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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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越的情感，使这篇作品获得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和感染力。“救救孩子们”这一强烈的呼声，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遗憾的是，《班主任》以后的几篇作品，虽然主题依旧尖锐，语言依旧激昂，却掺杂了越来越多的虚假的声音，越来越牵强附会，脱离生活。《醒来吧，弟弟》，已经发展到虚构逻辑、背逆生活和艺术真实的可怕地步。
　　　　在“弟弟”身上，作者试图塑造一个充满矛盾的“沉睡的一代”的青年形象，一个由于对现实认识较深而看破红尘、消极遁世的青年形象，一个“愤世嫉俗而又无所作为”的青年形象。作者试图指出：“四人帮”人鬼两面的卑鄙行径使弟弟学会了思索而开始“看破”，“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变成新宗教的滔天罪行又造成弟弟没有理想和信仰的空白心灵；对“四人帮”及其流毒的仇恨使弟弟“愤世嫉俗”，深受“四人帮”伤害而不能自拔又使弟弟只能“无所作为”。作者试图以此揭示“沉睡的一代”的悲剧本质，控诉“四人帮”的罪恶，唤醒沉睡的弟弟们。但是，在弟弟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作为社会矛盾高扬的复杂形象，而是杂乱的概念复合中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是背逆生活和艺术真实导致的艺术逻辑的自相矛盾，尽管这些概念孤立地来看是正确的，有些甚至是尖锐大胆的。在作者和作者借“哥哥”之口强加给弟弟的“沉睡”的标签下，我们看到一个被曲解了的“沉思的一代”的模糊影子，一个被任意支配的概念传声筒。
　　　　喝酒，弹吉他，听唱片，毫无目的地看一些书，经常三朋四友一起聊大天，或者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对一切都淡淡的，反对对任何事情太认真——这是一个弟弟，外在的、表象的弟弟。这个弟弟可以看作是沉睡的，也可看作是消沉的，但无论如何是漫画式的。
　　　　对报上那篇同“四人帮”斗争的青年英雄的报道，觉得“没什么大意思”，认为那个英雄“太认真了，结果闹到蹲监狱。其实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作者开门见山“抛”给我们的弟弟，被作者试图先入为主地定下“沉睡”基调的弟弟。
　　　　从庆祝大会溜回来，喝酒聊天，闷声哼歌，却只因为庆祝的那个“大庆式企业”是假的；躺在床上出神发楞，却只因为朱瑞芹撕了车间谎报的产值表；听到卢书记说“朱瑞芹做得对呀！”“身子明显地一震”，激动地、滔滔不绝地倒出了对“四人帮”流毒的尖锐抨击，倒出了对某些基层干部能否抛弃流毒的清醒怀疑；在和卢书记长谈的那一晚，思绪汹涌，不能成眠——这又是一个弟弟，作者着笔最多的内心深处的弟弟，不是对什么都不认真，而是对一切本质东西十分认真，不是沉睡的，而是清醒的弟弟。
　　　　在卢书记面前回顾文化革命，回顾林彪、“四人帮”如何使他丧失了对一切神圣事物的信念而看破红尘；在哥哥面前同意说自己没有理想和信仰，“狂怒地一下子脱去背心”，擂着留有伤疤的胸膛，大声喊出“受伤的不光是外头，是里头！”——这是作为作者概念传声筒的弟弟。
　　　　固执地责问卢书记“为什么这么卖劲？”又深夜找到哥哥问“老卢为什么不说那些个套话……”——这里弟弟又成了作者填补艺术空隙的工具。
　　　　倘佯街头，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走向“红尘”当质量检查员——这是最后被作者用“定身法”定在舞台上令人百思难得其解的弟弟。
　　　　沉睡的人不可能清醒，更不可能对任何事情认真。认为反“四人帮”的斗争没什么用处的人，又怎能发出清醒的抨击？——弟弟却既沉睡，又清醒、认真。消沉的人可能清醒，或安于消沉而自得，或因为消沉而苦恼，不一定认真。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看破了“四人帮”及其流毒的“假”而消沉，并且因为消沉而苦恼，苦恼到影响整个生活的程度，当他遇到象卢书记这样说真话、办真事的领导，当这个领导要他走回“红尘”和大伙儿一块参加对“假”的斗争的时候，他不可能有所迟疑——弟弟却既因逍遥“红尘”之外而极度苦恼，又于这种时刻在“红尘”边缘徘徊迟疑。只有不自知沉睡的人才沉睡。因消沉而苦恼的人是因为理想和信仰受到了伤害。无论沉睡的还是因消沉而苦恼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心灵空白——弟弟却承认。而且无论沉睡还是消沉的人，甚至那些妄图把老干部统统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人，都不会对复出工作的老干部的干劲感到奇怪，更不会想去责问——弟弟却去责问。
　　　　让弟弟责问卢书记，是为了从卢书记口中引出那句“我爱咱们中国……”的点题警句。把弟弟“定”在街上继续徘徊，是为了慷慨激昂、最后画龙点睛地喊上一句：“醒来吧，弟弟！”叫弟弟讲卢书记“没说套话”，是因为卢书记分明象“四人帮”的“样板戏”中的“英雄”一样可笑地说了“套话”。让弟弟沉痛地回顾“看破”的历史又愤怒地承认失去了信仰，不过因为作者要借弟弟之口控诉“四人帮”和揭示真理。而最终因为什么，刘心武会写出这样一个既头脑清醒又十分认真，根本没有沉睡却又强迫他不要醒来的消沉者呢？为什么会制造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复合物呢？
　　　　因为他试图把一切归结为一个概念：“四人帮是万恶之源”。因为他笔下一切生发自一个概念：“四人帮是万恶之源”。因为他把革命文艺的暴露使命仅仅理解为“控诉”。
　　　　在《班主任》具有一定深度暴露性的慷慨激昂的议论文字下面，就已潜伏着这样一种危险：把一切罪责简单地归于“四人帮”，用“控诉”代替“暴露”。可惜批评家们没有指出或许也没有看出这种危险，于是刘心武迅速地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同时是最便捷的道路——走了下去。
　　　　暴露，触及真实，那会触动多少还没有既定的概念，那太可怕了。控诉，从既定概念出发，从“四人帮是万恶之源”的概念出发，尽情地控诉，一切会多么简单明了！
　　　　沉睡的和消沉的人们，沉睡的和消沉的青年，这是社会存在，但却是多么复杂的社会存在。刘心武不成功地触及的“沉思的一代”，是过去那场革命最宝贵的产物之一，也是最复杂的产物之一。他们中的一批勇敢者推动了伟大的“四五”运动，他们的复杂又不下于那场革命本身。并且不只这代青年，在整个中华民族中，因沉思，因探索，因清醒而消沉的人，在“四人帮”窃踞国家权力时曾比比皆是，在流毒仍控制一部分权力时还将存在，他们绝对不应是鞭笞和唤醒的对象。需要鞭笞和唤醒的，首先应当是那些毒液渗到了血液中，在毒液中沉睡还自以为清醒，横陈在四化前进道路上只会用“帮”方法思想的沉睡者。
　　　　想大胆触及沉睡和消沉人们的主题，想尖锐指出它的罪恶渊薮，却又没有触动真实的勇气而只限于尽情控诉。想塑造沉睡者的形象，却又需要沉睡者协力一致尖锐大胆地控诉。于是有了这个永远不会睡醒的清醒的消沉者。这个被任意支配的传声筒和工具！这个“控诉文学”的奇特事物！
　　　　控诉当然也是一种武器。当“四人帮”窃踞权力时，起来控诉他们的罪行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当“四人帮”刚刚倒台时，普遍的、群众性的控诉也曾产生巨大的力量。但是当我们为肃清流毒继续奋战以争取前进，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揭批“四人帮”时，文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宣传工具和社会意识，只是把“揭批”限于“控诉”，只是把过去和残存的一切罪恶简单地归于“四人帮”，只是大声疾呼地控诉“四人帮”，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从概念出发的图解作品。图解不通时就会产生背逆生活和艺术真实以至违背艺术逻辑的作品。只有深入到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深入到不是既定概念可以图解的有时是可怕的真实中，挖掘出“四人帮”所以能够为害，流毒所以难于根除的社会根源，为新时期的伟大建设启示必要的历史教训和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文艺才能尽到揭批“四人帮”的神圣使命。两年来揭批“四人帮”的文艺作品一般限于图解性“控诉文学”，可居然有人把它们作为“暴露文艺”加以反对，更有许多人写了大量文章捍卫它们。但只限于捍卫，这一切又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这样的舆论，这样的影响，会给整个社会和文艺界定下这样的基调：这些已经很不错，很大胆，走得很远了。因此而堵死真实的道路，堵死现实主义的道路，极大地削弱和限制了文艺的战斗力。
　　　　在拨乱反正的过去的两年里，这种状况可以理解。在新的伟大转折面前，应当有勇气承认和改变这种状况。
　　　　刘心武，如果继《班主任》之后，不断加深暴露的深度，加强歌颂的力量，努力学习现实主义小说技法，把议论化为形象，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但可惜，我们的批评……。希望刘心武正对现实，不务虚名，在新的伟大转折面前，也来一个转折，从光滑的地板走向坚实的土地。
　　　　　
　　　　1979。1。12

林大中
1979年第1期；总第1期　…　书讯


　　　　《“四人帮”哲学批判》，陈晏清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312页。
　　　　“四人帮”是一伙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没有什么专门的哲学著作，但这并不说明他们不重视用哲学武器同无产阶级作斗争。本书首先分析“四人帮”打着“批判”机械唯物主义的旗号鼓吹主观唯心主义，在“反对”经验主义的幌子下用先验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接着又具体解剖“四人帮”同实用主义的渊源关系，以实用主义向党进攻。本书还揭露“四人帮”怎样把辩证法的两点论诬蔑为折中主义，并在“批判”折中主义的名义下攻击辩证法，怎样用夸大和歪曲阶级矛盾的手法，将阶级矛盾代替一切矛盾，怎样挥舞所谓“斗争哲学”的大棒推行反革命的捣乱哲学，以及怎样在“维护”新生事物的幌子下扼杀新生事物，在“反复旧”的幌子下搞复旧。本书又有两章专门批判“四人帮”推行托洛茨基式的“不断革命论”和大搞其诡辩术。
　　　　在批判“四人帮”的反动历史观部分，本书批驳了他们所散布的“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关系新变动”、“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物质基础”等谬论，指出上层建筑决定论是“四人帮”历史唯心主义的总表现。“四人帮”否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就是整个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他们鼓吹的“路线决定一切”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正如本书指出的，上层建筑决定论的实质和核心是法西斯的权力意志决定论。
　　　　“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崩溃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它违反经济发展的方向，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陈晏清这部二十万言的著作，将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起到积极作用。（震）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指标基本知识》，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231页。
　　　　要了解和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生产发展水平、国家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准，预测经济发展趋势，经常要考察和分析某些经济统计指标。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统治阶级的利益各异，各国公布和使用的经济统计指标的涵意、统计范围、计算方法，是有所不同的。不了解这些，就很难准确地分析和把握外国的经济情况。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指标基本知识》一书，就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统计中选择了四十组基本经济统计指标，详细介绍了美、英、日、苏等国各项指标的内容，分析对比，指出了研究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这本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它不仅限于介绍指标的涵意，而是从理论上讲明它的依据；在文体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引人入胜。
　　　　不妨举一简例：国民生产总值。它是综合反映一国经济活动的最概括最重要的指标。在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把它当作制定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判断经济危机的直接标志。该书在介绍这一指标时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以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为其理论基础，一是把劳动、资本、土地说成是生产三要素，认为凡是生产要素都创造收入，从而将利润、利息、地租和工资均视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组成部分，这就掩盖了利润、利息和地租是剩余价值转化形态这一阶级实质。二是把“服务”（或称“劳务”）也包括在生产和生产性劳动概念中，认为举凡经过市场的服务收入都是生产收入，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结果出现了重复计算。书中举例说：假定某个资本家拿他的利润中的100块钱雇了一名家庭教师，家庭教师又用这100块钱付了医药费，医生又拿了这100块钱雇了一个保姆，本来只是100块钱，这么三倒两倒，最后竟变成了300块钱而计入国民生产总值，虚夸了200块钱。
　　　　读完这本书给人一个感觉：有关经济学的书并不都是枯燥无味的。（善）
　　　　　
　　　　《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近代史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342页。
　　　　《中国近代史稿》是由郭沫若同志生前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修订而成，叙述的内容从一八四○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止。由于字数较多，分为三册：第一册一八四○至一八六四年；第二册一八六四至一九○一年；第三册一九○一至一九一九年。修订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部分同志，最后由刘大年同志负责定稿工作。
　　　　第一册是在原书第一章基础上修订的，字数扩大了约三倍。新加了“一八四○年以前的世界和中国”一章，增加了揭露沙俄侵占中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的罪行，以及各地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等内容。其他各章也都补充了大量事实，使全书内容比原书更加丰满。书中还增加了注释、插图、年表和外人译名对照表等。
　　　　本书除全面、系统地叙述一八四○至一八六四年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以及帝国主义和清朝反动政府如何走上勾结的道路外，还具有较大的特点：书中较详尽地论述了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十九世纪中叶的思想、学术、文学以及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化。这样，使读者对这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改变了以政治、军事为主的革命史或政治史的体裁。书中还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研究中的一些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全书结构严密，叙事简明扼要，史料、文字比较准确。（公义）
　　　　　
　　　　《解放区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出版，754页。
　　　　本书选了四十六位作家的五十篇作品，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的成果和见证。
　　　　其中《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卫生组长》、《老阴阳怒打“虫郎爷”》、《满子夫妇》、《纠纷》、《我的两家房东》、《红棉袄》、《传家宝》、《村仇》等篇合起来，可以看到一幅色彩鲜明的新农村图景。新生活的风暴，势不可挡地荡涤着统治农村千百年的封建势力，以及它所造成的婚姻不自由、男女不平等、迷信、文盲、不团结、不卫生等旧习。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减租减息、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