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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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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末,新月派每周都有一两次聚会,每次两桌,参与者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一多、梁实秋、叶公超、饶子离、张兹辏Ш驼庞砭拧P熘灸σ坏匠。蠹冶慊断膊恢梗蛭煸谙洗硬惶肝难В凰党院韧胬帧

1930年,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时,有感于青岛有风景而没文化,便张罗了一个教授饮谈的聚会,每周一喝,地点在顺兴楼或厚德福,参与者起初为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等七人,后闻一多提议请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

1920年,杨了公做东,在上海小有天酒家请姚鹓雏、朱鸳雏、成舍我、吴虞公、许瘦蝶、闻野鹤、平襟亚等聚饮。席间叫局,征来名妓“林黛玉”,林爱吃用洋面粉做的花卷,杨便用“洋面粉”、“林黛玉”为题作诗钟。朱鸳雏才思最敏,出口成句:“蝴蝶粉香来海国,鸳鸯梦冷怨潇湘。”笑谈间,刘半农飘然而至,他是出洋前到上海,在隔壁赴中华书局的饯行宴,闻声进来的。刘入席后,朱鸳雏说:“他们如今‘的、了、吗、呢’,改行了,与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我们还是鸳鸯蝴蝶下去吧。”刘半农说:“我不懂何以民初以来,小说家爱以鸯蝶等字作笔名?自陈蝶仙开了头,有许瘦蝶、姚鹓雏、朱鸳雏、闻野鹤、周瘦鹃等继之,总在禽鸟昆虫里打滚,也是一时时尚所趋吧。”此后,刘半农放洋,一走了之,“鸳鸯蝴蝶派”却传开了。多年后,姚鹓雏遇见刘半农时说:“都是小有天一席酒引起来的,你是始作俑者啊!”刘说:“左不过一句笑话,总不至于名登青史,遗臭千秋。”姚说:“未可逆料。说不定将来编文学史的把‘鸳鸯蝴蝶’与桐城、公安一视同仁呢。”

西安事变的前一天,蒋百里奉命飞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当晚出席张学良、杨虎城的公宴,同席还有蒋作宾、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邵元冲、邵力子等大员。散席数小时后,西安事变发生,蒋百里等便被张杨拘禁。蒋戏言:“昨日座上客,今为阶下囚。”两周后蒋等获释,杨虎城在绥靖公署与他们饯别,蒋百里又戏言:“昨为阶下囚,今又座上客。”

田汉为人不拘小节。别人请他吃饭,他常带着七八个生客赴宴;他若请别人吃饭,则常不带钱或钱不够。无论他做东或别人做东,只要有他参加,十之八九会出现尴尬局面。他请客时,吃到一大半借故上厕所溜走而把一桌客人晒在饭馆,最后大家摊钱付账的场面,也时有发生。

孤岛时期,徐铸成等在上海编《文汇报》,曾受到敌伪集团的各种威胁。办报之艰辛可想而知。他们却苦中作乐,每两三个星期大聚一次。届时凡有家室的,做一样家乡的拿手菜带来,无家室的年轻人则凑钱买一些鸭翅、口条之类的熟食。待最后的大样看完,就码齐桌子,围成一圈,把酒菜上来。据说每样菜都有浓重的家乡特色,上海任何一家大饭馆也未必能做出来。员工都是三十上下的青壮年,三杯酒下肚后,有唱京戏的,有唱昆曲的。酒足饭饱后,大家相互搀扶、踉踉跄跄地到大方饭店过一夜。

抗战后期,王耀武驻防湘西,公馆在桂林。一次,他设家宴招待《大公报》的几个主要编辑。筵席极为考究,镶银的象牙筷子,细瓷的盘碗,一旁侍者均为穿白衣的“仆欧”,饭菜则山珍海味,无所不有。席间王常“不耻下问”:“按香港的规矩,现在要不要送手巾把子?”“照外国规矩,此时应酌什么酒?”显然他已野心勃勃地等着抗战胜利后出任封疆大吏了。王果然于1945年奉派接收山东,成为山东省主席。但几年后便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有个时期逢周末常邀一帮朋友到家里聚会。一次徐志摩带去一本精装的德文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抢着看。胡适则评论说:这些东西,一览无余,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点含蓄。

1924年11月,《语丝》杂志创刊,出版十来期后,逐渐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作者圈。他们每月底聚会一次,每次一两桌不等。鲁迅和淦女士等主要作者从不参加聚会,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王品青、章衣萍、吴曙天、孙伏园、李小峰、顾颉刚、林兰、章川岛等,几乎逢场必到,后来张凤举、徐耀辰、俞平伯、刘半农也每次都到,有时连夫人也一起邀请,情形近于联欢。席间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据说谈锋最健者当属钱玄同。

上世纪30年代,唐彛故且桓龅缴虾L泊呈澜绲奈难嗄辏髟游模钍苈逞肝姆缬跋臁R淮嗡ト砺饭乓嫘斯莞啊渡瓯āぷ杂商浮分鞅嗬枇椅恼怕薜木刍幔逞浮⒂ⅰ⒂舸锓颉⒉芫廴省⑿祉埂⒑纭⒘钟锾玫榷祭床渭印U馐锹逞负吞茝|头一次见面,鲁迅对唐笑道:“你写文章,我替你挨骂。”并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1935年11月8日傍晚,史沫特莱坐一辆出租车来接茅盾,再接鲁迅,同去苏联总领事馆参加一个不公开的酒会。据茅盾回忆,出租车开到和苏联总领事馆隔着一条街的马路上,三人下车后换乘领事馆的一辆黑色汽车从后门进入院子。“总领事馆的大厅里已经到了一些客人,有宋庆龄和何香凝,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其中有一对新从澳大利亚来的夫妇。大厅中央有一大餐桌,上面摆满了冷菜、点心、鱼子酱以及各种饮料,大厅四周摆着沙发,大家或坐或站很随便地交谈着,想喝酒或吃点心就自己动手,气氛欢快而融洽。酒会之后放映了电影。”酒会散后,鲁迅和茅盾仍由史沫特莱送回家,路上,史沫特莱告诉他们,这种形式的聚会叫鸡尾酒会。

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文化圈的一些人士组织过一个星期聚餐会,参与者大约十一二人,有郑振铎、茅盾、傅东华、叶圣陶、胡愈之、夏丏尊、徐调孚、陈望道、王伯祥等。每周聚一次,轮流做东,每人每次出一块钱,东家出两块。合计有十几块钱,当年这点钱就能办一桌很像样的酒席,因而他们就挑上海有名的饭馆轮流着一家一家吃过去。都是熟人,除了吃饭,当然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漫谈,这也是乐趣之一。

鲁迅去世后,茅盾周围聚集着一些青年作家,茅盾便产生了邀集他们聚会交流的念头。他比照当年的星期聚餐会的办法,考虑到青年人的经济状况,略加改进为:“一、不固定每周一次,可以两周一次;二、不轮流做东,由我固定做东家;三、用撒兰的办法,根据聚餐人数画一丛兰草,根部注明钱数,一般为四、五、六角,这样多数人将抽到四、五角,这种方式比较活泼;四、饭馆为中小餐馆,六七元一桌,自然也就不能轮流去品尝上海名餐馆的佳肴了。”参加这个聚餐会的作家有王统照、张天翼、沙汀、艾芜、陈白尘、王任叔、蒋牧良、端木蕻良等。聚会不预设谈话主题,“大家随便海阔天空地聊,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文坛动向,文艺思潮,个人见闻,以至在座的某位作家的某篇新作,都可以谈。”聚餐会不固定每周一次,但固定在星期一举行,故茅盾命其名为“月曜会”。

画家陈石遗八十寿辰时,章太炎、李拔可、黄秋岳、冒鹤亭、金松岑、龙榆生、张默君、范烟桥等咸集苏州胭脂桥给陈祝寿。贺客之一的彭鹤濂见状赋诗云:“到此不敢吟,名流皆在座。”

吴梅在《鸳湖记曲录》中记下他所经历的一场盛会:“丙子七夕,啸社同人约禾中怡情社诸君子,会于南湖之烟雨楼,奏曲竟一日夕,凡四十有二折,四方来会者,达七十余人,盛矣哉,数十年无此豪举也。”

上世纪30年代,清华教授有的住校内,有的住城里。金岳霖住城内北总布胡同,与梁思成一家是前后院。他回忆说:“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南京的情况,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我虽然是搞哲学的,我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

1934年8月,徐悲鸿夫妇游历欧洲、举办巡回美展后回国,接下来在南京“欢宴洗尘,竟无虚夕”。某日戴季陶请客,席上问徐悲鸿:“你有这么理想的一位夫人,为什么要取名悲鸿?”徐悲鸿听了略微一怔,说:“我取这个名字,是在认识碧微之前。”

蒋碧微在中法友谊会供职期间,因工作关系,参加过由外国太太组织的一种联谊茶会,这个聚会每周一次,轮流做东,以闲谈为主。蒋碧微说:“这些嫁给了中国人、具有双重国籍的洋太太们,常常出语讽刺,批评中国,使我听了十分愤慨。有一次,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的法籍太太到南京参加这个茶会的时候,听到了那些无聊的话,便使用国语向我说:‘我真不懂,她们为什么偏要说这些?’”

1939年1月,方令孺、宗白华、蒋碧微等11人在重庆发起一个聚餐会,每周一次,固定在蒋碧微家。除这11人凑一桌为主人外,再另请一桌客人,客人每周不同,按专业区分。例如请文学界的,就叫“文学专号”,考古界的叫“考古专号”等等。每聚一次称为一期,每12期为一卷,每卷设一主持人,称“主编”,第一卷的主编自然是蒋碧微。张道藩、老舍、蒋梦麟、傅抱石等都曾被请去作客。蒋碧微说:“小集时宾主非常和谐,谈笑风生,轻松愉快,或则讨论学问,或则评论时局,有时也不免月旦人物,古今中外,无所不及。对于个人的学问见识,都有很大的裨益,不仅是吃吃喝喝而已。”

民国初年,邵飘萍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某次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阁员、府院秘书长等要人。他事先做了精心布置,在隔壁室内预备好电报纸,让两辆自行车守在门外。这些大员们兴致勃勃,无所避忌,酒后吐出很多重要消息。邵飘萍则随得随发,宴会尚未结束,各种消息已电达上海。

吴湖帆寓居上海拉都路时,每月找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邀三四友人来家里小酌,郑逸梅回忆说:“菜肴几碟,都很精美,且酌且谈,尽半日之欢。”

1927年6月1日,王国维到清华工字厅参加国学院第二班学生的毕业宴会,后来有人记述了这一场面:“毕业宴席共设有四桌,所有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于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没人特别在意。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随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进行畅谈。”谁也没有料到,第二天,王国维便自沉于昆明湖。国学院的毕业宴会,也成了王国维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常在寓所邀友人聚餐,通常是事先发出邀请信,如1935年11月19日,他致信许寿裳:“廿一日下午约士远、兼士、幼渔、玄同四五老朋友来谈闲天,晚上就吃乡下厨子做的便饭,乞兄参加,并不是吃饭,乃只是为谈天计而粗具茶饭耳。如天气尚早拟令家中小孩为照一相,故下午希望早来,但冬天天短,不知大家能来能及否也。”

《文学季刊》的编者为了拉稿和联络作者,1934年1月6日在北平请了一次客,应邀赴宴的季羡林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文学季刊社请客……北平文艺界知名之士差不多全到了,有的像理发匠,有的像流氓,有的像政客,有的像罪囚,有的东招西呼,认识人,有的仰面朝天,一个也不理,三三两两一小组,热烈地谈着话。”

民国后期,梁思成夫妇住在清华园的新林院8号。梁家每天下午4点半喝茶,除梁思成夫妇外,常来的茶客有金岳霖、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陈岱孙等。林洙回忆说:“金岳霖先生风雨无阻总是在三点半到梁家,一到就开始为林先生诵读各种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

李准字直绳,宣统年间曾任广东水师提督兼巡防营统领,参与镇压黄花岗起义。晚年他在天津当寓公,一次宴会与扬州名士方尔谦同桌,方有意戏弄李,说:“今日见一西洋女子裸体画册,有人告我女子之美,全在曲线。”李点头甚表赞同,方接着说:“用曲线女子对直绳将军,可谓工巧。”众大笑,李自知被耍,也无可如何。

14.交游

张宗昌任北京暂编第一师师长时,认识了财政部次长潘复,两人打得火热。潘复在京津都有大宅子,张宗昌每到两地,必以潘家为寻欢作乐之落脚点。有一次张在潘家与其他显要打牌,输出去万余元,被“打立”了,无法付现,更不能一走了之。尴尬之际,潘将其亲信、边业银行经理王琦找来,代为垫付。张对潘非常感激,视为可共患难的朋友。

1927年,康有为来天津见溥仪,住在日租界息游别墅。一日,潘复请康吃饭。康有为早年以变法名世,晚年则以书法名世。他在潘家当众挥毫,凡是来赴宴的客人人手一幅,来者不拒。结果从早8点到晚8点,康有为连续写了12个小时,始终兴致勃勃,毫无倦意。

潘复退出政界后,天津小营门家中仍是一派“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热闹气氛。商震、于学忠、宋哲元、孙殿英等在朝在野的军阀及金融界闻人陈亦侯、王孟钟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偶有家中不宴客时,他便外出消遣。潘本来不抽大烟,由于天天熬夜应酬,体力日益难支,渐渐也染上了烟瘾。

老牌军阀陈调元喜交际,好热闹,出手阔绰。他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时,其南京龚家桥的公馆每天车水马龙。南京政府的大员如张群、顾祝同、张厉生、蒋作宾、贺国光、张笃伦、熊斌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其公馆熙熙攘攘,俨若一招待所。一日,一乡下老头找来,从容地朝里走,门卫问他找谁,对方答:这是我的公馆。门卫说:你弄错了,这里是陈调元总指挥的公馆。老头说:陈调元是我儿子,这不就是我的公馆吗?其时陈父已死,陈母尚在。老头确实弄错了。陈调元事后说:“这才倒霉呢,哪里钻出个爸爸来哩。”

萧乾十几岁时,考进北新书局当练习生,给不少名人送过刊物或稿酬。多年后,他在上海见到鲁迅,问鲁迅还认不认得他。鲁迅定睛看了萧乾好半天后,亲切地笑了起来。

上海书画名家王一亭(名震)交游甚广。他的作品虽有润格,但常有熟人介绍,不付润资,王也一律应酬,只是在下款“王震”两字的上面,加“白龙山人”四字。“白龙”为“白弄”的谐音。

上世纪30年代,段祺瑞定居上海,蒋介石曾登门拜访。段祺瑞的小女儿段式巽回忆说:“那次蒋氏来访,管门的不认识,竟未启大门迎车入内,听任蒋车停在路旁、局促车内坐待。我从二楼遥见似有客至,下楼向仆役询问,接过名刺,则赫然蒋氏。急忙迎入,并扶老父出见。蒋氏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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