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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经典美文2014年第03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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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药，他还有很多旁门左道。比如有个病人高烧不退，见郎中来了就大喊大叫，跳起来朝门外跑。塌鼻子追上去一拳就把病人打倒在地，再把对方拖入水塘，不论对方如何惨叫，不论病人的亲属如何哀求，他死死揪住病人的头发，一次次把脑袋按入水中。直到没有什么动静了，才把几乎半死的病人拖上岸。人们遵他的指示，用好几重茧棉包裹病人，抬到床上去发汗。不到一个时辰，病人果然发出汗来，高烧渐退，神志恢复，亲属们无不欢天喜地。
更奇特的是，某家的一匹马右腿折断，村里人都等着吃马肉。塌鼻子走到屠夫前一举手说不可。他仔细看看腿伤，要马主人找来铜钱一枚，放在火里烧红，再下醋淬火，如是三番，用刀背将铜钱研为粉末，和着谷酒，灌入马口。五六天之后，马腿竟然奇迹般地复原如初。更奇怪的是，几年后这匹马死了，屠马者割开皮肉，还发现有一铜圈箍在当年的骨折之处。
塌鼻子的故事越传越多，最神的事莫过有些人曾偷偷地看他采药——他们后来大惊失色地说，他们看见了，看见了塌鼻子晚上出门，驾船过湖的时候根本不用桨，只拿一根草在水里搅两下，船就走得飞快！
他的门前常常求医者如云。我大姐的晕眩症发作时，我曾经开车拉她去过那里，但发现路边停了好几辆汽车，屋里人头攒动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踮起脚来，也只看见一排背影那边的一顶破呢帽，也算是一瞥他的尊容。当天的号子已经发放完了，没给我们留下机会。
人们说他门诊的一大规矩，就是任何人都得排号，谁也没有优先权。那一次是来了一辆小轿车，是县里某位大人物的太太求诊，陪同前来的乡干部笑脸求情，连塌鼻子自己的侄儿也来拉衣袖，想让官太太破例优先。塌鼻子不答应，说官有大小，病无贵贱，他这里是铁规矩。
但他还是得罪了不少人。打击非法游医的时候，县卫生局说他既无执照，更无文凭，有时还搞迷信，江湖游医的黑诊所必须马上关闭。他从那以后就放鸭子，把一大群鸭子放得肥大无比。人们说，他在湖边睡足了，只消拍三下巴掌，鸭子就会乖乖地跟着他回家。他又想睡觉了，只消把鸭铲立在稻田边上，鸭子就不敢越过鸭铲去吃别人田里的谷。
他站在门槛前，两只脚简直就是两棵树，在地上生了根，四个男子也休想把他推动。但他这一身武功不传子，理由是他儿子性子邪，有了神功可能招惹是非，祸国殃民。有人说：“政府把你的诊所都关了，你还想着国家社稷，难得。”他笑着说：“医道就是仁道，仁者以德报怨，不同卫生局计较。”
他后来又获准行医，大概是一些忠实的客户帮忙，或者是卫生局没法管死，虽然没给他执照，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对邻居们说，他猫肉吃得太多，食德太差，活不长了。六月乃淫厉之时，他将来一定病在六月，死在八月，这个日子是越来越近了。他说他死的那天还吃得酒肉，还唱得戏，只是傍晚会洗一个澡，然后一觉而逝，不声不响，不会麻烦任何人，大家大可放心。他甚至还预言，在他死后三个月之内，不是上海就是北京，必有一个状如老猫的高人要来聘他出山，只是那高人与他有缘无分，相见时分隔在阴阳两界。
他预言过很多事情，有过误，也有过验，只是不知这一次会不会说对。。电子书下载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山南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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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格的雨伞对有史以来第一个撑着雨伞走在伦敦街头的英国人来说，人生绝非美丽的玫瑰花园。这位名叫乔纳斯·汉纳的男士，是一名博爱主义者，时间是公元1750年。而雨伞广泛地为一般人使用，是大约30年后的事情，在这30年间，乔纳斯·汉纳先生不断受到路上行人的冷嘲热讽，诸如“要不就乖乖去坐马车，要不就依照神的旨意淋着雨走吧”。
雨伞在18世纪的英国无法普及，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男人大多佩剑。站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不但雨伞是种可笑的东西，同时带着雨伞和剑走路也几近不可能。为了不被雨淋湿而撑伞走在路上的人，在他人眼中似乎成了卑劣小人。
到了19世纪，人们终于不再随身佩剑到处走，而是以手杖或拐杖取而代之，但雨伞的地位在彰显男子气概方面仍然差那些东西好几级。然而到了1852年，约克郡的男子塞缪尔·福克斯发明了我们今日使用的金属骨雨伞，并设计成可以紧紧卷起来，收进细长的套子里的样子。这么一来，要说那是带鞘的刀剑或手杖也完全不成问题，终于让那里的人们觉得接受雨伞应该也没关系了。
虽然只是雨伞，也有种种复杂的历史。可以想见最早在电车里听随身听的前人的劳苦。
伦敦最有名的雨伞店是斯万·艾德里·布里格父子店，这也是王室御用的店家。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在少数的英国人相信，尽力紧紧卷好的雨伞象征着绅士的尊严。他们每天早上10点就带着雨伞去敲布里格的门，只为了将雨伞送去清洗、熨烫并仔细卷好收起来。
布里格雨伞的设计绝对不会改变。简单来说就是浑圆有如覆碗的造型，虽然不适于情侣共撑，但一个人撑着就不太容易被雨水打湿。在布里格，约需9～10名工匠费时3个钟头，才能制作出一把雨伞。最便宜的尼龙款式大约15000日元一把，最高级的大约要14万日元。
摘自南海出版公司《碎片，令人怀念的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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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梢人人都这么说，二姐姐是村子里顶漂亮的美人。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可说不清楚。
我整天跟在她后头转悠，总是黏黏糊糊地缠着她。她上哪儿，我就上哪儿。她干啥，我就干啥。娘就会吼我：“那点事用得着两个人？还不喂你的猪去！”
我心急火燎地喂下猪，赶紧又跑回二姐姐身边。娘又该叫了：“你慌的个啥！赶死去嘛！看把猪食撒了一地。”这时，二姐姐又会用手指头弹一下我的脑门儿。我很愿意她弹我的脑门儿，因为那并不很疼。
我爱听她笑。她笑起来的样子真是爱死了人：歪着脑袋，垂着眼睛，用手背挡着嘴角。那浅浅的笑声让人想起小溪里的流水，想起山谷里回响着的鸟鸣……每到这时，我便像受了她的传染，咧开我的大嘴巴，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起来，吓得鸡飞狗叫。一听见我那放纵的大笑，娘和二姨就会申斥地吼我：“快闭上你那大嘴，哪个女子像你那样笑，真像个大叫驴！”
二姨是顶忙的人。村里哪一户人家发生了婚丧嫁娶这样的大事，几乎都离不开二姨。要是哪家聘姑娘、相女婿不是二姨经的手，她就像丢了多大的面子，三天见人没有好气儿。
不用说，二姐姐的婚事当然得由二姨经办。提了几家的小伙，二姐姐就是不应。可是，二姨干了一辈子说媒拉纤的营生，要是不让她过问这件事，可不就跟宰了她一样地难耐！尤其二姐姐还是她的外甥女，这就让她脸上更没颜色。
初一那天，二姐姐说是带我赶集去。临走前，二姨偷偷地把我扯到一边，趴在我耳朵上说：“大雁，赶集的时候留个心眼，看看你二姐姐都和谁个搭话来！”
唾沫星子从她那厚厚的嘴唇里不断地喷射出来，弄了我一耳朵，潮乎乎、热烘烘的。我什么也没有听清，大声地反问她：“你说的啥？”
她赶忙捂住我的嘴，把她的要求又说了一遍，还叮咛我不许露出马脚。她那鬼鬼祟祟的样子，给她布置的那个任务增加了很大的神秘感。那时候，凡是神秘的事情都让我觉得好玩儿。我答应了她，记住了她说的一切要点。
出了我们这个沟底，翻上了邻村的崖畔。我看见了人家搭在打麦场边的秋千。
二姐姐说：“歇歇脚吧！”
秋千架下的气氛十分红火。小女子们闪在一旁，想偷偷看看正在蹬秋千的小伙的风采，又扭扭捏捏地不敢看。小伙们推推搡搡，摩拳擦掌，有意地想在那些标致的小女子面前显露一手，一个个比着看谁蹬得高，恨不得把脚下踩着的那块木板蹬飞了方才解恨。
我一看，红了眼，“咋咱村就没人想着给安个秋千！”
二姐姐抢白我：“还不够你疯的嘛！”
我没顾得上回她的嘴。打秋千那热烈而惊险的游戏占了我全部的注意力。我张着大嘴巴，看得眼睛直发呆。
二姐姐用手捂上我的大嘴巴：“快闭上你那嘴，看人家的羊肚子手巾飞进去哩！”她不乐意人家看见自己妹子那副呆头呆脑的样子。
朝我们走过来一个小伙。我见过他，知道他。他是乡里的识字模范。大家都叫他三哥哥。他问我：“大雁，你想打秋千吗？”
我双脚一跳老高地说：“打！”
二姐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没羞！你见谁家女子打秋千呢！”
我看出她并没有真正地反对我，因为她那双使劲儿瞪着我的眼睛里，全是关不住的笑意。
我把脖了一拧：“我打，我就是要打嘛！”
“人家笑话你，我可不管！”
“谁要你管呢！”我怕她揪住我不放，赶紧跟着三哥哥就要走，却又忽然想起，“咦，你咋知道我叫大雁呢？”
二姐姐撇着嘴笑了：“你是有名的馋丫头，谁个不知道！”
对，二姐姐说的有点道理。
三哥哥才把我领到秋千架跟前，小伙们立刻围上了我，都说：“你莫怕，先坐在脚蹬板上，我们先带带你！”
怕？！
我才不怕呢！
我往脚蹬板上一坐：“来吧！”
先是三哥哥蹬着秋千带我。唉呀，我可真有点怕呢！秋千荡过来，摆过去，我的心忽悠忽悠地。我闭着眼睛，缩着脖子，不敢朝下看。两只手死死地攥着秋千索，担心它会不会断掉，或是因为我抓得不牢，“叭嗒”一下掉下去，摔成个肉饼子。
没有，一切都好好的。我的胆子渐渐地大了起来，手试着松开了一些，我发现我的身体好像变成了秋千的一个部分，哪怕只是用手轻轻地挨着秋千索，也绝不会忽闪下去。我从脚蹬板上站了起来，学着三哥哥的样子，腿往前一蜷荡了过去，往后一蹴又摆了过来。唉呀，我简直变成了神仙，在天空中飘来飘去。我看见平原上平时总被山崖和大树遮挡着的那条河啦；我也看见平原上那条细得像带子一样的铁路啦；还有火车站上那像小盒子一样的房子啦……再往秋千底下一看，二姐姐啦、小女子们啦、小伙们的笑脸全都连成了一片，分不清谁是谁了。我快乐得晕乎了。在晕晕乎乎之中，好像听见二姐姐叫我下来，不过我已经顾不上许多了。
回就回，反正我也耍够了，谁还稀罕走去赶集嘛！我回过头去，恋恋不舍地看着秋千架，还想寻着教给我快乐的游戏的三哥哥，对他说句知情的话，却见不着他的影子啦！
二姐姐一句话也不说，只顾在前头低着头走路。她真生我的气了？我偷偷地用眼睛瞄了瞄她，她眯着眼睛不知在想啥，嘴角上还挂着甜甜的笑哩！
哼，美得她！
我忽然想起二姨交给我的任务，立刻收住了脚，着急地说：“哎呀呀，净顾着耍了，还有大事没办呢！咱还是上集上转一转吧！”
二姐姐悠悠地问我：“你有啥事？”那神情仿佛刚从梦中醒来。
“二姨让我到集上看看你都和谁搭话来！”一着急，我忘记了二姨不让我露出马脚的叮咛。
二姐姐绯红的脸儿笑了，像三月里绽开的一朵桃花：“你就说，我和谁也没有搭话！”
对嘛！我相信她，我们连集上都没去，她能和谁搭话？
我很高兴，觉得这一天耍得好痛快，二姨交给的差事也没花我多大力气。于是，我尖着嗓子，唱起了小山调。
回到家里，二姨自然盘根问底。我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她有点失望，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过了两天，二姨又揪住我：“你说她没和谁搭过话？”
“对呀！”
“不像，她那神气不对嘛！”
哼，她还是个相面的先生呢！“咋不对嘛？！”我替自己，也替二姐姐抱屈。
“你懂个屁！”她从头到尾，又把我审了一番，连细枝末节也没有放过。
她恍然大悟地追问了一句：“你打秋千去了？”
“啊，打了！”
“你耍了多久？”
“好大一晌呢！”
二姨把那双胖手一拍：“这就对咧！”
“咋对了？”
“你这傻女子，啥也办不成！白费了我好些唾沫星子！”
这话不假。我立刻想起她交代任务那天，喷射在我耳朵上的唾沫星子，的确不少。那种潮乎乎、热烘烘的感觉，再一次袭击了我，我不由得用手掌又去擦了擦我那干干净净的耳朵。
收罢秋，二姐姐出嫁了。新郎就是邻村的三哥哥。我真爱二姐姐，也喜欢三哥哥，如果不是他，而是别人娶走了二姐姐，我一定会张开嘴巴大哭一场。相反，我当时心里只有高兴的份儿，好像把一件心爱的礼物，送给了一个心爱的人。
摘自辽宁教育出版社《中国儿童文学60周年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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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第一次到你的家，那是个夏天。那时，我刚到国外，进入一个陌生环境。当多佛的白色海岸越来越远时，我离你就近了。我乘火车转地铁到你家。我记得你住在林荫道，就在林荫广场不远，附近有公墓和磨坊。
我们一起经历那场大浩劫，没想到会在异乡见面。
那是一个老房子的顶楼，我就像回自家一样，你陪我去河边，河上的雾那时像画一样朦胧。
从那之后，我经过你的城许多次，来去匆匆，都没有机会见面。有一年是荷兰和德国合拍我的一个生活纪录片。我约你出来，在作家G家见面。我到G家时，你已在那里了。正好那天你生日，制片人知道后，特地邀请大家上日本餐馆吃饭——让我们一起庆祝这个生日。
我第二次到你家是四年前的一个秋天。你家搬到城西面，紧挨着西郊的公园，隔着环城高速公路，在户外可听见烦人的汽车声。附近除了那公园，还有一座显得神神秘秘的小教堂，似乎没有什么有特色的标志。从你家出来，经过一段林荫小道，走路到大学区仅需一刻钟。
天天在一起，完全不想到外面去走。我很累，每天睡觉。起床后，和你一起做饭吃，窗外红霞满天，接着一片片凋零。我第一次注意到这城市的天空，还注意到你仍是喜欢饭后抽一支香烟，留着短发，一点也不见老。
住了一周，你把我送上去外省的火车，按车厢号上车。你走后，我才发现把车厢号弄错了，完全是两个方向。我提着行李，想去正确的车厢。可车速太快，只得随便在一个空位上坐下来。那是个抽烟的车厢，上上下下的旅客抽烟厉害，熏得人昏昏欲睡。我这才想起这次见面，竟未与你好好说话。
火车仍在外省境内行驶，秋色迷人。多年前你收留过我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处处护着我。我们每天说我的小说、别人的小说到次日凌晨，那么多的话，像和镜子说话，然后就说生者，说死者，说老家的天井。我喜欢在那里，看鸟飞过天空，闪电咔嚓响，雨水如帘，灰瓦上突然生出一枝黄花。
那一切是无法解释的。如同现在我失语，我看到火车驶过的原野，那一棵棵花树飞逝而去。我看到一株玫瑰，仿佛透过车窗玻璃涌来阵阵香气，一种《辞海》里也找不到的香气。
人闻久了，晕乎乎，就难找到自己。
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53种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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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叫出口的名字朋友和一个女孩儿擦肩而过，回味曾经的爱情滋味时，怅然叹道，我记得她笑的样子，也记得她哭的样子，唯一不记得的就是她喊我名字的样子。仔细想想，在一起半年，她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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