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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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7。）。这些诗末尾，原注有月、日，年份是我根据诗篇排列的次序加上的。其中《雨夜》、《雪》、《黄昏》、《月亮和人》（改题为《睡者》）选入了《红烛》，都经过经心修改。
　　　　这些诗可说是试笔之作。其中特别应提出来的是《一个小囚犯》。这诗虽未收入《红烛》，但保存着用钢笔写的草稿，以后又用毛笔重新抄过，这表明作者颇重视。它描写家长为了爱自己的孩子，把他整天关在屋子里。孩子忽然听见要求解放的歌声：
　　　　　
　　　　“放我出来，
　　　　这无期的幽禁，我怎能受得了？
　　　　放我出来，把那腐朽渣滓，一齐刮掉，
　　　　还是一颗明星，永作你黑夜苦途底向导，
　　　　不放我出来，待我都发了酵，更醉得昏头昏脑，
　　　　莫怪我撞破了监牢，闹得这世界东颠西倒，
　　　　放我出来！”
　　　　　
　　　　这首诗以孩子的口吻，写他听到这歌声之后，强烈地要求“放我出来”的思想感情。但是，家长仍横加阻拦，责问他唱歌的人在哪里？于是：
　　　　　
　　　　“从此以后，我便天天站在窗口喊：
　　　　‘唱歌的人儿，我们俩一块儿出来吧！’
　　　　不晓得唱歌的人儿听见没有。”
　　　　　
　　　　闻一多感受到当时黑暗现实的压抑，要求个性解放，但还没有找到出路。“放我出来！”这是闻一多喊出的声音！当然，这首诗无论从思想的深刻，还是艺术的成熟来说，和鲁迅的《狂人日记》还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这说明了闻一多在五四时期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束缚，与鲁迅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联系闻一多当时生活的具体环境一一清华园，联系到当时清华学校的主持者制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会更深刻地理解到，闻一多的“放我出来”的呼声，可以说是五四运动中清华学校先进学生的共同的战斗口号。
　　　　“五四”以后，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在年青的闻一多的心里，更为发展。《朝日》就称颂“作工”的人为“骄儿”。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朝日：
　　　　　
　　　　“偷偷地走到各个窗子前来，
　　　　喊他的睡觉的骄儿起来作工。
　　　　啊！这样宁静美幻的睡容，
　　　　他那里敢惊动呢？
　　　　他不敢惊动，只望着他笑，
　　　　但他的笑散出热灸的光芒。”
　　　　　
　　　　这首诗构思新颖，思想深刻，值得称道。
　　　　闻一多把自己最初写的诗题为《真我集》，富有深意，即在艺术上要求抒发真实的思想感情。《月亮和人》歌颂睡着的人，因为不存虚伪，就有“自然底真美，这是何等的美！”《忠告》一诗，是写对月亮的“忠告”，即圆也美，缺也美，只要不躲在乌云后面，露出本相就是美。从这点出发，年青的诗人在艺术上很早就要求有自己的独创性。如《率真》痛骂鹦鹉式的人云亦云的诗人：
　　　　　
　　　　“咦！鹦哥，鸟族底不肖之子，
　　　　忘了自己的歌儿学人语。
　　　　若是世界上哪里去找音乐呢？”
　　　　　
　　　　这些诗句对雕琢阿谀、迂晦艰涩的封建文艺是鞭辟入里的批判。闻一多的诗一开始就显示了批判的锋芒。他高呼：“看着现在这牢狱的世界里无事不是痛苦”。可见编写《真我集》中的“我”，已经是受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浪潮的影响的新时代的青年。
　　　　《真我集》在诗的形式上，注意努力摆脱旧诗词的束缚，只是偶尔还见到留有痕迹。诗句参差不齐，用韵也无严格要求，写的是当时流行的自由诗。这为我们研究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有益的材料。
　　　　　
　　　　从研究律诗看闻一多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系
　　　　　
　　　　1921年12月，闻一多在清华文学社作报告：《A　　Study　　of　　Rhythm　　in　　Poetry》，可译为《诗的格律研究》。现存英文的详细提纲。这篇报告，讲了十个问题。从诗歌格律的一般理论、外国诗的格律，最后落脚到中国诗的格律。1922年3月，闻一多又写成了《律诗底研究》。它分七章，二十一节，现存手稿。这可能是五四以后最早用新的方法研究中国诗歌格律的长篇著作。
　　　　新诗刚诞生时，象胡适那样的诗人，实际上仍受旧诗格律的束缚，就象刚放大的小脚。闻一多在评论文章中强调指出，新诗应该摆脱旧词曲格律的羁绊。胡适从买办阶级立场出发，否认新诗应该建立起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新形式。闻一多斥之为“诗的自杀政策”。以后，郭沫若的诗以火山喷发式的爱国激情，突破了中国古诗的旧腔旧调。闻一多对此作过很高的评价，但又指出，他的诗“洋气重”。他说：“今之新诗体格气味日西。如《女神》之艺术吾诚当见之五体投地；然谓为输入西方艺术以为创倡中国新诗之资料则可，认为正式的新体中国诗，则未敢附和。”“为郭君计，当细读律诗，取其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即中国艺术之特质，以溶入其作品中，然后其结果必更大有可观者。”闻一多提出建立“新体中国诗”，即具有自己民族风格的新诗，这是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了促使新诗健康发展，闻一多开展诗歌理论的研究。过去对闻一多的评论，常有过分强调他受外国诗的格律的影响，其实并不全面。《律诗底研究》可以证明，闻一多努力借鉴外国关于诗歌格律的理论，以便总结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他注意的中心，还是要使新诗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尽管他当时没有能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在理论上、创作实践上都作了努力，积累了经验，十分可贵。所以，《律诗底研究》不但是研究闻一多的重要材料，而且是中国新诗史上的宝贵文献。
　　　　闻一多为什么要研究律诗？他认为，“律诗为中国独有之体裁。”所以，“律诗能代表中国艺术底特质，研究了律诗，中国诗底真精神，便可探见了。”而且，“律诗兼有古诗，绝句，乐府底作用。学者万一要遍窥中国的各种体裁，研究了律诗，其余的也可以知其梗概。”在新诗刚诞生的时候，莫不痛诋旧诗之束缚，律诗当然更被指摘得“体无完肤”。闻一多却能这样提出问题，表现他在理论上有胆有识。
　　　　这篇著作的中心，是探讨什么是中国诗歌的特质。闻一多是从剖析律诗来解答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律诗有一般的抒情诗的特点，即简练、紧凑、整齐、精严。这是古今中外优秀的抒情诗所共有的。但是，律诗里又“有个中国式的人格在”。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他认为，“中国艺术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而这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尤为显著。中国底这两种艺术的美可说是均齐底美——即中国式的美。”形成这个特质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先民观察了整齐的现象，于是影响到他们的意象里去，也染上整齐的色彩了。”闻一多举了以易经为代表的哲学思想，是有变异的均齐；伦理观念也与均齐相联系；文字构造也大多均齐；甚至生活环境的布置也重均齐。所以，他得出结论：“均齐的美在中国艺术品中表现得最圆满”。
　　　　其次，他提出“浑括”是中国文学的又一特色。所谓“浑括”，是指律诗“内含之物必多。然律诗不独内容多物，并且这些物又能各相调和而不失个性。”这是指诗歌内容要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三是“蕴藉”。“蕴藉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谓欤。”指的是诗歌的表达方法，重含蓄，忌刻露。
　　　　四是“圆满”。“凡律诗之组织、音节无不合圆满主义者。现在对隅平仄诸部分可谓至美尽善，无以复加”。
　　　　闻一多讲的中国文学的特质，实际上也是他指出新诗应努力的目标：诗要写得整齐、精炼、含蓄，这样才符合中国诗歌的民族传统。当时的新诗创作，正是存在着不整齐、不精炼、不含蓄的弊病。闻一多敏锐地认识到，只有重视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才能改变这种情况，使新诗健康地发展。
　　　　正确的理论指导能促进诗歌创作的发展。闻一多自己诗歌创作的发展道路，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对新诗提出了这个要求，“取其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即中国艺术之特质，以熔入其作品中”。要具体地把握什么是“中国艺术之特质”已属不易，还要“熔入其作品中”，当然更为困难。闻一多自觉地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经过刻苦的艺术实践，在1922年秋，诗风发生明显的转变，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他在说明自己诗风转变的原因时写道：“神洲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　　　　　　（待续）

刘烜
论彭晓雷的艺术形象
与林大中同志商榷

　　　　《读书》第一期林大中同志的《“控诉文学”及其他》，基本上否定了刘心武同志的小说《醒来吧，弟弟》。读完之后，颇为彭晓雷鸣不平，有一些意见同林大中同志商榷。
　　　　　
　　　　弟弟是“自相矛盾的概念复合物”吗？
　　　　　
　　　　林文认为，弟弟的内在性格很不统一，“沉睡的人不可能清醒，更不能对任何事情认真。……弟弟却既沉睡，又清醒，认真”，因而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复合物”。
　　　　弟弟的形象果然如此吗？非也。弟弟的性格有个显著的特征：表面淡淡的，内心炽热，口头上是出世，心想的是入世。从表面上看，他终日无所事事，喝酒，聊天，弹吉他。“四五”运动的英雄事迹，他说是“没意思”；厂党委书记的来访，他冷冷相待；一切严肃的话题，他报以嘲笑；周围的大事变，他置若罔闻。他胸中只有一团死灰，似乎真是“红尘”外的人了。然而拨开这团死灰，我们会发现，在它的深处跳动着一颗炽热的心。弟弟是清醒的，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许多人，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是在弄虚作假。他们不仅曾跟着四人帮干过许多昧着良心的事，而且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些人仍然官话、空话、套话连篇。弟弟也是认真的。他们厂领导骗取了大庆式企业称号后，别人反应倒也一般，唯独他一反常态，庆祝大会还未开完，就溜了回来，与几个毛头小伙子喝酒哼歌，以发泄其内心的愤懑。可见，他看破红尘是假，对四人帮，对弄虚作假，强烈愤恨是真；于世无争是假，恨不能抽倚天剑，斩妖魔，扫除那些弄虚作假是真。他的看破红尘，即所谓的“沉睡”，只是一种对黑暗腐朽势力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一种对它们的反抗形式。消沉、沉睡与认真、清醒，粗看是根本不相容的，然而在弟弟的性格中却有着一种辩证的、和谐的统一。在消沉、沉睡的表象下，闪耀着认真、清醒的思想火花——这就是弟弟性格的内在特征。林文说：“沉睡的人不可能清醒，更不能对任何事情认真”，这种逻辑推理未免简单化了。看起来不相容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水乳交融地溶化在一起。这是一种矛盾吗？是的。但是生活就是如此。
　　　　　
　　　　概念的产物，还是生活的结晶？
　　　　　
　　　　林文在否定了弟弟性格的统一性后，进而还否定了弟弟形象的真实性，说他是背离生活逻辑的概念的产物，是“被任意支配的传声筒和工具”。
　　　　这样的分析，不知根据的是什么？当年，林彪、四人帮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理论上装得最纯洁，实际上干得最卑鄙，青年人很容易上当受骗。而一旦他们的假面被揭露之后，有些青年人又很容易在激愤之余，把那些确实是纯洁的理论也当成是虚假的了。粉碎四人帮后，许多官话、空话、套话依然存在，弄虚作假依然存在，又自然而然地会使那些青年产生一种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想。他们或者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或者是闭口如钳，冷对一切；或者是喝酒哼歌，自我麻醉。其实，面对这种情况，又何止是有些青年人宣称看破红尘？许多中年人、老年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过表现方式或有不同罢了。以上这些，就是弟弟形象塑造的生活依据。刘心武正是从生活出发，用艺术家的胆气，把这种隐藏在生活深处的许多不同职业、年龄、性格的人们中所存在的普遍现象，加以集中概括，使之典型化，塑造了弟弟的形象。他是一个人，又是一群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林彪、四人帮在人们心灵上造成了多么惨重的内伤，看到了那些弄虚作假者又是怎样无情地摧毁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弟弟是现实生活中本来就有的一类人物的代表，怎么能说是某种概念的产物呢？
　　　　　
　　　　仅仅是“控诉”吗？
　　　　　
　　　　否定弟弟形象的真实性，又必然要否定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林文说，彭晓雷是个“‘控诉文学’的奇特事物”，其意义不过因为作者要借弟弟之口来控诉四人帮的罪恶。其实，彭的形象的典型意义决不仅仅在“控诉”。彭晓雷为什么会看破红尘？作品在第一节交待得很清楚。他本来是个满蓄着稚气与欢乐的少年，他真诚地相信党、相信毛泽东思想，为了表示自己的“三忠于、四无限”，曾毫不犹豫地把铸有“四个伟大”字样的红像章，狠劲地别到了左胸的肉皮上，直到现在，胸脯上还留着两个米粒大的伤疤。林彪与四人帮的垮台，使他看清了原来许多表面上神圣的东西，实际上是一场骗局。他感到受了愚弄后，开始看破了。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这里。粉碎四人帮后，弟弟的眼里重新闪出亮晶晶的光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挂满了对角交叉的彩旗，以表达自己激动兴奋的心情。但不久，他竟又复归于冷漠。他怎么也弄不懂，为什么有些东西依然如故？他的爸爸曾被四人帮一伙打成“复辟派”折磨而死，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要求给自己的亲人平反昭雪，却被告知“当时批邓没有错”，“不要纠缠历史老帐”，而弟弟所在的那个厂又照例地在披红挂绿，“再次被评为大庆式企业”。所有这些使弟弟更加一步步消沉下去，以至变成一个愤世嫉俗，又有点玩世不恭味道的青年形象。这是控诉吗？是的，弟弟的形象尽情地控诉了林彪、四人帮一伙搞的现代迷信的危害。它同时又是暴露，尖锐地暴露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违背事实的假话，不切实际的套话，正在严重地挫伤着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彭晓雷的“看破红尘”就证明了这一点。可见，彭的形象的典型意义决不是“控诉”两个字就能概括得了。与《班主任》对比一下，这一点，我们会看得更清楚。《班主任》中的谢惠敏是个尚未觉悟，又自以为是革命者的一类人的形象；弟弟则是一个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觉悟，但还未走向革命的一类人的形象。在揭批四人帮的今天，谢式的头脑僵化不乏其人，彭式的“看破红尘”也大有人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彭式的人物要更多一些，问题也更严重一些。也就是说，在弟弟的形象身上，作者容纳与概括了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因此弟弟形象的认识价值在当前也要更大一些。它启示我们：必须与弄虚作假、官僚主义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否则，我们不可能真正地消除四人帮的流毒，也不可能真正地调动起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不过，彭晓雷形象的塑造，也还是有自己的缺点，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彭的思想性格的内容把握得不够全面。在社会生活中，那些理想幻灭，口称看破红尘，其实愤世嫉俗而又无所作为的人，大都是富有正义感，纯朴、善良的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人们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