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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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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月初，我和保尔首次在罗特大院碰面。那是一家大众设在狼堡的招待所。从外表看，保尔就是一个专为投身远东地区天然而成的人。这位因其亚洲人脸型而被同事冠以绰号“蒙古人保尔”的工程师，据说是在认识我之后才做出了决定。我向他开诚布公，说我已决定接受中国的工作，同时向他解释了我的理由。我们一见如故。我们第一次碰面之后，我就知道，对于上海等着我们去完成的那项建设工程来说，他是绝好的事业搭档。而保尔必定也在我们谈话之后坚定了信念，因为他离开了卡塞尔，为的是作为上海大众公司执管会的技术执行经理走马上任。
◆大众集团首次合作亮相
上海大众不仅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也是大众发展过程中的首次亮相。上海大众是全球范围内大众参股的首家合营企业——除了当时在南斯拉夫有个合资企业，即TAS，以及尼日利亚一家经营权完全属于大众的合资企业。1984年之前，不管是在巴西、墨西哥、美国，还是在南非，但凡大众立足的任何地方，大众都是100％拥有。集团在各个方面决定这些地方走哪条路。狼堡一声令下，大众世界的其余地方，包括横向配套商，都紧跟而上。
而今，这种情况在国国风云突变。上海大众这个合营企业一开始就约定资本和管理职责五五参股的合作关系，亦即，意见相左无事可成。每一个工作层面、每一项企业决策是“要么异口同声，要么一票否决”。领导小组组成人数双方相等。“Board“Directors”（即董事会）类似我们的监事会。总计为十名董事会成员的一半由中方伙伴委派；另一半则是由大众出任。同样，再由四人组成公司经营管理层，即所谓的执行管理委员会，简称执管会：两位中方人土，两位德方人士。两名德国人选已经确定，保尔为技术执行经理，我为商务执行经理。此外，我还担任副总经理一职。
合同签订过程中，约定董事会主席和公司领导层的头把交椅让位于当地人士，由中国人担任。我们则满足于那些个副职。我认为，这种中国人领导下五五开的合作模式，是明智之举，至今的实践也证实了这点——光凭公司领导发言人那正式场合下具有代表性质的这项工作，德国人根本完成不了。我们对中国人及其习惯又了解多少？我们该向何人展示何物？在聘用一位当地的公司发言人方面，大众早就在南斯拉夫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大众将其合营企业初期一半的参股份额大大提高，远超出50％的时候，当地那位公司发言人才被一位德籍发言人所取代。
当然，这种起用以本国利益为己任的中方领导的合营方式，遭遇了狼堡同事的些许微词。难道说让大众屈居第二，而让中国人位居第一？
这是我们德国集团某类同仁的一种习惯性想法，这类同仁一旦强权在握，便在世界各地到处显示他所能实现的东西：墨西哥、巴西、南非。多数人则想过：“合营？好吧，如果在中国别无他法，那就这样吧。不过我们是领导。”当时占上风的意见为，领导权本应落人大众手中。保尔和我却不这么以为。虽然清楚我们的利益在合资企业里得放人第二位来贯彻，但这并不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在中国可以尝试我的做法。
那种许多狼堡人所遵循的中央集权的专制领导模式，在保尔和我看来很是无聊。我们想要一些新的东西，不仅是给陈旧的中国带来工业现代化，更是给极易在自负中变得迟钝的狼堡的传统式集团来一个中国式的创新。
区别于大众同仁的是，保尔和我没有参与合资企业经年的谈判过程。尽管如此，我们根本不用等到定于3月20日在申城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才来获得对我们未来 的中国合作伙伴的个人印象。因为早在2月份，我们就在为期十六天的考察大西洋彼岸的大众生产基地时碰了面。那次考察，是卡尔．H．哈恩博士甚为关心的一 件事情，他试图以此来向中方合作伙伴展示，作为全球化的集团，我们是如何在其他国家组建生产和销售，并达到较高的质量水平的。除了同事保尔和我们未来的北京代理、在南京出生、之前领导狼堡研发部门一个科室的李文波博士，还有十位中方人员在那次集团考察中随行。他们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饶斌，中国国家汽车工业总公司（中汽总公司）总裁。中汽总公司是开始将汽车工业——中国未来工业发展的核心，他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的汽车产业总负责人——我们项目未来成功的一个关键人物。此外，随行者还有上海市副市长李肇基，他主管城市经济，尤其是外商投资。同行的还有选定的五位上海大众中方董事会成员，他们中有时任上海拖汽总公司老总、被指派为上海大众第一任董事长的仇克，和继任上海拖汽总公司老总仇克位置的陈祥麟。
考察途中，我们也结识了未来的同事，即被中方选定为上海大众公司总经理的张昌谋。他比我大十岁左右，说着一口地道流利的英语——这使我们不用转弯抹角通过翻译而能直接沟通。保尔和我利用那次考察的机会，在平时一起活动的时候，小心地与我们未来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
在圣保罗，我们巴西的工厂里，中国人对桑塔纳的装配尤为感兴趣。上海大众制造桑塔纳，是合营合同里确定的条款，而且是中国人的愿望。大众在合营谈判进程中，最先提供的车型是奥迪100，但中国人喜欢桑塔纳。主要是中汽总公司总裁饶斌，说服了中国政府，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哪种车型：并非大奔模样，而是一款省油、价廉又安全的汽车，并且是一辆在与德国人合作初期容易制造的车。关于这点，那个时期有诸多错误的看法认为，好像因为桑塔纳退出市场，我们便迅速迫使中国人接盘。这种顽固的成见，留传至今。真实情况却是，桑塔纳尽管在欧洲不怎么畅销，但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巴西，却是一款实实在在的畅销车型。理由充分：它是一款以最先进技术配置的耐用型大众中级车。中国人想要的就是这种汽车。此外，当时桑塔纳还在西班牙、南非生产，更是以许可证方式在日本的尼桑公司制造，这是许多人所不知的。所以，它终归是我们最新款的汽车。我们把“旧货”卖给了中国人的那种传言，完全缺乏根据。可以说桑塔纳是当时我们拥有的最先进的汽车。1982年，在试装合同框架范围内决定引入桑塔纳的时候，它上市才一年。就连那些一再出现的观点，说我们将德国不再使用的陈旧的生产设备和模具运往上海，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在上海大众创办初期那种微小的生产能力下，很大程度上为大批量自动化生产而设计出来的德国设备和模具，在我们的工厂根本用不上。
为期两周的考察结束了。那段日子，我们和中方合作伙伴一起，快速巡视了大众集团在大西洋彼岸的各个公司，天天一起吃饭，进行了无数次专业讨论和私人交谈。我们制定了我们合资企业的第一批远景规划，并由此在我们共同的企业——上海大众成功的道路上一起迈出了一小步。
上海大众第一次董事会（Board Meeting）于1985年3月20日在龙柏饭店召开，其间，我们被聘任为执行经理人，即Executive mittee（执行管理委员会）。张昌谋成为我们的总经理或者说是公司发言人，负责的职能部门为公共事务部。他的代理、副总经理，便是我。我主管的范围为企业的商务方面：财务部、采购部、市场和售后服务部。我们的技术执行经理汉斯—约阿希姆，保尔，管理生产、研究和开发、规划以及质保部门。而人事部和组织部则由我们的第二位中方执管会同事费辰荣负责。董事会一结束，我们便聚拢在一起，举行了执管会组建会议。一切进行得悄无声息：我们大家面对面，每个人再次做了自我介绍。我们结识了寡言少语的人事领导费辰荣，他没有参加我们的考察。
最后我们决定，从那一刻起，我们从法律上行使公司领导的义务。即刻起，我们为上海大众这个企业负责。
第二天早上，为了和员工一起庆祝正式的揭幕仪式，我们驶往工厂；紧接着，又赶往上海展览馆去参加市政府举办的招待会。这一天，以龙柏饭店举行的晚宴而告终，有市长光临，有烟火盛放，还有其他属于这种场合的一切。刚开始的日子里，只要狼堡来的人还在，晚上的饭局就会一个接着一个：“为了未来共同的成功和良好的合作，干杯！”
狼堡的集团代表一个个离去，中方的政府官员也退身到了各自在北京或上海的管理机构中。我们则待在安亭，那个面临艰巨任务的地方：建造一个现代化的包罗万象的汽车企业；从国内配套厂商到自行生产和装配，直至包括各类维修服务站的销售以及能正常运作的备件供应体系。除此之外，我们德国人另有培训中方员工和让中方同仁熟悉西方管理秘诀的义务。我们面临着堆积如山的任务，而从第一步到正式接手公司业务，即颁发上海大众的“营业执照”，留给我们的是五个月的时间。
第09章 霍英东：“白天鹅”飞翔
【霍英东小传】
霍英东可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和大陆关系最近的香港巨商。在2006年10月28日去世的时候，他的官方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隶属“党和国家领导人”。
跟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上世纪二十年代，霍英东出生在香港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渔船上，父母终日捕捞为生。
他幸运的是，十三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伦政府开办的第一间官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
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稍稍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办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
他赚到的第一桶金便与倒卖有关。抗战胜利后，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一百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一万八千元的机器，一转手就赚了二万二千元。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贸易勾黏在了一起。
霍英东崭露头角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当时中关开战，在美国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大陆的惟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是仍然是一条最可能向大陆输送物资的管道。1995年，霍英东在接受冷夏采访时，第一次亲口承认了当年的作为，他说自己最早是从贩卖柴油开始的，后来做过药品、胶管等等，但是，“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香港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商业超级发达，房市、股市“花繁叶茂”，在这个迅猛成长起来的大市场里，霍英东纵横跌宕，出入从容，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据称，极盛之时，港九百分之七十的住宅房建设与霍家有关。在三十多年里，霍英东先后涉足香港房产、澳门娱乐业、船务运输等领域。他胆大心细，敢于一搏，在水深洋大处造大船，谋大业，自然成就出一番旁人不及的事业。
但霍英东成了香港商人中在大陆获得最高政治地位和享有最高知名度的人之一，并非因为财富之巨，而是其对中国改革事业的投入。
1978年，中国陡开国门，中央政府曾经希望借助外来资本改造近乎瘫痪的国民经济，故而将深圳辟为特区，在华南开设多个开放窗口，而香港商人也不辱冀望，满怀激情，纷纷跃跃欲试。霍英东们的时代在此刻展开翅膀。
1979年1月，五十六岁的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双方同意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由霍英东投资一千三百五十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三千六百三十一万美元，合作期为十五年（以后又延长五年）。1983年2月，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
这是建国后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也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不过对霍英东来说，慈善和体育才是他在大陆最为长袖善舞的领域。据最新的披露，他先后投入了四十亿元用于各类慈善事业，这在众多巨商中应名列前茅。他对于祖国体育事业的热衷更是让人津津乐道。1974年，中国想要重返国际奥委会，便请时任国际足联执委的霍英东帮忙。霍多次往返国际奥委会总部以及相关国家之间，四方斡旋出力颇多。为了奖励奥运夺金，他专门设立基金会，宣布向每名金牌选手馈赠一枚重达一公斤的纯金金牌，单是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就颁出奖金三千二百五十九万港元。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年事已高的霍英东竟激动得夜不能寐，深夜索性跳进游泳池里去“降温”。
霍英东祖籍番禺，在生命的最后十八年，他把很大精力放在了番禺最南端的一个叫南沙的小岛开发上。他修轮渡、建公路、平耕地，先后投入四十多亿元，以霍家一已之力硬是把南沙建成了一个滨海花园小城市。
他的南沙项目在商业上曾被认为是一个“乌托邦”，十余年中，只有支出没有收入，他与当地政府的合作也颇为别扭，但尽管如此，这位号称“忍受力全港第一”的大佬却始终不愿放弃。在2003年前后，霍英东更是大胆提出以南沙为依托，打造粤、赣、湘“红三角”经济圈的概念。
其视野、格局之大，已非寻常商人所为。而他晚年执著于南沙，则已超出了牟利的意义，而更多的带有济世的情怀了。
下文为1986年起担任白天鹅宾馆总经理的杨小鹏对旧时的回忆。
◆白天鹅的孕育
在到白天鹅宾馆工作之前，我在中国国际旅行社广东分社工作。
我为什么会从国际旅行社调到这里呢？我是学外语出身的，在旅行社经常负责接待外国人。接待老外的时候，我老是碰到找不到合适酒店的难题。事情通常是这样的，客人已经到了飞机场，还不知道住哪个酒店。我们只能是带着他在广州市兜圈。那时还没有手提电话，只能在兜圈的间隙偷偷地去打公用电话，问同事怎样了，若是番禺可以了就开着车到番禺去了。这样做当然令客人生气。后来我调到了后勤。当1982年白天鹅快建成时，我就想既然不搞外语了，形势需要干宾馆业，我就主动申请到白天鹅宾馆工作。
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正在筹建的白天鹅宾馆。白天鹅宾馆的兴建在当年广州乃至中国，都是一件具有标志性的轰动新闻。早在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就制订了一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据说邓小平是把抓涉外旅游酒店作为复出后的大事来抓的，以涉外旅游酒店的兴建作为中国打破封闭走向世界的起点。
1978年7月，国家旅游局局长就在广州约见了霍英东先生，说要他带个头在北京或者广州合资建设一家有一千个客房的现代化大酒店。因为霍先生祖籍在广东番禺，知道广州很需要新建高级酒店，他便选择了广州。据霍先生讲，在此之前他对投资酒店业并不熟悉，虽然他投资的中山温泉宾馆已经在筹建，但对一千个房间的大宾馆并无经验，于是霍先生提出捐赠半个宾馆，五百个房间。后来听说广东省省委书记习仲勋、省长刘田夫等领导，都认为捐赠的形式不大好。本来希望港澳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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