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历史:1911-1949民国圈子-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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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1935年以非国民党员的学者身份参加国民党政府，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从此离开清华大学从事外交事务，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张伯苓（1876～1951）：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的创办人，天津人。曾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成绩优异，毕业时正逢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大败，遂萌生退意，转而投身教育。先后办有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等，西南联大时是三位校长之一。1938年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1951年逝世于天津。因倡导奥林匹克运动，有“中国奥运第一人”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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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执掌北大后，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不同专业、不同立场、不同资历的学者专家都请来北大，陈独秀、李大钊、李四光、胡适、章士钊、梁漱溟、辜鸿铭……人称蔡元培是“古今中外派”。

⊙清朝末年，马叙伦去拜访蔡元培，看见蔡元培大冬天里只穿着单薄的棉袍，冻得发抖、流鼻涕，一问，原来是把棉衣送人了。

⊙蔡元培待人很客气、随和，别人有什么请求，蔡很难置之不理，经常有人请蔡写职业介绍信，蔡立刻就写。不过，政府要员们一看是蔡写的介绍信，反而置之不理。

⊙北大有一排教员休息室，人称“卯字号”，这里聚集了一批北大文科的著名教授：陈独秀、朱希祖、胡适、刘半农、刘文典，以及校长蔡元培。奇特之处是，这些人都是属兔的，老中小兔子齐全。

⊙黄侃爱骂人，看谁都不顺眼，在北大，他把和蔡元培比较亲近的教授都称做“曲学阿世”，即给蔡元培拍马屁，所以这些人他都骂。久而久之，“阿世”就成了去校长办公室的代名词，谁去见了一趟蔡元培，就说“本人今天阿世了一次”。

⊙黄侃是湖北人，陈独秀是安徽人。早年在日本时，陈独秀说湖北没出过什么文化名人，黄侃愤愤不平：“安徽出了很多人物，未必就是足下，湖北没出什么人物，未必就不是我！”后来两人又同在北大任教，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批孔教、宣传新文学，黄侃则使劲攻击新文学，宣称“八部书外皆狗屁”。

⊙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聚集在《新青年》周围，刘师培、黄侃、陈汉章、马叙伦等则成立《国故》月刊社，相互唱对台戏。

⊙《新青年》倡导白话文，刚创办时，不受关注，钱玄同和刘半农就联手演了一出“双簧戏”：钱玄同演“白脸”，猛烈攻击《新青年》，并凭空推出正大红大紫的林纾为反对派领袖；刘半农演“红脸”，痛斥钱文，并骂林纾为“桐城谬种”。林纾见了大动肝火，接连在上海报纸上发表长文怒斥刘半农，就在这骂声中，《新青年》自我炒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民国时大学的国学部入学试题，一般都在题目下注明“文言、语体不限”，但有两家例外，一是北京大学，胡适规定，“限用语体”，即白话文字；二是南京中央大学，黄侃在这里任教，特别规定“限用文言”。

⊙清朝末年，陈独秀在上海加入爱国协会，天天和杨笃生等试验炸药，蔡元培也常去参加。

⊙1919年，陈独秀的儿子延年、乔年来北大看望他，但他们不被允许直接进家，而是像其他人一样，各自准备一张名片，上书“拜访陈独秀先生”，下署名号，方得见。

⊙北大学生毕业时，师生在一起照相留念，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很豪放，把脚一直伸到梁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陈独秀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了一点。”学生说：“这是先生您的脚。”陈仔细看过，哈哈大笑。

⊙陈独秀和蒋梦麟都是前清秀才，秀才分两种：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改考策论，则称策论秀才。在时人看来，策论秀才不如八股秀才“值钱”。一次陈问蒋：“你那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答：“策论秀才。”陈大笑：“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连忙作揖：“失敬，失敬。”

⊙陈独秀和蒋梦麟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吃饭性急，总是先上来什么菜就使劲吃什么，等到好菜、大菜端上来时，两人已经吃饱了。人笑这俩是“同病相怜”。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他聘请怪杰辜鸿铭为北大英文系教授。有人表示难以理解，蔡元培说：“我请辜鸿铭，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绝不是一个物议沸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

⊙国会与学生间不断有冲突，国会准备弹劾北大校长，学生们便发动示威游行，高举画着猪猡的旗帜，大骂国会。辜鸿铭既看不起学生，也看不起国会议员，对蒋梦麟说：“你相信民主，这实在是民狂！”

⊙熊十力曾有怪病，不能坐、只能整天站着，大冬天不能穿皮毛衣服。

⊙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将熊十力、梁漱溟和马一浮称为“三圣人”。熊的学问做得很出色，性格却怪得出了名。他说胡适提倡科学，科学知识却不如他；冯友兰不认识字；金岳霖的学说是“我论”。有一次，梁漱溟为学问方面的事，与熊发生了争论。熊脾气大，喜欢骂人、打人。争完了，熊乘梁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

⊙孙传芳驻扎杭州，慕名前去拜访马一浮，马不见。马的家人怕得罪孙，便劝说道：“是不是可以告诉他您不在家？”马说：“告诉他，在家，不愿相见！”

⊙熊十力通脱旷达，不喜雕饰。一次王元化来家里拜访，熊正在沐浴，熊就坐在澡盆里与王聊天。废名亦是怪才，十分尊重其同乡前辈熊，但在学问上则常与他争执不休，有时双方闹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发生扭打，废名往往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天废名再来，两人又和好如初，谈笑风生。

⊙有一次，熊十力在一个朋友家吃饭，一个小孩子要吃桌上的一块肉，熊抢了过来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于是坦然吃下。”

⊙蔡元培掌北大不久，想请梁漱溟来北大讲印度哲学。梁当时24岁，中学毕业，于是自谦学浅，不敢应承。蔡元培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谁能教吗？”梁说不知道。蔡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此番到北大来，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来做老师、教别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胡适写了一篇反对梁漱溟的文章，梁看过后说，请胡屈尊费些心思把自己的文章看过以后，再下结论，不要“像看北京的《晨报》一样，匆匆五分钟便看完”。

⊙抗战中，梁漱溟给儿子写信：“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辜鸿铭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清末，上海张园成为爱国人士日常聚会的地方，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去得最勤，经常登台演讲。吴稚晖演讲时，就跟演戏一样，声情并茂外加各种动作；章太炎上台时，不从后面的台阶上去，非要从台前爬上去，到了台上，说不了几句话，只不断重复“必须革命，不可不革命，不可不革命”，然后下去。

⊙辜鸿铭曾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亮，辜鸿铭笑说：“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张作霖主政北京期间，辜鸿铭经人引荐想在张作霖处谋份差事。张见到辜后问道：“你能做些什么呀？”这一问，让辜鸿铭很难堪，因为辜除了口才和学识让西洋人佩服外，确实无甚建树。从此以后，辜遂断绝了再度从政的念头，安心做起学术来。

⊙五四运动后，北大教授开会讨论挽留蔡元培校长的事情，辜鸿铭上台发表意见，也赞成挽留蔡元培，不过他的理由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1903年，章太炎、章士钊、张继、邹容四人，在上海结拜为异姓兄弟。这一年，章太炎34岁，章士钊22岁，张继21岁，邹容最小，才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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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案”后，章太炎在上海租界的洋人监狱中关了三年，出狱时，朋友们来接他，一看，坐牢三年反而把章太炎坐得白了、胖了。据说是因为章太炎平素不喜梳洗、清洁，但洋人的监狱每天逼着他洗澡，生活也规律了，所以身体也强壮起来了。

⊙章太炎的裤腰带是用两根绑腿绳接起来的，裤带经常绑不紧，所以总是一只手提着裤腰，生怕裤子掉下去。

⊙民国初年，章太炎曾在北京开办一国学会，每天为信徒们上课，上课必骂康有为、陈焕章组织的孔教会，门上并贴着“凡入孔教会者不准入会”的字样。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龙泉寺，忧愤之下，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华夏文化亡矣！”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忙来探望，屡屡劝章进食，章都不为所动。最后，吴承仕问他：“先生，您比祢衡如何？”章答：“祢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祢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停止绝食。

⊙章太炎在软禁中，每天以写字来打发时间，某天，写了“速死”两个篆书大字，足有五六尺高，挂在屏风上。章太炎又怕饭菜中有毒，每次吃饭时要求用银碗银筷子银刀子，因为据说银可以验毒。冬天又不敢生煤火取暖，怕袁世凯用煤气熏死他。

⊙南京政府成立后，章太炎与国民党不合作，闲居上海，日子过得相当清苦。他家吃饭，菜肴只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之类。衣服不过三四套，常年不曾置办什么新衣服。据说章生平最怕洗脸、洗澡，手指甲留得很长，指甲里全是黑泥。

⊙杜月笙想请章太炎写一篇“杜氏祠堂记”，先后托了几个人，带着银票去，都不成功。后来找到医生陈存仁，陈跑到章家，说司马迁写过“游侠列传”，章先生也应该给杜家祠堂写一篇文章。章听了，很爽快就写好了。

⊙章太炎不记得自己的住处在哪儿，有一回去书店，准备回家时，叫了辆人力车，可说不清楚要去哪儿。章说：“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车夫摇摇头，没办法，又把章拉回到书店。

⊙章太炎在杭州“楼外楼”吃饭，恰好蒋介石和宋美龄也来吃饭，双方各吃各的，都不打招呼。要走的时候，蒋过来说：“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回答：“很好很好。”蒋又问其近况如何，章回答：“靠一支笔骗饭吃。”

⊙1922年，伍廷芳去世，遗嘱要求火葬。章太炎听说后，写了一副挽联寄去：“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片时留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前一句把伍比作“伍子胥”，后一句把伍比作“武大郎”（“伍”“武”同音），说武大郎死后用火葬，西门庆因此省了一笔安葬费。

⊙蒋廷黻和袁同礼一起去见一个旧书收藏卖家，蒋发现了两本难得一见的好书，看袁似乎并没注意到，便不动声色，一起离开了。等蒋和袁分手后，蒋便偷偷转回去，准备买这两本书，卖家告诉他：袁先生刚刚来把书买走了。

⊙蒋廷黻任职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后不久，一次去参加会议，在门口被挡住不让进。蒋不解，门卫告诉他：“今天是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你违反了规定。”蒋还是不明白，门卫伸手从蒋的衣领上取下一件东西，原来是洗衣店的号码签！蒋觉得好笑：“这的确是个神圣的地方！我一定要特别注意。”

⊙抗战爆发后，王统照举家迁到上海，日本人以没收他在青岛的房子、财产为要挟，让他回青岛，王统照拍案而起：“我决不做周作人第二！”

⊙章太炎一生颇多自诩，至死依然。他的临终遗言是：“朴学从此中绝矣！”

⊙北平沦陷后，有人向马幼渔求字，他说：“如今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

⊙“五四”运动后不久，北京高校的教员们在学生们的簇拥下，前往总统府请求补发欠薪，遭到军警暴打。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了一大块，鼻孔流血，他大喊：“你们就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邹容出版《革命军》，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风行一时。后来因“苏报案”被捕下狱，朋友刘成禺去看邹，邹开玩笑说：“革命军马后卒来看我了！”

⊙吴稚晖早年很“不革命”，去日本留学时，有人劝他剪掉辫子，吴大怒：“留学就是要保存这条辫子，岂可割掉！”又有人劝他去见见孙中山，吴大骂，“革命就是造反，造反的就是强盗，他们在外洋造反的，就是汪洋大盗！”

⊙吴稚晖十二三岁时，生了肺病，医生说他是童子痨，活不长。吴一气之下，拒绝吃药、看医生，每天一早就去爬山，爬到山顶脱得一丝不挂地晒太阳。如此坚持两年，病竟然好了。从此吴就坚持一生一世不吃药。

⊙吴稚晖有一次拉肚子，正好一位医生来拜访他，吴信奉不吃药主义，医生说：“你吃水果吗？”就让人去买了些山楂炭、石榴皮，熬成汤让吴喝，吴喝了就好了。

⊙上海名医陈存仁回忆，40年代后期，去见吴稚晖要“对口令”。每当有人来找，门房回答：“吴稚老到南京去了。”客答：“我知道稚老昨天已回来了。”门房：“稚老生病，不见客。”来客就递上名片，吴愿意见的话就放他进去。

⊙吴稚晖一生不吃药，身体倍儿棒，到老依然。吴八十余岁时，仍喜欢到街头瞎逛，有时一逛就是十多里路。吴走得快，两个保镖身强体壮，却常常还跟不上。

⊙吴稚晖一生不做官，不拿官俸，生活用度全靠卖字的收入。晚年时，吴一天经常要写三四个钟头，约一百来件字幅，由于交稿迅速，价格不贵，所以生意一直很好。

⊙吴稚晖是江苏武进人，在无锡长大。吴成为党国要人后，无锡街头泥人店推出一款手执扇子会摇头的滑稽老公公，面相很像吴，无锡人就叫它“吴稚老”，销路很好。吴自己每次去无锡，也总要买上几个，边看边哈哈大笑。

⊙吴稚晖生日时从不宴请朋友亲戚，只一个人找个素面馆吃碗素面。有时候别人给吴送来一些水果、鸡蛋之类，吴就骂：“什么生日，放屁！”

⊙吴稚晖喜欢走路，有一次走了几十里去看朋友，回家时又走回去。不料天气太热，路上晕倒了，被人认出来送到医院。吴醒来后，趁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