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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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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奇怪的是，从赵嫂、五奶奶、芝婶一些抱怨性的话中，却仍然可以感受到掩藏在背后的爱与宽容，对儿女，对他们在外面的艰难生活，对身边这一个个让他们年老还不得安生的孙子，仍然有一种非常细腻的感情。虽然他们也担心将来的生活，也担心儿媳的行为，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仍然兢兢业业地伺候孙子，替他们承担一切。他们不表达，不但对外人，对儿女更不表达。这一切，是属于地层之下的，被深深埋藏起来，连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乡村的生命，其韧性之大，是与自然界的生物相等齐的。
赵嫂的厨房里飘出了一股香味儿，大概是刚焖好的咸米饭。炒点肉和芹菜，多倒些水，把米放在锅里，小火烧煮，二十几分钟后停火，再焖上一段时间，非常香的一锅米饭就好了。在我的童年时代，这种米饭只有在改善生活时才可以吃到，每家一年最多也就做那么两三次，因此，我对这香味有独特的记忆。而现在，这早已是乡村的家常便饭了。郁香的炊烟飘出院子，在乡村的上空散开，氤氲了整个村子。
万会：在棺材里把骨灰撒成人形
“老道义”是我的一个大伯，没有出五服。他为什么叫“老道义”，说起来也颇有意思。大伯可以算做是我们村最早的大学生，先是在县城里的高中教书，后来为支援家乡建设，被请回来到镇上高中当了教务主任。虽然颇受学生喜爱，但却并不受领导的欢迎。他特别喜欢“论理”，倔犟耿直，口头禅就是“做人要讲道义”。学校食堂饭菜不好，学生哪一项收费不合理，甚至，学校中间的路被一些老师的菜地侵占了，他都会去管。如果领导不管，他就直接去教办室，或到乡里去找，不厌其烦，直到问题解决为止。时间长了，人们就背地里叫他“老道义”。
大伯和他儿子的关系并不好，三个儿子，小儿子考上大学，其他两个儿子高中毕业后都做了民办教师。20世纪90年代初，民办教师转正的非常多，他们的条件也都够。但是，每年名额有限，要排名评比，这里面，讲究很多。因为要讲“道义”，大伯不去找人说，更不送礼。儿子一说要怎样，大伯就大骂，说凭良心干活，该是啥是啥。到最后，俩儿子都没评上。后来，民办教师转正取消了，我的俩本家哥又都成了农民。几年时间里，俩本家哥和他父亲一直不说话。后来，大伯退休回到村里住，父子关系才又好一些。
我去大伯家的时候，我的本家哥万会正在看电视。他家还在村里面，三间青砖瓦房，大前檐，院子里铺的是砖，这在当年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房子。现在，看起来却有些低矮破败。大伯的相片供在堂屋的正中间，黑框，上面搭着一个黑绸的花结。
你伯是2004年死的，肺气肿，要是不死现在多好，还能给我看个门，我好出去干点活。病了六七年，以前身体就不好。死后在屋里放了两天，等你万安哥回来，为咋出葬，火葬还是土葬，我和你大娘发生了矛盾。
我咋都可以，只要生前孝顺就行。可是你伯他不想火化，一直唠叨着怕疼。村支书来看他，他还给人家讲，不要火化他，哪怕出点钱也行。农村人怕成灰，希望有完整的尸首，见不得烧那样子。
现在偷着埋的多了，出钱就可以完整地埋。一种是把钱直接交给支书，但也不能太明目张胆，另外一种是半夜偷偷埋掉，也不敢哭，闺女来了都不敢哭。本来可以热闹一点，请响器，吹吹打打送葬的。这是给了支书一些钱，支书点头了，半夜抬着棺材，孝子跟在后面，伤心得很了，捂着嘴硬憋气，就是不敢哭出声。实际上村里人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你说，谁没有往土里埋的那一天？
也有背时＇6＇的，咱们村周家保良，他们没有火化，把钱给了支书，说可以埋了。棺材刚下到墓坑里面，还没有扔土，民政的人去了，也不敢说把钱已经交给支书了，只好又交一千块钱，算了了。说难听话，也就是为那俩钱。啥政策不政策，经是正哩，关键是念经哩。
我一说火化，你大娘就哭。可是那段时间管得严，咱们村成了典型，都在盯着哩。支书也不敢答应，只说，火化也没啥。最后，你万安哥回来，他在外面工作，也算是个面上人物，县里一些人知道了，也跟过来。这下不火化不行了。
咋办？又不能违背你大伯的遗愿，后来，就想了个办法。没火化以前，就让阴阳先生把手上指甲、脚上指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把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里，指甲放在四肢旁，还做一个完整的躯体形状，这也算是一个囫囵人。实际上棺材一抬，肯定形状散了，但又能咋办？只能是去去心意。
拉你大伯去火化的时候，女婿们请了响器，离开村的时候，也放鞭炮，孝子还下来磕头，也算送行了。现在农村兴这样，火化也摆排场，有钱人家还开一长溜小汽车，把亲戚们都拉去。回来再埋，再请吃饭。等于是花两回钱，费两回事。
我现在想想心里都不美气。心里明知道，人死了啥都没有，但一想着要去火化，心里就难受。后来，到了火葬场，你大伯在床上躺着，头上蒙着农村用的那种黄纸，不知道为啥，它只往下掉。我拾起来盖上，一会儿它又掉了。后来才发现，你大伯胳膊压住了，是不是他嫌疼啊，所以提示我。我就哭了，你大伯是不情愿啊。我把他胳膊重又放好，说：“爹，我也是没办法，现在政策这样，你多谅解。”
烧完我去拿骨灰，都是白色的，就像屋里烧的那种豆秆灰一样。虽说人埋在地下，也是慢慢朽了，但总想着还是好好的人。现在可好，成了一把灰了，你大娘都哭晕过去了。
这又回来，还得偷偷埋。坟头是已经挖好了，亲戚们也都来了，孝子们跪在那里，也还有支客＇7＇，招呼着亲戚，来磕头上礼，但是声音都很小，孝子们也不敢哭，都憋着，只是抹眼泪。想想你大伯也是可怜，辛苦一辈子，走的时候子女、亲戚连送个行都不敢。
啥时候火化能实行开？真是不好说。就现在看，坟地其实跟原来一样多，只算是里面人烧了。原来大队部说，找一片地，盖个房，按村组来分，骨灰盒拿回来，按死的顺序埋，一人一个小格子。但是，这么些年了，在哪儿哩？在农村，这根本推行不开，猴年马月也不行，没这个风俗习惯。
你说那几年烧坟，事可多哩。咱们村里你华嫂子，得了失心疯，这你估计都不知道，华在外边跟其他女人胡混，把你华嫂子气伤了。后来掉到坑里淹死了，偷偷埋了，不知道咋被知道了，坟就被扒了。当时埋了有半个多月，尸体都快化了，执法队的人用铁钩子拉出来，屁股都划烂了，拉出来人都走样了。扒的时候，华不在屋，兄弟也不管，没门了，执法队只好拉到城里烧了。后来娃儿回来，才把他妈的骨灰收了。动静大得很，开车的人都停下来看。
万会哥坐在椅子上，声音越讲越低，完全没有了当年给我们讲课时的风采。那时候，他，还有万明哥都是乡里有些名气的民办教师。老高中毕业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会教学，又负责任，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梁庄小学的毕业班成绩一直在乡里名列前茅。他对现在的葬丧制度及农村现状非常不满，但同时，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他非常消沉，甚至不愿意更深地想问题。可以看得出，当年被踢回农村，重又成为农民，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回到县城，在和大姐单位的一个人聊天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这可是真事儿。那是1994年、1995年的时候，一天我突然接到个通知，叫我带个口罩下乡。那次可能有万把人围观，人头攒动，俺们到一个村里去挖坟，那时候是刚开始实行火葬制度，有点儿杀鸡给猴看的意思。在农村，挖人家祖坟是晦气事，多少也有点不道德，一般人都不干这个事。所以，都找那种痞子、无赖，或劳改释放犯，他们动手，一个政府人员看着。俺们那一组的五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我是组长。
扒的那个坟埋的是个女的，刚死没多长时间，挖出来的时候，尸体刚肿胀起来，脸肿着，虚白胖大，还有蛆在爬。真是吓人。尸体就趴在墓坑沿上，没有人愿意再动。然后，浇上汽油，谁去点，是事先说好的，就是那几个二流子。结果，浇的油太少，人烧了一半，不着了。你不知道那形状有多难看。就又点一次。那个坟园里有七八个刚埋的人，都是在那个下午烧的。狼烟四起，那味道，现在想起来，还恶心，想吐。点完之后，又烧了一会儿，我们这些人就走了，也不管烧成什么样子。
那真是场面大，人山人海。烧着之后，有些人嫌味道难闻，就跑了。过一会儿，又回来，都想看看是什么样子。那些家属，刚开始哭着、骂着、拦着，被警察挡住了。其他一些地方因为烧坟，还发生了警民冲突。我们那次派去的警察多，没有闹起事儿。后来，味道实在难闻，连家属都坚持不下去了，哭着哭着，都跑了。过一会儿，回来，接着哭，又跑。
现在想想，真是对人不尊重。那几年为扒坟、烧坟，打架被抓的多得很。这几年也不严了，就罚钱，特别有钱的，直接埋，也是偷偷的。一般都是先火化，再埋。只要你火化了，罚完钱，埋个坟头也没人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轻省话：不关自己的事，站着说话不腰疼。
＇2＇ 圣剧：根据圣经故事改编的短小戏剧。
＇3＇ 明太：即上文提到的“明太爷”，大嫂与明太爷是同辈，因此这里称为明太。
＇4＇ 背背他们眼：他们没有看到。
＇5＇ 泼烦：麻烦，缠。
＇6＇ 背时：倒霉。
＇7＇ 支客：北方农村丧礼或喜宴上安排来往亲戚座次的人。在葬礼上要特别讲礼数，安排座次是一个很有讲究的活儿。因此，一般做“支客”的人都是那些在村庄有威信的、能够服众、对村里各家的远近亲戚也比较熟悉的人。
第八章 乡村的未来梦想
引言
至2006年，穰县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全县所有行政村实现了通油路。积极推进“村庄整治”，修建道路910公里，治理坑塘179个，兴建村级游园118个、文化茶馆300个、沼气池3800座，安装有线电视5700户、太阳能热水器8700余台。投资3400万元，扎实推进信息村建设，建设信息村330个。村级幼儿园、卫生室、商业网点、治安室、村民活动场所等公共服务体系逐步配套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007年穰县政府工作报告》
困在泥淖中的乡村
清晨起来，有一种沉重和乏力之感。乡村生活就像一个大泥淖，我总有一种控制不住地想沉下去的感觉，整个精神越来越散。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感觉。年年回家之前，总是下定决心多待些时候，但每次都逃跑似的匆匆走了。
我对调查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产生某种担忧。虽然直到二十岁才离开家乡，这段时间也一直和村庄的人们在一起，但是，我却感到自己似乎无法进入他们的话语系统。乡村犹如一张大网，纲和目太多，让我无从下手。
面对芝婶、五奶奶以及村庄的一些留守老人，我觉得她们的内心是一座深厚的城堡，难以进入。或许，面对我这样¨。电子书 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一个外来者，她们自然地处于沉默，我们不处于同一立场，也没有情感的交融。面对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回到话题之中，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对于她们，我已经是乡村外部的人，我的思维和他们的思绪总是处于错位之中。
那一天，在芝婶家门口，芝婶五岁的小孙子在浮满垃圾和绿色水藻的坑塘边玩儿，儿子哭闹着也要去，我严厉地呵斥儿子，在拉扯孩子的瞬间，我看到芝婶脸上“明了”的笑容，这使我突然间很羞愧。即使你抱着“重回大地”、“重回村庄”的目的，即使你想回到他们中间，但结果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无法摒弃自己的优越感和城乡生活的差异而带来的某种嫌弃感。
国家也在作许多努力，有许多政策的确是在关注农村、关心农村，譬如义务教育、种地免税、各种补贴等。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里面的危机与黑洞也更清晰地显露出来。义务教育终于得以实施，农民再不用为交书杂费而发愁。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每到开学的时候，就会看见父亲走门串户的身影，他在四处为我们借钱交学费。但是，当真正可以轻松上学的时候，孩子上学的热情、农民让孩子上学的执著却不如以前了。中小学教育的规模在不断地缩小，这固然有人口减少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与乡村文化氛围的淡薄有很大关系。小孩无心上学，觉得到十几岁出去打工就可以了。这形成了一种矛盾状态，农民拼命打工挣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孩子却往往不想上学，希望更早地走进打工者的队伍。
这同时也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农村年轻人结婚越来越低龄化。许多家庭害怕子女在外面自己谈恋爱，找一个外地的男孩或女孩，将来走亲戚麻烦不说，万一有个矛盾，很难调解，极其容易离婚。村里几对离婚的年轻夫妇都是这种状况，夫妻吵架，说离就离，各回各家，很少有商量回旋的余地。面对这样的情况，通常是在孩子出门打工之前，家长就托四乡八邻的亲戚朋友，为孩子找好对象，订婚，很快结婚，然后两人结伴出去打工。至于感情合不合，性格对不对，大家根本没有考虑。
种地虽然免税了，但是，父亲就此算了一笔账，即使种地不交钱，肥料、种子、人工在不停地涨价。种一年地下来，也只是落个“原地转”，没有什么赚头。因此，打工者回来种地的热情并不高，只是高兴一阵子。
哥哥家的诊所一上午也没见一个看病的，问是不是因为房子在装修的原因，嫂子笑着说：“不是，啥时候都没有人。”自从农村实施合作医疗之后，国家能够报销一部分医疗费，农民也就很少来这种乡村诊所。有关系的人家，把合作医疗的一些项目弄到自己诊所，还能勉强支撑。其他的私人诊所都处于半停业状态，像哥哥这样的年轻人已经在寻找其他出路。但是，即使是这些直接受影响的群体，他们也没有过多的埋怨，因为他们都知道，对于老百姓来说，合作医疗是天大的好事。
中国的农民永远是最容易满足的，给他一点好处他们就念念不忘。和几个老人在一起，谈到合作医疗、免税、补贴，大家都非常兴奋，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情。按一位老人的话说：“现在早晚穿得都像客人一样，没有破烂现象，说话办事不一样。坐在家里，南京北京，国内国外，都了解。各种知识在电视里都能学到、看到，当然高兴。”
翻看美籍华人社会学家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这部著作避开社会学家对乡村的结构性考察，而是把重点放在乡村的情感问题上，从这一角度考察乡村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变化，及与传统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乡土社会学首次“向内转”，把乡村情感生活微妙而丰富的存在给展示出来，非常有启发性。但是，作者是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仍是整体性的变迁与结论性的东西，是一个纳入性与体系性的工作。我恐怕没有能力作出如此高屋建瓴的结论，我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一个个的生命存在，去发现、叙述他们彼此的差异及个体情感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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