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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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高一功、李过的先例，这一封公封侯的建议，在朝堂上并没费多少周折，便获大臣们的一致通过。

永历帝便封孙可望为景国公，并“画蛇添足”地赐名朝宗。

堵胤锡闻讯，立刻给永历帝上疏，指出封公不封王的弊端，建议依旧封王。

他这一闹腾，原来的封公的方案也告搁浅，杨畏知只得继续呆在肇庆的驿站里，于一丝寂寞、几点闲愁中，打发着难熬的时光。

就在永历君臣三心二意时，有一个胆大包天的“投机分子”，却捷足先登了。

这个“投机分子”就是陈邦傅，他利用永历帝曾经给他的空白敕书，私自填写封王诏书。又暗中铸造了“秦王之宝”的金印，派自已的亲信胡执恭，冒充永历朝的使臣，前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

在敕文中，为讨好孙可望，陈邦傅专门进行了诸多“特殊”词汇的叠加，把“监国”“总理朝钢”“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加赐九锡”“父师事王”，这些描写权倾天下的词汇，一起打包，转赠给孙可望。

由于不知朝堂内的纷争，并对南明政坛上的假冒伪劣行为，缺乏防范意识的孙可望，对胡执恭送来的敕书和“秦王之宝”，喜不自胜，毫无疑虑！

他马上自导自演了规模宏大的“受封典礼”，亲自郊迎使者，肃然就臣礼，五拜叩头，跪受王号，一切搞得象模象样，有板有眼。

受封后，他又率其兄弟三人及三军将士，欢呼万岁，并接受了各级官员的庆贺。

接受庆贺时，他庄严宣告，大西军，以后将正式改称为“明军”，治下的云南，以后将正式成为永历王朝不可分隔的一个省。

昆明受封典礼结束后，孙可望又把敕书誉黄，布告云南各地，并举省欢庆三天，把他被封“秦王”这项庆祝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深入人心。

当了三年不明不白的“兴朝”臣民，终于再次回到“大明故国”的云南百姓，也很兴奋，整整一个月内，云南各族各界人民的庆祝活动，此伏彼起！

就在欢庆的气氛还末消散，喜悦的心情还末褪去之时，孙可望的“正牌”使者杨畏知，从广东返回来了。

杨畏知拿出一副“不辱使命”的架式，向孙可望呈上了永历帝的封王敕书和金印。

不过，他拿回来的，仅是二字王——“平辽王”，比胡执恭拿来的一字王，整整差了一个档次。

傻了眼的孙可望，愣了半天，才憋出这样的一句话：“我已封秦王矣”！

对质正伪的工作，随之展开。

被拉到对质现场的胡执恭，见事情穿帮，倒也不慌，干脆“以假攻假”，一口咬定杨畏知带来的“平辽王”金印，也是假的，永历朝廷真正封的，不过是景国公而已！

被骗后的尴尬、难堪，让孙可望羞愧难当。盛怒之下，他把杨畏知、胡执恭这两个“造假嫌疑犯”，统统关进监狱。

随后，他给永历朝送去启本说：“我先于某月某日接收秦王封号，后又于某月某日接收平辽王封号，其真假难辩，不知所从？”，并把前后接到的敕书抄送附上！

但在启本的后面，孙可望又留出了回旋的余地，表示因秦王敕印接受在前，且已举行过隆重的受封典礼，云南军民是路人皆知，已成既定现实，请朝廷能顺应民意，妥善处理。

面对孙可望踢来的“皮球”，永历朝臣们却“集体失语”，其表现犹如一群沉默的“老羊”。

沉默了一个月后，永历朝堂的“精英”们，采取了一个更不明智的做法：把贵州两个臭名昭著的军阀头子皮熊和王祥，一个封为匡国公，一个封为忠国公，请他们守住贵州，以防孙可望“狗急跳墙”。

闻此消息，怒火中烧的孙可望，立刻以“出滇抗清”的名义，发兵贵州。休养生息了三年的大西军，一出手，果然是气势如虹，锐不可挡！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支军队，就活捉皮熊，击败王祥，占领贵阳、遵义。

接着，刘文秀、王自奇率领一支偏师，分两路入川，打败袁韬、武大定、李占春、于大海等南明大小军阀，收编其残余武装，占领川南川东地区。

占领这些地区后，孙可望一面整顿地方、发展生产，复制云南的成功模式；一面派御史翟鸣丰拜见永历帝，请求实封秦王。

具体操作程序上，孙可望也“非常周到”地替永历帝想好了。

那就是在他实封秦王时，仍可使用原来陈邦傅送来的那块“金印”，只是要求皇帝专门送来敕书一道，以便使“伪秦王印”，变为“真秦王印”。

最终，也能让他这位名符其实的“秦王”，更好地领导滇川黔军民，为国效力。

如果按这种程序操作，对永历帝而言，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因为这样做，原来敕书中“监国”“总理朝钢”“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加赐九锡”“父师事王”这些过火的字眼，皆可全部去掉，而换之以比较温和的词汇。

况且此时，永历帝的日子，已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两广土崩瓦解，官员如鸟兽散，清兵南进的脚步，越来越近。

但即便如此，主持永历朝政的严起恒，却仍对孙可望“殷勤的建议”，置之不理！

1649年12月3日，逃到南宁的永历帝，已“寒酸”到了无兵无将无地盘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下，向孙可望发出了“封王”诏书。

不过，死到临头、穷到裤头的永历帝，嘴巴还挺硬，坚持封孙可望为“冀王”，而非“秦王”。

他这样做，明面上的理由，是秦王为朱元璋次子朱樉的封号，居诸王之首，传世二百年，应予避讳。

实际上，他还在抠气地坚持着“恩自上出”的底牌。

对永历帝这个“冀王”方案，孙可望嗤之以鼻，马上回奏。

在回奏中，他以自已用“秦王”的名义，发号施令，已经多时，如断然更改，必然在民众中引发“信任危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由，予以驳回。

1651年2月，清军由柳州南下，永历帝的“行在”南宁，已危在旦夕。

眼见永历帝眨眼就有可能成为清军的“高级俘虏”，不敢再继续玩酷的孙可望，连忙派出贺九仪、张明法，率领一支五千人的快速反应部队，跨过千山万水，跑到南宁护驾。

在南宁，贺张两人在完成“护驾”工作的同时，还超额完成了另一项工作，把阻挠封秦王的大学士严起恒，逼进了阎王殿去做客。

至此，己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永历帝，在封秦王的问题上，手中已无任何资本，与孙可望叫板。

1651年3月，他被迫追认了孙可望的秦王封号。

至此，经过两年多的沟沟坎坎、曲曲折折，孙可望实封秦王的问题，最终在强敌迫进之际，尘埃落定！

第二十九章　中兴有望

杨畏知之死

实封秦王，对于孙可望而言，实在是一桩“名利双收”的好买卖。

一是他正式自称为秦国“国主”，对内，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自行任命吏、户、礼、兵部尚书，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对外，名正言顺地收编了原川、黔境内的各种“拥明”武装，使自已的军事实力，再次急剧“膨胀”。

二是当他以南明政府军的面貌，出兵川湘桂时，发现这里的老百姓，对其敌视、猜凝的目光不见了，而代之以友好、信任的态度，他进军的阻力，大为减轻。

但与之相反的是，封王，对于永历帝而言，仅仅换来了一个“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

在1651年十二月南宁失陷后，“已无立锥之地”的永历帝，只好很不情愿地跑到孙可望的辖区，寻求避护。

在云南最东边的一叫皈朝的村子里，渡过一个“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春节后，在孙可望的特别关照下，永历帝率着他仅存的文武官员五十余人，兵丁、随从、家属，二千九百多人，“移幸”贵州安隆千户所。

千户所，如果望文生义的话，应该是一个拥有一千户的卫所。但实际上，这里的人口户数，连一百户都不到。

把永历帝，既不安排到大后方的昆明，也不安排到行政中心的贵阳，而放在一个地狭人稀的小村庄里，孙可望“敬而远之”的想法，不言自明！

已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永历帝，对这种安排，除一声叹息外，别无它法。

他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将“安隆”改为“安龙”，并把“所”的行政级别，上升为“府”。

也许在他内心深处，皇室血脉，天生龙种，是他最后一点骄傲和秉持。

在对永历帝的物资供应上，孙可望也极为“小气”。

他每年拔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供应永历君臣及随从。

入不敷出的永历帝，曾以“不足用”，要求孙可望增加经费。

孙可望对此置之不理！

不但如此，孙可望还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龙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对永历朝堂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程监控。如有风吹草动，立刻飞报。

这下，苦命的永历帝，只得在安龙这小村庄里，安安静静地做一条“卧龙”了！

孙可望这种不断升级的“虐帝”行为，惹得一名重臣奋起抗争。

这名重臣，就是曾为孙可望请封秦王的杨畏知。

作为一个大明故臣，他先对孙可望部将贺九仪，逼死首席大学士严起恒的“违法”行为，相当不满，上疏劾奏。

尔后，他又不经孙可望批准，就“擅自”接受了永历帝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并从此站在永历帝的一边，处处为皇帝陛下“打抱不平”。

杨畏知这种“吃里扒外”的越轨行为，在一次次地触动着孙可望狭隘而脆弱的神经。

直到有一天，这根神经已接近断裂的孙可望，终于命贺九仪把杨畏知“武装”押回贵阳“讯问”。

在讯问中，言语不合的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争吵中，愤怒的杨畏知，取下头上的帻巾，扔向孙可望。

此时大权独揽的孙可望，早已不是“旧时的脾气和模样”。

对杨畏知的“大不敬”行为，暴怒不止的他，马上采取极其武断的处理办法——令军士将其推出斩首。

这位曾为孙可望平定云南，建设云南，做出巨大贡献的杨畏知，转眼间身首异处，魂归天国。

杨畏知的忽然被杀，不仅让不少原来的南明官员为之心寒，也让与杨畏知关系一直不错的李定国、刘文秀，对孙可望“威福自操，擅杀重臣”的行为，大为不满。

三位异姓兄弟的矛盾，又进一步加深！

一蹶名王

在1651年4月，伴随着恩怨纠缠封王问题的解决，孙可望派出冯双礼率马兵一万余名，步兵数万，战象十余只，大举由黔入湘，分三路展开进攻。在攻克沅州后，又大举向辰州进攻。

在这里，冯双礼受到辰常总兵徐勇和剿抚湖南将军沈永忠，联合组织的拼死抵抗，战争进入胶着状态。

而此时，大清的定南王孔有德，却“胜似闲庭信步”地把广西的青山秀水收入囊中。

是先“复湘”还是“收桂”，这对孙可望来说，这是一个问题！

经过与李定国等人慎重研究后，他们决定：先“复湘”，后“收桂”。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孔有德这个“老兵油子”，现在风头正盛，且兵力集中，与其交锋，未必能到什么便宜。但随着其日后因攻城掠地，兵力必将分散，那时，与之作战的难度系数，将会大大降低。

二、现在湖南的统兵大员，就是那个“软柿子”沈永忠，这家伙手中的那点兵，大部分是湖南的地方武装及从山东带来的杂牌部队，比较好打。

三、“湘”与“桂”为门和户的关系，打下了“湘”，就等于关上了“桂”的大门，孔有德将变成一只“屋中之犬”，任由明军敲打扑杀。

“方针一定，执行是关键”。1652年4月，李定国亲率一支由他亲手训练出来的军队，由贵州进入湖南，在五月中旬，会同冯双礼部，进攻靖州。

感觉事态严重的沈永忠，丝毫不敢大意，赶忙派出一支八千人的“满汉混合部队”，由总兵张国柱率领，急匆匆赶来增援。

但这支精心打造的部队，并没给他长脸。靖州一战，损失军兵5163人（其中满兵103人），战马809匹，基本被打残打废。

李冯乘胜北进，攻克靖州，收复武冈。

去年，因为孔有德擅取衡州、永州的钱粮，沈永忠曾向朝廷打过其“小报告”，两人便于此结下了“梁子”。

但此时，面对明军的凌厉攻势，沈永忠像得了健忘症似的，连忙向广西的这位定南王求救。

“大人小量”的孔有德马上回信，除发了一顿旧怨外，并没有给这位急得团团转的“邻居”派来一兵一卒。

见指望不上孔有德，沈永忠便开始了自已的连续大逃亡。他丢宝庆、弃长沙，辛辛苦苦北逃到岳州方告停步。

在这位湖南“最高行政长官”的示范效应下，衡州、永州、郴州、道州、湘乡、新宁等三十五个府县的“一把手”，集体弃城逃亡。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湖南除北边的岳州、常德和“孤岛”辰州尚在清军手中外，其余的各地，都统统落入“新编明军”的手中。

这同时也意味着，广西的大门被关上了！

但此时，被关在广西的孔有德，仍然沾沾自喜，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本就自视甚高的他，加上南下以来，打遍南明无敌手，更助长了其骄横的气焰。

即使已接到李定国军由湖南返回，正在攻打全州的信息，孔有德仍毫不介意，并没有从广西各地调兵回防他驻守的桂林。

直列6月28日全州失守，守将孙龙、李养性战死的“丧报”传来，孔有德这才认识到李定国这个比他小19岁后生的“可畏”。

第二天，孔有德亲自带着桂林守备部队前往兴安县严关，企图借险关挡住李定国进军的脚步。

但他的这一厢之愿，很快破灭，因为他的“百战雄师”，眨眼就被李定国的军队打得“浮尸蔽江而下”。

此时此刻，他才明白，自己碰到一支不同以往的明军。

这支明军，身后有亲人的期望，身前有汉人的希望，他们懂得为何而战！

这支明军，不抢不掠、不烧不杀，沿途百姓为其送粮、引路，心甘情愿！

这支明军，汉倮瑶佬，多族汇聚，既善长平原攻击，又善长山地作战。

深感难敌的孔有德，连夜逃回桂林。在紧急下令闭城死守的同时，“飞檄”急令广西清军放弃南宁、柳州、梧州，回援省城桂林。

但一切为时已晚！

7月2日，李定国已兵围桂林，4日中午，攻破武胜门。

闻城已破，孔有德“丑容失色”，连呼“完蛋”！

二蹶名王

在桂林，除了一蹶名王孔有德外，其它方面，李定国收获颇丰。

杀害焦琏、投降清朝的原南明庆国公陈邦傅及其子陈曾禹，清广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张星光，都做了他的高级俘虏。

8月2日，陈氏父子被押回贵阳。9月2日，丝毫不念及其当年“封王赠印”旧情的孙可望，下令将这父子俩在闹市剥皮揎草，尔后送到滇黔各地巡回展出，监刑官即是当年的“造假使者”胡执恭。

孙可望“不感恩”的行为，引起一个叫李如月小御史的强烈愤慨，他立刻向永历帝上疏，弹劾孙可望“擅杀勋爵、奸同莽操”。

对此不知天高地厚的行为，孙可望的处理也极其“幽默”。他直接下令将李如月由安龙带到贵阳，同样处以剥皮揎草。

孔有德一死，广西各地顿时陷入了“树倒猢狲散”的状态。梧州、柳州这些地方的将领，面对李定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到了万家灯火团圆夜的八月十五，李定国已全部收复广西全境。

收复广西后，李定国委任总兵徐天佑为广西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