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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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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效忠蒋介石，终于在全盘皆输的前夕绝望自杀，他代表了中国自古已然的一种“士心”，只怕连对手也不忍以“愚忠”视之。抗战时，他在给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可见，他是一个旧道德意义上的君子。
反右时期，陈梦家出于对古文字的热爱，说了一句“文字改革应当慎重”，于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文革”开始后，陈梦家遭到残酷的批斗，他向一位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于是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不料未死，10天后又自缢而死，足见他已义无反顾。
林彪死后，针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十分不满，他认为孔子和林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说：“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这些道理虽然再明白不过，可是在当时敢于说真话的，竟然只有梁漱溟一人而已。
废名很佩服其同乡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论僧肇，一言不合，大声争论，外人在外听得酣处中突然静止，原来两人已经扭打在一起，很快废名气哄哄地离开熊家。但到第二天，废名又到熊家，跟熊讨论起另外的问题了。
晏阳初在接受赛珍珠访谈时曾说：“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殷海光临死前，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他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徐复观则认为，二十年来，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烦，多半与殷海光有关。得到殷海光死讯时，徐曾绕室彷徨地自言自语：“今后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听到，立刻责备说：“你怎能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对得起其他的朋友吗？”
《吴宓日记》出版前，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
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记》云：“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筏、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周扬说：“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季羡林入住北大后，住处很特别，是在翠花胡同里。而明朝的东厂，就设在翠花胡同。季羡林的住所，则就是以前东厂特务行刑杀人的地方。当时，那是个很寂静的院子，树木葱郁，石碑林立，而且寝室外面还摆着一口棺木。季羡林一个人住在里面，平时自然少有人找。好友臧克家携夫人郑曼去过一次，郑曼当时就忍不住问道：“季先生，你一个人住在这样的地方，不害怕吗？”季羡林则说：“这个地方好啊！正好可以静下来读书和工作，也确实不会有人来打扰啊！”
季羡林是健康长寿的老人，有人就好奇他是不是有什么养生之术。季羡林的回答是，我坚持“三不主义”。“三不主义”指的是：不锻炼、不挑食和不嘀咕。不锻炼是不为锻炼而锻炼，觉得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工作上比较好，如果花在锻炼上，太可惜了。不挑食则是不管什么高脂肪、胆固醇，只要合自己口味，张口就吃。不嘀咕则凡事看开些，不要在心里放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腿勤、手勤、脑勤”，自己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让脑筋闲着，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
梁漱溟在医生问他有何要求时说：“我很累，我要休息。”说完就瞑目长逝。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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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博雅
丰子恺曾忆及，其师李叔同对他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书也不及马先生之多。”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按十分之四付给严复版税，为中国所仅有。严复于是能专力著述。
唐兰博学。民国时期，他在天津教家馆，任教之余，还给天津《商报》办学术性副刊，稿件全由他一人包办，用不同笔名发表，内容涉及经学、小学、诸子、金石、校勘以及诗词等等。吴其昌曾对他壮语：“当今学人中，博极群书者有四个人：梁任公、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
林纾为最后一位桐城派，他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
袁世凯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请辜鸿铭任翻译。辜临去时说了一句名言：“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霸霸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此语被当成英国谚语收入了英国《大不列颠辞典》。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门即不能自归。他在东吴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这两个痴人一次在茶馆小坐，结帐时才发现都没带钱，遂决定将章留下作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于是一看成痴，将章抛诸脑后。
1918年，27岁的胡适到北大任教时，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林语堂以清华教员身份迎接他。两人见面时，林“犹如触电”。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豪语说：“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
有一次胡适之的朋友们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地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之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蒋梦麟和陈独秀都中过前清秀才，惺惺相惜。晚清秀才有两种，一是考八股的秀才，人称“八股秀才”；另一是废八股改策论后的秀才，称“策论秀才”。一般以“八股秀才”为正宗，且更值钱。一次，陈问蒋：“你是什么秀才？”蒋答：“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可是八股秀才！”
周作人看中国书（包括所有的文学艺术）有一条标准非常独特，就是看作者“对待人的态度”，特别是“对待女人儿童的态度”，所以中国书惟有《红楼梦》是好的，《西游记》和《聊斋志异》可以给儿童带来乐趣，也可以一读。《水浒》里他最喜欢鲁达，最憎恶的是武松，原因就是武松杀人太多，杀嫂子，还血溅鸳鸯楼，格杀勿论，虽然是中国传统中的英雄，其实是狗熊；而鲁达在水浒英雄中杀人最少（仅仅一个），也是无奈和失手。
周作人读书万卷，他说：“我最为佩服的中国思想家只有三人：一是汉王充，二是明李贽，三是清俞正燮。”
顾颉刚出身苏州的诗书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看到顾氏文风劲盛，特誉其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
庐山松门别墅是陈三立的故居之一，陈寅恪一生只去过一次，但是非常喜欢。寅恪的后人想把他迁葬于此，但遇到了很多阻力。后来画家黄永玉看了《陈寅恪的家族史》一书，非常敬佩，乃主动跟陈美延联系。两人一起致信给相关领导，最终如愿以偿。黄永玉还题写了墓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向罗常培解说中文系之难办：“现在中国文学的新旧杂糅，青黄不接，恰好象现在的思想和政治一样。从前模拟《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和李白、杜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是许多新作品又堕入了西洋文学家的窠臼，真正创作，实在很不容易。在这旧信念已失，新标准未立以前，当然还上不了轨道。”
陈寅恪晚年因撰《柳如是别传》，颇受不少学人讥讽。陈对挚友吴宓解释道：“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籍以察出当时夷夏之防与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也。”
陈寅恪是一个风趣的人。《事辑》1968年条下引曾做陈寅恪助手十六年之久的黄萱信件，记载：
陈对黄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难过地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这风趣中微含愤激，语气仍是那样从容闲淡，哀而不怨。
曹聚仁的儿子曹景仲写信给曹聚仁，没多久就收到回信，不料打开后发现，竟然是自己写给父亲的信。信中，曹聚仁已将儿子的错别字改过，并分好段落，点好标点，并重新整齐地誊抄一遍。最后曹写了三个注意事项：“1、一件事写成一段，必须分段写。横写直写都可以。必须断句。2、想好了再写，写好了看一遍再抄。3、如果不分段，不断句的，就不必寄来。”
民国学人在北平多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也有传染性。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要蒋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他们一起相互监视，找资料时，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蒋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似乎不感兴趣，蒋私下很高兴。两人分手后，袁回图书馆，蒋回俱乐部。蒋随即转回去想买那两本书，当他半小时后赶到书主处购书时，主人告诉他，袁先生已经先把书买走了。
费正清回忆抗战时僻居李庄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我深深地被我这两位朋友的坚毅精神所感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中，他们仍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杨步伟曾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她少时即“胆大妄为”，上家塾时，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到父母一顿臭骂，骂她对圣人不恭。她还捉弄先生：“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在耶鲁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有人赞曰：“这就是绝配！”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他见昆明有牛肉馆名“潇湘馆”，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竟去砸馆，直至人家改名才了事。
叶德辉性情古怪，他藏书甚富，不轻易示人，在书橱上贴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字条。但他对性问题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关性问题的旧书，像《素女经》、《交欢大乐赋》、《杂事秘辛》等都翻印过。潘光旦评说，叶翻印的书还有“几分科学的价值”。
钱钟书常讲：“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志气，三十岁犹狂是没有头脑。”他清华大学毕业后正是二十来岁，陈福田等人想让钱钟书读清华研究所。钱钟书当时答道：“望眼清华，还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来当我的导师！”
北大全盛时期，名流云集，时有“五马”、“四陈”、“三沈”、“二周”之称，“三沈”即沈兼士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三人，他们同在北大任教，同为北大评议会成员，当时在北大被称为“沈氏三兄弟”。
有一次，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洋文均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吴组缃听罢，随即走到钱钟书的桌边，真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40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直到很久以后，钱钟书还爱考问吴组缃：“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读一遍，叶赞扬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胡适责怪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日记，胡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惟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1940年浙江大学流徙到遵义，在艰苦的流亡时期，竺可桢邀请费巩担任训导长。费巩接受了职位，同时表示：“吾不要训导长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钱来，可拿这笔省出的钱用在学生物质生活的改善上面。”他上任后身体力行，亲自动手烧开水为学生杀臭虫。学生宿舍灯光太暗，他花费精力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拿自己的工资购买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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