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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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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时，储安平在《观察》停刊前说：“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
1947年初，徐铸成拒绝政府投资10个亿控制《文汇报》的意图，当着陈立夫、吴国桢、宣铁吾、潘公展等人的面，他说：“《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政治性投资。”话谈到最后，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对徐铸成说：“佩服佩服。今天这个场面，你能顶下来，真不容易。我宣铁吾对不起你，曾封了你们七天门；今后，你再怎么骂，我要是再动手，不是人养的。”徐回答说：“言重了，我只是凭良心办报而已。”
徐铸成评价民国报人：“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后期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1948年7月，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创办的《新民报》被勒今永久停刊：“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身为立法委员的邓季惺当场抗议说：“这个命令所援引的所谓《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没有承认的北洋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单行法，是无效的。”她的抗议自然无效。
20世纪40年代，复旦新闻系讨论“系训”，有教授提出“打成一片”，立刻受到同学的欢迎，觉得一是通俗易懂，二是强调新闻记者和人民站在一起，三是这口号从延安传来的。眼看就要举手通过了，陈望道却提出“好学力行”四字，认为这才是对新闻人更根本的要求。最后，陈望道的提议获得通过。
王芸生以《大公报》闻达社会，中共建国，他仍难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报负责人的会议上，谈起一件小事，时为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张春桥夸夸其谈一通，说得完全不对，王芸生漫不经心地打断他的话，说：“唉！不是那么回事。”同时，习惯性地用手往上轻轻一挥。谁知张春桥勃然变色，冷嘲热讽说：“我是打仗进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样和大人物往来，见过大世面。说错了，请你王先生指教。”此语一出，举座无言。
“雷震案”爆发后，殷海光不顾个人之安危，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要求文责自负，并声言：“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读后让人慨然系之。雷震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雷震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为安葬亡儿、移葬早逝的老友罗鸿诏和殷海光而建。
《一份血写的报告》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正是这一指示，《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咽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老记者戴煌在几十年前有一份《万言书》：翻开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的内部材料和各种参考资料，我们就会有非常触目惊心的感觉，我们的光明与伟大被过分地宣扬了，而我们的黑暗与腐朽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的行为。
萧乾总结：理论，理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我要采访人生。
十二、行知
蒋百里曾带两个孩子到德国，一个乡下老太太对他说：“儿女求学固属重要，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重视合群生活。青年人最忌产生忧郁或孤独的情绪，学习求好了，身子却弄虚了，精神也被消磨殆尽。这种有学问的人，对国家和社会有何用处？因此之故，除求学外，父母还须注意儿女们的周围环境，让她们跟多数人在一起，多过点滑冰、游泳、打球的野外生活。”蒋回头提醒孩子：“这位老太太的话，就是课堂外极可宝贵的学问。”
1905年，严复赴伦敦。时逢孙中山在英，两人会晤探讨中国前途，严复以中国民智未开，“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着重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蒋介石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劝“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十分生气，他说：“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
在法国战场，晏阳初从汉字中选出一千个常用字教华工识字，后来创办了《华工周报》。数月后，晏阳初收到了一位华工写的信，这位华工为了表示对晏阳初的感激，决定捐出他三年来在法国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积蓄下来的血汗钱365法郎。
这封信改变了晏阳初的一生，晏阳初说：“我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他决定：“立志回国以后，不做官，不发财，把我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
二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晏阳初常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的说，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
晏阳初说：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领域内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这样，你才有作实验的绝对自由，这是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的惟一方法，否则，你就会由于放弃原则而失败。
1945年，晏阳初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说：“我们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介石说：“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并且说，等他消灭了共产党之后，要聘晏阳初为全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领导。晏阳初说：“委员长，如果您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1988年晏阳初98岁寿辰之际，里根总统在给他的贺辞中说：“在我任职期间，最大的报偿之一莫过于得知有像您这样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贤达之士。”1989年布什总统又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在《北大教授剪影》中，讲到了这么一件关于沈兼士的事情：有一次，中文系一年级学生上课时，他正在兴致勃勃地讲课，忽然有人进来，用点名册来点名。那人把礼帽放在附近桌子上，沈先生以为是特务，非常讨厌，马上把那人的帽子摔到地上，又大声说：“这是放帽子的地方？这是放东西的地方？”那人不好意思地拾起帽子戴上，然后面对大家说：“沈先生太过分了！我以前还听过他的课呢！”然后慢慢推门走了。原来那是注册科的职员来抽查上课学生人数。一般北大教师是不点学生名的，尤其是二年级以上就更不大点名了。北大当局号召“自由研究”，不愿听本课的，也可以随便自己回去研究。对刚从中学来的一年级学生要严些，但也是抽查点名，不一定抽查哪一班，以致有此误会。
沈葆桢少时胆子极小，夜里听见猫叫都害怕。沈母教以儒家道德观念，问曰：“你敬仰历朝历代的忠臣孝子吗？”葆桢回答：“当然敬仰。”沈母随即举例说古代忠臣孝子九死一生，万折不挠的故事，问儿子：“你知道他们的胆子从哪来的吗？”葆桢说：“他们天生大胆。”沈母说：“不对，因为他们做人做事都堂堂正正，心里想的都是如何孝敬父母，报效国家，所以胆子就大了。”随后又经常有意让沈葆桢独自往返阴森可怕的地方，一来二去，沈葆桢的胆子也就练大了。
费巩年轻时学成回国曾取道苏联，朋友问他对苏联的印象，他说：“总的印象还不错，有不少新鲜的东西，但我不喜欢强制人们必须去接受某一种思想，把思想也标准化。我希望把道理给人民讲清楚，由人民自由来比较和选择。”朋友说：“你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费巩回答说：“不管你说我是什么主义，我酷爱这种自由的气氛，我相信每个人自己都长着一个脑子，他们有判断好坏是非的能力。”
陶行知原名陶文浚，他年轻时信奉王明阳“知是行之始”的主张，因改名“知行”。后来他兴办教育，日益发现“行”的重要，所谓“行而后知”，故又改名为“行知”。他还写了一首《三代》的打油诗作为说明：“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陶行知注重“启发式”教育，一次他到武汉大学演讲，拎着一个大口袋上台，一上台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大公鸡和一把米。他按着鸡头让鸡吃米，鸡死活不吃；后来他松开手，让鸡自己呆在那里，鸡却开始低头吃米。陶行知就此解释道：“教育就如喂鸡，强迫学生学习，学生是不愿学的，即使学了，也是食古不化。但是，如果让学生多发挥主观能动性，那么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陶行知首倡“到农村去”的平民教育，最重手脑并用，适所以矫正用脑不用手之双料少爷的畸形发展。他曾在南京创办晓庄学校，成绩斐然。学校有图书馆一座，陶亲自题写馆名曰：“书呆子莫来馆”。此诚别开生面，足令教员肚子里的应声虫退避三舍。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胡适第一次坐飞机，写了一首题为《飞行小赞》的小诗，那位连人力车都不坐的陶行知大怒，也作了一首诗登在报上，历数造一架飞机需要多少工人的血汗，多少农民的血汗，飞机造好了是为国家服务的，不是为了让你胡博士当成玩意儿嬉乐的！
孙中山自幼性格果敢，有担代。母亲让他挑瓦罐出外担水，他不愿去，便私自将瓦罐撞破，但直承其事，不打诳语，一如华盛顿承认砍倒樱桃树一般。他又敢于反对偶像崇拜，他曾把家乡神庙里供奉之金花娘娘塑像的手指、足趾一一断去，以验证神仙是否流血，令村民大为恐慌。他又常偷食祭品，其母责怪时，他便抗议道：“死菩萨未食，且让活菩萨先食吧！”
蒋介石留学日本时，常在电车、火车或渡轮上看到日本人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许多人读一章节，即闭目静坐，若有所思。蒋大受刺激，遂买了大量王阳明的著作开始研读。他说：“对于这个哲学，真是一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种心领神驰的仰慕……”
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个新方向”。他因此辞去北大的教职，到山东、广东、河南等地进行实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停止。
钱钟书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他的名言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闻一多说：同情心发达到极点，判激来得强，发动也来得强，也许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得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
蒋梦麟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鬼子者，洋鬼子也，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做事。
十三、直言
胡适曾对青年朋友们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被国人目为卖国贼，朝廷也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更有不少仁人志士扬言要杀他以雪大耻，惟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一份奏折中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严复曰：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者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
严复再曰：其所以必习西文者，因一切科学美术，与夫专门之业，彼族皆已精通，不通西文，吾学断难臻极，一也；中国号无进步，即以其文字与外国大殊，无由互换智识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后五洲文物事势，可使如在目前，资吾对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国后此人才，断无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异者，中文必求进步，与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后能之。此亦赫胥黎之言也，四也；且西文即通，无异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大抵20世纪之中国人，不如是者，不得谓之成学。
康有为被光绪召见时，在朝房邂逅荣禄。荣禄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么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有为愤然回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革命军》的作者邹容擅治印，留学日本时，有同学请他刻“壮游日本”四字，他马上把石头扔了回去，说：“你仅游了个日本，就觉得很壮了，那些环游地球的，又该如何呢？”
梁启超在北京师范大学授课，有一次发现学生很少，原来有重要的校际篮球比赛，很多学生都跑去看了。梁于是大发牢骚：“做学问不如打球好玩，你们也不是要跟我做学问，不过是要看看梁启超罢了，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看一两次就够了。不过我并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时务学堂只有40多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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