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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范儿-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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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广州修建了一所万木草堂，开馆授徒。万木草堂为期一年的学习使梁启超获益匪浅，他后来回忆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同时，梁启超的学识和辩才，也开始在康有为的诸多弟子中脱颖而出。
可惜，神州虽大，却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这是一个被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换取短暂的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
1895年春天，梁启超跟康有为一同进京参加会试。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梁启超和其他举人们愤怒了，在康有为的振臂一呼下，1300多名举人签名上书，敦促朝廷拒绝和议，着手改革。史称“公车上书”。
这次会试，康有为高中进士，梁启超却榜上无名。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因为主考官是守旧派代表徐桐，对变法维新深恶痛绝，凡是文章中有离经叛道的，都将摒弃不录。巧合的是，徐桐先看到梁启超的考卷，见通篇都是恣意发挥的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为是康有为的，当即刷了下来，康有为的考卷却因此侥幸过关。即便如此，副考官李文田还是颇为欣赏梁启超的文采，在文末颇为惋惜地批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公车上书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康有为决定另辟蹊径宣传维新思想。1895年8月，他创办了《万国公报》，随《京报》发行，赠送给王公大臣阅读。梁启超作为主要撰稿人，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宣传变法的文章，用饱含深情的文笔打动了许多上层人士，当康有为发起成立“强学会”时，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纷纷慷慨解囊，出资赞助。
康梁的活动引起了守旧派的不满，次年1月，清廷强行解散了强学会。康有为应汪康年之邀，携梁启超南下上海，筹办《时务报》。《时务报》的精华文章几乎都是出自梁启超之手，他强烈反对自强运动中的技术决定论，由于学习了明治维新的经验，他坚定地认为，为了使中国复兴，政治的改革比技术的输入更为重要。梁启超主张，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提供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经验这方面的教育。基于这种思想，当湖南开办时务学堂，黄遵宪推荐他为总教习时，他欣然领命。1897年秋，他到达长沙。梁启超的名字引发了人们的热情，有多达4000个年轻人来到长沙报考参加入学考试，结果只有40人被录取。梁启超向学生宣传排满的激进思想，他们秘密重印和散发黄宗羲的禁书《明夷待访录》。为学生写的评语中，梁启超直言不讳地提到，在17世纪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满人犯下的屠杀暴行，这在当时无疑犯了大忌。1897年冬天，德国强占胶州后，梁启超对清廷十分愤慨，他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提议，如有必要，湖南应宣布脱离北京的中央政府。
在此期间，梁启超还不忘结交权贵，为康有为援引势力。当他去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时，正值张的侄儿娶亲，宾客盈门。张之洞听说梁启超前来，当即撇下宾客，大开中门，将他迎进内厅，与之彻夜长谈。
国家命运危在旦夕，康有为回到北京，再次向清廷上书请求变法。和以往的上书不同，他的请求立刻得到了朝廷肯定的答复。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上谕，宣布变法。6月16日，康有为被召入宫，“百日维新”拉开帷幕。7月3日，梁启超也受到光绪召见。
可惜，满口的广东方言害苦了梁启超，“孝”被读成“好”，“高”读成“古”，皇帝听不懂他的话，大为扫兴，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任印书局编译。
比起康有为与皇上几个小时的长谈，梁启超的这次召见并不成功。从此，梁启超痛下决心学习官话，妻子李蕙仙自幼在京城长大，官话十分流利。梁启超流亡日本后，请夫人教他官话，妇唱夫随。
很快，他的官话口语水平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得心应手，不再吃亏了。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开始后，康梁等人根据皇帝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等。
但是，变法的制定者们在政治上既不成熟也缺乏手腕，他们徒有激情而未顾及现实。改革官制，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等，每一项改革都冲击着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维新党行动过于操切，言辞过于激烈，康有为面对一众大臣，竟然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的狂言，实在是书生意气。情急之下，他们想到“围园杀后”。本以为看准了袁世凯，可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并未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袁世凯察觉到风向不对，担心引火烧身，便跑到天津，将康梁等人的计划向直隶总督荣禄和盘托出。事态扩大了，康梁之“罪”已不是同慈禧政见不同，而上升到了“谋反”的程度。震怒之余，慈禧下令逮捕维新人士，“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
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刚刚结束访华的行程，滞留北京。他对日本驻华大使林权助说：“救救梁启超吧！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在他和林权助的帮助下，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西服，在领事郑永昌的帮助下，先逃到天津的日本使馆，再化装成猎户的模样，准备离津。25日，俩人在天津车站的月台上行走时，被梁启超的熟人发现并报告了官府，捕手很快追了上来。俩人跳进帆船，躲至深夜才敢开船，沿白河朝塘沽方向驶去。
捕手发现动静，又乘蒸汽船追来。眼看蒸汽船越来越近，梁启超绝望了，准备束手就擒。正在此时，停泊在白河上游的日舰大岛丸向帆船驶来。原来，林权助事先打过招呼，让大岛丸在此接应。梁启超终于摆脱了清廷的追捕，登上开往日本的大岛丸。望着苍茫的太平洋，梁启超心事沉重，思绪万端，写下“忍慈割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的诗句。
梁启超抵日后不久，康有为也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从香港辗转来到日本。师徒相见，犹如重生，热泪盈眶。康有为告诉梁启超，他的老家被清廷查抄，幸好梁宝瑛和李蕙仙已携家人逃到了澳门。梁启超立刻给妻子写信，并将近照附在信中。在照片的背面，他写道：“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见照如见人。”
从共和派转向立宪派
流亡的生活并不平静。除了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外，在日本内阁大臣犬养毅家，梁启超结识了孙中山。
在以“得君行道”的康有为看来，孙中山倡导暴力反清，大逆不道，自己深受皇恩，断无与他合作的可能。
梁启超却没有丝毫成见，他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从善如流，赞成革命，很快便与孙中山打得火热。当时，孙中山的声望无法同梁启超相比，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1899年夏，康有为被日本政府驱逐，离开日本去了新加坡。少了老师的掣肘，梁启超同孙中山往来更加频繁。其实，梁启超并非对孙中山笃信不疑。
不久，梁启超联合康有为的13位弟子给老师写信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康有为接信后，怒不可遏，立即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梁启超表面上听从老师的话，内心却很不满。除了政见不同，经济的原因也很重要。梁启超流亡海外，主要靠办刊、卖文维持生计，生活清苦。而康有为声称有光绪的“衣带诏”，以保皇为名一路大肆敛财，掌握了百万巨款，却并未很好地接济梁启超。
到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后，梁启超对当地华侨说，他组织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此举顿时得罪了改良、革命双方，很多人指责他“挂羊头，卖狗肉”。然而没过多久，梁启超的态度就180度大转弯，彻底摒弃了用暴力革命建立共和的主张，转而支持开明专制的国体。
思想的转变源于他1903年应美国保皇会之邀游历了一番美国。在这片曾被他称作“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的土地上，他失望了。他见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兴旺发达的工业，却也见到了世纪之交的怪物——托拉斯，见到了马克·吐温笔下暗箱操作的“黑金政治”，更见到了华侨社会帮派林立、互相残杀的种种丑陋现象。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信仰崩溃的梁启超写道：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
回国后，他冷静地想了想，认识到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素质之低下，搞起革命来，一定是多年大乱。而最终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能量和权术的独裁者，到底还是专制。梁启超给革命开出的公式是：革命——动乱——专制。给立宪开出的公式是：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
从此，梁启超走上了坚定的改良主义的道路，利用各种渠道不遗余力地呼吁立宪。
革命党对梁启超的转变极为不满，他们在东京创办了《民报》，第三期就下了战书。一场立宪派同革命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论战拉开了帷幕。
革命派说：要自由，就得流血牺牲。
梁启超说：暴力革命得不到共和，只能得到另一个专制。
革命派说：日本、英国搞君主立宪，也要流血。
梁启超说：法国大革命，动乱80年，血流成河。其他欧洲15国，君主立宪，都和平完成转型。共和当然最好，但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立宪做起。
革命派说：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把时间耽误在过渡上。
梁启超说：因为渐进改革损失小。
两派你来我往，革命派占据着《民报》，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轮番上阵。立宪派只有梁启超孤身一人，阵地是他1902年创办的《新民丛报》。
通过和革命派的论战，梁启超确立了舆论界骄子的地位，并代替康有为成为立宪派新的精神领袖。
同时，在论战过程中，梁启超发明了一种介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后世称之为“新民体”。由于百姓和士子都乐于接受，新民体传播很广。用这种读者喜闻乐道的文体，梁启超写下感人至深的《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的铿锵之语激荡着那个时代无数年轻人炽热的心灵。
黄遵宪就极为推崇新民体，称赞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再加上梁启超善用“拿来主义”，直接将日文的汉字词语引入中国，诸如“政治”“经济”“哲学”“民主”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而这其中，有一个词是梁启超的原创，那就是“中华民族”。
不过，梁启超文采横溢也是一件可惜之事，他写惯了报纸文章、论战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他的一支笔可以惊醒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却没有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的著作。陈独秀就评价梁启超的著作为“浮光掠影”。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演讲时，引用《易经》里的话，勉励清华学生要做君子，树立“完整人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鼓励清华的同学“先从个人、朋友等少数人做起，诚诚恳恳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去做，一毫也不放松”，这样终会“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即使做学问，也要“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他的演讲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清华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
在清华聆听梁启超演讲的梁实秋回忆说：“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顾盼左右，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的授业恩师，可以这样说，没有康有为的培养，就不会有后来的梁启超；而梁启超更是因为与康有为共同致力于维新变法，被人合称“康梁”。
梁启超拜师康有为，对其性格生成及一生的道路选择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富有强烈事业心和美好追求的他，如铁块碰上了磁石。万木草堂打破了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方法，把求知和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经过万木草堂的学习，梁启超开始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
梁启超求学问的欲望极为强烈，平时对康有为虽无成见但却勇于坚持己见。从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开始，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初到日本梁启超与康有为一道主张“尊皇”，而仅一年光景，梁启超便大肆宣传民权、批奴性、讲自由，甚且鼓吹破坏主义。梁启超的行为引起康有为的不满，只因天各一方，康有为无可奈何。1900年7月，梁启超至新加坡，两人见面，由于学术思想分歧很大，康有为气恼竟至出手殴打。但梁启超仍坚持己见，并作诗“我所思兮在何处，卢孟高文我本师”“宁关才大难为用，却悔情多不自持”等句，表达出自己的心志。
但是康有为死后，梁启超甚是悲痛。梁启超痛哭几天，率清华园全体同学在法源寺开吊，自己披麻戴孝，在法源寺守灵三天，每天有人来行礼，他都在孝子位上站着。梁平时喜打麻将，但在康有为死后的三个月内他都不玩。
梁启超自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所以即使和老师有冲突误会，他也并不退让，而是坚持真理。也正是因为坚持真理，所以他后来坚定地与复辟、祀孔等思想行为进行斗争。
梁启超晚年受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教书育人，同时展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
梁启超认为，用科学只能发展物质文明；但却难以发展精神文明，尤其是人生问题，更为西洋哲学所缺乏。“从前西洋文明，总不免将理想与实际分为两撅，唯心唯物，各走极端。宗教家偏重来生，唯心派哲学高谈玄妙，离人生问题都是很远。唯物派席卷天下，把高尚的理想又丢掉了。”梁启超说：“所以最近提倡的实用哲学、创新哲学，都是要把理想纳到实际里头，图个心物调和。我想我们先秦学术，正是从这条路上发展出来。老、孔、墨三位大圣，虽然学派各殊，‘求理想与实用’一致，却是他们共同的归着点。”因此，“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
梁启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并非无限抬高中学，贬低西学。在他看来，“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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