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报仇看电影-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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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想去躲避。

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

最好看的那件衣服，我没敢买；朋友中最想接近的那个人，我不敢和他多说话。这些过分美丽的东西，一旦和我们的生命发生联系，总是有着过分强悍的撞击力，潜意识里，我们总害怕它们会改变我们生命的部分或者全部，在它们面前，我们总要绕道走，就像在质量过大的天体附近，连光线都要拐弯。

千辛万苦地到了华山，第二天一大早就要登山去看日出了，我下意识地睡得很晚，第二天声称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想爬山。尽管朋友一再保证可以让我坐缆车直到山顶，我还是没有去，而是在山下的宾馆里，打了一天的扑克（其实我根本不喜欢打扑克）。当他们下山之后，告诉我，山顶日出是多么绚丽的时候，我竟然暗暗松了一口气。

不只是我如此。中秋的晚上，城里放烟花，我和朋友们已经筹备了好几天，为的就是早早去看，临到头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有意无意地拖拖拉拉，有人迟到，有人拿了别人东西需要顺路拐一下去送，有人居然在距离约好的时间只有半小时的时候开始剪头发，大家齐心协力地节外生枝，终于错过了烟花最盛大的时刻。在潮水一样退离现场的人群里，刚刚抵达的我们，居然如释重负。

我们在怕什么，或者是在躲什么？是像《暗涌》中所唱的“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还是因为我们知道，生命中的华美和不可思议都有定数，享用一点，就消耗掉了一点，必须积攒着，等待它在将来，以更盛大的方式呈现？或者是因为，我们自知已经经受不起那种撞击，需要急急躲避？所以，日本AV里，美丽的女郎，总要配上一个猥琐的大叔，所以我们并不希望梁朝伟和张曼玉走到一起，所以谢霆锋和张柏芝一旦成为金童玉女般的绝配，我们就要担心前面有不好的事情在等着他们。糖要少三分，幸福要欠着点，在所有快意的时候，都要有片刻的犹豫。

因为，越美丽的东西，我们越不可碰。是不可能，也是不能，这是人生的禁忌，也是命运的谶语。

矫正叛逆者的两种武器

《北极圈恋人》一九九八年

《粉红色的火烈鸟》一九七二年

之前在京沪两地上演过的音乐剧《发胶星梦》，改编自约翰·沃特斯1988年的同名电影，宣传文章里说，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故事。

四十岁以前的约翰·沃特斯，大概从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与一个充满爱的故事有什么瓜葛。他生于1946年，少年时在天主教学校就读，充满清规戒律的环境反而激发他的叛逆性格。他就是在那里与格兰·米尔斯蒂结识，后者后来成为他电影中的标志性人物。在约翰·沃特斯因为吸毒而被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开除后，他回乡创办“梦幻之地”电影公司，慨然开始他的电影生涯，拍摄了《罗马蜡烛》、《吞吃你的化妆》、《尘世垃圾》和《多重疯癫》等作品，而格兰·米尔斯蒂以三百磅的体重，在他的电影中反串女角，成为约翰·沃特斯的“圣女”。

沃特斯1972年的作品《粉红色的火烈鸟》，就由“圣女”主演。这部作品在成人影院上映，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赢利最多的地下电影，同时也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淫秽、最恶心的电影”。印象最深的沃特斯作品就是它了，深夜观看，忍不住骇笑，心头接连浮现出一个接一个的“这样也可以？”要使叛逆者得到矫正，回归正道，有两个武器，一是成功，二是年龄。一计不成，还有一计。成功是最好的矫正，老去是最好的招安。要改造坏孩子，就让他当班干部；要让叛逆者温顺，只需等他慢慢变老；要让梁山泊成为园林绿化先进单位，就给宋江一个官做；要让P。J。Harvey不再号叫，并且穿上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只需要等她到三十九岁；维托·唐·柯里昂一旦成了“教父”，自然会去寻找合法生意，曾经的激进派一旦年老，自然会痛改前非地转变成保守派。以成人电影获得成功的约翰·沃特斯，立刻获得了被矫正的资格，好莱坞来找他拍电影，商业片在他这里寻找一点灵感，他获得到处巡回演讲的资格以及给囚犯上电影课的机会。

1988年的电影《发胶》，标志着他已被主流接纳。2002年，新线公司将《发胶》改编为音乐剧，送上百老汇舞台，获得了十三项托尼奖提名，并最终得到了其中的八个。2007年，《发胶》又被翻拍为电影，三千一百二十一家影院开画的规模，令它成为历史上开画规模最大的歌舞片。

约翰·沃特斯自己编导的电影，或许还是那么癫狂，还是那么歇斯底里，却已温和许多，常有大明星参演，至多被定为R级。矫正叛逆者的两种武器，在他身上都已发生作用。。电子书下载

而当年在BBS上激烈抨击主流导演作品的影评人，销声匿迹好几年之后，突然复出，一反常态地吹捧大导演新作。电光火石间，我知道，他一定是已经熬出了头，并已接近了利益的核心。过不了几天，影院上映的大制作，编剧后面缀着他的名字，而他的博客上，充满中年的感喟。谁也敌不过，矫正叛逆者的两种武器。

漫长的旅程

用影像表现出来的痛苦，其实都不是痛苦，甚至，有可能恰恰遗漏了痛苦。

因为，影像有它的不足之处，它是给第三者观看的，所以它是叙事的、断裂的、跳跃的、提纲挈领的。它只攫取那些对它有用的情节点，因为观看的人只要这些对自己有用的点。就像《深海长眠》和《潜水钟与蝴蝶》，主人公因为种种原因瘫在了床上，在它们的原型人物那里（两部电影都根据真实人物的经历改编），时间一定非常缓慢，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就是床上的静默时光还有那些难以启齿的种种不便之处。而一旦成为电影，我们感兴趣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和周围人的交往、感情纠葛，他们的感悟仿佛诗，他们的时间也过得飞快，五年、十年、三十年，只要打上一行字作为提示，就过去了。真正的痛苦，其实被影像遗漏了。

就像四川汶川地震，它适宜呈现在影像中的，只是那些有情节的片段：得到了抚慰的悲伤，感激的笑容，搬运救灾物资的场面，和慰问者握手时的欣悦。而这些场景都只是情节点，都会过去，身在其中的人，还要独自面对重创之后漫长的煎熬。

人生的大部分，都是没有情节的煎熬。有的时候，我很想知道，别人是怎么度过那些没情节、无意义的煎熬的。例如最坏最极端的那些时刻，经历过一次大战的那些人，知道这事没完，还有第二次；窗户玻璃上贴的防空袭的纸条都没清理干净，果然又来了——这次更坏。那中间的几十年，都是怎么过来的？被后世当做战争史诗中的一个一个人，是怎么面对琐碎的日常生活和并没因为战争而得到豁免的种种烦恼的？那种煎熬，是不是甚至会形成一种惯性？如杜拉斯说她母亲：“一辈子都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储存鱼子酱。”她到底没等来，好像楼上的第二只鞋子始终没落下来，她担惊受怕地过了一辈子。

还有生老病死，还有生命中最糟糕的际遇，自己的错误决定，那都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外星人入侵，那是肯定会来的，迟早要来的。而且这都不是电影，不是几个镜头就能结束得了的，中间的日月流年，时时刻刻，都要熬着。潮水一样的访问慰问的人走了，更长的时间里还是得自己挺着，痛苦酸楚，都是真真实实地在自己身上。经历过这些的人，都是怎么熬过来的？不是在自己身上，所以想不到，到了自己头上也就明白了，人的忍受力真是无限的。从前，粉红娇嫩地依傍在父母亲身边的时候，想也想不到的那些事，黑白分明的世界观里永远容不下的那些事，最后也都忍过来了。

人的精力，花在什么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结果的；花在忍受和煎熬上，却多半看不到。人类大部分的勇敢和力气，并没用在冲锋陷阵和经天纬地上，而都是用在这些看不到的地方。人生，犹如尤金·奥尼尔所说，是“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所以我们需要各种影像，因为即便在它表现痛苦的时候，它也设法遗漏了真正的痛苦。

蜡像馆往事

全球第六座杜莎夫人蜡像馆落脚上海后，“刘德华”、“奥黛丽·赫本”、“刘翔”、“李小龙”、“谢霆锋”欢聚一堂，报章也隔三差五刊出新入住的明星蜡像，但没多久，就有英国作家凯特·布里奇推出新书《蜡像神话：杜莎夫人的生活和传奇》，讲述杜莎夫人生平。原来，她发家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令她“走向辉煌”的“生意”，是为断头台下的冤魂塑像，好让革命者们拿去四处展览。这“生意”时效性太强，因此，她常需亲自去断头台和公墓前捡人头，以便在人头腐烂变质前制好蜡像雏形。

蜡像这东西，比别的人偶更令人觉得诡异不安。它逼真，却没血没肉；它栩栩如生，却没被灌注灵魂。整件东西在似与不似中，在生与非生间。难怪1953年的经典恐怖电影《恐怖蜡像馆》会拿“蜡像”作为恐怖素材，恐怖气氛一流。而在欠缺摄影技术的时代，用它为死囚造像，震慑效果也属一流。但是，即便对它的诡异早有感受，一旦知道华服丽影、专为名流塑像的蜡像馆，居然有这样一段前尘往事，一颗老心也实在颇感震荡。

就想起库布里克的《闪灵》，规模宏大、气势迫人的度假酒店，居然是建立在印第安人的墓地上，以至于每到大雪封山、游客绝迹，酒店就成了鬼怪的天下。这里面当然有对美国政治历史的隐喻，但回头想想，所有灿烂辉煌、庄严典雅的事物背后，恐怕都有这么一段不堪的过往为某种隐喻增添分量吧。所以，吃饭别看后堂（彼得·格林那威电影《厨师、窃贼、妻子和情人》中对此有精彩描绘），恋爱别问过往，戴钻石别去想南美的血腥钻石矿（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血钻》亦可充当教科书），裹着皮草举着酒杯笑语盈盈时，别去想动物被剥皮时的哀号。麦当娜、凯瑟琳·泽塔·琼斯、刘嘉玲貌似善良、纯洁、完美地走到我们面前之前，阴谋、挣扎、惨烈都曾经历，嫉恨、毒辣一样都不缺，都别问，也都别想，只管享受她们的花样年华。

而且，能走至今天，能成功洗底摈弃过往，也必须有些手艺、有些能耐。就像杜莎夫人，曾为法国王室成员塑像，大革命来了，本来难逃一劫，可革命者们需要她，她活下来了，虽一度入狱，可还是活下来了。直到革命者也被送上断头台，她还是活下来了。因为，还是有人需要她。山河变色，血海滔滔，她凭着这么一门诡异的手艺，活到了九十岁。所以，鞋匠不会死，将军却死了，风云人物的权威，抵不过一只小小的钉锤。

色彩狂人

《恐怖蜡像馆》一九五三年

每次在生活里遇到过分艳丽的色彩搭配，不论是服装，还是房间装潢，我都暗暗在心底里惊呼一声：“阿莫多瓦式配色！”

大红的墙壁，明黄的屋顶，深蓝的窗帘，粉红的床铺，橘红和黄色格子相间的地砖——各种颜色在阿莫多瓦的电影里，总像是在过狂欢节，一起舞蹈着涌到人眼前来。剧中人的装束更是浓艳到让人便秘，夸张的黑色眼影，大波浪的头发，头发上还常常扎着礼物上才会有的蝴蝶结；长着棕红色的头发，却要配上艳绿的套装，镶金片子的黑色长裙下，还要露出一双“红色高跟鞋”（阿莫多瓦影片女主人公的最爱）。阿莫多瓦就是这样，从场景道具到剧中人的服装、化妆到海报，到处贴着他的色彩标签，和剧中人躁狂离奇热情的性格以及情欲热望一一契合，并“体现出西班牙人民对绚丽色彩和生命与激情的钟爱”。

当然，色彩狂人不只阿莫多瓦一个，蜷川实花、中岛哲也、张艺谋、印度宝莱坞电影、梵高、弗里达，都是将浓烈的主观色发挥到极致的佼佼者，即便看过以后不记得情节画面，也一定有一片热情的颜色在脑海中烙下烙印。但这种配色如果落脚在现实生活中，效果一定非常骇人。朋友A性格热情奔放，一次失恋后，服装的配色风格更加往阿莫多瓦的路数上走，完全不顾所有的服装书上都会有的告诫：“全身上下颜色不能超过三种。”只见她身着深枣红色夹克，配着火红色大摆裙，脚上是黑色镶着金丝的靴子，还缀满小零件。我们都疑心她有点色弱，而且失恋之后真的疯了，暗地里称她的衣服为“交通安全服”，因为穿着这样的衣服过马路，如果还出交通事故，责任一定在司机。

朋友B认定了自己循规蹈矩的生活需要改变，并认为自己其实是一个热情浪漫的人。在读了几本色彩书后，她以极大的热情对自己的房子进行了装潢，风格完全近似阿莫多瓦电影。尤其是那个让人充满色情幻想的鲜红的大沙发，暖房时去坐过一次，此后的几天时间里，总感觉大腿还热乎乎的。但她住进去没多久，面对着粉红色的卧室就感到精神紧张，几个月后，她发展到一进屋子就胸闷气短，买一棵碧绿的青笋放在厨房紫红色的橱柜柜面上，她顿时就没了吃它的勇气。她又开始重新收拾屋子了，这一次她走到另一个反面去，所有的墙壁都是白色，连地脚线都是白色的。

我则在金融危机到来之际，努力地买了许多鲜艳的衣服和两双鞋，一双大红，一双艳绿，我猜想我以前的朋友和同事看到我，脑海中一定浮现出“性情大变”四个字。其实我只是在最近频频想起那些大萧条电影，都有阴沉压抑的颜色，萧瑟枯寒的调子，想竭力破除那种色彩诅咒。我们经常随便地抓点救命稻草，来使自己安心：色彩、门神、避火图、经济学家、新总统，或者爱情、塔罗牌，甚至周围人笃定的神色。

缺胜于丰

《破碎的拥抱》二零零九年

《看电影》杂志访问刘镇伟，并做了一个题为《刘镇伟电影中的乱世桃花》的小专题，检点他电影中的桃花。

他的电影中，总会有桃花出现，从《新精武门》、《东成西就》、《方世玉II谁与争锋》、《花旗少林》、《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到《天下无双》、《情癫大圣》，总有桃花。桃花不多，有时候不过一枝，多时不过一丛，有时候是在窗前，有时候是在门外，有时候是画在信封上。有时候，只见花瓣纷纷地洒下来，却看不见桃花树。而且，那些桃花，出现的时间也不多，眼开眼闭之间，桃花已经不见了。但只要想起刘镇伟的电影，就会想起桃花，莫名的明艳、不知由来的欣喜，一起袭来。记者问起桃花意象的由来，他答：“可能我觉得桃花是很开心的象征，我小时候每到过年，爸爸拿桃花回来放进瓶子，我就觉得‘哇，跟着这十来天是很开心的，有红包给我了。’”令我既感惊讶又感同身受的就在这里，如此固执的关于桃花的景象，起因竟是瓶子里的一两枝桃花，而这一两枝桃花，在若干年后蔓延开来，竟成为那样明艳盛大的景象。大陆的导演也好、作家也罢，看见桃林的机会，大约远远多于生长在香港的水泥森林间的刘镇伟，但大陆艺术家自然情怀的丧失、季节感的缺失，一向为人诟病，没有人会这样执著于一枝桃花。有段时间，评论界集中开火，为的竟是现今的中国小说家完全忽略景物描写。但《三国之见龙卸甲》的导演李仁港与郎天对谈，谈到他的山水画，谈到大陆画家总在奇怪生活在城市中的香港人如何画山水画时，这样说：“因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