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7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恶果。

没有被统治者的同意，统治制度不能够维持下去。但正如从孔夫子、柏拉图到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每一个政治智者都明白，当公众的贪念否定了治理，结果则是两败俱伤。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直接民主的极端例子—公众的支配力量，已经证明是毁灭性的。加州的危机显示，减肥可乐式的文化—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费又不储蓄；既要现代化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学校，又不想纳税—是行不通的。加州的管治失灵，只不过是美国整体政治问题暴露出的一角。在中国，当企业家的能量被自由市场解放出来时，统治者保持着极大的政治治理能力。他们借助新儒家政府强有力的手，以社会和谐和长远发展的名义，调节着发展所释出的利益。

内森·加德尔提到的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美国体制的问题。政客的民粹主义短视政治导致了竞相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州政府后来想恢复汽车税，但州议会又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恶性循环。今天去美国的人都会发现，美国的各种基础设施老化失修的情况极为普遍，其实美国的政治体制也老化了，尽管许多美国人似乎还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还以为美国真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严格地说，还属于前工业时代的设计，非改革不可，否则美国将难以避免走向衰落。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治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缺少整合力与竞争力，没有很强的人才观念。“三权分立”根本无法预防金融危机，因为“三权分立”只限于政治领域，而西方不少国家的政治被资本力量绑架了。我认为现代社会需要另外一种平衡才行，也就是超出政治领域的三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即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样一个国家才能运作得更好。

今天的时代已是全球化、信息化、后工业化时代。新的时代对政府和政治家的要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苛刻，因为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任何决策错误都可能造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沉重的代价。坦率地说，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只满足于“游戏民主”或者“消费者民主”的国家将竞争不过一个致力于制度创新的“非游戏民主”的国家；一个只知道“选举”而不知道“选拔”的制度安排，将竞争不过一个能够把“选拔”与“选举”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一个只知道吃老本，视民主为游戏，而不知如何建立“学习型政府”和“学习型社会”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将越来越力不从心；一个不知“宏观调控”为何物的体制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可能要出局。

“游戏民主”或者“消费者民主”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留下的家产，如美国和西方主要大国那样，他自然可以继续“游戏”和挥霍，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将越来越难以为继，而对于那些没有祖上留下家产的发展中国家，一旦成了宠坏的孩子，则无药可救。

五、日内瓦激辩人权

人权国际电影节暨人权论坛于2010年3月在日内瓦举行，主办人与我联系是否可以参加关于中国人权的辩论。我知道这个电影节和论坛已举行多次，对中国人权一贯持批评的态度，但我还是接受了邀请，因为我确实有话要说。在人权问题上，西方已经习惯了当全世界的法官，喜欢教训别人。其实，西方的人权观，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大量的问题，值得好好辩一辩。辩论于3月9日晚上7点半举行，大家先看了一部法语的纪录片《南京的女孩》。应该说这部片子总体上还算客观，几乎没有正面提及人权问题，而是用写实主义的方法记录了南京师范大学一群女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从体操军训到上法语课，从上党课到谈恋爱，从卡拉OK一展歌喉到远足西藏长途旅行，很有生活气息。我对观众说，从这个电影中，你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开放。

不过，这个电影只是前菜，中国人权本身的辩论才是正菜。参加这场活动的人大多是自称关心中国人权的西方非政府组织人士和当地一些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也有不少外交官，从主席台看过去，黑压压的一片，坐得满满的，总有300多人，举手发问一直没有间断。应该说我们争论得相当激烈，虽然观点不同，但大家还是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和礼貌。辩论会结束后，一部分听众又围着我，继续讨论了近一个小时。我不能说我说服了所有的听众，但不少人承认他们对中国人权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一些喜欢指责中国人权的人也承认他们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下面是我发言的主要内容：

大家就中国人权提了一些问题，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主持人刚才提到“中国崛起对国际人权的挑战”，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没有中国在人权和人的自由方面的巨大进步，中国的这种崛起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权被不断侵犯的民族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崛起的。您不妨问一问您在中国或者世界任何地方见到的中国人：中国的人权究竟是好了还是坏了？我想大多数中国人的回答是现在更好。

中国是世界上变化最大最快的国家，欧洲三百年的事，中国压缩到了三四十年，这个过程自然会出现各种矛盾，包括不少人权问题需要逐步解决，但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是满意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就此作过跨国民调，2008年中国人的满意度是86％，美国人是23％。所以讨论中国人权，应该先问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和欧洲人。

奇怪的是西方总认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罗斯人更了解俄罗斯，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以非洲为例，西方总认为非洲的民主化必须压倒一切，但你们至少应该问一问非洲人自己是怎么考虑的。我走过很多非洲国家，我可以说，非洲人最想解决的人权问题首先是吃饭问题，然后是疾病问题、就业问题、治安问题，但你们硬要人家把民主化放在第一位，结果多少非洲国家陷入了动乱和饥荒？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同时实现所有的人权，所以一定要有轻重缓急。中国人没有按照西方的逻辑去做，我们把消除贫困作为核心人权，实现了近四亿人脱贫。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做，消除贫困根本就不是人权，美国至今连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都不承认，所以我们不等西方觉醒了，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效果不错。

刚才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不参加西方对一些非洲独裁国家的制裁。这里又涉及一个理念上的巨大差别。从中国人的理念来看，帮助非洲国家脱贫本身就是实现一项核心人权，任何国家都不能找借口侵犯这项人权。这有点像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它是不分敌我的，它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进行的。如果要制裁一个国家，那需要联合国授权来共同进行，而不能只是几个西方国家说了算。西方在非洲什么都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简直成了政治勒索，受援国家怎么可能发展起来？西方国家自己也有很多的人权问题，比方说，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至今都未实现男女同工同酬，这无疑是侵犯人权，是不是联合国应该对西方实行制裁呢？

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价值，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民主的核心是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一党制也好，多党制也好，无党制也好，能够实现良政的才是好制度，不能实现良政的就是坏制度。环顾整个世界，我根本找不到一个非西方国家可以通过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而变成一个发达国家的先例。

西方自己也应该反省自己的政治制度。美国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南欧的“笨猪四国”是怎么形成的？这些危机与西方民主是什么关系？这些危机侵犯了多少人权？为什么美国三权分立既不能预测金融危机，也不能有效地对付危机？我想关键是仅靠政治系统内部的三权分立解决不了问题，现代国家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平衡，特别是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中国得以避免金融危机，与中国模式的这个特质有关。如果美国民主制度无法平衡资本力量，那还会有新的危机。

至于死刑问题，我想多数中国人不同意废除死刑，这种民意要尊重，这是民主的前提。我倒是在琢磨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如果西方那么尊重生命，包括尊重杀人犯的生命，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能再往前走一步，直接宣布：和平是普世价值，除非联合国授权，任何国家都不能发动战争？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杀害了总有十几万平民吧？这不等于是对十几万无辜者执行了死刑吗？这不是大规模地侵犯人权么？

人权很重要，但许多传统价值也同样重要，一个社会的良性运作需要多种要素的有机组合。像所有国家一样，中国也有贪官，有坏蛋，有刁民，但我们总体上保持了淳厚朴实的民风，这种民风的形成得益于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最近海地和智利大地震后都发生了大范围的抢劫，而中国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尽管我们受灾的人数是智利的十倍。为什么？我想中国的传统文化起了作用。这是一种人本文化，人要将心比心，救人于危难之中，不能趁火打劫，那是要遭天谴的。

前几年，中国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常回家看看》，很受欢迎，结果却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歌词中唱道：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福，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这首歌歧视了妇女，但大多数中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现代化进程导致了过分忙碌的生活，但再忙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自己的父母。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的文化传承，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温馨的人文传统。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比西方人权的理念的出现要早得多。世界上的事情不能什么都套用西方形成的人权标准。世界人权事业的未来方向应该是更多地包容不同的文化和智慧，从而丰富人权的理念。说到底，我们更要防范的不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所谓文化相对主义，而是文化绝对主义，那种把自己的文化说成是普世价值，把人家的文化说成是落后习俗，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的做法。

过去我学英文，我的英国老师告诉我，英文中“我”是大写的，表明了个人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中文没有大小写，但是如果有的话，我想中文也会把“你”、“你们”、“我们”等都大写。人有不同的社会角色：你是一个儿子，是一个丈夫，是一个父亲，也是一个别人的同事。中国文化中“我”的权利和义务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实在觉得中国的人本文化可以丰富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人权观。我也认为中国的古老文明其实是非常后现代的，对于解决西方社会今天的各种问题，对于解决全球治理的难题都有益处。。电子书下载

至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坦率地讲，这些人似乎一直期盼中国出现一场“颜色革命”。但是“颜色革命”给乌克兰带来了什么？灾难。给格鲁吉亚带来了什么？灾难。给吉尔吉斯斯坦带来了什么？灾难。这些人的榜样是捷克《七七宪章》和波兰团结工会。其实，他们的这些要求在海地共和国得到了全部的实现，但海地是个彻底失败的国家。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了，世界已经经历了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和“颜色革命”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但这些人还是在那里谈论抽象的民主，照搬西方模式，何以服人？这些人还可以问一问自己：为什么长期生活在西方的绝大多数海外华人也不支持他们？

我四年前去波兰访问，顺便查了一下美国皮尤中心的民调，那一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满意度是72％，波兰是13％，您说谁该向谁学习？我建议您去团结工会的发源地格但斯克看一看，去华沙看一看，再去上海看一看，您就知道世界的未来在哪个国家了。中国历史上曾经上千年领先西方，后来我们骄傲自满了，闭关自守了，结果就落后了。中国现在一直认真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包括西方保护人权的有益经验，但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所以中国进步很快，一年等于西方十年，中国人今天的目光也已超越了西方模式。西方如果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只知道教训别人，不知道向别人学习，终有一天会后悔的。

西方人权话语体系看起来头头是道，其实存在着一些基本缺陷。第一个缺陷是无法在政治、公民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例如，美国的人权概念中就没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是美国能够从人权的角度来反思自己的医疗保险问题，那么它那4　000多万美国公民没有医疗保险的问题就能更容易地解决。

第二个缺陷是法条主义问题。西方把人权问题基本上都看成是法律问题，认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权问题才能算人权问题，这在法制不健全、律师力量不足的国家里很难操作，也非常昂贵。例如，印度政府解决贫民窟居民住房权的做法是只补偿在贫民窟有产权的人，这看似是一种法治，而实际上贫民窟里绝大部分人都是没有产权的“租客”，结果法不责众，印度的贫民窟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我个人认为在非西方国家里，更好的办法是在推动法治建设的同时，通过政治手段来促进人权，这样做更容易取得成效，这是中国促进人权的一条重要经验。法条主义还导致了昂贵的诉讼费用，其实这往往是一种变相的腐败，一种合法化了的腐败，导致了司法不公：有钱人总能聘请到更好的律师，造成法律体系失去公正性。法条主义强调程序正确，结果一般的刑事案件拖了很多年都审不完，造成了大量的案件累积。

第三个缺陷是个人的权利超越集体权利的困境。西方强调人权是个人的权利，有其一定道理，因为他们担心集体权利会被滥用，成为损害个人权利的借口，但这种担心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因为个人权利的滥用也会导致集体权利的损害。比方说，丹麦漫画家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可以损害十亿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权。一个理想的人权保护体系应该能够兼顾个人和集体权利，兼顾自由与责任。在这方面，我以为中国人的哲学思路将更适应全球化时代人权发展的趋势。

第四个缺陷是人权体系中没有优先顺序的概念。其实，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实现所有的人权。西方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推动人权的方法要么是政治权力压倒一切，要么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的指导下，尝试了政治权优先，而不是消除贫困优先，结果很糟糕。在一个充满贫困的国度里，去搞西方式民主，结果就出现了海地这样的烂民主：饿肚子导致暴乱，暴乱导致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又使所谓的民选政府形同虚设，最后只能靠联合国维和警察来维持基本秩序。错误的优先顺序，效果往往不好。中国抓住了基本面，这个基本面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了，社会变化了，其他权利的改善就有了强大动力和物质基础。在人权问题上一定要实事求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资源决定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