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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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创业者高祖刘邦是农民出身，生长在沛县丰邑（乡）的中阳里。
有关他的一个佚事表明了中阳里和丰乡的关系。当刘邦建立长安为汉朝的首
都后，他父亲拒绝住在新的皇宫，为了使这个老人高兴，皇帝在长安附近建
筑了一个与丰邑老家维妙维肖的复制品，叫作新丰。把他父亲的朋友和熟人
迁到这里陪伴他父亲，甚至把老丰邑的家畜家禽也带来了，当它们被放开，
跳进新的圈栅时，它们毫不迟疑地把新环境认同为旧居了。①由这件事看来，
中阳里一定是丰乡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里”。
在这时期，一个里的居民无需都是同姓。这可以下面的一事证明：后来
的燕王卢绾和刘邦同里同生日，两家的关系很亲密。因此，里中的所有居民
拿着酒肉礼物到两家祝贺，后来又祝贺他们二人到了成年还保持着友谊。②
这种以里为基础的共同体有它的宗教中心即“社”，在那里奉祀着土地
神。与此相同还有国社，每一个县和乡也有它自己的社。宗教性的节日就在
里社中举行，参加者可以分到肉食，从而加强了共同体的精神。据记载，刘
邦的追随者、后来作丞相的陈平，他分节日的肉食非常公平。③
国家用以控制里中社会等级的方法是爵制，它始于战国时代。在汉代，
爵有　２０　个等级，最低的　８　个等级可授给里中除去奴隶的所有男性平民。在皇
帝即位、改元、立太子或皇后等重大时刻，皇帝授给所有　１５　岁以上的男性平
民一个或两个爵级，在整个前汉时代的记录里大约有　２００　个授爵事例。每一
次授爵，都给以得过爵的人加级，因此一个人的年龄越大他的爵级越高。遇
到这种情况，每一百户得爵人家的妇女可得一匹牛的肉和一百石（２００　公升）
的酒，同时还允许举行一个大的宴会——大酺（当时，一般无故不得举行三
个人以上的宴会）。由于百户组成一个里，所以酒肉可能给与一个里的全体，
宴会在社内举行，这样，可使它成为一个宗教性的场面。
这些新头衔的级别决定了人们在大酺上的坐次和以后在里中的社会地
位。附属于爵制的其它优惠，包括犯罪减刑、免除法定的劳役等。①实例见于
数学教材《九章算术》中所提的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有五个人，分


① 《西京杂记》卷二，《四部备要》本，第　3　页。
② 《史记》卷九三，第　2637　页；《汉书》卷三四，第　1890—1891　页。
③ 《史记》卷五六，第　2052　页；《汉书》卷四○，第　2039　页。
① 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通报》，48：1　—　3（1960），第　97—174　页西嵨定生：《中国古
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东京，1961）；《秦汉统一帝国的特色》，载《第　12　届国际历史学会议纪要Ⅱ》
（维也纳，1965），第　71—90　页。
　



属于从一到五的不同爵级，他们猎获了五只鹿，他们应怎样按照他们的等级
分享鹿肉？
爵制的作用看来是表明，里被认为缺乏形成它自己的社会等级的能力，
同时也表明国家打算通过在里中建立社会等级来统治农民。无疑，这是治理
处于正式官僚机构之外的里的补救办法。在郡县中，虽然只有最高级官吏由
中央政府直接委派，但有一个实质上控制扩大到乡一级的机制。县里负责乡
的行政的官吏有管公安的游徼，管税收的啬夫，和乡中负责教育的年高有德
者——三老。他们共同管理乡的事务。尽管里本身没有这样的直接的官僚行
政机构，没有完全的自主权，它的社会秩序是由上述的爵制来控制的。
总之，里的农业居民是汉政府赖以建立的基础。里本身随着春秋战国时
代的农业变革而发展，特别是，它是国家通过治水和灌溉来开垦新地的结果。
尤其在战国时代的秦国，这类事例很多，里是随着军事征服地区战败的敌人
撤出而把胜利者的自己人民迁入而形成的。其结果是，这些共同体是外来人
口的多成分的集团，缺乏氏族的团结或任何的内部秩序。于是在秦代就发生
了给这样的新居民以爵级的事例，目的是在那里建立国家定出的社会等级制
度。
有几个通过水利设施来开垦新地从而形成新的共同体的事例。一个是蜀
郡守李冰建立成都盆地（快到战国时代末期已被秦国兼并）的水利设施。另
一个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使韩国工程师郑国开凿的郑国渠。郑国渠灌溉陕西
渭河北部的平原，开垦了大约　４　万顷（４５　万英亩）土地，大大增加了秦国的
经济力量。
汉朝也同样开展了大规模的治水和灌溉工程。在渭河南部开凿的漕渠，
方便了通向长安的水运，也灌溉了附近的民田　１　万顷（１１．３　万英亩）。在渭
河北开凿的龙首渠，穿井相连，从地下排水，以防止堤岸的崩颓。还开凿了
几条和长安北部郑国渠平行的新渠，在其它地区也进行了很多与此类似的工
程，还有一次开垦多达　１　万顷（１１．３　万英亩）土地的一些例子。
在文帝时期（公元前　１８０—前　１５７　年），开始实行对黄河下游的洪水控
制，当时河岸被洪水冲毁。公元前　１０９　年，武帝提出一个筑黄河堤的大计划，
据说皇帝还亲自指导。但这不足以避免继之而来的许多次洪水，每一次洪水
都需要进行艰难的改造工程。前汉实行的这些设计，都不足以应付一次黄河
大改道的主要危险。发生在公元　１１　年随着改道而来的大洪水的灾难性后果，
给汉代的历史以深远的影响，已见上述（第　３　章）。
农民共同体和新开发地区的耕作，依靠过去使它们存在的国家的灌溉和
治水工程的支持才能继续下去。由于这么依靠国家的政策，所以这些地区的
里不可避免地缺乏自立性。税收和力役也不是完全为了供给统治阶级的奢侈
生活而进行的。由于资助治水和灌溉以及供应进行这些工作的官吏，这些工
程使纳税的农民得到相当程度的利益，并给很多人提供了生活来源。因此，
当国家的力量衰落和对农民的统治削弱的时候，农民常被迫舍去他们的土地
或寻求有力的地方豪强势族的庇护。这些势族可以履行以前国家所承担的职
能。这种现象在前汉中期已很明显，到了后汉更大为增多了。
但是并非汉代所有的里都是缺乏自主的社会秩序的新共同体。依然存在
着很多以前建立的里，它们不需要国家的灌溉和治水，而且里中有强烈的家
族凝聚力。国家的权威因而不容易对这些共同体发生作用。甚至在新建立的
里中，一种独立的社会秩序逐渐发展，有时也出现了拒绝国家的直接统治并
　



对地方农民施以强大压力的有力的势族。
汉朝建国之初，战国时期列国中的重要氏族还存在。为了统一，中央政
府有必要控制他们。于是施行了一种大迁徙政策，以打碎这些家族的地区纽
带。根据刘敬的提议，高祖把　１０　万多有力家族的成员迁徙到长安附近。其中
包括以前齐、楚、燕、赵、韩、魏诸国的王室。后来，继嗣的皇帝们直到宣
帝（公元前　７４—前　４９　年），在建造他们的陵墓时，把俸禄达　２０００　石（４　万
公升）或更多的谷物的地方官和具有超过　１００　万钱财产的豪富人家，迁移到
他们陵墓附近的新村。
有时还采取更严厉的手段，通过地方政府官吏对有势力家族的家长和他
们的亲属进行屠杀，《史记》卷一二二和《汉书》卷九○的《酷吏传》记录
了很多这种镇压的事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有势力的地方家族选择了
和政府妥协的方法以保持某种程度的力量。反过来，政府也对他们和解，以
便通过他们把自己的势力发展到这些地区。因此，这些有势力家族的年轻成
员常在地方行政机构中担任低级职务，任这个职务的人是从乡民中选取而不
是由中央政府指派。这样的地位是大土地占有者家族在地方上保存势力的一
种有效手段。
对汉代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含义不能精密确定，这是由于使用了多种名词
和缺乏清晰的界说。虽然王莽在公元　９　年试图建立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所
有的土地权都归于皇帝，但不知道它是一个新的主张还是肯定一个传统的主
张。实际上不论大小地主，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是来自购买、赠送、继承，或
皇帝赏赐。这样的土地属于“私田”范畴。它和“公田”不同，“公田”的
构成一部分是通过水利而开发的新土地，一部分是被没收的私人土地，特别
是在武帝时候（公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因为这些人企图逃避对他们征收的
财产税。公田有时由国家直接经营，用奴隶和劳役耕种，但更多的情况是让
农民耕种，他们的田租叫作“假”，形成部分的国家岁入。边境军垦——屯
田——也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土地。另一方面，私田由个人占有，一般是一个
自耕农，可以自由买卖或出租。有势力家族占有的土地也属于私田范畴。
地方氏族或家族土地占有的积累大约在战国时代就相当普遍了，这有一
些轶事可以证明。《韩非子》提到有的人为别人种田取酬的事。头一个反秦
的农民叛乱领袖陈涉，以前就是一个雇农。前汉早期的学者董仲舒，把大地
主的兴起归因于商鞅的废“井田”和随之而发生的土地自由买卖。①
大土地占有的发展与自然灾害和汉代税制有关系。自耕农处于生存的边
缘。如文帝时（公元前　１８０—前　１５７　年）晁错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典型的五
口人的农家，包括两个应服徭役的成年男子，无论怎样苦干，不能耕种百亩
（４．５７　公顷，１１．３　英亩）以上的土地，或收获　１００　石（２０００　公升）以上的
谷物。虽然终年的农业劳动和徭役已使负担很沉重，而在发生水旱之灾或过
高的税额之时更加重了负担。于是农民被迫以市场价格的一半出卖他们的谷
物或借高利贷。他们陷于螺旋上升的债务中，最后不得不卖去他们的土地、
房舍，甚至儿女。土地就是这样地到了地方上的富人、商人、高利贷者手中，
他们大部分是以这种方式取得大量财产的有势力家族成员。这种进程既发生


① 加藤繁：《中国公田制研究》，收于他的《中国经济史考证》（东京，1952—1953）第　1　卷，第　511—
690　页。把废除井田制归于商鞅是难以相信的，但在农村贫困化的过程中，土地自由买卖起了重要作用之
说依然是有根据的。
　



在旧的居民区中，也发生在国家水利设施所开发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共
同体中。
大片土地出租给无地农民耕种或由雇农或奴隶耕种。在汉代，奴隶有官
私之分，官奴隶是由罪犯家属、战俘、被没收的私奴隶组成的；私奴隶是因
负债而被卖身的农民或因功而赏给贵族和高级官员的官奴。一般说来，国家
的意图是防止农民被卖为奴隶和防止随之而来的自由农民的减少，这表现在
汉朝的创始者高祖（公元前　２０６—前　１９５　年在位）和后汉的头一个皇帝光武
帝（公元　２５—５７　年在位）在战后释放沦为奴隶的农民。但整个汉代存在着相
当数量的官私奴隶。官奴隶被用来作各种工作，例如在国营的工农业中劳动，
私奴隶被高官或豪族用来作农田和家务劳动（经常作伎乐人）。①
但是绝大部分的大地主土地不是由奴隶或雇农耕种，而是出租给无地的
农民。早在武帝时期（公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董仲舒就抨击这样的事实：
富人占有大量土地，贫人没有寸土是自己的，他们收获的一半被用来交租。
他要求立一个限制土地占有的法令，但他的建议是否付之实行则没有证明。
到了前汉末年，大土地占有问题变得更严重，公元前　７　年，哀帝即位时，
丞相孔光、御史大夫何武主动提出了一系列的限制建议。①这些建议设想应限
制王、侯有权拥有土地的面积，并且限制拥地最多约　３０　顷（３４０　英亩）。此
外，奴隶占有的最多数目是，王占有　２００　人，关内侯和公主占有　１００　人，一
般的侯、官吏、其他个人占有　３０　人。违犯这些规定的经过三年将没收成问题
的土地和奴隶。当提出这些建议时，土地和奴隶的价钱暴减。毫不足怪，对
这项措施的大量反对意见来自那些既得利益的人，如肆无忌惮的巨富丁氏、
傅氏、董贤等，于是这项措施从未实行。
虽然，国家明显地控制不住大片土地占有制的增长，但在王莽作皇帝（公
元　９　年）后不久，又提出另外一个土地调整方案。②他实际上打算实行国家土
地（他改名为“王田”）所有制和禁止买卖奴隶以终止奴隶制。此外还规定
凡男子不满八口而占有土地超过规定的家庭，应把多余的土地分给他们的亲
戚和邻居；无地的人们被授予这样大小的土地。抗拒不从者可以处死。把已
经证明行不通的限制土地所有制的法律与井田制的特征结合起来，以及完全
禁止出售土地、房屋和奴隶，这当然证明是非常难以推行的，于是不得不在
三年之内予以废止。不仅如此，它既在豪强地主家族之中又在农民之中引起
强烈的不满，成为导致王莽垮台的一个有力因素。
到了后汉时代，大土地占有已成为可以接受的当然之事，国家不再打算
加以限制。反对的意见只来自后汉末的少数思想家，这些人关心社会正义，
如有名的提倡恢复井田制的荀悦③（公元　１４８—２０９　年）和仲长统。但是到了
这时期，很多政府中的高级官职为势族的成员所占有，他们利用其地位扩大
土地占有进而扩大地方影响。推翻王莽、在公元　２５　年成为后汉头一个皇帝的


① 韦慕庭：《西汉的奴隶制度》，第　165　页以下，文中提出奴隶的数目估计从没有超过居民数目的百分之
一；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杜敬轲编（西雅图、伦敦，1972），第　139—159、361—381　页；许焯云：
《汉代农业》，第　63　页以下及他处。
① 《汉书》卷二四上，第　1142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201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二四上，第　1143—1144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208　页以下）。
③ 关于荀悦的观点，见陈启云：《荀悦（公元　148—209　年）：一个中世纪早期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剑桥，
1975），第　158　页以下；同一作者：《荀悦和东汉的思想》（普林斯顿，1980），第　92　页以下。
　



刘秀，就大部分得力于南阳势族的支持，这些人都是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的保护；当光武帝命令调查全国的土地时，很多假报告
来自首都洛阳，因为那里的高官贵族占有大量土地；也来自南阳，那里是皇
帝本人和他的主要武将们的故乡。
这样的大土地占有，大大削弱了汉政府对租税、徭役之源的农民的直接
统治，结果是在后汉末期形成了分裂的局面。另一方面，受大地主和政府双
方统治和剥削的广大农民被迫起来反抗，如黄巾等。这些反抗终于导致了这
个王朝的灭亡。
总结如下：汉代的典型农村共同体是里，从理论上说，是由　１００　户组成
的，每户都占有小片土地。他们几乎没有家族纽带，是通过国家的爵制而分
等级组成的。但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