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报仇看电影-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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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照门”提示了玉女最后的倒掉，但“玉女”不会消亡。玉女存在的最高价值就在于最后的倒掉，因为塑造与供奉不是神话的完成，摧毁才是。如同沙滩筑堡，筑得越精美，推到的时候越痛快；也如同供奉玉女，供得越久，玉女倒掉的时候也越快乐。就像那些当张柏芝和钟欣桐是玉女的人们，一边痛惜，一边要找照片来看。反差越巨大，越快乐。

寻找蔡琴

我们一班朋友，曾经玩过一个游戏，在那些老电影里，寻找那些惊鸿一瞥偶然闪出来的人，例如蔡琴。

在杨德昌的《青梅竹马》中，她是主角；在《独立时代》里，她真如传说中那样，担任的是美工；在关锦鹏的《地下情》里，她是配角。更别提许多首电影主题歌，许多次片尾曲。而引她走进电影的，是她的“民歌干将”身份。那正是八十年代，民歌、爱情文艺片营造出了一个“美好年代”的气氛，那样百废待兴的、胸口长出一口气的年月，犹如里敦·斯特莱切在《维多利亚女王传》中所说：“快乐给每一天镀了金。”这镀金年代，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需要尝试，由此，就能及彼。她是那个由此及彼的时代的女主人。

但，几年前的“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后，孙孟晋却说：“还好，蔡琴没参加。这个女人这些年的歌路是我非常讨厌的，看上去怀旧情调，其实非常恶俗。”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因为他说出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她是最能审时度势的常青树，实体唱片消亡的年代，她转开怀旧演唱会，听众爱听什么，她就唱什么，即便出唱片，也不过是一首接一首翻唱四十年代“时代曲”——那样成本低，音效和制作诉求上，务必接近“汽车音乐”，这大概是实体唱片最后的一块绿洲了。她承认了周遭的变化，容忍了自己的趋时和迎接。

她只是标本之一。这些年来无数这样标本一般的人、标本一般的事，都让我在读保罗·奥斯特的《幻影书》时心胆俱裂。《幻影书》主人公是默片时代的谐星海克特·曼，在默片时代将要结束的时候——也是大萧条将要来临的时候，遭遇了强烈的重创——他的未婚妻杀死了他的情人，在悄悄处理了尸首之后，他在被发现的恐惧中选择了自我放逐。他隐姓埋名，他做苦工，他戴上面具去做色情表演。在一次银行抢劫事件中，他遇到了他后来的伴侣，他们在沙漠里建造了一个庄园，在那里拍摄电影，并立下遗嘱，要求家人在他死后焚毁他拍下的影片。他意识到，人生必须不断开始，生了又死，死而后生；虽然已经在动荡中，但还有更大的动荡等在那里。一次一次的动荡累积成重创，使人生有如幻影。与其由时间销毁自己存在过的人证物证，不如自己主动进入这种绝望。

所以，《幻影书》卷首引用了夏多布里昂的那句话：“人不只有一次生命。人会活很多次，周而复始，那便是人生之所以悲惨的原因。”就像蔡琴，就像许多人，即便颠倒众生过，也还是没有一劳永逸，永远要重新开始，重新进入动荡，重新寻找，重新赢得欢喜。在别处，也还是一样，难以割舍的必须割舍，难以适应的还要重新适应，还要用所剩无几的温度和气力，去暖热怀里的新人，去暖热一所新房子。即便安稳尚在，也知道那只是刹那，也难免惴惴地望向前方，不知道还有什么动荡要来，还有什么命运需要倾尽全力去迎接。

现在，我们已经不做“寻找某某”的游戏了，找到的，其实已经不是那个人。

欲比死更冷

世界艾滋病日临近，想起了周天娜。

“第一位在公开场合宣布自己患上艾滋病的著名女性”，她死后，人们如此为她盖棺定论。但其实，她赢得这样一个头衔之前的一生，非常精彩。她父亲是驻日美军，母亲是日本影星，两人结合生下周天娜姐妹。周天娜生在日本，却在美国长大并受教育，儿童时代，就已初露锋芒，姐妹两人一起在以父母恋情为蓝本的电影《是一个日本战时新娘》中出现。一家人有浓厚的东方情结，父亲在美国经营的就是日本竹织品，又在周天娜十五岁时候携全家返回日本。

东方面孔、西方身材让她迅速成为模特界的璀璨宝石。上世纪七十年代，她又获服装设计大师不遗余力的提携，终于扬名国际，又由该大师穿针引线，结识年长她十二岁的周信芳之子周英华。两人1972年结婚后，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立刻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1978年纽约周氏餐馆的开张，更使两人的声誉达到顶点，两人社交手腕高明，餐馆里聚集的尽是明星名流，去周氏餐馆成了一时风尚。

不必把注意力集中在事业上之后，两人有了足够的时间精力互相审视，发现彼此并不适合。于是周天娜独自回到巴黎，与服装界旧友厮混，他们的生活看似华丽刺激，其实放低来看，骨子里不过是混乱。周天娜经历了这样的生活的召唤，更加不可能与丈夫复合，于是两人在1989年分手。也是同年，她被查出患有艾滋病。她坦然地向社会各界正式宣告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却拒绝接受西医治疗，只在宗教和饮食里寻求帮助，并开始处理后事：周游世界，散财产，捐医院，直到1992年1月魂归离恨天。随后她的家人发布声明，说明她的病因：“很可能是与巴黎一个双性恋男子发生短暂关系而被传染病毒的。该男子已经因艾滋病于1990年去世。”

这精彩一生，本应继续精彩下去的，到六十岁、八十岁，像奥黛丽·赫本那样，在某一出电影里，以老天使的面貌出现，却终于没能继续。她最后的住所，是加州断崖上的豪宅，面朝太平洋，却看不到春暖花开。

再往前追溯“第一个”，还有洛克·赫德森，好莱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银幕偶像，却在1985年，成为“第一个因艾滋病去世的名人”。他的传记，从此只在他五十九年生命里、在欲望国度的冒险上着笔。这张艾滋名人的名单上，还有“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默丘里、德里克·贾曼、米歇尔·福柯、罗伯特·曼普尔索普，太多的爱，不仅葬送了他们（“皇后乐队”的纪念之作《Too　Much　Love　Will　Kill　You》），还让他们的声名，从此与艾滋牢牢联系在一起。

勃朗宁夫人曾写：　“　不是死，　是爱。”　为自己被爱拯救的生命惊呼，而不加甄别的欲望，貌似是爱，却原来，不是爱，是死，甚至比死更冷。

身份的焦虑

1997年1月，张国荣在复出演唱会的最后一场演出中，表白了自己。

他先做了若干铺垫，宣称：“只要我开心，外间无权过问，我只会做回张国荣。”在唱《I　Honestly　Love　You》一曲时，又望向台下的唐鹤德先生，最后，他借《月亮代表我的心》向数万歌迷表白心意：“唐先生是妈妈以外，我生命中至爱的人！”

而在此之前，他的身份已经呼之欲出，缺的只是当事人自己的一个肯定。为这一个肯定的答复，他已苦心地、耐心地做了许多铺垫。从歌到电影，到处都是玄机，比如“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还有《霸王别姬》、《金枝玉叶Ⅰ》，无一不是影影绰绰、遮遮掩掩、隔墙花影暗动。功课终于做足了，已经确保不会吓到人，他大大方方地从衣柜里走了出来。

1997年，出柜的可不只张国荣一个。那一年，可真是不得了，香港导演不约而同选择相近的题材来问“我到底是谁？”王家卫拍了《春光乍泄》，杨凡拍了《美少年之恋》，关锦鹏拍了《愈快乐愈堕落》，霍耀良拍了《愈堕落愈英雄》，故事迷离破碎，人物挣扎着求证，想知道自己该属于左手，还是右手。

为什么，为什么它们会聚齐了一般，出现在1997年？大概是因为香港人那种晦暗不明的身份焦虑，在那一年达到了顶点，实在需要在现实中找个适当的题材来做映射。实际上，这种情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曾大规模地来过一次，只不过选择了更为隐晦的方式。那就是1987年的《倩女幽魂》和此后喷涌而出的女鬼电影，电影中的女鬼，常常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不是人，但也并不完全是鬼，不能转入轮回，也见不得地上的阳光，必须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甚至人间和魔界的大战，才能与男主角重聚。

再焦虑，也终于过去了。关锦鹏的《愈快乐愈堕落》在1998年2月14日首映，此时尘埃已落定，一切都已水落石出，在作为片尾曲的黄耀明的《暗涌》歌声里，两位主人公开车跨过了青马大桥。而接下来公映的霍耀良的《愈堕落愈英雄》里，一开始，两位男主人公就驾车从青马大桥那头驶了过来，只是，《愈快乐愈堕落》中的主人公是普通市民，《愈堕落愈英雄》的主人公却是杀手。看来，越过那座颇具象征意义的青马大桥后，故事就丧失了现实性，而变成了童话。将来会怎样？只能用童话作为展望，从此一步一步，都是爱丽丝漫游奇境。

而这一次，却是台湾了，题材相近的电影大规模地出现，而且都与身份有关：《练习曲》、《海角七号》、《九降风》……只是这一次，没有焦虑，没有挣扎忐忑，只有对新身份的确认。当胡德夫在《练习曲》的结尾唱起《太平洋的风》，我知道他心里是安定的，顿时觉出了怅然。

去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轮

据说，他没有死，他只是携带一件小小的行李，搭上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轮。有人是目击者。他以为他将自己的行踪瞒得很好，其实不是这样。

自从他去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七年，华语电影没有他，究竟有什么不同？华语电影，从此失去了一种形象。为什么我说“一种”而不是“一个”？因他虽是“一个”，却也是“一种”，别人一百个也是一种，一千个勉强成为一类，他却是以一当十，他就是他的种群，他是他的门派。他精致却漫不经心，爽朗却雾气蒙蒙，走在路上，眼睛下垂，甩着双手，像在想着什么，然后又抬起眼睛，笑了。华语电影形象谱如果是一张合影，失去别的人，都有得替代，A角之外，尚有B角，甚至Z角，缺了谁，合影照常进行。唯独缺了他，合影里就挖掉了一块，后面天大的一个黑洞。

自从他去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华语电影就失去了一个角色。为什么我说“一个”而不是“一种”？因这“一个”角色，完全由他提供。由他创造、度量、打磨、润饰，前面没有，以后也不大可能有。

如果以股市喻华语电影，自他去看瀑布，华语电影就失去了一个托盘好股。他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的华语电影，曾有6124点，他是带动大盘向上的最好的那几只股票中的一支，从来不曾让人失望。而他和6124点，乃至5500点一去不返，现在是大盘的黑暗时期，探底再探底，所有的股票也随波逐流，向下便一起向下。“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没有一支股票肯去担当，也万万没有这样的能耐。

而这七年，人生没有他，究竟有什么不同？有一些人，注定成为无数人往昔岁月的标杆，成为过去时光的见证，只要他们还在，时光仿佛随时可以倒流，昔日仿佛随时可以重来。如果他们不在，就像是失落了重新下载过去时必须要引用的一颗种子，想回到过去，似乎就没了迷宫里的线头，黑森林里的白石子，也没了灯塔，没了坐标，没了航向。

所以，我们确实相信目击者所说，他没有死，只是在七年前，搭上了去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轮（希望他没忘记带信用卡）；三毛也没有死，她只是如传言所说，习惯戏剧化的生活，导演了撒哈拉的故事，也导演了自己的葬礼；黄家驹更没有死，是他的歌迷替死，帮他躲过黑道的追杀；“猫王”没有死，玛丽莲·梦露也没有死，只是藏身某处，在花园里剪着玫瑰。甚至，我们过去最好的时光，也不是真的流逝，只是搭上了去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轮。

滋养灵魂的风景

我曾去过陇东的平凉，许多许多次。那是赵季平先生出生的地方。粉红色的荞麦花一直开到天边，墨绿的玉米林子穿插其间。偶然有树干黝黑的老柳树站在田地间，在大地上投下暗影。村庄里多的是老房子，褪色的淡红的春联贴在木头门上，房前屋后都是果树，并不怎样精心修剪。隔不了多远，就会有一汪水塘，塘边种植着粗壮的芦苇，而小小的山冈上，有黑瘦的汉子牵着一匹马，身影被背后淡青色的天空衬着。远处有唢呐在呜里哇啦地响——这里的民风质朴，热爱艺术是传统，甘肃省的大学里，学艺术的学生，几乎有一半来自这个地方。

还有一些地方与他有关，例如宁夏的沙湖，金黄的沙漠中间，一片浩荡明亮的碧水，在正午的阳光下波动着，芦苇在水中央轻轻摇动——那是紫霞仙子撑着船出现的地方。《大话西游》里最动人的那段音乐，就在那时出现。另外，还有镇北堡西部影城里，《红高粱》中的月亮门，还有陕北，《黄土地》的外景地。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地理环境也在决定着艺术风格”，而赵季平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他全盛时期的影视音乐作品，大多和这些地方有关。

而现在，在歌手大赛的评委席上，当他在雪亮的灯光下发言的时候，恍惚间，是不是会想起这些滋养过他的风物呢？

曾经滋养过我们的那些景色、那些悠长缓慢的早年生活，对我们至关重要。对艺术家来说，那就如同植物根须上的根瘤菌、冬眠动物身上的脂肪一样，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提供养分以供消耗。而当赵季平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些目所能及的风景，从此也就宣告了他的消耗将大于积存。更何况，赵季平与别的音乐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戏剧性的、有画面感的，他的天赋需要音乐以外的人和事来开启——这也许是由他的画家父亲赋予他的。他需要颜色、画面、情节给他调动与刺激，需要命题，需要设定的情境，甚至，需要一点点的催促，一点点限制——在别人那里或许成为束缚的东西，在他这里却是灵魂的鼓点，是培育专注精神的发酵室。他的特质，决定了他就是为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国电影而生的，他是那个蓬勃、浓郁、热情，并对西部投以热望和理想的年代的配套设施。

而现在，八十年代过去了，那些滋养过他灵魂的景色渐渐淡薄了，他的灵魂和生活伴侣（他所有作品的第一个听众）去世了，曾经激动人心的中国电影变得苍白。他有了职务，他演出他的大型交响京剧《杨门女将》、民族交响乐《和平颂》，但时代却不能把他真正需要的给他——一部热情厚实的电影，在那部谨慎的《梅兰芳》里，他谨慎的存在几乎难以觉察。

一城风絮中，满腹相思都沉默。红幔落下，戏已终止，他被眼下的幸福牵连着，再也回不去，而“八十年代”和滋养过他灵魂的那些风景，成了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重逢刘蓝溪

搜集到一套《邵氏电影珍藏》，抽出其中一张《邪完再邪》，刚看了片头，就赫然发现，女主人公竟然是刘蓝溪。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民歌运动，对歌手的声音格外重视。民歌之前，四、五十年代的“时代曲”，因为录音技术的不完备和风气所趋，是对歌手本来声音的歪曲，而到了六十年代才坐稳江山的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