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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2015年第4期-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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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底，美国国际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连续第三年举办了题为“2015亚太预测”的专题研讨会。今年政治外交专题的题目是“亚洲实现自我再平衡了吗？”CSIS的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张克思，日本问题专家迈克尔·格林和朝鲜半岛问题专家维克多·车悉数出席，后两位曾先后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
CSIS的公开活动喜欢采用互动方式。在300多人的会场里，实习生们给每位学者发一个遥控器大小的答题器。主办方事先设计好相关问题选项，投影到屏幕上，然后由现场参与者按键投票。屏幕上实时显示出投票的百分比，颇有点娱乐性。在涉朝问题上，答案比较集中。例如，“2015年，朝鲜会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吗”，大部分人选择“是，很有可能”；“2015年，朝韩关系会怎样”，大部分人选择“维持原状”。
“一边倒”的回答代表了华盛顿大部分学者一贯的观点。不过，这一次，美国学界的感觉似乎还是慢了一拍。今年情形有很大不同。展望2015年，朝鲜采取刺激性行动的可能性会显著降低，金正恩即将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或将产生“蝴蝶效应”，并对东北亚局势产生微妙而重大的影响。
沙特的“石油政治”
作者：湘溪 字数：1637
1月29日晚，继位不到一周的沙特新国王萨勒曼下令改组内阁，农业、教育、文化新闻等九个部都任命了新大臣，而外交、石油和财政部三名“重臣”全部留任。尤其是石油大臣阿里·纳伊米的留任，对于全球的石油市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大的消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纳伊米的去留，已经成为全球油价涨跌的一个“风向标”。
新国王留任老国王的石油大臣释放出了再清晰不过的信号——沙特未来的石油政策将是“兄规弟随”。外界之所以做出各种猜测，是因为随着去年以来国际油价的“跌跌不休”，作为产油国“带头大哥”的沙特表现得实在有些令人困惑。不久前在医院治疗的前国王阿卜杜拉曾表态：“沙特将以坚定的决心迎接国际油价危机带来的任何挑战。”而作为“石油大总管”的纳伊米也曾表示，即使油价跌到20美元，沙特也不会考虑减产。而实际上，“油价危机”中沙特的日子并不好过。2014年12月25日，沙特公布的2015年财政预算显示：2014年财政总收入1。046万亿里亚尔（约合2789亿美元），其中原油收入占89％；而预测2015年财政收入猛降为7150亿里亚尔（约合1907亿美元），财政支出8600亿里亚尔（约合2293亿美元）。这组数字意味着，倚靠“石油财政”的沙特2009年以来将首次出现财政赤字。
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武器”一直到80年代中期的油价暴跌，沙特一直是纯熟运用“石油政治”的高手。那么，如今在低油价中“苦撑待变”却不愿限产，沙特打的又是什么主意呢？美国《外交》杂志一篇题为《利雅得打石油牌》的文章分析称，沙特不愿重蹈“历史覆辙”。在历史上，沙特一向承担着根据全球经济和石油市场情况变化增产或减产的灵活调节功能。上世纪80年代初，全球原油供过于求，为支撑油价，沙特将石油日产量由1000万桶减少至250万桶；然而欧佩克其他成员及英国、挪威等新兴石油大国却袖手旁观，产量甚至持续超过配额。这样，沙特不仅未能扭转油价下跌的势头，反而拱手让出了市场份额，并因此背上沉重的债务，出现了长达16年的预算赤字。
这一次，沙特吸取了教训，不管外界如何呼吁和相劝依然坐视油价下跌，在确保石油市场份额的同时，恐怕也不无让油价跌穿竞争对手成本的考虑。要知道，据沙特资本研究分析师估计，沙特石油的开采成本在每桶5至15美元之间，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然而吊诡的是，1985年沙特猛增石油产量、听凭油价下跌的做法被认为是重创了苏联，而在30年后，美国已是全球页岩气第一大生产国，沙特的“石油政治”客观上却对美国造成了“杀伤”。 尽管阿里·纳伊米不久前公开表态“沙特欢迎页岩气进入到国际原油市场”，但不争的事实是，眼下每桶50美元上下的油价已经接近页岩气的开采成本，而美国得克萨斯州WBH能源公司已在1月4日申请破产保护，或许将成为油价暴跌以来首家破产的页岩气企业。
更加微妙的是，“石油牌”打出的时机正是沙特与美国这对几十年的盟国间裂痕逐渐扩大之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认为，自2013年9月奥巴马叫停对沙特的敌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针对性的空袭计划后，双方的分歧便公开化。而2014年以来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外交接触，更是让沙特心里不是滋味。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沙特“石油武器”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呢？恐怕也不完全是。另一个基本事实是，油价下跌的同时，美国原油日产量也继续维持在900万桶以上的高水平。法国《非洲与亚洲月刊》分析认为，在此前十年高油价时代积累了巨额资金储备的沙特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可以支持至少两年时间，而这一时段足以击败支持叙利亚当局的伊朗和俄罗斯；而对美国而言，高油价正好能够“惩罚敢于在境内外捍卫本国利益的俄罗斯”，因此美国和沙特是“一个调门”。
由此可见，“石油政治”的复杂程度真的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不过《非洲与亚洲月刊》也警告：放任油价下跌从而让俄罗斯和伊朗经济折戟沉沙的想法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它有可能让始作俑者自食其果。
积极作为，努力进取，致力亚洲和平发展合作
作者：秦亚青 字数：1905
《全球视野下的亚洲研究》
秦亚青/主编 江瑞平 魏玲/副主编
2014年12月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
这部文集收录了亚洲研究所成立十年来主要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2003年底，外交部指定外交学院作为“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的中国国家协调单位，学院于2004年正式成立东亚研究中心，作为东亚思想库网络中方秘书处，开展第二轨道外交工作，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学院的相关学术与政策研究。2014年初，为适应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东亚研究中心正式更名为亚洲研究所。
亚洲研究所的工作是从NEAT开始的。2002年，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东亚研究小组（EASG）”关于建设东亚共同体以及26项相关措施的建议。NEAT是建设东亚共同体的17项短期措施之一，被定位为“10＋3”的第二轨道进程，为官方合作提供智力支持。中方认领了NEAT。2004年外交学院东亚研究中心承担了“NEAT中国”的国内和地区协调工作，并开始进行相关机制建设、研究工作和团队建设。同年，在中方的直接推动下，NEAT通过了章程文件《东亚思想库网络基本规则和框架》，建立了国家协调员会议、年会和工作组会议三级工作机制。2005年NEAT工作组正式启动，当年就设立了六个专题工作组。十年来，NEAT设立工作组近50个，研究涉及金融合作、贸易投资、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灾害管理、地区架构、互联互通、水资源管理、人文交流、城镇化、包容性增长、采掘业合作等各个领域。NEAT每年向“10＋3”领导人会议提交政策建议报告，得到了各国领导人的重视和高度评价，被誉为东亚二轨的领头羊。
随着地区合作的深入发展、地区力量的重组和地区架构的演变，特别是新形势下中央对周边外交在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提升，亚洲研究所获得了新的重大发展机遇。2013年，中国与东盟纪念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双方决定将战略伙伴关系从“黄金十年”推进到“钻石十年”，李克强总理倡议建设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NACT）。亚洲研究所被指定为NACT中国国家协调单位。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亚洲研究所已经牵头开展了大量政策研究工作，并在国内和地区两个层面上与多家知名研究机构与智库建立了合作关系，智库网络基本搭建成型。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东亚系列领导人会议上明确表示，要发挥东亚思想库网络和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的积极作用，为亚洲合作贡献智慧。与此同时，为改进因双边政治困难造成的中日韩三边合作进展不足的情况，推动二轨交流与合作，外交部依托亚洲研究所成立了“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这是国内首家官方认可的专门从事中日韩合作研究的智库，也将作为即将成立的“中日韩思想库网络”的中方协调单位。
目前，亚洲研究所同时承担着NEAT、NACT和“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三大地区智库系列的中方协调与相关研究工作，打造了《东亚地区合作（年度报告）》、《东亚要报》、《中日韩合作动态》等系列研究成果，为相关外交战略与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和直接支持。研究所还多次举办各种地区合作框架下的高层研讨会和能力建设项目，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提升了研究能力与水平，提高了知名度。
地区二轨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地区总体进程的反映。十年来，在地区二轨实践进程中，亚洲研究所与东亚各国智库之间培育了一种合作文化。无论彼此观念多么不同，争论多么激烈，大家都有一个基本共识，必须要维护合作，合作破裂便是各方皆输，合作进程不断向前推进才是各方最大的共同利益。在持续不断的实践中，这种合作的理性共识已经发展成了自觉维护合作的习惯与文化。保持、维护和推进合作是地区进程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地区合作文化的重要途径，是地区各方搁置和超越分歧、不断深化地区进程的重要动力。因此，第二轨道不仅仅是交流意见、增信释疑、贡献智慧的进程，更是塑造合作规范与合作文化的重要力量，亚洲研究所十年来参与地区二轨进程的实践因而具有深远的意义。
当前，新形势下的周边外交对我们的学术和政策研究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亚洲研究所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将肩负更大的责任和使命。站在新的起点上，相信以“全球视野下的亚洲研究，学术根基上的高端智库”为发展理念的亚洲研究所，定会更加积极作为，努力进取，为亚洲和平、发展与合作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文为该书序言，本刊有删节）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
字数：1892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
＇法＇沙洛姆·所罗门·瓦尔德 著
张倩红 臧德清 译
2014年6月版
大象出版社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是隶属于犹太事务局的耶路撒冷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发表的针对中国问题的战略报告。作者沙洛姆·所罗门·瓦尔德是一位法国犹太人，长期以来对中国艺术、哲学和历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围绕着欧洲犹太人的中国观、开封犹太人问题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2年，加入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之后，瓦尔德博士就如何增强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到中国、以色列、美国等国家进行实地调查与走访，该报告正是他的考察与研究成果。该报告出版以后，在以色列以及整个犹太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越来越多的群体与个人开始关注中国问题。该报告也成为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发行量最大的战略报告之一。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曾这样评述这一报告：“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是具有‘母性’的民族。两个民族皆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钱用在孩子身上，用在他们的教育上，用在他们的抚养上。正因为如此，两个民族文化上的共性是相当多的——尽管事实上两个民族的联系迄今为止还不太密切。这篇关于中国和犹太民族的重要报告，富有成效地指明了启动两个古老文明国度之间发展关系的诸多契机。值得祝贺的是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确定了这种新的战略思维方向——这种思维卓有成效地提出了具有创建性的政策方向，它的实施将会极大地密切两个民族之间的当前联系和未来关系。”
该报告充分评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报告中指出，中国不仅是亚洲第一大国，而且也正在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以无与伦比的发展速度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游刃有余，更热衷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目前，中国的内外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中国的决策者热衷于摄取新的知识，并心胸开阔地迎接外来影响。中国的崛起与地缘政治中心转向亚洲的趋势会为犹太民族提供新的机遇。但是，在犹太世界一直存在着对中国关注不够、回应不够的问题，因此，犹太决策者们必须把与中国的关系放在一个大的战略框架内来考虑，世界犹太人要了解中国，要有中国战略。
该报告用比较大的篇幅梳理了犹太人与中国人相互认知的历史。作者指出，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中国与西亚的联系就已经开始了，罗马人和波斯人都知道中国，尤其喜爱中国的丝绸。在早期的拉比文献、塔木德文献和罗马文献中，犹太人既是中国丝绸的加工商又是经销商。可信的文献和迹象显示，犹太人最早来中国大约是在8世纪到10世纪之间。当时留下的阿拉伯史料中提到犹太人出现在中国许多城市，并且讲到中世纪犹太商人在东西方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在现代希伯来语中，代表“中国”的这个词Sin或者相同的词条在“加昂”时代的犹太作家的作品中首次出现。20世纪初期，不同地方发现的希伯来圣经的残片证明了犹太人在中国唐朝时期的生活及其他活动，祈祷文字是写在纸张上的，而那时只有中国才使用纸张。犹太人与中国人的真正交往大约是在宋朝时期，开封犹太社团的存在为其明证。
该报告还指出了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以及犹太学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缺憾。作者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正把中国变成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能生产出任何世界市场所需要的东西，并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具竞争力，但这些并不足以成为国家实力的永久和唯一的基础。从长远观点看，如果中国想在更高层面上赶超先进国家并取得更大成就的话，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经济型的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必须更具有创新性。瓦尔德博士认为造成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从其最新的研究开发中获取效益，知识产权保护的匮乏，依赖于国有企业和行政任命企业负责人的计划经济的严重后遗症，工业、高校以及政府研究机构的脱节，等等。
作为一篇战略报告，《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不仅具有很高的前瞻性、指导性与可操作性，而且思路清晰，观点独到，广征博引，体现了学术著作的规范性与严谨性。作者力图构建两个古老民族之间心灵互通、智慧相融的桥梁。报告中所体现的丰富的信息量以及犹太人独特的思维视角值得我们去探讨、去思考。
（本文节选自该书“译序”）
油价大跌，墨西哥能源改革何去何从
作者：薛力 字数：1759
从2014年8月开始，墨西哥进行了7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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