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第1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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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孔丘毕恭毕敬地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学问，满以为会得到满意的答复，没想到老子只是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说：“你来问礼啊？你说的那些故事，编造它们的人连骨头都已经腐朽了，只剩下他们的那些话还在世上流传，你觉得可信吗？作为一个正人君子，运气好的时候就坐车当官，运气不好的时候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荡。我听说，一个好的商人，应该将自己的财货深藏起来，就跟什么都没有似的；君子虽然有良好的品德和智慧，表面上看起来却像个蠢人。你应该去掉身上的骄傲与贪婪，以及好看的外表与不切实际的欲望，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是有害的。我的话就这些。”

顺便说一句，孔丘身高一米九，玉树临风，确实是个翩翩美男子。被老子这样数落了一通之后，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不知所措。回去后便对自己的弟子说：“鸟，我知道它会飞；鱼，我知道它会游；兽，我知道它能走。地上走的可以用网去捉，水里游的可以用线去钓，天上飞的可以用箭去射。至于龙，我就拿它没任何办法了，它能够乘风驾云直冲九霄。我今天见到老子，这个人可不就是一条龙么？”

话虽如此，孔丘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让老子说去吧！他扩大了招生的范围，将自己定位为职业教育家（虽然他在政府里还干着一份差事），对外宣称：“只要拿十条腊肉当见面礼，我就教他！”准入门槛真够低的。正因为如此，他的弟子数量与日俱增，号称门徒三千。很多政府公务员也拜他为师，还有外国人慕名前来，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在政府中所处的地位。

一般人到了这个层次，便会考虑下海，跳到体制外去干一番事业。但孔丘不是这样，他坚持认为，“学而优则仕”。学了一肚子学问，如果不去当官，有如纸上谈兵，没有任何意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的那番话，完全可以用在孔丘身上：他不满足于当理论家，他要做的是改变这个世界，将它改造成他认为是正常的模样。

孔丘三十岁那年，在曲阜见到了来访的齐景公和晏婴。据说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次短暂的对话，齐景公对他的观点表示十分赞同。这次对话成为五年后他奔赴齐国的契机。

孔丘三十四岁那年，孟氏的族长仲孙貜去世，临终前将两个儿子——仲孙何忌和南宫敬叔托付给孔丘，让他们跟随孔丘学礼。这也是孔丘收过的地位最高的学生。

孔丘三十五岁的时候，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季孙意如赶到了齐国。仲孙何忌当年十四岁，孟氏的家政由家臣们把持，他们站在季孙意如那边，参与了进攻鲁昭公的行动。对于这种做法，孔丘肯定是不能赞同的，他选择用脚投票，也步鲁昭公的后尘，来到了齐国。他一开始在高氏家族中担任家庭教师，希望通过高氏再度见到齐景公。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他不是那种浪费时间的人，等待的过程中，他找到齐国的大乐师学习古代的音乐，而且完全沉迷进去，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一时传为美谈。

齐景公见到孔丘，问了一个问题：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很大，孔丘却只用了八个字来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猛拍大腿，说了一句大实话：“讲得太好了，如果不是那样，就算仓库里有粮食，我恐怕都吃不到了！”

这八个字在现代常被人诟病，认为是封建思想的集中体现。作者个人之见，封建不假，但是八个字的背后透出的“正名”思想，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试想，君有君的样子，臣有臣的原则，既是对臣的约束，更是对君的约束，难道有什么错吗？一个社会，如果“公仆”养尊处优，颐指气使，“主人”朝不保夕，噤若寒蝉，是不是也该想想孔丘那八个字，好好地正一下名呢？

几天之后，齐景公又接见孔丘，再度就如果治理国政征询他的意见。孔丘的回答仍然很简单：“节省财用。”那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你别今天开运动会，明天搞赛歌会，把个办公楼修得比周天子的还气派。花钱的时候多思量，把钱用到点子上，那就OK啦！齐景公听了很高兴，便想赏给孔丘一块封地，让他安心为齐国服务。没想到晏婴站出来强烈反对：“这些儒生尽瞎扯些没边的事，说得好听，却没人愿意去执行。他们举止傲慢，自以为是，谁也指挥不了。他们特别爱办丧事，破产也要厚葬，这种风气不可助长！他们到处游说，推销过时的政治主张，求官求财，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委以重任？周朝礼崩乐坏已经多年，他却还在那里大放厥词，说什么穿衣戴帽要合乎礼，上车下车要怎么优雅，那一套东西让人一辈子都学不透，多少年也掌握不了。您如果要用他的理论来治理齐国，只怕适得其反。”

晏婴无疑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但是从前面的“二桃杀三士”和现在对孔丘的态度，不难看出他其实也有狭隘的一面。齐景公历来对晏婴言听计从，再见到孔丘时，虽然还是很尊重，却不再提有关治国的问题了。孔丘感觉到了这其中的变化，不久之后就离开齐国，又回到鲁国。

公元前509年，鲁定公即位，孔丘四十二岁。鲁国的政局依然不稳定。也许是受了老子的启发，也许是经受了时间的历练，孔丘现在对于做官这件事，态度就淡定多了。他对学生说：“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国家政治开明，我就说两句；政治不开明，我就马上闭嘴，不给政府添乱。这种圆滑的态度，和当初那个信誓旦旦要为世界正名的孔丘判若两人。他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是更进一步的表态：如果实在没人爱听我唠叨，我就乘条小船，漂流到海上去隐居吧！

这一时期的孔丘，确实是韬光养晦，将注意力转移到与政治无关的事情上来。公元前505年，季孙意如去世，季孙斯继承家业。有一天季家在院子里打井，挖出了个罐子，里面有一只类似于羊的小动物。有几个好事者故意到孔丘那里诈他：“我们挖到了一只狗。”孔丘问明了情况，很肯定地说：“以我所知道的，应该是只羊。”人们大吃一惊：“你是怎么知道的？”孔丘说：“书上说了，山林中的怪物叫夔，水里头的怪物叫龙，土里的怪物叫坟羊。如果是挖井得到的怪物，必定是羊。”那些人讨了个没趣，悻悻地走了。

还有一个故事。吴王阖闾出兵讨伐越国，在会稽城得到一根骨头，仅骨节就能装满一车，谁也不认得。他听说孔丘博学多才，便专门派人到曲阜来问孔丘。孔丘说：“当初夏禹召集天下的神仙鬼怪到会稽山开会，防风氏迟到了，禹就杀了他，陈尸示众，他的一节骨头就有一辆车子那么长，我估计你们得到的就是防风氏的骨头。”吴国人很惊讶，又问：“那神仙鬼怪又是怎么回事呢？”孔丘说：“山川之神能够纲纪天下，而主管祭祀山川的人就叫做神，祭祀社稷的便是诸侯，他们都归周天子管辖。”吴国人听得晕晕乎乎，追问道：“那防风氏管什么呢？”孔丘说：“祭祀封山和禺山。”吴国人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防风氏有多高？”孔丘笑了：“僬侥氏高三尺，这是最矮的人。最高的人不能超过十倍，顶多也就是三丈吧。”吴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满意而归。

空有那么多古怪的知识，孔丘没写本《魔戒》，实在是太可惜了。当时正是阳虎祸乱季氏的时期，如本书前一节所述，孔丘似乎还出来帮阳虎做过事。但很快他便认识到这是一个政治漩涡，站在哪边都有很大的风险，于是又回到家里，专门从事《诗》《书》《礼》《乐》的整理工作。相传他在这段时间还开始着手修订鲁国的史书《春秋》，这也就是本书大部分内容所依据的史实。

如果孔丘确实做过那些工作，那他对中国文化的传承确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众所周知，春秋时期兵荒马乱，礼崩乐坏，上古的典籍残缺不全，再加上周朝遭遇了王子朝之乱，大量古籍遗失损毁。孔丘几乎是力挽狂澜，一方面考查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一方面整理残缺的文字。据说他将上起尧舜，下至秦穆公时期的皇家档案文件都编排起来，形成了完整的资料。后人读到的《尚书》和《礼记》都是由他编定的。另外他还对古代流传的诗歌进行了删选，形成了现在人们看到的《诗经》，而且他给这三百多首古诗都配上了乐谱，以便于人们传唱。

也就是这段时间，他的学生的数量和质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孔丘后来自述，他的学生中“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其中特别出名的有：

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孔门首席大弟子。颜回似乎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就是心态很好。孔丘曾经称赞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简单点说，穷开心。

冉雍，字仲弓，贱人之子。孔丘不嫌其出身贫贱，认为他长于政事，可以坐北朝南，听政于朝廷——这个评价很可怕！

冉求，字子有，曾任季氏家族的大管家。孔丘认为他可以治理千户人家的城池，也就是个县长的资质。

仲由，字子路，也是季氏家臣，生性纯朴，武艺高强。据说曾经欺侮过孔丘，后为其学问折服，遂改穿儒服，做了孔丘的学生。孔丘认为他可以管理千乘之国，那是当诸侯的料。

宰予，字子我。此人牙尖齿利，善于辩论，不太招孔丘喜欢。有一次孔丘看到宰予白天睡觉，评价：“朽木不可雕也！”

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同样长于辞令，孔丘常说他狡猾，但是他更有才——曾经做过鲁国和卫国的宰相，富可敌国。

曾参，字子舆，以孝道而闻名，著有《孝经》。不要小看这本书，自汉朝以下，中国历朝历代皇帝都是以孝治天下，实为两千年中国政治的理论基础。

公冶长，字子长，齐国人，孔丘的女婿。

那个年代没有报纸电视，学生多了，掌握的话语权就多了。在世人眼里，孔丘的形象越来越高大。颜回就曾经这样公然吹捧自己的老师——颜渊喟然长叹（请注意，喟然长叹，多么传神），说：“先生的思想和人格，我仰着脸越看越高，越是钻研越觉得难以赶上，一会儿觉得就在眼前，一会儿又像是在身后。他是那么循循善诱，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又用礼仪来约束我们，使得我们欲罢不能。我们就算是倾尽全力，那个高大的身影还是耸立在前面。我们不停地靠近他，却又没办法企及他的高度。”

孔丘是如此出名，以至于街头巷尾都有人议论：“孔子是多么伟大啊！他的知识如此渊博，却又不能说他究竟是属于哪一家。”这话说到了点子上，他本来就是自成一家，只不过拿着前人的典籍来印证自己的思想罢了。孔丘听到这个议论，狡黠地一笑，自嘲似的说：“是啊，我究竟是干哪一行的呢？赶大车的？还是射箭的？大概就是个赶车的吧！”但是他对学生说过的一句话道破了天机：“我是因为没有被国家重用，才学了这些破玩意儿的啊！”

公元前501年，孔丘五十岁。后来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曾经这样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于天命是什么，却又总是语焉不详。后人只能从字面上推测，所谓天命，就是上天赋予一个人的使命吧。

这一年，阳虎企图消灭三桓事败，出逃齐国。阳虎的同伙公山不狃还占据着费邑，负隅顽抗。他派人来请孔丘过去帮忙。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答应这个要求，但是到了知天命之年的孔丘，居然心动了！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你得理解他，憋在家里太久，想做官想疯了。当然，司马迁说得很含蓄：孔子得道已经很久，一直没有机会施展，因为没有人能够重用他，所以得到机会便不想放弃。

其次，孔丘对三桓专鲁早就深恶痛绝，有《论语》为证：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前面已经说过，这是骂季孙意如。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三桓祭祀祖先，撤除祭品的时候，唱着《雍》的诗篇。孔丘很有意见，那是天子祭祀的诗篇，用在三桓的祠堂里，合适吗？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季孙斯要去泰山拜祭，把自己当作了天子。孔丘要冉有去劝阻，冉有认为做不到。孔丘便哀叹：“难道泰山之神还不如我的学生林放懂礼，会接受季孙斯的祭礼吗？”

再次，孔丘早年在季氏家族做官，一直没有受到重用，郁郁不得志，对季氏更是积怨已久。

有这三条理由，阳虎请他做官，他至少在口头上答应了；公山不狃在危难时刻请他出山，他也愿意赴汤蹈火。他对学生说：“当年文王、武王就是在小地方起家而后成大事的，今天的费邑虽小，也许能够干出一番大事来吧！”收拾好行装就准备出发。

学生们都不同意，仲由更是坚决反对。孔丘反过来劝说他们：“你们别把人心看得那么坏，那些请我的人，难道就没一个好东西？再说事在人为，只要他们重用我，我就给他们建立一个东方的周朝！”

话虽如此，他考虑了一个晚上，终于冷静下来，最终还是没有去。如果去了，估计他也活不到耳顺，更不可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事实也证明，他没去是对的。不久之后，费邑陷落，公山不狃和公孙辄逃到了齐国，后来又逃到吴国。而孔丘因为政治立场坚定，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的地方官。由于在中都任上工作成效突出，后来又被提升为鲁国的司空，又由司空改任大司寇，也就是首席大法官。

【儒家思想的源头】

曾经有一次，颜回问孔丘：“什么是仁？”孔丘回答：“克己复礼。”意思是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规范，这就是仁。

礼和仁，是孔丘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两个范畴。礼是外在的秩序，仁则是内心的修为，可以说仁和礼是一体两面，互相依存。仁是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提炼而得到的，孔丘本人也是到了七十岁才敢说自己“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思想和行为都已经达到了仁的最高境界，随心所欲也不会违反礼的原则。但是，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断扩大，后人对仁的阐释也越来越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仁是一种本能，有的认为仁是一种天理，还有人看到刚出壳的小鸡那副毛茸茸的样子，自称领悟到了什么是仁。再到后来，仁逐渐和慈挂上了钩，变成了仁慈，被赋予了同情和慈悲的含义。事实上，在孔丘这里，仁更是一种坚忍，一种智慧。

公元前500年春天，齐鲁两国达成和平意愿。同年夏天，鲁定公来到齐国的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境内），与齐景公举行了会晤。

按照周礼，诸侯相见，均有相礼大臣陪同，负责安排会务工作。相礼大臣的地位极其重要，非卿不能担任。鲁国自鲁僖公以来，担任相礼大臣的都是出自三桓。但这一次，鲁定公带来的是齐景公的老熟人——孔丘。

《史记》记载，鲁定公出发之前，孔丘对他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建议他做好两手准备，带上足够的卫兵。鲁定公同意了。

盟誓那天，齐景公和鲁定公相携登台，互相敬过了酒，齐国的官员过来请示说：“请欣赏四方的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