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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范儿-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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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不仅在经学研究和新文化运动中敢于引领风气，他在历史研究和教书育人方面的标新立异也毫不逊色。
众所周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史学领域崛起过一个新派别：古史辨派。该派的代表人物除了顾颉刚和胡适，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钱玄同。该学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推翻了旧有的由“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往下说的旧历史学说体系，取得了空前的成绩。钱玄同毫无疑问是这一学派的肇端者，而这发源于他对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派的超越性思考。顾颉刚明确提及正是钱玄同的启发，才使他走上了疑古的治学道路。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十二（1923）年，玄同先生给我一封长信，论经部的辨伪。我和他已经一年多不相通问了，忽然接读这一封痛快淋漓的长信，使我精神上得着一种兴奋。我就抽出一个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写了一通复书……”这封复信，正是顾氏多年来蕴积于心中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系统看法。后来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于胡适主持的《读书杂志》，正式向学术界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学说。可见，这一学说之所以能出现，钱玄同居功甚大。更重要的是，当顾文发表后，钱玄同还给予了大力支持，马上在同一刊物上表态，称该学说“精当绝伦”，由此激发了当时的史学大论战。这一论战的后果是很明显的，至少，它瓦解了旧的史学系统，使中国的经、史研究可以跳出先入之见为准传统，而只把经学和史学当成单纯的学术来研究。
钱玄同在教学上极为重视引发学生的思考，而不重视学生的考试等技术问题。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各校对这位大学者的这一“陋习”虽说无可奈何，但也各有对策。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上书“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
北大的宽容态度，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地得意，竟向外四处推广，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钱先生登时也来了脾气，毫不退让，又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校方很是生气，警告钱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对此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信内附钞票若干。
这场官司的结局究竟如何，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但钱玄同从不判卷的大名，却从此在北京城内四处传开。
钱玄同虽说在判卷方面架子极大，但说到治学求知，钱先生则是虚怀若谷，常常不耻下问，充分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严谨的治学风范。
钱玄同在北大讲授的是音韵学。他口才流利，思维敏捷，讲课时滔滔不绝，风趣诙谐，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在一堂讲授广东音韵的课后，他竟收到了一位广东籍学生李锡予的信，对他的讲授提出了不同意见。
钱玄同认真地阅读了李锡予的来信，认为李讲得有道理。下次上课时，钱先生当众宣读了李的来信，他不仅表扬了李锡予，还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广东人，对广东音韵确实是不甚了解。同时，他还希望同学们都能独立思考，对他讲课中的不当之处，多多提出批评与纠正。钱玄同作为闻名中外的著名人物，竟能不耻下问，虚心向学生求教。他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深深地赢得了广大师生们的尊敬。
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1891。5。29—1934。7。14），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名复，原名寿彭，字半农，江苏江阴人。早年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后旅欧留学，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所作新诗多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语言通俗。他一生著作甚丰，创作了《扬鞭集》、《瓦釜集》、《半农杂文》，编有《初期白话诗稿》，学术著作有《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另有译著《法国短篇小说集》、《茶花女》等。其中《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
中学肄业的北大教授
在常州府学堂毕业前一年，出于对学校保守的教育体制的不满和失望，刘半农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放弃到手的大好前程，毅然从学校退学。
刘半农的退学在家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仅刘父大为震惊，家乡人也议论纷纷。刘半农决定离开家乡到外地发展。1912年，刘半农只身前往上海，经朋友介绍，在时事新报和中华书局谋到了一份编辑工作，并业余在《小说月报》、《时事新报》、《中华小说界》和《礼拜六》周刊上发表译作和小说。为了迎合读者口味，他给自己起了几个艳俗的名字，如半侬、寒星、范瑞奴等，而用得最多的笔名就是半侬。由于中文功底好、悟性高，再加上勤奋和才情，刘半农很快成为上海滩文坛上一个十分活跃的小说新秀，拥有了一批读者。5年时间发表了40多篇艳情小说，内容包括言情、警世、侦探、滑稽、社会等等有闲阶级阅读的消遣小说，如《失魂药》、《最后之跳舞》等等，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小说月报》、《小说大观》、《礼拜六》等杂志上，受到许多读者的追捧。苏雪林晚年回忆说：“半侬的小说我仅拜读过三数篇，只觉得滑稽突梯，令人绝倒。”
经过几年奋斗，刘半农在上海滩声名鹊起，被人称为“江阴才子”、“文坛魁首”，他已经可以靠着每月几十元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约他写稿的杂志越来越多，就连赫赫有名的报人和小说家严独鹤都来向他组稿，刘半农终于用一支笔为自己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1917年夏，刘半农从上海返回江阴，一方面在家中赋闲，一方面思考着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由于没有固定收入，只好靠变卖家中物品度日，经常穷得揭不开锅，最困难的时候连猫食都无钱购买，妻子不得不经常到娘家去借贷。就在一家人贫困潦倒的时候，忽然接到了一封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寄来的聘书，正式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突然接到全国最高学府的聘书，不仅妻子难以相信，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只有弟弟刘天华相信，他一向佩服哥哥的才华，相信以哥哥的天资早晚会出人头地，做出一番大事，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开始刘半农还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也不相信这样一步登天的好事会落到他的头上，想了半天才想到不久前在上海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一次难忘的会面，现在看来一切都是那次会面时的结果。事实正是如此，那次会面，陈独秀慧眼识珠，不仅看出刘半农身上的锐气，更看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北大正需要这样的人，于是向不拘一格选人才的蔡元培先生作了大力推荐。就这样，一个籍籍无名的连中学都未毕业的乡村青年一个鲤鱼跃龙门，跨入了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随着一纸聘书，刘半农这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一步跨入了北大这个全国最为显赫的高等学府。同时执教的还有钱玄同、周作人、胡适等人。最初他教授诗歌、小说、文法概论和文典编纂法等。虽然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好在他国学功底并不逊于他人，而且又长于写作，阅读广泛，上课又认真准备，不久就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很快人人都知道北大来了一个中学肄业的国文教授刘半农。一个偶然的机会，醉心于通俗小说创作的刘半农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大受震动，决定与旧文学决裂，投向新文学。1918年起，刘半农开始向《新青年》杂志投稿，表达自己文学改革的愿望。署名时斟酌再三，觉得自己以前用那种香艳媚俗的笔名“半侬”十分可耻，毅然去掉了偏旁，改为“半农”，以示与过去决裂。1918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应用文之教授》一文时，正式署名“半农”，从此“半农”成了他正式的名字。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新文化思想的中心，进入北大后，刘半农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仅在《新青年》杂志上写写文章，他觉得还不过瘾，他希望与复古派守旧派来一次彻底的对决，给他们以迎头痛击。在上海时他曾进过剧团做过编剧，所以他首先想到了双簧戏。觉得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形式。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好友钱玄同。钱玄同和他一样，也是个大炮筒子性格；曾经骂“桐城巨子”和“选学名家”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由于两人性情相近，在教授圈子里一向过从甚密，无话不谈。刘半农提议两人合演一曲双簧戏，一个扮演顽固的复古分子，封建文化的守旧者，一个扮演新文化的革命者，以记者身份对他进行逐一驳斥。用这种双簧戏的形式把正反两个阵营的观点都亮出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一开始，钱玄同觉得主意虽不错，但手法有些不入流，不愿参加。但刘半农坚持说，非常时期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经他反复动员，最后钱玄同才同意与他一起演一出双簧戏。这出双簧戏旗帜鲜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不仅真的引来了“王敬轩”那样的卫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发难，更多的却引起了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鲁迅对此也持肯定的态度。这一正一反两篇文章同时出现，结果“旧式文人的丑算是出尽，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一些原来还在犹豫的人都开始倾向新文化了，连朱湘和苏雪林都说他们是看了这双簧戏才变成新派的，可见双簧戏影响之大。
刘半农导演的这出双簧戏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插曲。关于刘半农对新文化的贡献，苏雪林认为：“虽不足与陈、胡方驾，却可与二周并驱。事实上，他对新文学所尽的气力，比之鲁迅兄弟只有多，不会少。”作为新青年的健将刘半农对新文学的贡献是很大的。但这样的评价，就未免过誉了。
发奋读成“国家博士”
刘半农到北大后，自知资历浅，所以十分勤奋，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创作也十分活跃，但在北大这个学院派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像他这样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大学教授依然被一些人视为“下里巴人”，对他能否胜任教学工作常常表示怀疑。一次在《新青年》编委组成人选上，胡适就直接提到了人选的学历问题，这对刘半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同时，刘半农在上海滩染上的才子气，包括衣着打扮等作派也遭到一些人的诟病。鲁迅后来在《忆刘半农君》中也指出：“那些人批评他的为人，是：浅。”“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
都说愤怒出诗人，对于刘半农则是发奋读博士。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刘半农考上了官费赴英留学的资格。1920年2月7日携夫人朱惠和女儿小蕙自上海启程，乘坐日本货轮“贺茂丸”赴英留学。
当时伦敦生活费昂贵，一家三口仅靠他一个人的官费生活十分拮据。半年后，又生下一对龙风胎，刘半农因地取名，把“伦敦”一拆为二，男孩先生名育伦，女孩后生名育敦。家里又多了两张嘴，经济压力更大了，穷得连摇篮都买不起，只好把从国内带去的柳条包拆成两截，做成两个简易的摇篮。穷则思变，听朋友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书丰富，生活费用也比英国便宜，于是1921年6月全家迁居法国，转入巴黎大学学习。
巴黎的生活费虽比伦敦便宜，但对一个仅靠官费养活五口之家的人来说也实属不易。在给友人信中，刘半农这样写道：“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留学费也欠了数个月不发……我身间有几个钱时，便买只面包吃吃，没了便算。”穷且益坚，刘半农出国时本来准备研究文学和语言学的，到了国外才知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于是忙把文学舍去，专攻语言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决定专攻实验语音学。出国前，刘半农有一个宏大理想，希望从理论上弄清从齐梁以来沈约等人提出的四声原理。此前国人一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决心揭开这个千古之谜。巴黎的名胜古迹，他无暇顾及，塞纳河风光他无意欣赏，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巴黎图书馆里。业余时间，他还得给国内杂志翻译写稿，挣钱养家。他的《扬鞭集》、《瓦釜集》中许多作品都写于这一时期。
实验语音学需要一些记音仪器，记音仪器不仅价贵且无处购买，于是他就自己动手，从废旧市场买来各种材料自己组装。凭着顽强的毅力，他硬是发明了研究语音学必需的仪器音高推算尺和音鼓。法国的博士学位一向要求极严，没有过硬的高水平论文想都别想，所以他一点也不敢马虎。所有的语音实验都一丝不苟，为了用科学的方法测验中国语音的有关数据，光是一篇两百多字的文章，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经过三年的努力，他终于完成了《汉语字音实验录》，首次对四声原理做出了科学的论述：指出决定汉语四声的主要因素是高低。1924年冬天，刘半农终于通过了巴黎大学的各项预试科目，获得了参加国家博士考试的资格。
1925年3月17日，刘半农参加博士学位答辩的日子。这一天，全家人早早地起来了，朱惠给全家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又给三个孩子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赵元任一家和蔡元培夫妇也前来助阵。考场设在阶梯教室，台上坐了一排身穿着深黑色长袍、肩披彩色绶带的巴黎语音学专家。考试分两场，上午口试，接受教授专家的提问；下午做实验示范演示。答辩一共进行了七个小时，最后专家组宣布：“刘先生做了一番惊人的科学工作，经过认真的讨论以后，我们一致认为应该授予他国家博士学位！”一位青年教师给刘半农戴上了圆形的博士帽。仪式结束，刘半农从台上走下来时，已经精疲力竭，几乎被人扶着走了出去。
刘半农的博士论文于1925年获得康士坦丁·伏而内语言学专奖，因成绩突出，刘半农还被吸收为巴黎语言学会的会员。这是中国人乃至亚洲人第一次获得这种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刘半农对此十分自得，经常得意地称自己是“国家博士”。寒窗苦读，总算有了扬眉吐气的一天。
“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从法国学成归国，受到北大热烈欢迎。在蔡元培的关心支持下，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语音实验室。他制订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决定完成一部《四声新谱》、一部《中国大字典》和一部《中国方言地图》。
1917年刘半农翻译英国戏剧《琴魂》，最早采用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她”，以取代过去习惯用的“伊”。1918年8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第5卷第3号发表史特林堡的《改革》译文，在《前记》中写道：“中国第三人称代名词没有性的区别，很觉不便。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这原是极好……”后来刘半农去英国留学，又到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写了一篇《“她”字问题》，寄回国，1920年8月9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文中说：“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的阴性代词？二、如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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