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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那些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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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发言中沉痛地说：“建国之初，依理应大赏将士，严明军纪，如今金银稀缺，怎么办”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道理大家都懂，但办法大家都无，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除了打仗搞钱外，再无生财之路。兴产殖业、开源节流对他们而言，前所未闻。
沉默，大顺高管们选择了前所末有的集体沉默。
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
大顺朝的“二把手”刘宗敏终于打破了沉默，说出了自己的高见。
1。向老百姓收农业税是不可能的，这违背本朝三年不征税的施政纲领。
2。征收其它税也是不现实的，征税是个社会系统工程，大顺朝的基层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组织和人员去征税。
3。因此只能实行老办法——“追赃助饷”。向京城内大大小小的明朝贪官污吏们追赃，靠追赃所得维持本朝无税政府的三年运作。
牛金星马上跟风，为保证追赃行动公开、公正、公平，将按明朝官员职务大小确定追赃金额，并且规定：献赃积极者，本朝优先录用为国家公务员，不积极者，将采取民主专政的暴力手段予以修理。
当下无计可施的李自成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依卿所言吧！”
追赃助饷
刘宗敏、牛金星这一武一文得令即行，为保证这项行动的保密性和周密性，他们联合耍了一个小小的手腕。
牛金星先以本朝宰相的名义发布一道政令：“各明官俱于次曰朝见，朝见后，愿去者，听之；敢有违令者，斩！”
各明官对此政令的解读是：大顺朝开张营业，要招公务员了，这对下岗在家吃老本的官员来说，无异是瞌睡给了一个枕头，于是乎纷纷报名晋见。
第二天，李自成等大顺新贵高坐朝堂，百官依次进见，牛金星手执花名册，一一点名，其间“嬉笑怒骂，恩威不测”，尽情挥洒自己当年不得志的情绪。晋见明官乖乖听令，无人敢吭一声。李自成冷笑：“此辈不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对明官仅有的一点同情心荡然无存，只剩下了鄙视和厌恶。
点名完毕，各明官被大顺军士两骑押一人，全体驱往西华门外四牌楼街，这不象是请来当官的，而象请来进屠宰场的。众明官不禁魂飞魄散，个别胆小官员嚎啕大哭。
不过，没有想像的那么惨，他们来到的地方，是大顺朝新成立的一个工作机构，叫“比饷镇抚司”，司长刘宗敏，副司长李过。
在“镇抚司”里，大顺军士稳定了各明官的情绪后，和和气气请大家配合办三件事。
一、更衣、但换得是全世界人民都不爱穿的囚衣。
二、吃粽子、但此粽非彼粽，各明官被绑了个结结实实，个个变成了“粽子”。
三、进马棚，提前体验一下三百多年后“右派”进牛棚的滋味。
在马棚里不吃不喝，“与马共舞”了一天后，各明官终于得到最高指示：“以官第献银，一品献银累万，以下必须累千。痛快献银者，立刻放人；不献银者，大刑伺候。”
各明官还没有反映过来，就有人献银了。
不过，不是官员，而是一个大太蓝——曹化淳，在领导身边呆过的人，观察局势的能力就是强，领导还未放话，他就出手了，献银五万，立马被李自成任命为新大内总管。
榜样的作用是无穷无尽的，曹大公公开了头，其它在押的明官纷纷“慷慨解囊”，按官员等级“捐”出数量不等的白银，只求能快快逃离这大顺朝的“人间地狱”。
“捐”银数量最多的是老国丈周奎，一下子“捐”了五十万两白银，要知道，三个月前，女婿崇祯动员他捐款时，他只捐了一万两。
照大家这样“争先恐后”地捐款，刘大将军——现在应叫“刘司”，原来为明官准备的夹棍、剐人柱等刑具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但后来事情却出现了“拐点”，明大学士，前任首辅陈演按标准“捐”了白银四万两后，刘大将军喜其“慷慨”，正准备将其放回家时，他的家仆向阶级兄弟举报来了，陈大学士家中地下藏银无数，捐的四万两只是“冰山一角”。刘司长让人掘之，果然遍地白银。
刘司长出离愤怒了，他只知“不到北京，不知自己官小”，却不知“不到北京，不知自己眼小”。自己被明官这帮王八旦忽悠了。“天下乌鸦一般黑”，一个陈演能有如此之多的巨额财产，那么，其它明官又能好到那里去？
刘司长决心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各明官捐款数量成倍提高，那些“贪污成绩特别优秀”的官员，更是成为大将军重点关照的对象。
第一个被大将军关照的，竟然是一位与大将军从事同一职业的军方人士——率京营三大营兵士起义投诚的襄城伯李国桢。他的投诚使大顺军顺利踏进了北京的土地。
但大顺没有优待叛徒，搞统一战线的政策，李自成一见李国祯就骂：“你受天子重任，天子对你又恩重如山，你按理应为国而死，厚着脸来投降，无耻之极。”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反之，“上有所恶，下亦甚之”。恭喜李国祯，贺喜李国祯，对于“今上所恶”心领神会的刘司长，立刻将李国祯拿来当“专政逼捐”男一号。
先是刑拷，然后小火燎烧、大板痛砸，折磨一夜后，终于让这位李爷“捐了白银又丢命”，痛极而亡，这才是个开始，刘司长又命人抄了他的家，将其家产充公，老婆孩子分给手下当奴。
崇祯朝的最后一任首辅——大字士魏藻德，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刘大将军逼捐的“男二号”。
他的如意算盘是：“凭着自己状元的高学历和首辅的从业履历，跳槽到新开张大顺公司依然可以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却没想到被投到一黑屋里单独关押，自尊心严重受挫的魏首辅隔着窗缝大声抗议：“如果用我，就把我放出来；不用我，就把我放了。”
大顺朝看守对这位“天真可爱”的魏大人，不紧不忙地说：“本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按你的官职，交银十万即可放人。”
魏大人知道自己受陈演的害了，真是有苦说不出，做大官自己是实现了，但做又大又贪的官自己却正在努力奋斗中，真没贪了多少银子，交了一万两后，就再也交不出来了。
前任陈首辅贪银无数，现任魏首辅能两袖清风，鬼都不信，刘司长客串起法官的角色，将魏首辅提上堂来亲自审问。先用夹刑，边夹边问：“你当首辅，怎么把国家搞得一团糟。”
魏大人发挥一贯委过于人的光荣作风，嚎叫道：“不是我的错，一切都是崇祯惹的祸。”
现任的刘法官大怒：“你这家伙，本是一介穷儒，崇祯把你亲点为状元，不到三年，又把你提为首辅，崇祯有什么对不住你，你竟敢诬陷他，真是毫无职场道德。”
气愤难平的刘法官亲自下堂，用力煽了魏首辅十个大耳光，还不解气，又让手下夹棍猛扯，首辅十指皆断。疼痛之下，大脑短路，慌不择言地喊：“我有一女，愿献将军为妾。”
委过老板又出卖女儿，魏首辅真是活到头了。刘法官继续对其重点关照，首辅大人在被重刑伺候了六天六夜后，终于脑浆迸裂而死，成为大明历史最倒霉的状元公。
人死了，银子还未交齐呢！别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魏首辅的儿子小魏被抓来顶罪了。小魏叩头说：“我家确实没银子了，如果我父亲活着，还可向门生故吏借，现在他一死，哪里去借啊！”
刘法官听他这样一说，懒得跟他罗嗦，扬手一刀，砍下小魏脑壳。
大顺朝的“追赃助饷”活动继续风起云涌，如火如茶，整个京城内一边是大顺朝的“红旗卷起农奴戟，赤手高悬霸王鞭”，一边是大明官员被挖眼割肠、抄家灭门。而随着大明官员惨嚎之声的，是大顺收到的“捐款”白银数节节上升，直逼七千万两的大关。
七千万，这可是崇祯朝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崇祯搞得大明百姓家破人亡、民怨沸腾的“三饷”，几年下来，也不过才收了两千七百万两，大明京官真是“藏金卧银”啊！大明真是贫富悬殊啊！
有钱了，李自成终于可以“潇洒花一回”，他首先大赏全军，十多万驻京的大顺将士全部按功分赏，普通士兵少者得银二三十两，多者得银二三百两，至于中高级将领，更是分赏无数。
按照多年来“得军心者得天下”的革命实践，李自成决心再接再励，解决部分大顺军的生活问题，让这些多年来跟随自己浴血奋战的弟兄们能有一个“温暖而甜蜜的家”。
李自成先把眼光盯在紫金城数量众多的宫女身上，在他看来，让这些青春靓丽的“美少女”呆在这深宫大院实在是一种侵犯人权、违背人道的作法，于是他决定当一回“月老”，把这些宫女许配给为大顺朝建立做出特殊贡献的将士们。
他先是给刘宗敏、李过、牛金星、宋献策等功臣送去了数量不等的美丽宫女，然后将剩余的大部分宫女，不拘老少，编成名册后按抽签方式分配将士。
这些热闹了，整个大顺军营喜气洋洋，怨气洋洋。那些分到年轻貌美宫女的，喜出望外，抱之马上，在大街上来回奔驰，向战友们夸耀；分到丑陋或年老宫女的，只好垂头丧气，自怨倒了霉运，而什么也分不到的，也不用急，大顺政府规定：北京市民中没有嫁人的女子，一律强制配给大顺革命军人为妻。
按理说李自成钱也发了，家也帮着建起来了，大顺军人应该成为一支军纪严明、安居乐业的“人民子弟兵”，大顺也应成为一个“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钢铁政权，呈现出上下相安、社会和皆的稳定局面来。
然而恰恰相反，大顺朝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乱象”。
乱是先从大顺朝中高级干部中开始的，这批苦尽甘来的“高管”们，一直以推翻腐朽没落的大明王朝为终极目标，现在这一远大理想已经实现，认为“革命己经成功，同志可以享受。”于是乎纷纷过起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幸福而腐败的生活。
在领导同志的示范带头下，大顺中级层干部、普通士兵纷纷效仿。在赏赐不足的情况下，大家就以“革命”的名义，勒索各明官、地主富商“追赃助饷”，发展到后来，普通的北京市民也成为“被革命”的对象。更有甚者，在“分妻”中落单的部分大顺军，跑到居民家中，横刀相向，欲“借妆妻女姊妹作伴”，“革命的风暴”正大股大股吹散了普通民众对大顺朝原来美好的期望！
其时的北京城，原来的社会管理者——各级明官，成为了“革命专政”的对象，交好运的下岗在家，倒霉的正把牢底坐穿；而现在的社会管理者——各级大顺官员，却一头雾水、不知所干。结果就是北京整个迅速进入了“无政府状态”，人民过上了“有今天、无明日”的恐惶生活！
不仅是北京，在整个大顺“解放区”，大顺政府的行政作为都是和北京一脉相承的——“有政府、无管理；有组织、无纪律；有破坏、无建设。”！
整个大顺朝上下就在这“革命狂欢的盛宴”中渡过了一个多月的美妙时光，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把大家的美梦惊醒。
吴三桂的两次入关
惊醒大顺朝美梦的人，叫吴三桂，现任职务为亡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惊醒大顺朝美梦的过程，是个说来话长的过程。
早在三月初，吴三桂就忽然接到崇祯帝的圣旨：一、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二、放弃宁远，率部入关进京“勤王”。
这道忽来的圣旨，让吴三桂又喜又忧。喜的是多年封爵耀祖的夙愿终于实现，忧的是放弃宁远入关进京“勤王”。
放弃宁远就意味着吴三桂和他手下在宁远所占的土地统统放弃，大家都由“有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
进京“勤王”就意味着五万宁远铁骑要和百万大顺军死拼，个中风险不言而喻。
但大明公司还没有破产，崇祯老板的话还是要听的。吴三桂不敢再犹犹豫豫了，简单动员后，带着军队、军属及宁远百姓共五十万人，扶老携幼、牵羊拽牛，满含热泪，挥手告别温馨的家园，沓沓而行。一路上，这支黯然神伤的“逃难大军”，一步三回头，每天只能走三十多里，直到三月十六日才抵达山海关。
接下来的五天里，吴三桂在山海关附近的几个县安顿了一下带来的军属和百姓，在解决了后顾之忧后，才率部向京城方向挺进。三月二十日抵达丰润，却听说李自成已在前三天攻破京城，崇祯死难。
吴三桂和他的手下现在只能用“骤失所依、欲哭无泪”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是啊！皇上死了，大明亡了，他们这支孤军，又路在何方？
现在在吴三桂的面前，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就是带着现在的五万关宁铁骑冲入京城，和李自成亮剑血拼，捐躯赴国难，纵死侠骨香，做一个当今响当当的岳飞、于谦。但已三十三岁的吴三桂早已不是当年杀入数万军中，舍身救父的“愤青”了。岁月的风霜、战场的刀剑、官场的磨难己经一步步使他变得成熟和圆滑。他认为，他的生命，不仅是在为自己而存在，也是为身后的弟兄及宁远百姓而存在。如果他带着手下的这帮弟兄们玩命死光了，那么他们的妻儿老小在这战火纷飞的乱世又何去何从呢？
第二条路是暂时把队伍拉回山海关，据关而守、依势而动，“降顺”还是“反顺”得看形势进一步明朗后再做抉择。他要在这改朝换代的岔路口，为自己和手下选择最合适的路径。
他让行进中的队伍转向，后队变前队，急行军返回山海关。
在他踯躅徘徊了五天后，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山海关，给他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感动。
来人就是吴三桂的老同事，原大明居庸关总兵——唐通，他现在是作为李自成的特使，带着八千人来“和平接管”山海关的，作为交换条件，他给现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开出的条件不可不谓优厚：
1、李自成的“招聘通知书”，聘书表示吴若归顺，将不失封“候”之位；
2、预支工资白银四万两，请吴给久未开资的手下“表示表示”；
3、其父吴襄一封“语重心长”的亲笔劝降信，请他为全家三十四口人的性命及个人前途考虑，不可犹豫观望，速降李自成。
影响一个没有忠贞理想的人决策的核心东西永远离不开“利益”二字，在李自成“大棒和葫芦卜”的双重攻势下，吴三桂决心识时务者为俊杰，归顺李自成。
在将山海关防务交与唐通后，吴三桂与手下的五万关宁铁骑再次踏上了回京的道路。这一次，他们不是以“勤王”的使命进京的，而是以“朝见新主”的名义回京的。一路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的明朗心情在吴三桂的胸中荡漾。他相信，自己朝见李自成后，在新朝“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将不仅会给自己谋一份好的前程，也会给手下兄弟及带回关的众多宁远百姓一个合适的安置。
为了不引起没必要的麻烦，吴三桂沿途广贴行军文告：“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大家不必惊慌。”
但事实将无可辩驳地告诉吴三桂，乐不可极，乐极而生悲！
大军行至河北玉田时，碰见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北京城的难民队伍，个个蓬头垢面，人人惊慌失措，急于了解“北京最新信息”的吴三桂，马上召集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人士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现场座谈会”。
军方代表发言：大顺军不优待俘虏，任意抢夺其个人财物，对军官更是刻薄，已投降的三大营统帅李国桢被折磨至死，家破人亡；
民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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