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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的饱食-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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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是1982年9月18日上午10时，正值关东军对沈阳郊区柳条湖（柳条沟）的满铁线路进行阴谋性破坏并以此为侵略中国的借口，制造“满洲事变”的第51个年头的早展。
作者注
关于爆发满洲事变的地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柳条湖，另一种说法是柳条沟。迄今，在日本通常是说“柳条沟”。
关于这一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九一八事变史》作了有关的记述，现介绍如下：迄今，关于九一八事变炸毁铁路地点的地名问题，众说纷纭，如柳条湖、沟、桥、湖沟等，其根据是《沈阳县史》、《承德县志》、《满洲帝国行政区划便览》和《沈阳十年》等地方史的记栽。
但是，清朝、民国、伪满、国民党统治时期和解放后该地的地名一直是“柳条湖村”，另外，居住在该地区的老人也把它叫做柳条湖村。
在事变前后，满洲铁路一直使用“柳条湖保线区”地名，关东军也称之为“柳条湖分遣队”。关东军参谋部在1931年7月发行的《奉天（沈阳）近郊地图》记栽为“柳条湖”。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9月18日的日记里，写为“柳条湖事件”。1938年关东军在爆炸地点修建的纪念碑上刻的是“柳条湖纪念碑”。那么，怎么会把“湖”错叫成“沟”呢？可以认为其可能性是：朝日新闻奉天（沈阳）通讯局局长武内文彬于9月19日发往东京朝日新闻总社的第一次电讯中把爆炸地点错写成“柳条沟”。从那以后，日本的媒体都使用“柳条沟”了。本书统一采用“柳条湖”的说法。
战争罪恶的思想基础
我们被从拉有电线的白灯罩路灯的大门引进了区政府建筑内，来到了二层像是会议室的大房间里。室内没有什么装饰，仅在白色的墙壁上挂了几幅中国画。房顶很高，室内摆着一些木制桌子，桌子背后放着的沙发呈口字型摆放着。
我们被安排坐在靠窗边中央的沙发上，然后大家围着我们而坐。首先是王学琴副区长代表平房区致欢迎词：
“今天是9月18日，正值日军开始侵略中国的51周年。在这个日子里，迎来了森村先生一行，我们来共同回顾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王学琴先生的讲话在高大的室内引起了回声，翻译李梅子女士紧张地进行翻译。不足之处，由德永女士进行补充。在整个旅程中，她们两人相互帮助，配合得很默契，很好地给我们进行了翻译。
“森村先生在《恶魔的饱食》中尖锐地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的罪行，对于保卫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礼节性的致词之后，王先生开始具体地讲述了731部队与平房区的关系。
“731部队强硬地让居住在平房区的人们搬走，之后，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制造细菌的工厂。731部队在这里利用各种动物进行细菌战实验。不仅使用动物，还利用中国人的人体进行各种实验。日军通过各种残酷的实验杀害了许许多多中国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夕，他们把作为犯罪证据的工厂设施全部炸毁。从中心设施里逃出了许多动物，被细菌污染的动物多数逃跑了。战争结束后，曾以凶猛的势头流行了鼠疫。1946年在义发源、东井子、后二道沟等村子里有100多人因患鼠疫而死亡。这些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中犯下的罪行。（日军的）这些极其残暴的罪行，至今仍记忆犹新。近来，日本文部省正在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然而……杀害中国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罪行，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今天，为了维护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复活，应共同展开斗争。日本和中国人民之间有着漫长的交流历史，我们必须让这种交流的历史发展下去，让中日两国人民的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我再次表示衷心欢迎森村先生一行的访问。”
在热烈的掌声中，王先生结束了致词。
访华期间，不仅王先生，而且所到之处都听到了“必须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这句话。随行的林绍纲主任和李梅子女士也这样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真的能够区别开来吗？对于中国方面的这句话，我们日本人可以心安理得吗？
的确，过去是军事立国的法西斯主义统治着日本，并由法西斯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垄断了政治权力而发生的。由于政治权力全部交给了擅长集体催眠术的独裁者，所以才把全体国民驱赶进了战争这个集体疯狂的状态之中。
但是，这并非仅仅是由于独裁者的催眠所致，是否也因为“日本人”具有一种容易被催眠的思想基础呢？那就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日本民族在岛国封闭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忠君爱国精神。这些使（日本）容易统一舆论，并把日本置于世界中心的地位，沿着侵略战争的轨道狂奔下去。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有爱国心，只要没有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就谈不到个人的人格和自由。但是，过度的爱国心，就会把本国以外的国家看做是支撑本国富裕起来的“基础”，从而陷入只要本国好，不管别国怎么样的自以为是的状态中。在日本，这种状态和激进的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使日本加入了殖民者的行列。
在日本出版的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记录中，（。电子书）绝大多数是日本受害的记录。
日本的战争是在“用亚洲人的手保卫亚洲”这一类防御性的口号下开始的。揭露日本侵略真相的人，遭到“卖国奴”、“那还算日本国民吗”的咒骂。这也是基于日本民族的集体归属意识。
对《恶魔的饱食》最多的共同批判谴责是说“有儿子揭露老子罪行的吗”？也就是说他们把国家和领导比喻为父母，而把国民比喻为儿子。本国“战胜”的成果，是建立在对别国和其他民族的侵略加害的基础之上的。受害的伤口，相互舔舐，而对于加害，则相互掩盖。这在日本巳成为一种默默的倾向。破坏这种倾向者，就被看作是叛徒，是“非国民”。
对家比个人更重视，集体受到尊重。个人归属于强大的集体，并企图把这种权威和力量变成自己的东西。通过向集体献出忠诚，把自己埋没在集体之中，谋求安身立命。为了集体抛弃自己，毋宁说有一种快感。日本人的使命感，多半发自对集体的忠诚。
当想到日本的这种思想“基础”时，我们不能认为过去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行为和战争罪行是和一般的日本国民毫无关系，不能和一部分军国主义者犯过的错误分割开来。
731部队真正的可怕之处，并不仅仅是活体实验等犯罪行径的本身，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也站在731部队的延长线上。
他们并不是职业军人，而是极为普通的日本市民，他们绝不是中国所说的军国主义者。在“为了国家”这个免罪券（中世纪欧洲天主教用）的保护下，也许能够免除个人的责任，但是，我们日本人具有一种如果处于同样状态之下，会多次重演相同罪行的危险“基础”。这一点是绝不能忘记的。为了不忘记这种“基础”，我才写了《恶魔的饱食》。
王学琴先生的致词包含着对我们日本人访问平房的一种“照顾”吧！
在中国各地听到的同样措辞中，存在着一种希望同历史上、地理上有着密切关系的日本友好相处的意识吧。
中国方面这种有所“照顾”的措辞，使我因想起了蒋介石于1945年8月15日向全中国国民的广播讲话，他强调采取以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的方针：“我们绝不企图进行报复，尤其不能对敌国无辜的人民加以侮辱。如果以暴行回答敌人过去的暴行，以侮辱来回答他们过去的错误的话，则是以恨报恨，那就永无止境……”
这次广播讲话，使在中国的日本人深受感动。
然而，至今原731部队上层人员依然认为“石井部队在当地为医学防疫做出了贡献”。“搞过活体实验，但那是为了国家而搞的”。不少人不是悔恨，而是抬出为集体行动是合理化的歪理。
在王学琴先生讲完欢迎词之后，我站起来，首先对他们的欢迎表示感谢。接着讲道：
“我并不是为了激起中国国民的旧恨才写《恶魔的饱食》的，而是为了使对战争的记忆不致淡化，防止重犯同样的错误才写的。我希望评价创作《恶魔的饱食》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作为一个国民来说，对于祖国犯下的错误总想尽可能地予以掩盖，但是，一方的国家在侵略另一方的国家之后，为了恢复两国真正的友好关系，侵略一方的国家应该做出诚挚的反省。这部书也是曰日本国民反省的书。如果把《恶魔的饱食》作为桥梁，平房人和原731部队人员之间忘却旧怨而进行交流，进而成为支撑两国友好的一块基石，那么，我将感到荣幸。”
讲话结束之后，双方进行了座谈。“1978年7月的一天，一位高龄的日本人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了平房区，他在口字楼（原731特设监狱）前献上了一束白色的鲜花之后，口中念念有词。附近的人感到很奇怪，询问老人的姓名。他说叫上坪铁一，现年87岁，伪满时代曾任原安东县宪兵队长。战争时期，他曾把22名‘马鲁太’送进731部队。他从日本来到这里是忏悔自己过去的罪行。”席间，平房的人谈了这样的一段故事。
中方的这一证词，和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课长吉房虎雄中佐的下述手记是一致的：
1944年8月，上坪铁一中佐当上了鸡宁宪兵队队长。为了提高达境宪兵队的“成绩”，他知道，最大限度地利用“特别移送”是一个最有效的做法（中略）。同年11月初，他探知了军事情况，捏造了“进行反满抗日运动”的借口，逮捕了居住在平阳的善良的农民王环女士和她的父亲共15人。（中略）
平阳分队长曾场中尉等30名宪兵，一个多月里，不让他们吃，不让他们睡，加以种种凶残的拷打，但未能发现任何事实。（以下略）
张女士双颊消痩，头发零乱，苍白的脸上伤痕累累，又有些肿胀，但是，她只说：“我到苏联去诉说中国农民濒临死亡的痛苦，这有什么不对呢？”除此之外，她一句话也没讲。（中略）这样一个被严刑拷打、伤痕累累的人，不能释放，送上法庭又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考虑到已向司令官报告了“逮捕了15人的重大事件”，无论如何也必须把这一事件作为自己的“成绩”。反复思考的结果，只有把他们送进石井部队。包括张女士和她的父亲在内，把6名拷打致残的人作为“特别移送”转送进了石井部队，其他人勉勉强强地释放了。（《在华日本战犯的自白》，引自《侵略》一书，新读书社出版》）
王先生和韩晓先生最后说：“如果原731部队人员希望来平房访问的话，我们这里随时都热情接待。”
第03章 731部队旧址查证
1号楼
座谈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到现场去查证731部队旧址。部队旧址离区政府不远，乘车去二三分钟就到了。
下车之后，穿过砖砌的门，映入眼帘的是曾在照片上已熟悉的731部队总务部，即1号楼。
大楼前面是一片宽阔的操场。门口正面是一座三角形的屋顶，左右呈对称形状。这幢二层的黄色建筑向西边伸出了长长的两翼。
在楼前的操场上，设有两个练习用的篮球架。在731部队的各项设施中，唯有1号楼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乍一看，它与地方上的中小学毫无区别，目前是哈尔滨市第25中学的校舍。在校学生约1700人。
好像正在上课，校园内空无一人，校舍与院内静悄悄的。校园内积有昨夜的雨水，映照着蓝天和白云。这种和平而又平凡的外观，令人难以相信这里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根据地的旧址。
在三角屋顶下的正门外面停放着十几辆自行车。根据原部队人员复原的部队设施“要图”，进大门之后，一层左边有传达室和宪兵室，再往左走是印刷室，左端是诊疗室；右边是调查科庶务班、调查课长室、摄影班、管理课、人事课。二层右端应该是石井部队长办公室。现在这些房间是学生上课、职员上班的地方。
瞬间，我们追溯到37年前的岁月，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出现在眼前。
校舍——原1号楼正面大门三角屋顶的右上方屹立着一根砖造的烟囱。围绕着这根烟囱的照片，在原部队人员中产生过争论：
1。在1号楼屋顶后面的那个位置，没有这样的烟囱。
2。在1号楼屋顶后面看到的烟囱，只能是焚烧“马鲁太”尸体用的，但是其位置应该在1号楼的左后方，还应更高些，而照片中烟囱的高度形状都比较小。从这一争论中又派生出新的问题来。
3。在1号楼右后方（东北）锅炉房的烟囱理应是两根，但照片中却有三根。
4。1号楼的屋顶比照片的屋顶低些，大门上三角屋顶的坡度还要更大些。
原部队人员众说纷纭。根据部队设施的空中照片，意见虽然大致统一，但是细节仍有争论。由此可以看出凭借记忆做出证词之难。
对疑问1、2，韩晓先生十分简单地做了回答。“那根烟囱并非731部队的，是我们修建暖气时新建的。焚尸炉的烟囱原来在西北角，但731部队撤退时已被炸毁，现在已不存在了。焚尸炉的位置还能找到，但什么遗迹都没有了。”
听着韩晓先生的说明，沿着校舍的右侧往后走。由于头一天夜晚下了雨，地面有积水，鞋子上沾满了泥泞。这时才明白平房区的人们都穿高统雨靴的原因——是为了陪同我们参观而早巳做了准备。
转到楼的后面，建筑物的状况为之一变。这里和涂黄色的正面不同：后面的墙壁没有任何装修，茶褐色的墙壁有不少地方已经脱落；由于雨水的侵蚀，留下许多灰色的水纹。
从1号楼中央三角屋顶下通往口字楼的中央走廊呈垂直状态连接着，听说这个走廊还是原样，但是1号楼后面的2号楼——兵器库和器材事务室的后面由于被炸毁，只剩下残骸了。院子里堆满了煤。韩晓先生回忆道：
“1953年，我来平房时，除1号楼外，还剩下一幢三层楼和走廊。但是，关押‘马鲁太’的7号楼和8号楼监狱的遗迹——我们把它们叫做四方楼（即口字楼的意思），只剩钢骨水泥的碎块、砂土、木材片和玻璃等的堆积，里面散乱着一些坏了的仪器、医疗器具和资料……部队撒退时，为了消灭罪证，把四方楼破坏得乱七八糟。”
韩晓先生当时是一个16岁的少年，曾在今天平房区伟建机械工厂前身的一座小工厂里当机械组装工。据说，附近没有能够居住的房屋，他住在1号楼二层的一个房间里。
“午休的时候，我常在这个宽敞的院内散步。当时这一地区内，还有731部队带鼠疫苗的跳蚤活着。院内到处都有严禁入内的铁丝网，我们都穿着防疫用的棉布袜子。”韩晓先生把那种袜子送给了我们。
特设监狱
从1号楼后面，我们沿狭而陡的楼梯来到二楼石井部队长原来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由两间房子组成的，现在已是学校的办公室。在场的两位女办事员对于这突然闯进来的一群人瞠目而视。我们一行包括陪同参观的平房有关人员、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人员以及中国作家协会的人士等在内共十七人。估计事先巳接到通知，但是她们却没有料到会来这么多人。
我们向这里的办事员询问了情况，听说战后，墙壁、天花板和窗户部分进行了修整，其他部分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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