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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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归附于汉，标志着中国对这个关键地区控制的开始。在那一年汉朝和匈奴
进行了一场大战。为了阻止土鲁番与匈奴结盟，大将开陵侯成娩和一名归附
汉朝的原匈奴王率领包括车尔成、尉犁（哈勒噶阿璊）和危须（哈剌沙尔之
东）在内的六个西方国家的军队攻打土鲁番，迫使它投降。②后来匈奴能够短
暂地收复它在土鲁番的失地，但他们统治西域的时代已接近尾声。前　７２—７１
年，汉朝、乌孙、丁零和乌桓的联军连续大败匈奴。从这时起，匈奴的控制
迅速瓦解了。当汉朝在前　６７　年重新征服土鲁番时，便开始在那个国家的肥沃
土地上设置屯田的驻防军队。

行政管理的安排

前　６０　年或前　５９　年建立的西域都护一职，标志着汉朝影响趋于更加有效
的新局面的开始。从很早时候起，匈奴通过一个名叫僮仆都尉的官员统治西
域诸国，这个官员则在日逐王管理之下。③僮仆都尉被赋予征收赋税和征集劳
役人员的权力。由于日逐王在前　６０　年向汉朝官员郑吉投降，这一匈奴官职被
废除了。与此同时，汉朝的都护在那个地方设立起来，郑吉被任命为首任汉


① 《汉书》卷九六上，第　3875　页；《汉书》卷九六下，第　3903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81　页以
下、第　147　页）。
② 李被授予特殊的官职贰师将军，贰师是费尔干纳一座城市名称的汉语对音。何四维：《中国在中亚》，
第　76　页。
③ 《汉书》卷九六上，第　3894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131　页）。根据《汉书》的不同版本提供
的数字换算离长安的距离或是　5070　公里，或是　5200　公里；也就是说，《汉书》为车尔成到汉朝首都的距
离提供了两种估计。这些数字是表示用中国“里”（约当　0。4　公里）记述的距离换算成现代的量度的结果。
由这样的资料提供的量度可能只是涉及的实际距离的大致数，特别是提到的地区距离中国的行政管理机关
愈来愈远时；但是，由于它们表示了都护府大量使用的官方驿路的里程，这些数字不应太轻率地加以放弃。
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30—31　页。
① 《汉书》卷九六上，第　3873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0579，第　76　页）。
② 《汉书》卷九六下，第　3913、3922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168、184　页）。
③ 关于僮仆都尉见《汉书》卷九六上，第　3872　页；并见张维华：《论汉武帝》（上海，1957），第　166　页。
　



都护。④都护衙门是汉在西域的军队的总指挥部，它还具有维护汉朝对该地区
的控制和调节西域各国之间关系的广泛的政治权力。
汉朝都护的总部如果不是在管理匈奴的都尉总部同一地方，就在它的附
近。后者据报道位于靠近焉耆（哈剌沙尔）、危须（哈剌沙尔之东）和尉犁
（哈勒噶阿璊）三国的某处地方，而前者则建立在乌垒城（策特尔）。策特
尔在哈勒噶阿璊之东大约　１２５　公里（８５　英里），危须之东　２０５　公里（１５０　英
里），哈勒沙尔东北　１６５　公里（１１０　英里）。①假定汉朝简单地接管管理匈奴
的都尉的公署并将它改变为都护的公署，这是很有道理的。
前　４８　年，另一个官职戊己校尉在土鲁番设立。②虽然名称表明它是一个
军事性质的职位，但其职责主要以财政和后勤为中心，特别是那些有关屯田
管理和全面供应汉朝军队食物以及服务的事情。在以前，那里有一位屯田校
尉，隶属于都护。戊己校尉之职多半是由屯田校尉改组而成，并扩大了职能。
除了管理屯田的正式职责之外，我们发现戊己校尉从事一系列其他活动：公
元　３　年左右，一个名叫徐普的校尉负责道路的建设；公元　１０　年，另一个名叫
刁护的都护逮捕了拒绝向中国派往西域的外交使团提供所要求的食物和服务
的土鲁番小国（在吉木萨）的王；公元　１６　年，第三位校尉郭钦率领一支军队
袭击了哈剌沙尔。
维持汉朝对这些地方的控制所付出的代价包括更进一步的工作和东方的
频繁的消耗，在东方必须把土木工程和烽燧扩展到远远越过秦始皇时代防御
工事的界限以外。通往西方的新交通线远至敦煌。与此同时，一条供应支线
朝北方建立起来，这条支线与主线形成直角，利用居延的额济纳湖的水源，
并在那里建立屯田。这些措施意在供应屯驻在东西主线上的征募而来的军
队。由这些军队书写的档案的断片证实了他们的专业水准，并提供了为维持
驻军所需供应的范围的某些概念（见以下第　７　章和第　９　章）。

公元　１　世纪时的关系

由于行政管理网络的完成，汉朝终于成功地将西域引入贡纳体制。《后
汉书》编者范晔将该体制的运转概述如下：①


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班超……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化域。自兵威之
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


④ 《汉书》卷九六上，第　3872、3874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73、78　页）。
① 关于汉朝在哈勒噶阿 和其他三国的指挥部之间的距离，见《汉书》卷九六下，第　3917　页。
② 《汉书》卷九六上，第　3874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79　页）。关于这些官职见劳干：《汉代
的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8：1（1956），第　485—496　页；久保靖彦：《关
于戊己校尉设置的目的》，《史渊》，26：2—3 （1966），第　55—66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与
冲突》，第　228　页以下；本书第　2　章注　200。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　10　页）指出，该职可能由
两人担任，他们分别称为“戊校尉”和“己校尉”；可是，原文几乎总是称这两人为“戊己校尉”。然而，
当后汉重建此职时，任命了一名称为“戊校尉”的官员；见下文。
① 《后汉书》卷八八，第　2931　页（余英时：《汉代中国的贸易和扩张》，第　143　页）。主要以新近考古发
现为基础的有关汉与西域之间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讨论，见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载《考古学
报》1977。1，第　23—42　页。
　




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籯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
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岁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除了作者语言有一些过分的中国中心主义之外，这一特性记述说出了汉
帝国与西域诸国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前汉时期（范晔叙述的分析见
下文）。
后汉王朝开始时，部分地因为全神贯注于中国内部事务，部分地则由于
牵涉的费用惊人，光武帝抵制了与西域之间恢复贡纳体制的诱惑。他拒绝了
某些国家关于重建都护——这是汉朝贡纳制度的核心——的要求。北匈奴因
此有可能重新建立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他们维持这样的控制直到公元　７３　年中
国恢复干预为止。匈奴向西域诸国中的大多数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由于经
济和军事基础的恢复，匈奴再次成为西北边境安全的严重威胁。
这个时期西域的政治地图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地方政权接二连三地
兴起，力争建立地区的霸权。第一个成为这样一种突出势力的政权是莎车（叶
尔羌）。在前汉时期，叶尔羌是一个有　１６３７３　人的的中等规模的政权。后汉
初年，叶尔羌一位名叫康的国王由于联合邻近国家抵抗匈奴而出名。他还为
以前隶属于汉朝都护的中国官员提供保护。王莽垮台以后，这些人和他们的
家庭一起在西域进退两难。这种亲汉的姿态促使光武帝赐给康以“西域大都
尉”的称号，以及统治其他诸国的全权（公元　２９　年）。
该任命不过是对一种已经存在的状态的承认，但是它赋予叶尔羌以作为
西域的领袖国家行事的权威。公元　３３　年，康的兄弟贤嗣位，贤是一个有能力
但过分野心勃勃的领袖。在几年之内贤成功地使帕米尔以东几乎所有国家都
从属于自己，公元　４１　年他派一名使者前往汉朝要求给他西域都护的称号。汉
朝答应了这要求，不久以后改授以“汉大将军”的荣誉称号。结果，他对汉
朝越来越傲慢无礼。①
在以后的　２０　年里，贤尽管受到北匈奴的攻击，事实上树立了对西域的完
全统治。但是，由于向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征取非常重的赋税，他削弱了自己
的地位。中国人不肯卷入，于是一个包括龟兹（库车）、于阗、土鲁番、车
尔成和哈刺沙尔在内的西方政权联盟转向匈奴寻求保护。这个联盟向叶尔羌
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公元　６１　年，于阗征服了叶尔羌并捕获了贤，从而结束了
他在西域称霸的漫长时期。接着出现的是一个激烈的地区内部斗争的短暂时
期，于阗、车尔成和土鲁番以牺牲他们的软弱的邻居来争夺霸权。
可是，从西部诸国的冲突中最后得到好处的是北匈奴。他们为建立秩序
和征收赋税而迅速行动起来。而且，在完全控制了西域以后，匈奴开始袭击
汉朝的西部边境。从公元　６３　年起，整个河西地区变得如此不安全，以致主要
边境城市被迫紧闭城门，甚至白天也是这样。当匈奴控制西域时，西北的稳
定和安全是无法恢复的。①
公元　７３　年春天，统帅窦固被遣征讨匈奴。窦固从酒泉（今甘肃）北进，
给予敌人以重大的打击，并把他们远远赶到巴尔库勒淖尔（蒲类海）。当返
回时，他命令在哈密地区（伊吾）重建屯田。下一年，即公元　７４　年，窦再次
击溃匈奴，重新占领了土鲁番，在这个地区建立军事殖民地有巨大的战略价


① 《后汉书》卷八八，第　2915　页、第　2923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四七，第　1582　页；《后汉书》卷八八，第　2925　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9　页。
　



值。正如范晔所正确注意到的那样，哈密特别以它的土地肥沃而知名，土鲁
番则是匈奴进入两域的主要入口。用范晔的话来说：“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
伊吾，以制西域焉”。②这两个地区的收复使汉朝有可能重设西域都护和戊校
尉，其官署分别置于库车和土鲁番。
汉朝与西域的贡纳关系在公元　７７　年被北匈奴和他们的卫星国再次切
断，从而导致了汉朝派出第二次远征军。８９　年，统帅窦宪在外蒙古的稽洛山
给于匈奴以沉重的打击。根据汉朝的官方报道，匈奴　１３０００　多人被杀，由
２０００００　人组成的　８１　个匈奴部落向汉朝投降。与此同时，窦宪还派遣一支　２０００
余名骑兵的军队向　西域的匈奴根据地发起突然袭击，夺得了汉朝戍军在公元
７７　年已从那里撤退的哈密。③
汉朝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大大有助于班超在公元　９１　年平定西域；自从公
元　７９　年的全面进攻开始时起，班超便作为一名军官在这一地区服役。当班超
于公元　９１　年到　１０１　年任都护时，后汉对西域的控制最为巩固。公元　９４　年，
５０　余国派遣质子带着贡赋前往洛阳。

后汉的成就

后汉王朝在西域的成就事实上主要是班超和他的儿子班勇个人取得的。
班勇在西域的长期经历开始于公元　１０７　年，在公元　１２３　年他被任命为西域长
史时达到顶点。公元　１２６　年建立了对全部土鲁番洼地的完全控制，匈奴和土
鲁番的最后联系决定性地被割断。这些主要是班勇努力的结果。在随后的年
代里，在他的征服反抗的哈刺沙尔王元孟的计划胜利实现以后，包括库车、
于阗、叶尔羌在内的西域主要国家都臣服于汉。１３１　年哈密屯田的扩展，无
疑是建立在班勇安排的基础之上的。①
在上面征引的范晔所作的总结中，人们注意到了在汉帝国与西域诸国之
间关系的许多至关重要的因素。首先，礼物和贡品是安排交换的重要考虑。
每一次汉朝派往西域的外交使团带着皇帝的礼物——通常包括黄金与丝绸—
—给诸国。在其他时候，这些礼物也可由都护或戊己校尉分配。反过来，诸
国应派遣使节前往汉朝宫廷呈献“土产”作为贡品。例如于阗的玉，费尔干
纳的马和葡萄酒，②都是在当时贡纳名目之列的。
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
不是它的实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
托辞。例如，罽宾政权从来没有和汉朝的贡纳体系发生关系，但它经常派遣
使节带着“贡品”前往中国。正如成帝统治时（公元前　３３—前　１７　年）一个
官员指出的那样，那些带所谓贡品前来的罽宾人既非官员，也不是贵族，而



② 《后汉书》卷二，第　120　页；《后汉书》卷二三，第　810　页；《后汉书》卷八八，第　2914　页；《后汉书》
卷八九，第　2949　页。
③ 《后汉书》卷三，第　135　页；《后汉书》卷二三，第　813　页。
① 《后汉书》卷六，第　257—258　页；《后汉书》卷四七，第　1571　页以下； 《后汉书》卷八八，第　2928
页。
② 关于中国人发现葡萄以及葡萄园种植中的最初试验，见《汉书》卷九六上，第　3985　页（何四维：《中国
在中亚》，第　136　页）；《汉书》卷九六下，第　3928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199　页）。
　



是前来贸易的普通商人。①与此同时的另一个国家粟特（康居）也坚持参加汉
朝的贡纳体制。根据都护的报告，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
这样遥远的国家（说是距长安　１２３００　里，超过　５０００　公里或　３２２５　英里）寻求
参与该体制，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②
人质是贡纳体制的一个标准的特点，它成为汉与西域之间的一个重要政
治环节。从公元前　１０８　年到公元　２２０　年该王朝结束为止大批人质王子从贡纳
诸国送到汉朝。象他们的匈奴的人质一样，来自西域的人质也被安置在首都。
在汉代，外国人质和他们自己的随从加在一起的数量必然是很大的，朝廷不
得不建造专门的住所接纳他们。例如，公元　９４　年，在洛阳提供了专门的“蛮
夷邸”，那里居住着来自西域的人，推测起来应是质子。③他们通常服从中国
的法律和刑罚。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能接受中国的教育，叶尔羌的一个国
王在元帝统治时（公元前　４９—前　３３　年）曾作为人质王子在长安度过他的幼
年。他被中国生活方式同化的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致引进了若干汉朝的制度
到自己的国家。④因为所有的人质王子都可能是王位的继承者，很可能汉朝有
意识地作出努力，以加强他们中间亲汉的情绪。在整个这个时期，汉朝始终
坚定不移地寻求机会，支持它的质子们在其本土得到政权。
汉朝为了操纵纳贡国首领们而喜爱玩弄的另一个策略是赠与官方的称
号。一般说来，每个纳贡国的首领被封为“侯”，他的主要辅佐者称为“相”、
“将”，或“都尉”。此外，诸如“且渠”和“当户”，①这些地区性的称号
也得到汉朝的官方承认。一旦授与一个称号，不管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