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一个人的革命-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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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盛宣怀早已看出李鸿章是强弩之末了。即便他宝刀不老，依然能迅速化解危机，完成议和任务，也必定会大损国威。毕竟，洋人在义和团手里吃了亏，这笔账肯定要问朝廷讨回来的。李鸿章纵使再过资深，但处在如此弱势的地位，不答应他们一些要求，议和必定是难以达成的。事实上，李鸿章在北上赴职途径上海的时候，就密会了盛宣怀，当时就已经向盛透露了自己的绝望：“和局定，我必死。”

因此，盛宣怀一早就开始物色一个能够接替李中堂的铁腕人物以继承李鸿章倒下之后的空缺。而同出一门的袁世凯，与他“交情甚笃”，他们在有关时局的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也基本相同；而且袁世凯经营山东数年，在实力和声望方面积累了相当的资本，仅他掌握下的山东各地的旧军以及新练的武卫右军就已有近两万众，这在当时已是一支不小的力量。看来，这个人非袁世凯莫属了。在李鸿章北上还没几日，他就在给袁世凯的一封信函中明明白白写道：“合肥老矣，旋乾转坤，中外推公。”

事实上，当八国联军紧逼北京时，朝廷惊慌失措，直隶一篇混乱。盛宣怀就已经带头提倡议，并由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联名致电袁世凯，请他率兵北上进京，以“清君侧”。但袁世凯不想冒得罪京城里的顽固派的风险。在他看来，与其孤注一掷，插手乱局，不如暂时拥兵济南，坐观成败，等待时机。于是，他借口“恐中途先败，实难照搬”，推托了过去。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缔结。两个月后，李鸿章果然走上了自己预言中的道路，他一病不起，最终在全国一片唾骂声中吐血而亡。就在李鸿章临死之日，盛宣怀电告袁世凯：“傅相昨日两点钟不能言，神气恍惚，病势甚危，北门锁钥，微公莫属。”所谓“北门锁钥”，指的就是北洋大臣的位子。同一天（1901年11月7日），他又致电王文韶，向朝廷推荐袁世凯：“直督一席，慰庭颇负众望。”

当时朝廷正在为是否与俄国签约头痛，盛宣怀也就这件事上指出了袁世凯的优势：现在“俄约未定，天津未还”。“商约亦吃重……西人最势利，商务大臣既出缺，若再另简，势必难办，外而轻视，内而掣肘，皆可虑也”，而袁世凯既熟悉洋务，又握有重兵，只有让袁世凯继位直督，才能一举达到既拒签俄约，又能要回被联军占据的直督所在地天津的目的。

这个时候，慈禧和光绪帝正行进在“西狩”回京的途中。天下还不太平，八国联军还在天津耀武扬威；直隶的义和团也还在闹腾；大批溃散的淮军游勇处于直隶各州县，群龙无首。朝廷也知道直隶不可以一日无督，所以就在李鸿章去世当天急不可待地让袁世凯上了位。

但袁世凯不是一个愿意乖乖受人摆布，人家想把他搁哪儿就能搁哪儿的人。虽然能够坐上直隶总督的位子是一步登天了，但对于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山东，他是不想放手的。思前想后，他还是表示自己“断难”接受直督的重任。跟他深交这么多年，盛宣怀立即摸到了袁世凯的小九九，马上从中通融斡旋，让朝廷既满足袁世凯要的直督权力，同时又不卸掉他在山东的权力。朝廷果然服软，同意让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大权之外，还握有山东巡抚的实权。

虽然把袁世凯推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绝不是盛宣怀一个人的功劳。当时的德国公使穆默曾专程跑到武汉，敦促张之洞为此事上奏朝廷。而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亲贵集团也早就对袁世凯的才干多有好感，而李鸿章临终前又有“环顾守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的口授保荐遗书。但是，如果没有盛宣怀在李鸿章死前就大造直督一位“中外推公”的舆论，然后又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为“袁继李位”穿针引线，推波助澜，做了大量工作，造成直隶总督“非袁莫属”的共识，那袁世凯的继任未必有水到渠成那么简单。

强大的北洋新军

光光是直隶总督的位子，也毕竟只是个政治上的位子，没有一定的军事基础，坐着既不安稳又不舒服，受人牵制是难免的。李鸿章因为手里有北洋的军事实力，所以坐着这个位子游刃有余，而荣禄坐着就有点不那么瓷实了，而王文韶在这个位子上更是感觉有点苍蝇套豆壳的感觉。轮到袁世凯的时候，他当然不想当个空架子。军队，对他这个本来就崇尚武力，继承了北洋军脉的人来说，那是必不可少的。

1901年1月29日，还在西安的慈禧太后终于体会到老那么顽固不肯变革，那这样的逃亡永远不会停止。她或许有点后悔，当年康有为他们的那些事，虽然讨人厌，但如果照他们的法子搞下去，说不定还真能避免如今的难堪。痛定思痛，最后，她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宣布实行“新政”，朝廷也陆续颁布了整顿吏治，改革官制，改定刑律，兴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办理警务，准许满汉通婚，奖励实业，改革军队等多方面的法令。于是，戊戌那年的改革又重新启动了作为洋务主心骨李鸿章培养起来的人，袁世凯对于近代化改革当然是一贯赞成的，其实，早在当山东巡抚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一些有点激进的改革事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省城济南设置大学堂。没想到吧，袁世凯还是一个教育家。不仅如此，袁世凯没有中国士大夫阶级都有的浓厚的重农轻商观念，他认为商业发达可以富国裕民，所以他在山东农商并重，首创了商务总局，并任命自己的老助手唐绍仪任总司局务。

当然，袁世凯在山东并没有待太长的时间，所有的新政举措都只是开了个头，他真正大刀阔斧的改革事业是在当上直隶总督之后干起来的。而其中，对袁世凯而言，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就是编练新军。

1902年年初，袁世凯这个直隶总督正式兼任督办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负责新式军编练工作。没过多久，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号称“一人身兼八大臣”。对袁世凯而言，“新政”无疑又是一次扩充实力的机会！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袁世凯，对于“新政”最重视的当然还是军事改革，编练新军。

朝廷在庚子年的战争中看到了中国军队的实力是有点绝望了，所以，为了拯救社稷，从1901年开始，清廷就已经再三下令各省对原有旧军队进行整顿，汰弱留强，编练适应近代化战争的新军。朝廷的这个大政策背景给了袁世凯扩充自己袁家军的机会，何况他又是练兵大臣。

当年在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再到武卫右军，规模都不大，还都只不过是荣禄手下的一支军队而已。但谁曾想到，经过庚子年这么一闹，他的武卫右军竟成了帝国中唯一可以依赖的精锐。如今，位高权重的袁世凯自然可以用心去打造一支更强大、更凶悍的军队！

1902年2月，袁世凯命人在当年小站新建陆军的募兵章程基础上，参考了德、日军队制度，制定了一套更科学的士兵招募、训练办法。

他对兵源的素质非常重视，他需要的是精壮的青年男人，病夫统统回避。不仅重视士兵的身体素质，他对士兵的出身是不是“根正苗红”也是很看重的，毕竟打仗不是请客喝茶，而是要操家伙杀人的，万一招进个神经病，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他要求新招募的士兵必须有固定的户籍，溃勇、游民一律不要。

清代的士兵，尤其是绿营兵，长期以来工资就很低，社会地位也很低，他们的家属也是连同着吃苦受累。袁世凯对此也非常重视，他明白一个道理：只有真正提高士兵待遇，才能让他们真正为你卖命。

按照他设定的制度，头目（班长）每月的饷银为五两，正兵每月四两二钱，但每个月要扣留头目一两五钱，扣正兵一两，每半年派人发给家属；他还要求地方官对士兵家属也要妥善保护，不能让土豪地痞欺负他们，如果有军属要打官司，地方官应该予以优待；而且，每名士兵还被准许免掉三十亩的差徭。

袁世凯的这套方案，基本上是仿照了西方的征兵制度，这样可以让士兵同过去那种雇佣兵身份划清界限。提高士兵的待遇，保证军属的地位，有了这样得人心的政策，袁宫保手下的兵对他当然死心塌地，他的新军练不好那才怪！

练兵得花钱，袁世凯等兵一募集整齐，他马上上奏朝廷伸手要钱。看着这六千条保家卫国的精壮汉子，刚在洋人那里吃过亏、急于要振兴军事的朝廷能拒绝吗？于是，清廷立即下令有关部门给足袁世凯军饷，如果不够的话，各地的督抚也得帮着凑点。

有兵有钱，接下来练兵的事就全看袁世凯自己的了。1902年6月，袁世凯在保定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叫“军政司”，这是整个直隶新军的治军领导机关，他自己就是督办。他命令幕僚参照德日以及欧美的制度，制订了一整套制度，把军队分成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类。他改变了以前清朝军队的编制一般以营为单位的做法，他的常备兵的编制以两镇（镇相当于师）为一军，每镇辖步队二协，马队一标，炮队一标，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全镇官兵共12512名。所谓镇、协、标、营、队相当于现在的师、旅、团、营、连。两镇为一军，统率这一军的名叫总统或军统。另外还有一种混成协，是由不同兵种混合组成的一个旅，其规模比普通旅大。

因为袁世凯把自己的这支新军称为“北洋常备军”，从此“北洋军”的名称开始广为流传。北洋常备军可以算作中国正式陆军的开端，袁世凯计划先编成北洋常备新军左镇和常备新军右镇两个军制。

1902年当年，北洋常备军左镇首先练成，袁世凯的翅膀终于硬了！

到1908年被倒袁派逼迫下野之前，袁世凯一直占据了清廷的机要位置。这段时期他做了许多大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保定编练的这支北洋常备军，这支军队是后来纵横中国几十年的北洋陆军的基石，拥有了这支军队，袁世凯对于中国的支配能力完全上了另一个台阶。没有这支军队，他能在辛亥年的动乱中，成为清廷和革命党之间的关键性力量？能够对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其次，1905年，两次科举不第的大官——袁世凯和张之洞——一起废除了代表着一千多年来文官制度的科举取士，让天下读书人一下子都失去了前进的目标，进而在难以排遣的苦闷中，他们慢慢与通过读书求功名来取得荣华富贵的热望以及与此相辅相成的忠君顺服的意识渐行渐远，转而向革命的意识形态索取个人名利或治国平天下的真经。相比这两项变革，袁世凯后来开办武备学堂、建造京张铁路、引进无线电报以及1907年进入军机处后的种种作为似乎显得有些渺小了。

这7年中，袁世凯让整个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像辛亥年那样剧烈而震撼，但他主导的这些变化对辛亥的那场变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较之辛亥年再次被盛宣怀推上台后为中国的命运做出的抉择，袁世凯在这七年中的所作所为具有更深刻和更重要的意义。如果他在这7年中一事无成，那1911年的时候，他也没有机会再次上台，也没有实力替中国决定她的命运。

的确，1911年袁世凯的上台直接导致了清廷的倒台，但这次变动的根基却是1901年盛宣怀第一次推袁上台时打下的。

兄弟阋墙

盛宣怀这么推崇袁世凯，当然觉得自己作为他平步青云的幕后推手，一定能够得到袁世凯日后的报答，尤其是在他搞实业方面的支持。在他的眼里，袁世凯应该是嬴政，而自己，则是吕不韦。对于“奇货可居”的袁世凯，盛宣怀是打算栽培到底的，他估计自己的经济掌控能力不亚于吕不韦，应该能够培养出一个不亚于嬴政的中国主宰者。

但“奇货”总是奇在他让你永远想不到他的真实想法，总会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让你惊奇万分。“奇货”奇到后来，基本上总会变成“棘手货”。嬴政是如此，袁世凯更是如此。

袁世凯上了位之后，他的权力欲就更被挑拨地肆无忌惮地熊熊燃烧起来。他的确已经控制了清朝的军政，但是，财源呢？没有钱，什么都是空的。要真正掌握中国的命运，盛宣怀手里的洋务企业是必不可少的。

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这两项事业，虽然没有铁路或者银行那样之于全国经济和政治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但它们却是盛宣怀经营得最久，也是最有“生利”把握的两家企业。尤其是考虑到盛宣怀为了兴办这两家企业并取得控制权，花费了多大力气，那他视着两家企业为掌上明珠的钟爱是可以理解的。他在轮船招商局中可谓是受尽了排挤，几番折腾之后，总算登上了督办的位子。而电报局，更是他千辛万苦从胡雪岩和左宗棠口中夺下来的。事实上，他一向把这两家企业视为自己的根基。

但这两家企业毕竟名义上是“北洋”办的，盛宣怀也是要唯北洋大臣马首是瞻的。前面也讲到，对于洋务和经营十分在行的李鸿章在位时对于这几家企业的监督让盛宣怀很不舒服。但随着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失势，盛宣怀已经逐渐把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里，毕竟，接替李鸿章的王文韶、荣禄无论在业务上还是手段上，远远没有达到李鸿章的级别。当轮到袁世凯上台时，名义上官督商办的轮、电二局实际上早与“北洋”脱钩，成了盛宣怀的囊中之物。而袁世凯在得到盛宣怀的帮助，登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商务大臣的权位之后，在经济方面的关注要远远多于以前在山东经营一方军政的时候。他需要钱，需要能生利的机器，能下“金蛋”的母鸡。名义上应该为北洋大臣管辖的轮、电二局，自然首先蹦入了他的眼中。

轮船招商局

一个有钱，一个缺钱。俗话说“谈钱伤感情”，但这对本来要好得不得了的兄弟俩，注定要为这么俗的一件事搞得感情破裂，分道扬镳。

1902年10月24日，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在上海病逝，老头活了80多岁，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也算高寿了。按当时的惯例，盛宣怀应该主动请求朝廷“开去”他的本兼个差，以便安心“守制”，为其父居丧27个月。古代人的确是孝顺，父母死了要请那么长时间的假。对于一般的官员来说，这段时间是调养生息、韬光养晦的好时机，但对身上背负着无数肥差的盛宣怀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一旦离开岗位20多个月，那等他回来的时候，这些重要位子早就被那些虎视眈眈的人瓜分殆尽了。事实上，早在1898年，他的密友郑观应就曾经提醒过他要防备有人在打轮、电二局的主意。不过，在当时，除了掌握实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商务大臣，一般人还不足以对盛宣怀构成威胁。

清廷中枢其实也早就在觊觎轮、电两局了，如果能够把这两家企业的钱拿来补贴国库，那是很划得来的。但因为盛宣怀功劳大，水平高，要剥夺他在这两家企业的主导权，清廷也找不到一个好的理由［·］。这下好了，你老爸过世了，你可不能违背了“开缺守制”的规矩啊。这样吧，铁路督办的职位朝廷给你保留着，其他各差，包括轮、电两局你就不用费心了，朝廷会派人打理的。朝廷的算盘是可以拿两局的钱“归入户部筹饷”之用。王文韶在10月26日还安慰盛宣怀，“以忧去官，心安理得”，示意他听从朝廷安排。

盛宣怀一听，当然要坚决反对了。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好哥们儿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