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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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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成为第一夫人后,日常作息忙而不乱。她有阅读习惯,每天早晨读各种报刊,当中不少是从国外寄来的刊物。宋平时喜欢看历史及传记类的书。午休时间,由内务人员放留声机,唱片都是小提琴独奏曲,没有歌曲,也没有大型交响乐。所有唱片都由宋美龄选好,放在盒内,留声机在卧室外,午休后宋开门时便停止播放。

蒋介石在广州时,每天起床后都闭目凝神,两手放在膝盖上,打坐一刻钟。他亲自制订的《每日作息时间表》上,称此为“修身”。

鲁迅执教厦门大学时,致信许广平:“我到邮政代办处的路,大约有八十步,再加八十步,才到便所,所以我一天总要走过三四回,因为我须去小解,而它就在中途,只要伸首一窥,毫不费事。天一黑,我就不到那里去了,就在楼下的草地上了事。此地的生活法,就是如此散漫……”后来,鲁迅连在“草地上了事”也免了,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另一封信中说:“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瓷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能如此。”

抗战期间,老舍一度住在重庆北碚。他每天早晨打太极拳。上午写作,写一阵玩一阵,拿扑克牌玩过五关,有时也用骨牌拿一百开。玩一阵再写一阵。午饭后睡一小时午觉。下午和晚上看书会友,很少写作。

七君子被捕后,关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日子并不难熬。他们早上七八点起床,洗漱后围着屋前的天井跑圈。李公朴能跑50圈,章乃器跑25圈,王造时和邹韬奋跑20圈,沙千里跑17圈,沈钧儒年纪最大,也能跑七八圈。跑完步,沈钧儒打太极拳,章乃器打形意拳,其他人做体操。早饭后,各自进入工作状态。王造时译书,章乃器和邹韬奋写文,沈钧儒和李公朴写字,沙千里学日语。午饭后,略休息,继续工作。晚饭后,有的看书,有的下棋,有的闲谈。监舍里还不时传出欢笑声。

1914年,张元济迁居极司菲尔路后,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先在盥洗室煤气灶上烧一壶水洗脸。洗漱完毕,便开始工作,打开电灯,伏在桌上批阅公文,写信,查资料。天亮后熄灯、开百叶窗,继续工作。七点半吃早饭,一大碗肉面,撒上些葱花。饭后收拾公文包,出门乘马车上班。临走要带上两份当天的报纸,在路上看。

杨虎城1930年任陕西省主席。他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到新城操场观操,后到新城大楼办公,听秘书念电报、阅报并把要处理的事情告诉秘书,然后到会客室接见访客。来人提出的问题随时处理。11点开午饭,如来客未谈完,就一起吃饭,边吃边谈。伙食一般为米汤、馍,四个菜:两荤两素,冬天再加个火锅。饭后外出,巡视工厂、学校、医院等地,有时也去看文物古迹。晚饭或去友人家吃,或邀友人来家吃,多是面食。晚上会客,与友人、学者、部属、官僚政客等闲聊,所谈海阔天空,事不分大小。

书法家邓散木42岁时曾在日记里记下这样一个“自课”:“上午:六时临池,七时作书,九时治印,十一时读书。下午:一时治印,三时著述,七时进酒,九时读书。星六星期(日)下午闲散会客,工作时间恕不见客。”邓好酒,因而在他的工作时间表上,把喝酒也算了进去。

张季鸾主持《大公报》时,每天下午到报馆,一般是会客或去看昆曲。晚上,在重要新闻已大体明了后,才撰写或修改社评。

熊十力每天清晨4点起床,即开始读书写作,中午不休息,仅闭目静坐片刻。他的书桌贴着一张字条:“说话勿超过三分钟。”

刘云若当年是和张恨水齐名的小说家。他每天有大部分时间流连于天津的小烟馆里,过足了烟瘾后,便起身要一张手纸,就着烟灯用蝇头小楷开写。报馆派人在烟馆坐等索稿,他写完一张,便交给报馆的人,拿回去排出,总是恰好排满预留的位置。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述及鲁迅晚年的一天:“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的吸着烟。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边睡着了。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全楼都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郑孝胥当年寓居上海时,每天黎明即起,以“夜起翁”自号。起后在园内略事散步,便入室临池。不久便宾客纷至沓来。

上世纪30年代,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时,每天7点起床,7点40分去北京大学上班。中午回家吃饭。下午1点40分去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上班。晚餐在外面吃。11点回家。到家后即入书房写作读书,至次日凌晨两点才睡觉。胡适每晚睡五个小时,午睡一小时。他说:“每天一定要睡八小时,那是迷信。拿破仑每天只睡六小时。”胡适的星期天上午8点到12点在家接待客人,下午不会客,在家工作,晚餐同样在外面吃,11点回家。

1929年,鲁迅说:“仰卧——抽烟——写文章,确是我每天事情中的三桩事。”

学者陈序经长年在南开等高校任教,还兼管校务。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天亮后夹着公文包上班。他的大量著述,都是利用天亮前这个时间段完成的。

民国前期,清华对学生的作息时间有严格要求。1927年4月的一期《清华周刊》对此有详细介绍。学生每天7点起床,7点半早餐,8点上第一节课。上午4节课,课间休息10分钟,9点55分做柔软体操。12点午餐。饭后一般在图书馆阅报。下午1点至4点上课。4点一到,吹喇叭五声(后改为敲钟八响),图书馆和宿舍一律关闭,学生必须到操场或体育馆进行“强迫运动”,完毕后洗浴,进晚餐。晚饭后自由活动。晚7点半至10点半自修。10点50分打钟就寝,11点熄灯。

画家汤定之居上海时,每天6点起床,洗漱、吃早饭后,开始创作。12点进午餐,饭后小睡,午休后不再作画而是看画,自谓:“午后的观画,即明日午前作画的良好准备。”然后出门访友,或到南京路新雅茶室品茗。新雅茶室乃文人聚集之地,每日朋好满座,不必预约。中外古今上下,一直聊到夕阳西下方归。有时候买些新雅的叉烧包带回家。晚9点准时上床就寝。汤居北京时,也保持这样一种起居状态,只是下午品茗处由新雅茶室改成中山公园或北海公园。

画家沈心海从不睡懒觉,每天清晨即起,赏玩花木一两小时,而后进餐治事。黄昏后从不动笔。郑逸梅说:“他的行径,恰和卫生之道,不谋而合的。”

12.习惯

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张石川给人的印象是“鼻子灵,手脚快,口若悬河,能把死人说活”,他有时讲电影故事,能把一群和拍戏不相干的人吸引来“听总经理说书”。而一回家,他即换了一个人。其妻子回忆说,张石川不好人情往来,受不了悠闲,反对消遣,不会休息,他的时间都被商品化了,除了拍戏,还是拍戏。到家后,不是床上一躺,就是马桶上一坐,看蝴蝶鸳鸯派的小说,其实也不是消遣,而是从中找素材编剧本。说张石川是一台制造电影的机器,似也不为过。

闻一多留下的照片中,不少是抽烟进行时拍的,可见其烟瘾之大。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任西南联大教授时,嘴含烟斗在石林的留影,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不少画匠的“模特”。闻一多任教青岛大学时,总是抽当地产的红锡包牌香烟。

载漪平时不穿洋布,不点洋蜡,不用洋纽子。只要是沾上“洋”字的东西,他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抵制。民国以后,他从西北回北京,路过兰州时,甘肃督军张广建在省公署设宴款待,并邀请各厅局长作陪。张不明载漪的底细,出于对端王的盛情加讨好,这顿饭安排为西餐。载漪入席后,发现长条桌上铺着白色桌布,摆着一份一份的刀叉,顿显不悦。他对张广建说,吃洋饭我不习惯。张以为载漪是不习惯使用刀叉,便把载漪请到旁边,自己坐在客人席上,亲自为载漪切菜。载漪碍于面子,很不情愿地吃了这顿饭。

阎锡山每次理发,都令其警卫持枪对准理发师的太阳穴,以防自己被行刺。

宋美龄有洁癖,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蒸馏水和矿泉水。在庐山时,也要人从山下捎上去蒸馏水。她还曾把维琪牌瓶装矿泉水犒赏给侍从室的高级职员。

蒋介石有记日记的习惯,从不间断。在广州时,无论多忙,他睡前都要把日记写好。他请了几个有文字根底且书法不错的老夫子帮他抄写日记,去哪儿都带着他们。

翻译家耿济之不嗜烟酒,不染恶习,却有两个“怪习”:写作时,左手手指总是有节奏地敲着桌子;思考时,总是把上嘴唇翻到鼻尖,把笔夹在当中。

收藏家陈梦家很有生活情调,但不喜欢种花,不喜欢照相,不喜欢听音乐。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后,有传吴稚晖将继任,吴说:“不可以,千千万万不可以。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上去拉屎,你们想,那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元首,会像我那样的?”

丰子恺自称平时生活离不开这几样东西:一毛大洋一两的茶叶,听头大美丽香烟,有人供给开水的热水壶,随手可取的牙签,适体的藤椅,光度恰好的小窗。

苏州当年多家茶馆有固定的茶客,据说有人从十几岁起开始泡茶馆,一直泡到六七十岁甚至更老时死去。他们每天跟上班一样,按点到,坐同一个位子。甚至有人还立下遗嘱,死后子承父业,儿子要继续天天坐在他的遗座上喝茶。

尚小云逢演出时必得喝滚烫的茶水。据说他从来不怕烫,能用刚开的水漱口。刚沏的茶,他张口就喝。唱戏时,他的茶壶有专人管着,任何人不许动。如果下了场没有滚烫的茶水喝,他多半要大发雷霆。

浦江清任教清华时,每晚上床后,“例须读书一二小时”,而清华是到点熄灯,浦便秉烛夜读。一日蜡烛用毕,浦差校工去买洋蜡,谁知误买了卷烟,致浦“是晚苦极,辗转不能睡熟”。

战后胡适任北大校长时,家在东厂胡同。他每天坐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上班,车里总是放上许多线装书。到松公府夹道北大办公楼门前下车,胡适便抱着一摞书进办公室,下班又抱着一摞书出来,天天如此,从不拎皮包。

刘文辉虽有大烟瘾,却未受大烟所累。他每天黎明即起,四季不变。即便吸大烟时,也总是一边抽一边看报纸,成为习惯。

胡适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日记写在专门定制的稿纸上,一张十行,每行25字,边宽格大。胡适写日记与众不同,除了记人记事,还剪贴当日的报纸,故篇幅惊人。胡适的酬酢之事几乎天天不落。他居上海时,某日罗隆基、徐志摩、梁实秋同去其极司菲尔路寓所,适其待客,三人便在书房等候。徐志摩挑头,偷看起胡适的日记,胡饮宴时罗列的名字中时有三人出现,罗隆基说:“得附骥尾,亦可以不朽矣!”

鲁迅烟瘾极大。在浙江两级师范教书时,抽强盗牌;到北京后,抽哈德门牌,都不是什么高档烟。鲁迅当众吸烟时,动作也与众不同,不是先把烟盒掏出来,抽出一根叼嘴上点燃,而是把手伸进衣内口袋里,直接摸出一根烟来。

高长虹回忆说:“烟、酒、茶三种习惯,鲁迅都有,而且很深。到鲁迅那里的朋友,一去就会碰见一只盖碗茶的。我同培良,那时也正是最喜欢喝酒的时候,所以在他那里喝酒,是很寻常的事。有时候也土耳其牌、埃及牌地买起很阔的金嘴香烟来。劝他买便宜的国产香烟,他说:‘还不差乎这一点!’”

1933年2月4日,茅盾带着一本刚刚出版的《子夜》偕妻儿去鲁迅家。当时茅盾还不习惯签名送书,鲁迅则有收藏签名本的习惯。鲁迅翻开《子夜》的扉页一看,是空白,就把茅盾拉到书桌旁,打开砚台,递过毛笔。茅盾说,这一本是给您随便翻翻的,请提意见。鲁迅说,不,这一本我是要保存的,不看的,我要看,另外再去买一本。鲁迅还请茅盾参观了他专门收藏作者赠书的书柜,其中有些书还精心包上了书皮。自此以后,茅盾以作者身份送书,便都签上名字。

叶楚伧好酒,编《国民日报》时,习惯于边喝高粱酒,边嚼花生米,边写评论。

林语堂自称除了睡觉,无时无刻不在抽烟,所有文章都是尼古丁构成的。

潘光旦出门时总拎着一个黄色的旧皮包。他不抽纸烟,只抽烟斗。他与不少文人一样,有翻用旧信封的习惯。

鲁迅常衣冠不整,给人不修边幅的感觉,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他身边随时使用的文具和书籍等,却一向规矩整齐,一尘不染。许广平说:“如书籍龌龊了,急起来他会把衣袖去揩拭,手不干净,也一定洗好手才翻看。书架的书,是非常之整齐,一切的文具用品,是经他手的,都有一定的位置,不许乱放。他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

鲁迅和许多文人一样,有把旧信封拆开翻转再利用的习惯,他甚至还用牛皮纸自制信封。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做的信封“非常之整齐匀称,绝不歪斜,大小异形,用一定的方法、技巧,纯熟而又敏捷。”鲁迅对废纸等的利用十分在行,许广平说:“每于包裹的东西拆开之后,不但纸张摊平,放好,留待应用,而且更把绳子卷好,集在一起,预备要用的时候,可以选择其长短粗细,适当地用。”

鲁迅惯于喝浓茶,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北京时,“独用一只有盖的旧式茶杯,每饮一次泡一次。”鲁迅抽烟也是一根接一根,在北京时,不大用火柴,而是用烟头点下一根烟,那时也不用烟缸,满地都是烟头。许广平说:“一天过了,察看着地下烟灰、烟尾巴的多少,就可以窥测他上一天在家的时候多呢,还是出外。”

赵健臣在上海当庄客时,有一次和汤百万走在大街上,赵要叫黄包车,被汤拦住,汤说:“这样好的柏油马路都不走,太可惜了!”还说:“有钱不用,就容易找钱。”赵后来牢记这些话,终成亿万富翁。他曾回忆说:“我在上海当庄客,每月只规定零用其钱五元。为了躲避朋友的邀约,晚饭后我就上街去溜马路,常独自一人到‘大世界’去玩,因为只花二角钱的门票,既可吃茶又得看戏,甚为划算。”

云南出茶叶。当年西南联大有个姓陆的同学,泡茶馆是出了名的。某一时期,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茶馆里,每天起床后就到茶馆洗漱,然后泡一杯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饭后回来又是一杯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杯,直到灯火阑珊时,才挟着一本书回宿舍睡觉。

画家汤定之吸烟但不吸纸烟。他在家吸水烟,外出吸雪茄。

画家颜文樑有恋旧的习性。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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