给你一传播，我这个校长就得急上三百六十天。所以大家心照不宣，在我们民办大学，哪家出了事，哪家都会捂得严严实实。要不，就会采取有效措施，把有事的学生撵走。”
“我真的感到很闷，倒不是学习的专业或者其它面子上不好听，就是感到民办大学没有一点儿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氛围。说得好听点，学校是出于爱护，才对我们管得非常严，说得不好听些，他们把我们学生当作某种不安定因素甚至像对待劳改犯一样整天有好几双眼睛盯着你。我从小爱结识朋友，也爱组织同学问的集体活动，在高中时当过年级学生会主席，星期天、节假日总爱组织同学们到校外进行一些有意思的活动。谁知我到了民办大学后，就整个儿像进了监狱。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说好了趁‘五一’放假两天到天津海边举行一次‘沙滩排球比赛’，这本应得到学校的支持，哪知班主任得知后板着个脸来通知我们，说谁要是到天津，就处分谁。弄得我们差点跟她急。唉，这样的事太多了，校长、老师开大会时一次又一次张着大嘴高喊，让我们要把自己的大学生身份看重，可在实际的管理中哪有一点是把我们当作一名大学生看待的呀？简直是把我们当托儿所的三岁幼儿，或者像对待监狱的犯人，一点自由和自尊不给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与生活，就是拿了一个文凭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说谁知道到头来你拿到的文凭能在社会上值几个钱？我就是这样离开了民办大学的。”一位正在通过自学考试争取上北师大的学生向我讲述了他三年前为什么中途放弃民办大学学业的经历。我听后不由得陷入沉思。
1999年夏季，大学招生时，我投入了很大注意力关注夹在风风火火的国立大学窄缝中的民办大学状况。我注意到不知是媒体的有意“导向”还是某些高参作用下的民办大学们的联手“广告宣传”，《北京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在国立大学招生时，连连推出了《在校大学生，半数系‘民门’》、《人无我有，人有我有》等连篇累犊的“北京民办教育巡礼”一类的文章，又是评论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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