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300年-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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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行使权力，征收花捐。同时，他又能以巡捕房督察长的名义，调动华捕，对各个堂子进行检查和罚款。他的众多徒弟，则在各处配合，打着黄金荣的旗号，对堂子进行敲诈勒索。各堂子因为害怕黄金荣的权势，则不敢对他们有所得罪。不仅要如数上缴花捐，而且时常用金钱去“孝敬”黄金荣和他的徒弟们。黄金荣还利用所开的“大世界”，作为娼妓公开的活动场所。他的门徒丁永昌管理的大世界，还高价雇用舞女和妓女，上演所谓“裸体歌舞”招徕嫖客。

（4）经营娱乐行业，开设戏院和浴池

黄金荣先开了“共舞台”，也就是男女演员共同在舞台上表演，有别于以往只能由男演员或女演员在舞台上分别扮演男女角色的传统。以后又陆续开办了“大舞台”、“黄金大戏院”、“金荣大戏院”以及“大世界”等娱乐场所。由于他在戏剧、娱乐业的势力最大，无人能够与他抗衡，因此，娱乐界的人要想在上海滩立足，只好投在他的门下。他开设的戏院，不仅在规模上最大，而且增设了包厢，并从北京、南京等大城市邀请来众多的名角，来戏院献艺。他们演出的戏目新颖，在上海戏迷中受到欢迎。而且，对于名角和新上演的戏目，新闻界也以醒目的大标题大肆吹捧，结果总是场场爆满，票房收入越来越高。他还派得力的弟子、巡捕和华探，日夜在共舞台巡逻，防止其他流氓捣乱。

开浴池业是个赚钱的行当，黄金荣在上海开设了两三家浴池，既有共享的大浴池，也有单间的小浴池。服务项目有搓背、修脚、按摩等，不仅供应洗浴用品，而且还有茶点水果。黄金荣本人也经常到浴池去洗澡，〖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同时在此与门徒商讨或处理一些重大事情。他最满意的是其得意门生金廷荪开设的“逍遥池”，经常来这里洗浴和处理事情，他与徒弟争夺黄楚九的“大世界”的阴谋，就是在这里策划的。

（5）恶霸行业

三大亨作为黑社会头子，还让其徒子徒孙经营各种罪恶行业。

首先是贩卖人口。他们把贩卖女孩称作“摘桑叶”，贩卖男孩称作“搬石头”，贩卖成年妇女叫做“开石头条子”，贩卖华工出国叫做“贩猪仔”。干这种罪恶勾当，一般都有后台。如法租界贩卖人口的总头目，就是租界巡捕房的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他是杜月笙的徒弟，后台是法租界的刑事科科长、法国人范浪打（Volenti）。英租界贩卖人口的后台是龙阿根，他是老闸巡捕房的刑事股探长，身在青、红两帮。贩卖人口的活动，由青帮头目顾竹轩的徒弟王兴高具体操作。他们一般从苏北农村将妇女诱骗到上海，然后卖与妓院，甚至卖给专门接待外国水兵的下等妓院。贩卖男孩者的后台是虹口巡捕房的刑事股探长尚武，他利用广东和东南亚一带华侨富商历来有购买男孩做“养子”，（实际上是家内奴隶）的传统，与潮州帮相勾结，将拐骗到的男孩卖到广东或华侨中的富商做“养子”。贩卖华工的是名叫陈鹤鸣的浙江温州人。他是杜月笙的徒弟，神通广大，竟然与浙江青田县政府、上海市警察总局的护照股以及葡萄牙、法国的人口贩子相勾结，以旅游、找工作等作为诱饵，诱骗浙江青田的男女青年出国。男青年被迫用青田石雕刻石像，女青年则被迫从事色情行业，以从中牟取暴利。

其次是走私。走私是中外黑社会从事的主要黑色事业之一，上海黑社会也精于此道。他们的走私活动，一般是与洋人勾结起来共同进行的。黄金荣的徒弟吴志龙就是专门干走私勾当的行家。他利用与外国走私贩的关系，进行走私活动。外国轮船常常把一些走私货物，放在船上等待偷运，如果遇到险情，则将走私货物抛入江里，然后由“潜水鬼”趁夜色朦胧时，将其捞走。这些“潜水鬼”的组织庞大，多由帮会控制，吴志龙同他们关系密切。

3。从黑色事业转向白色事业

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并不满足于作为黑社会头子，而是要跻身于工商界，以使自己的名声变得“正派”，地位更加巩固。他们利用从事黑色事业赚到的大量金钱，转而投向正当的金融业和工商业，也就是从黑色事业转向白色事业。

（1）首先是进军金融业

青帮三大亨在进军金融业方面，以杜月笙最为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和政府中担任要职的青帮人物陈群，劝告杜月笙今后应该以投资金融和工商业为主要活动，以便洗刷以往经营烟、赌、娼的流氓形象，并借此跻身上流社会。1929年2月，杜月笙在上海金融界的巨头之一、青帮门徒钱新之的建议和帮助下，开办了“中汇银行”。杜月笙鉴于自己对金融业并不熟悉，而且缺少足够的资金，担心没有人来存款，最初颇为犹豫。钱新之告诉他：上海的银行界向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凡有新银行开业，其他各银行都要先去存上一笔钱，称为“堆花”。上海各大银行的老板们，得知你杜月笙要开办银行，自然要前来“堆花”。加上租界里的烟、赌两档都是银行的大客户，凭借你的名气，肯定会把钱统统存入你的银行。杜月笙在钱新之的开导下，开起了“国民银行”（后来改名为中汇银行）。一些富豪为了讨好他，便纷纷前来投资，如大富豪徐懋棠就向该银行投入了一大笔资金。另外，该银行还得到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支持，杜月笙不曾动用自己的资金，就开办了一个资金雄厚的“国民银行”。后来，当国民银行改名为中汇银行时，上海银行业老板陈光甫一次就存入白银50万两，存款时间，从一般堆花的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而且不取分文利息。“中汇银行”带有明显的黑社会性质，它把经营的重点，主要放在收支烟、赌两项游资和押款等业务方面。那些资金雄厚的烟土商，只要付给中汇银行巨额的费用之后，即可以使烟土保提、保运和保销，从中获得巨额暴利。后来，杜月笙又利用和国民党的特殊关系，成为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不久又当上了上海市银行工会理事和浦东、国信两家银行的董事长，成为上海银行界的巨头。

（2）其次是涉足实业界

青帮三大亨利用各种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又投资于工商业，成为上海的大企业家。在这方面，三大亨中也以杜月笙最为突出。

杜月笙首先把手伸向面粉业。他趁20世纪30年代上海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负赌债数十万元难以偿还，打算出售面粉厂的机会，以109万元的低价收购了该面粉厂。1936年5月，上海面粉交易所因为业外大户朱如山、钟可澄等大量囤积面粉，导致面粉价格猛涨，交易所的经纪人大多濒临破产，只好向交易所仓库主任黄柄权求救，请他转托杜月笙帮忙。在得到杜的首肯后，他们以杜的名义在市场上抛出面粉50万包，又以自己的名义抛出80万包，致使面粉价格下跌。迫使朱如山让步，经纪人也免于破产。这件事终于使杜月笙当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

1931年，在杨管北的帮助下，杜月笙又成功地打进了上海的航运界。杨管北是江苏镇江人，大学肄业，北伐军到达上海后，成为北伐军政治部交际股的政工人员，因为善于辞令，受到杜月笙的赏识，逐渐成为杜门的座上宾。为了使杜月笙的势力打入轮船航运业，他为杜选中了著名的大达轮船公司。该公司是清末著名实业家张謇于1904年所创办，垄断上海至扬州的航线达24年，拥有四条江轮，总吨位在4000吨以上，还有若干条拖船和木驳船。1925年张謇去世，其弟张詧因支持北洋军阀而被国民党指为反动分子，遭到通缉，张氏的势力遂一落千丈。经理鲍心斋把企业的利润存在南通的得记钱庄，1930年得记钱庄倒闭，存在钱庄的银钱化为乌有。次年，公司拥有的两条轮船又在航行途中失事，死亡船员和旅客1000多人，公司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杨管北看准了机会，设法替杜月笙和自己大量收购大达公司的股票，使自己和杜月笙成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然后二人又使尽各种手段，进入公司的领导核心，最后，杜月笙当上了公司的董事长，杨管北出任公司副经理，掌握了公司的实权。

（3）深入报界

杜月笙为了便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运作，开始把自己的触角伸向新闻界。为此，他不仅同报界的老板拉关系，结交了上海的两大报纸《申报》的史量才和《新闻报》的汪伯奇，而且笼络编辑和记者。他首先笼络《新闻报》的总编辑唐世昌。唐世昌是上海报界最有势力的人物，既压得下惊天动地的新闻，也可以无中生有掀起大浪。杜月笙在结识了唐世昌以后，便不断有更多的编辑、记者成为杜门的座上客。许多新闻界的著名人物甚至干脆拜杜月笙为师，而杜月笙则对这些弟子给予安全保证。杜月笙在控制了新闻界以后，原来一些达官显要和富商巨贾也来向他暗送秋波，使得杜月笙的身价直线上升。

杜月笙在进入实业界后，很快又成了上海工商业的领袖人物，在抗战前后，他拥有的官商合办、私营工商业网和各行业公会的职务，包括董事长、理事、主席、经理的名义，不下150多个。在报业有《申报》、《新闻报》、《大陆报》（西文），在银行业有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汇银行，书店有大东书局，纱厂有恒大纱厂，交通机构有华商电车公司、大达轮航公司，学校有浦东中学、正始中学。此外在棉织厂、铁工厂、造纸厂、运输公司以及交易所，差不多都由他担任董事长，并有若干官商合办的机构请他担任董事。杜月笙每年在工商界的收入，不要说是股份上的利益，单单车马费就很可观。其他重要团体如全国船联会等，也都是由他担任会长。

张啸林也打着“实业救国”的旗号跻身实业界，他不仅伙同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还当上常务董事。此后，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纷纷找到张啸林，请他挂名，成为交通银行、通商银行、江浙银行等六七家银行的董事、监事。又经杜月笙推荐，当上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理事。他又联络范回春、周帮俊、黄楚九等，组建大赛马场“远东公共运动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共舞台对面开设杭州饭菜馆。又与杜月笙合组“霖记木行”，独家经营从苏联运来的木材。

杜月笙在发迹以后，常说自己是“鲤鱼跳过了龙门”，是“泥鳅修成了龙”。有关他的平日生活，以往坊间流传的许多趣闻，多属不实传闻。网上曾有一篇上海老中医陈存仁（1908—1990）先生对于杜月笙的回忆。这位老中医写得一手漂亮的汉字，曾为多位杜月笙的门生书写过“门生帖”，因此有机会亲自登门拜访杜月笙，并有所交往，所以他的回忆当属可信。陈存仁第一次同杜月笙见面是在一个端午节，在淞沪警察厅侦缉队长韦钟秀陪同下前往。他当时只拿了一本硬面贴报簿，簿上剪贴了三段有关杜氏的新闻。他回忆说：

杜氏私邸，是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书报上形容是“侯王宅第，大厦连云”，其实地方并不大。私邸中最主要的就是一间厢房，称为“大餐间”，大小不过二十二尺乘三十尺那么大。我去见他那天，是在下午一时许，杜氏刚起身，室内除我和韦钟秀之外，别无他客。他瘦瘦的个子，体重约一百磅，穿了一件熟罗长衫，身材好像一个文弱书生，只有一对鞋子显得有些特别，是纯中国布鞋款式，但不是布质，而是用深紫色的皮革来做的，此外并无特异之处。见面之后，彼此先寒暄了几句，都用浦东话。杜月笙请陈存仁坐在他的烟榻上，他自己就抽起鸦片烟来说：“困下来谈谈。”对陈存仁说：“你写的门生帖我收到不少，写得整齐干净，真是不错。”陈则答以：“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这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他接过去打开来看，是一本贴报簿，里面贴了三张剪报。杜月笙因为识字不多，所以请陈存仁读给他听。杜月笙最初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大约只识十来个字。后来请了一位教书先生，天天为他读报，还教给他认字。经过了若干年，他竟会看信看报了！他对熟人并不讳言自己一生从未受过教育，只是幼年时当了五个月的一年级学生，学费是小洋五毫。后因五毫筹不到，就此辍学。杜月笙虽然未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却有一套为人处世的本领。凡是办一件事，他先决定上策如何，中策如何，下策如何，三点决定后，还要考虑这件事的后果如何。所谓后果，即有无反应或副作用，好会好到如何地步，坏会坏到如何程度。在决策时，他往往先听别人讲话，自己默不出声，等到别人讲完，他已定下了决策，无非是说“好格，闲话一句”，或者是说“格件事，不能这样做”。他说过之后，从来不会变更。

杜月笙所受的教育，主要得益于听书，如《岳飞传》、《水浒传》、《七侠五义》、《三国》等，所以他对戏剧演出极感兴趣。

1931年，杜月笙集资50万元，在家乡浦东高桥镇重建杜家祠堂。翌年祠堂落成，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家祠落成典礼。众多的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纷纷送去匾额，以表祝贺，其中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军政部长何应钦、实业部长孔祥熙、司法院长王宠惠、警察总监吴铁成、前大总统徐世昌、前大总统曹锟、前临时执政段祺瑞、国学大师章太炎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蒋介石送的匾额“孝思不匮”。

杜月笙成为青帮头子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大量收徒弟。杜氏接受门生帖时，仪式简单，行礼时规定三鞠躬，不许下跪叩头。门生究竟有多少，向无统计，在上海本地约有2000人，外地各省约有三四千人。后来，门生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恒社”，取“如月之恒”的意思，组织极严格，会员500余人。抗战时期，杜月笙担任赈务委员会委员长，1942年10月他到西北去巡视，因为以往西北两次旱灾，均得到他的捐助，投门生帖的近2000人，他收了1500名门生。

上海青帮，经过清末民初的风风雨雨，终于从一个下层群众的结社组织，逐渐蜕变成了黑社会组织。

4。阶级构成的变化

民国年间上海青帮人物的阶级构成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不再属于下层群众的社会组织，而是成为统治阶级压迫广大民众的工具，其首领多跻身于上流社会，其成员的阶级构成也颇为复杂。成员中既有流氓打手、军警、特务，以及外国租界里洋人的奴才，也有党政军里的中高级官员，工商界、医药卫生界的头面人物。除了三大亨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

张镜湖　曾与高士奎同在徐宝山部下任职，担任七十四旅旅长，其较出名的徒弟有韩复榘、孙桐萱及三十师师长王修身、陇海铁路驻沪办事处处长陈守志。

曹幼珊　名焕智，字幼珊，山东历城人，因排行第三，帮内兄弟尊他为“曹三爷”，也是青帮江淮泗的大字辈。他早年曾在扬州当过马快（警探），后来投在徐宝山手下，但未受到重用。清末民初来到上海后，广收门徒，以便与湖州帮争夺地盘。所收徒弟多为人口贩子、开妓院的老鸨以及在码头上行骗的“翻戏党”。这些人多属于下三流的角色，所以，他虽然是青帮“大字辈”，在社会上却没有多少影响。

樊瑾成　字宝瑜，江苏徐州人，人称“樊大胡子”，私盐贩出身，加入青帮后，成为兴武六帮的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