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报仇看电影-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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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用裸镜开场的电影，却用一种隐含的批判作为整部戏的副线，态度十分有趣。

但批判也批判不了多久了。这种杂志并没能猖狂下去，没能顺利地进入下一个十年。能够容得下它以及昙花一现的世俗文化的，只有八十年代。阿城在《闲话闲说》里说，中国人最注重世俗生活，“中国文化基本就是世俗文化”，但这种世俗生活后来被破坏了，中国人的世俗文化和世俗空间，也都在被扫除之列。所谓现代国家，只是高度控制、景象肃穆、水清无鱼的“完美世界”。通俗文学杂志，显然是不见容于这个“完美世界”的，它和世俗文化一样，都只能在八十年代短暂复兴。

最明亮时总是最迷惘，最繁华时也是最悲凉。俗世复兴的八十年代，却也是俗世的黄昏。它自己大概也知道，所以总有种大限将至的猖狂和绝望。我经常在旧书摊上搜寻这种杂志，一块钱一本，买回来又嫌它脏，只好戴着乳胶手套看，像是在作案，正好配得上八十年代那种紧张浓郁的气氛。

白这个颜色

休·格兰特早年演过一部《白蛇传说》（又译《蛇妖》），导演是大名鼎鼎的肯·罗素。以苏格兰荒原上的白蛇传说作为脚本，整个故事非常阴郁恐怖，一下就让人想起我们的《白蛇传》。作为主角的蛇，为什么不约而同的是白色？为什么白色就给人不祥和妖异的感觉？

对“白”这个颜色，赫尔曼·麦尔维尔在《白鲸》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白鲸的白色”，列举了许多白色“会优雅地显得更美，仿佛会使它本身增加一种特殊的价值”的例子。他又说：“在这种颜色的最深切的意象中，却隐藏有一种无从捉摸的东西。这种东西，其令人惊恐的程度，实在远超于赛似鲜血的猩红色。”因为白色是“最具有意义的神力的象征……一切事物中的强化了的神力，就是最使人类惊吓的东西。”所以，白色是“无从捉摸的”、“可怖的”、“幽灵般的”、“令人丧胆的”。

与“神力”有关的事物，与惊怖也最近。例子不少，白色的动物就常常给人惊怖之感。尤其是，当“白”遇见了“蛇”。

白色的动物的确存在，一些动物的白色是正常的。但另一些的白，是不正常的，是基因（〃文〃）突变或者（〃人〃）其他目前还（〃书〃）不能确定的（〃屋〃）原因导致的结果。他们把这些动物叫做“白化动物”，类似于人类的白化病，十分罕见。因为罕见，白化动物要么成了珍宝，要么是不祥之兆。纣王囚禁文王，周臣散宜生拿了两只白狐进贡。《史记·周本纪》里，周穆王出去讨伐，“得四白狼、四白麂以归。”郎世宁当宫廷画家那阵，为显示“中华之物力”是何等丰富，画了许多白化动物。

而作为动物的蛇，与别的动物又不一样，它不够舒展，不开阔通泰。它是淫邪的、阴毒的、冰冷粘腻的，它的形状所勾起的联想，是和情欲挂钩的。所以我们的始祖伏羲、女娲人首蛇身，西方人所认为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受的是蛇的引诱。它始终担当着生殖和繁衍的形象代言人。一边完成着快乐以及生命的延续，一边要自责，因为下意识里，生命必须是苦的、痛的、煎熬的，稍微放纵一下，即便是以延续后代的名义，也对不住这苦和痛。两难之间，情欲被赋予了一个邪恶的、令人厌弃的形象，以警示自己。

于是，在《白蛇传说》或者《白蛇传》这样的故事里，白蛇，被用来尽情表达对情欲的恐惧。一个阴郁的故事，作为标杆，立在那里，说明我们多么害怕自己，曾经，现在，或许永远。

版画家洛克威尔·肯特为小说

《白鲸》作的插图

谁不是门外汉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著名女歌手玛丽安娜·　菲斯福尔（　MarianneFaithfull），几年前主演了电影《艾琳娜的手掌》。电影中五十多岁的寡居老太太，因为孙子生病，急需钱款，于是下海赚钱，最后不但赚够目标款项，还赢得了爱情。可惜观众对该片最常见的那个译名《洞里春光》十分不满，觉得太过粗俗直露，建议改为《素手艾琳娜》，因为，主人公是临时客串那份工作，是个“素人”。

素人，在汉语词典里的释义是“平常的人”。朱自清就据此自称“素人”，认为自己不过是个最普通不过的人，并给出了“素人”的位置，认为“素人”是“至人、真人、圣人”之外的第四种人，是人世间的大多数，有普通人的一切优点、期求，也有普通人的自私、狡黠，甚至于苟且偷生、狭隘和保守。所以，同样针对“三·一八”惨案，鲁迅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朱自清却写下了《执政府大屠杀记》，诚恳地描写自己在看到士兵拿出枪时，是怎样睡在地上装死而避过一难的。

但我们今天对“素人”的理解，已经有了变化，倒更接于日语的含义了，通常用来指称那些临时客串者和非专业人士。三毛就在《撒哈拉的故事》里，称自己和荷西是“素人渔夫”：“过去巴黎有群人，平日上班做事，星期天才画画，他们叫自己素人画家。我们周末打鱼，所以是素人渔夫，也不错！”

“素人画家”的代表人物，要数卢梭，他从没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四十岁以前，他一直在海关当税务员，四十岁以后，才辞去工作专心从事绘画。他还给“素人画家”增添了另外一些要素，不曾接受正规的训练，靠着单纯的热情无师自通，而且，作品中要呈现出与专业画家迥异的天真和神秘。于是，“素人画家”又多了一重含义，不只针对画家的业余身份，也包含了对某一种画风的概括，这种画风体现为热烈、浓艳、天真、神秘，例如洪通，例如农民画和渔民画。

“素人”不仅限于用来修饰艺术家，一切行业的新手和客串者，都可以称为“素人”。“素人”成不了社会的主流，也不大可能成为行业骨干，但一个形态正常、功能健全的商业社会，应当能为他们提供大量的机会，他们也有可能为一个行业带来新鲜空气，他们跨行业、跨地域的游走式生存，决定了他们会给暂时寄身的行业带来新鲜的意念，甚至思维上的通感。

当然，一切行业的新手和客串者既然都可称为“素人”，偶然客串的AV女优也可照此办理。事实上，“素人”在某些地方，也已成为“非专职AV女优”的代称了。

不过，不论词义如何发生变化，我都喜欢“素人”这个词，喜欢用它来限定我此刻的工作状态。素人，就是普通人，是门外汉，是偶然客串的业余爱好者。“对于人生，谁不是一知半解的门外汉？”张爱玲这么说。

《素手艾琳娜》二零零七年

私房话

当时已惘然

《红高粱》一九八七年

真是十分惊悚：镜头里，白天，两个穿着校服的学生在水泥台阶上做爱，兴致高昂，花样百出。也许这还是不算什么，但镜头一点一点拉远，最后几张照片说明了周围的环境，那是个体育场，一墙之隔是热闹的街道，体育场里行走的人和他们就隔着一丛树，周围还都是高楼大厦，无意间窥见，进而开始偷拍的相机镜头，就架在某个高楼上。

这是网络上前些日子流传的一组照片，转发照片的帖子，标题都十分痛惜：“现在的孩子怎么了”、“真是让人揪心的痛”。我看了那照片却只有惋惜，对自己的惋惜。我们的放纵来得比他们晚，只不过因为我们不懂如何放纵。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的青春期性教育，是没有性教育，我们就是“want”，也不知道“how”。

所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明白那是什么状况。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完全无知，《生理卫生》课程开了等于没有开，因为到了最重要的那几章，老师自动休息，大家集体自习，课堂上有种前所未有的寂静。窗外照进来的阳光似乎都在嗡嗡作响，谁也没有胆量讨论那几章里说的事，连说点别的事情，都有掩饰自己紧张的嫌疑。害羞的女孩子→文¤人·¤·书·¤·屋←，用透明胶把那几页书封住，展示自己的纯洁和羞耻感。

所有的知道、领悟，都在地下完成。小说里的只字片言、同学间传说的小道消息，还有，电影电视里一闪而过的镜头。

1985年的电影《峨眉大盗》里有一个背面全裸镜头，学校却包了场，算作给小学生的法制教育课。高年级的同学去看过后，全校同学很快都知道了，黑暗的电影院里，所有人齐心协力等待那个镜头出现，有种罪恶的快感。1986年的电影《少年犯》出来的时候，我们上初中，学校在操场上露天放映这部电影。上一个镜头，女记者的儿子一双手在女孩子的大腿上摸来摸去，下一个镜头，他就被呼啸的警车带走了，我们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只好产生简单的因果联系，那样摸一下，就会被抓走。其震慑的效果，可想而知。1988年，《红高粱》得了金熊奖，全城像过节一样挤在电影院门口，爹妈的单位各自发了两张票，但他们宁肯浪费两张票，也不肯带我们去，妈妈甚至严肃正色地说：“里面有那种镜头。”她的神色对我形成极大的震慑，使我直到十五年后，才敢补上《红高粱》这一课。

帮我们完成教育的是莎朗·斯通，1993年《本能》上映那会儿，我们刚进大学，附近的铁道学院录像厅，迅速开演《本能》，算做迎新生。我们走了十几里路去看，屏幕上出现第一个镜头的时候，全场石化了三秒，哦，原来是这样的啊！黑暗中，有女孩子吃吃地笑了。

从此，欲望滚滚而来。被禁锢过的欲望，比涓涓细流式的释放更为强烈。我们不断地为“中国人性伴侣人数调查”贡献数据，而那洁净到冰冷的青春，一下就恍若前生。

一棵开满白花的树

张蕙兰瑜伽课程里，有一种姿势专门用来放松。在一节一节放松身体的同时，还要冥想一些美丽的画面，并由一个画面跳到另一个，一池莲花，一片草地，一群孩子，碧海红日，等等。我有段时间用这方法入睡，头脑中跃出的第一个画面，通常是一棵开满白花的树。

那是从前在新疆老家常见的场景，很细碎的花，杏花、栗子花、苹果花或者珍珠梅一类，细碎到像一片烟雾，树干不够健硕伟岸，却非常镇定，就那么样镇定地顶着一片粉白的烟雾，静静站在蓝天和绿草中间。像是春天或者夏天的午后，阳光异常和暖，花枝轻摇，空气中似有芳香的颗粒静静挥散。

侯麦的《人间四季·春天的故事》里，就有个有花树的小院子，浓绿的草地，衬着一棵白花累累的树，女主人公在那里，絮絮地跟女友说着她的烦恼。电影海报里，就有那棵树，她走在树下，头上戴着花，手里攥着花，像波提切利的花神。欧容的《砂之下》，夏洛特·兰普林的那幢度假别墅前面，照旧有一树白花，他们或许早就习以为常，看也不多看一眼，视若无睹地进进出出，停车、开门、关门，砰地一声，把那棵树关在外边。

《甜性涩爱》里也有，片子一开始，女主人公在屋子里打电话，窗子外面就有白花树探过几条枝桠来，花枝微颤着，有些洋洋自得的风情。后来那棵树再没出现过，也许是拍电影时间太长，花季过了，也许是暗示她把性变成了爱，终于坏了心情，连环境都明媚不起来了。《纳尼亚传奇》里也有，纳尼亚国人聚会的那片山谷里，到处都是这样的花树，可惜那片子实在假，连带着那些花都让人疑心是美工的手笔。但不管什么电影，只要有那么一树白花，影片的气氛，就会被篡改，留给我的印象，只是春天午后的温暖。

梵高大概有着和我一样的喜好，他画了许多张春天的阿尔的果园，作画的日期异常接近，还都有着相似的构图、色彩，根本不避讳重复。大概他也和我一样，面对那种春天午后的温暖，心慌得无法放置，只好一次次重复，以表示自己的欢喜和慎重。而他关于阿尔的记忆，大概也就此被篡改了，饥饿、病痛，都被那种春天午后的温暖覆盖了。

最接近我冥想中的画面的，当是林忆莲歌曲的MV中一幕，蓝天绿草间，白色花树缓缓轻摇，欢喜、慎重到几乎令人热泪盈眶、脱口惊呼“原来……”的地步，那首歌，是《至少还有你》。

一次再一次，我想象着花满枝桠的图景，用那种春天午后的温暖，覆盖了疲倦和病痛，慢慢睡去。

《人间四季·春天的故事》一九九零年

《人间四季·秋天的故事》一九九八年

情迷葡萄园

2001年秋天，朋友们驾车带我去甘肃西部旅行，在玉门、阳关附近，当汽车在戈壁、雅丹魔鬼城这样的地方行驶了一天的时候，黄昏时分，地平线上，出现了一座又一座葡萄园。它们在落日的照耀下碧绿而晶莹，那一刹那，我几乎忘记了呼吸。

其实，对于生长在新疆南部的我来说，葡萄园并不稀奇。尤其对于自豪地认为拥有“世界上最美的家庭园林”的和田人来说，葡萄园更是生活的一部分。房前或者屋后，必有一篷茂盛的葡萄缘着白杨树枝搭建的葡萄架攀爬到屋顶，它提供荫凉、提供绿叶、提供春末夏初飘着苦香的小花以及日渐成熟的果实。而这一过程，缓慢而深入地润泽着居住者的眼睛和心灵。因此，葡萄架也是评定一所房屋档次的重要依据，更是展示居住者精神面貌和勤劳程度的舞台。因为葡萄园比别的果木更需要呵护，日常工作包括摘除枯叶和坏损的果实、驱逐鸟雀并将每串果实进行包裹，到了冬天，还要在霜降之前将葡萄藤深埋地下，等待春暖时节再次挖出。

葡萄不同于别的果木，或者只具备观赏性，或者只提供果实。葡萄园也不同于别的园林，它是家的一部分，是庭院的延伸，具备世俗和精神的双重功用。更重要的是，葡萄园更多地和“享乐”联系在一起，它所提供的果实甘美却不足以充饥，它更多地被用来酿制美酒，而它所酿制的酒并不具备人们对酒类的基本要求，例如“御寒”、“消毒”。它的甜美只停留在舌尖上一刹那，它所提供的醉意也是陶然的微醺。葡萄酒是奢侈的酒，是享乐的酒，是太平盛世阳光下的酒，要有足够的“缓慢”心情让它在舌尖和口腔里打转。

而且，能够大量种植葡萄树的地方，还必须具备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疏松、严寒天气短促的特点，具备这样特征的地方所酝酿出来的居民性格，也多半是明朗放松，追求快乐甚于其他的。所以，那些有足够条件标榜自己拥有“葡萄酒文化”、“葡萄园文化”的地方都是哪里？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巴西。

这一切使得葡萄园渐渐有了宗教的含义，用以象征人们在俗世里最接近的快乐的天堂。《圣经》里随处可见用葡萄树、葡萄园作的比喻，葡萄树隐喻着神的子民，葡萄是代表生命的果实，葡萄酒则象征着耶稣的血。葡萄园更是天堂的预科班，想进天堂者必先在葡萄园劳作，“来葡萄园劳作的人，无论早晚，都能进入天堂。”

于是葡萄园成了一个难以言说的梦想之地，滋养出许多艺术家。莫里亚克出生在盛产葡萄园的波尔多，他家的庄园里，满是茂密的松林和葡萄园。巴尔扎克笔下的众生，无论是吝啬鬼还是交际花，共同的活动的背景之一就是葡萄园。克劳德·西蒙在比利牛斯山区自己的葡萄园里生活了六十年，梵高生前卖出的唯一一幅画是《红色葡萄园》。而葡萄园也足以象征艺术家对安定生活的渴望，海明威在1911年的第一个短篇故事里，特意把自己的出生地挪到了“马萨诸塞州马萨葡萄园岛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