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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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相信，只要父亲李旦登基，自己很快就会成为帝国的储君。虽然他不是嫡长子，但是在他看来，就凭这场政变所取得的“安定社稷”和“拥立相王”之功，天下人就没有理由不拥戴他，大哥李成器更没有什么资格跟他竞争太子之位。

说白了，谁打下的江山，当然就要由谁来坐。

所以，眼下李隆基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服父亲当皇帝。

当天夜里，李隆基就找到了大哥李成器，然后和他一起来到相王府，苦口婆心地劝说父亲接受禅让，登基为帝。（《资治通鉴》卷二○九：“成器、隆基入见相王，极言其事。”）

看着两个儿子万分诚恳的表情，听着他们一遍遍近乎乞求的劝说，相王李旦在心里不停地发出一声声长叹。

为什么天底下无数人拼了性命要夺取的东西，却偏偏是自己不想要的呢？

为什么被自己视同枷锁，视同藩篱，视同禁锢的这顶天子冠冕，却要一次次地被别人强加在自己头上呢？

当初母亲武曌把他强行推上皇帝之位，实际上是把他变成了一只装点门面的政治花瓶；表面上让他成为帝国最尊贵的男人，实际上是把他变成了世界上最高级的“囚徒”。

而现在，虽然再也没有母亲的铁腕来操控他的生命，但是儿子们现在要求他做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胁迫”呢？

李旦一生崇尚淡泊宁静，自然无为的人生哲学，可事实上他的一生丝毫也不宁静自然，而是时刻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载沉载浮，身不由己。原以为母亲武曌下台后，他的人生就再也不会落入被利用，被胁迫的窘境，没想到天地如此之大，他却始终逃不出“被”字的网罗。

如今，妹妹太平和三郎隆基又扛着他的旗号搞了一场流血政变，再度把他推入“被代表”“被拥立”的政治漩涡之中，真是让他备感无奈。其实李旦很清楚，妹妹太平和三郎隆基都是不甘居于人下之辈，二者的权力野心谁也不比谁小。现在他们之所以合起伙来把他强行推到前台，无非是想利用他的身份来强化新政权的合法性而已。换句话说，他们其实是把他当成了一面幌子，一个跳板，一种暂时性的过渡。迟早有一天，在太平和隆基之间，必定会再次爆发一场权力斗争。到那时候，李旦悲哀地想，自己也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就像眼下的少帝李重茂不得不在时势逼迫下“被禅让”一样，到那时候，自己恐怕也只能步他的后尘，在妹妹或儿子的逼迫下“被逊位”……

可明知如此，相王李旦又能如何呢？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

六月二十三日深夜，在两个儿子的一意坚持和苦苦劝说之下，相王李旦终于被说服，被感动了，最后无力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六月二十四日。晨。太极殿。

一具贵重的楠木棺椁停放在大殿的西边，里面躺着二十多天前被毒死的中宗李显。

一张宽大的御座被放置在大殿的东边（原来的位置是坐北朝南，国丧期间改为坐东朝西），上面坐着二十天前刚刚登基的少帝李重茂。

中宗灵柩旁站着面无表情的相王李旦。

少帝御座旁站着容光焕发的太平公主。

大殿下方站满了鸦雀无声的文武百官。

百官前列站着目光炯炯的李隆基和刘幽求。

这是一场特殊的朝会。

整个太极殿一片静默。

人人都在静默中等待一个毫无悬念的谜底揭晓。

太平公主用一种矜持的目光依次扫过所有人的脸，然后不紧不慢地开口了：“家国多难，社稷不宁，皇帝欲以此位让叔父，诸位认为如何？”

文武百官低垂着头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继续保持沉默。

只有刘幽求挺身出列朗声道：“国家多难，皇帝仁孝，追踪尧舜，诚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爱尤厚矣！”（《资治通鉴》卷二○九）

皇帝仁孝，故“被禅让”；相王慈爱，故“被拥立”；百官沉默，故“被代表”。很好，叔慈侄孝，君仁臣忠，上下和睦，一团和谐。

然而，刘幽求说完后，瘦小的少帝李重茂却依旧一脸茫然地坐在宽大的御座上，仿佛根本没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一切。

太平公主嘴角掠过一丝鄙夷的冷笑，径直走上前去，对少帝说：“天下之心已归相王，这不是你小孩子的座位。”说完一把抓住李重茂的衣领，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他提下了御座。

就这样，在几个政变首脑的一手操纵下，大唐帝国迅速完成了新一轮的权力交接。

当天，李旦正式登基，并亲临承天门，宣布大赦天下。一个月后，朝廷改元景云。

这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二次登基，与第一次登基时隔二十六年。

人生如梦，世事如烟。

二十六年是一场无奈的轮回，充满了一种宿命的怅惘。李旦发现自己走了很久，走了很远，可是一不小心，却又回到了当初那个极力想要逃离的地方。当初被他弃如敝屣的那顶皇冠，而今又成了他不得不戴上的一副枷锁。

第一次帝王生涯给李旦带来了无尽的压抑、苦闷和烦恼，而第二次帝王生涯，又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两强相争中的夹缝天子】

李旦即位后，一个严峻的问题立刻摆在了他的面前。

要立谁为太子？

李旦知道，三郎隆基发动这场政变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太子之位，而且以他的能力和功劳而言，这个位子确实也是他应得的。但是棘手的问题在于，隆基排行老三，而且还是庶出，如果立他，嫡长子成器会作何感想？

按照自古以来“立长不立贤”的传统，只有成器才是储君的不二人选，无论隆基能力再强，功劳再大，都不应该染指太子之位。可是，如果隆基一心要争，而成器又坚决不让的话，事情又该如何解决？

一个建有不世之功，一个拥有法理依据，立谁都没错，可立谁又都不妥。

在此，李旦发现自己陷入了跟当年的高祖李渊一样的困局。搞不好，李唐皇室就有可能重演一场兄弟阋墙，骨肉相残的悲剧。

怎么办？

就在李旦万分焦灼，无计可施的时刻，长子宋王李成器主动站出来了。他对李旦说：“国家安定，则先考虑嫡长子；国家危险，则先考虑首功之人。倘若违背这个原则，天下必将失望。所以，臣宁死也不敢居于平王之上！”一连几天，李成器流泪请求，态度坚决。

很显然，这是一个明智的嫡长子。

他对目前的形势有非常清醒的判断，对李隆基的实力和野心也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他知道，仅凭自己嫡长子的身份，是远远不足以同三郎竞争和较量的。因此，与其冒着丧失一切的风险去打一场同根相煎并且毫无把握的仗，还不如做得漂亮一点，主动让位。这样既显得自己深明大义，又能换取李隆基的感激和信任，从而保住自己的亲王地位和后半生的富贵，何乐而不为？

李成器的主动弃权让李旦如释重负。与此同时，大多数朝臣也认为平王李隆基建立奇功，应为太子。紧接着，李隆基的心腹刘幽求又一次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对睿宗李旦说：“臣听说，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功莫大焉！何况他素有贤德，请陛下不必再犹豫。”

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六月二十七日，亦即政变后的第七天，睿宗李旦正式册立平王李隆基为太子。为了取得平衡，李旦又于次日将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三个要职同时授予了长子李成器。

接到诏书的这一刻，李隆基似乎显得出奇的平静。

或许该有的激动和喜悦都已在他心中预演过无数次，因而兴奋之情早就淡了；又或者拿到一种命定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会有什么从天而降的惊喜之感。总之，李隆基很平静。

当然，即便李隆基心里认定太子之位是自己份内应得的，表面上的客套文章还是要做的。他随即上表，非常谦虚地推让了一番，不过马上就被睿宗李旦驳回了。

就这样，几乎没费什么周折，李隆基就成了大唐帝国的皇太子。

一条通往天子宝座的红毯已经在他的脚下铺开。不过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障碍也已经出现在红毯的前方。

准确地说，是一个女人挡住了李隆基的去路。

她就是太平公主。

韦后和安乐公主死后，如果有人认为，大唐帝国从此已经摆脱了牝鸡司晨的尴尬和女主天下的危险，那他就太过乐观了。因为，原本就比这两个女人强过百倍的太平公主，此时正在用一种比过去更加强势的姿态，在帝国政坛上迅速崛起。

要了解太平公主在睿宗一朝究竟拥有怎样的强势地位，有必要引述一段《资治通鉴》的记载：

〖太平公主沈敏多权略，……中宗之世，韦后、安乐公主皆畏之，又与太子共诛韦氏。既屡立大功，益尊重。上（睿宗）常与之图议大政，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或时不朝谒，则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辄问：“尝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然后可之。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馀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简皆封王，田园遍于近甸；收市营造诸器玩，远至岭、蜀，输送者相属于路；居处奉养，拟于宫掖。〗

这段记载的大意是说，太平公主性情沉稳，机智灵敏，擅长权谋，早在中宗时代，韦后和安乐公主就对她甚为忌惮，后来她又与李隆基一起铲除韦氏、拥立睿宗，因而屡立大功，位尊权重。睿宗李旦经常召她入宫商议大政方针，每次商谈的时间都很久；有时太平公主没有入宫，睿宗便会派宰相到她府上请示磋商。此外，每当宰相向睿宗呈递奏章时，他第一句话总是问：“跟太平公主商议过了吗？”紧接着又问，“跟三郎商议过了吗？”在听到肯定的答复后，才着手批复。

当时，太平公主所想望的，睿宗没有一件不应允。宰相以下文武百官的擢升或贬降，只在太平公主一句话，其余经她推荐而一夜之间飞黄腾达的官员，更是不可胜数。

由于太平公主的权势之隆完全不亚于皇帝李旦，所以朝野上下人人趋之若鹜，其府邸总是门庭若市。她的三个儿子薛崇行、薛崇敏和薛崇简都被封王，地产和庄园遍布京师郊外。为了收藏各种奇珍异宝和器物古玩，不惜派人远赴岭南和蜀地去淘宝，运送的人马和车辆一路上络绎不绝。同时，太平公主饮食起居的奢华程度，简直可媲美于皇宫。

从上述记载明显可以看出，睿宗李旦是一个典型的夹缝天子——一边是建有大功，自命不凡的儿子，一边是素来强势，权倾朝野的妹妹，属于李旦的空间自然就变得十分狭小。为此，他不得不在这两个强势人物之间勉力维持平衡，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几乎是从李旦登基的第一天起，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政治博弈就已经开始了。

博弈的焦点在于朝政大权的争夺，而表现方式则是宰相班子的人事变动。

唐隆政变后，以萧至忠和崔湜为首的一帮后党成员本来已经被逐出朝廷，可这帮官场老手并不轻易认栽。以他们从政多年所养成的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很容易就能察觉出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而这样的矛盾对萧至忠等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机会。他们相信，只要及时靠上太平公主的码头，就完全有可能咸鱼翻身，东山再起。所以，尽管接到了朝廷的贬谪令，可他们并不急于动身赴任，而是一个个削尖了脑袋，不约而同地往太平公主的府上跑。

看着这些栖栖遑遑的丧家之犬，太平公主面带微笑地敞开了大门。

对太平公主来讲，这些人过去是谁的党羽根本无关紧要，他们的操守和品行如何就更是无须多虑，只要他们从现在开始效忠于她，她就可以既往不咎，来者不拒。尤其是这个萧至忠，几年前曾在中宗面前极力替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开脱，如今带着这份功劳前来投靠太平公主，自然更容易被接纳。

于是，太平公主迅速收编了这帮韦后余党，随后极力向睿宗施压，终于迫使睿宗重新起用了这批人。萧至忠官复中书令，崔湜官复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其他几个也照样官复原职。这些在唐隆政变中侥幸逃过一死的有罪之臣，就这样在太平公主的荫庇下，摇身一变又成了堂堂的帝国宰相。

眼看太平公主如此明目张胆地培植党羽，控制朝政，李隆基当然不会无所作为。被立为太子后，他马上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迅速提拔了两个官员，把他们从地方调入中央，一举让他们进入了宰相班子。

这两个人，一个叫姚崇，一个叫宋璟。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人，生于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早在武周时期，姚崇便已官至宰相，因处事精明干练而深受武曌赏识。张柬之得以在八十高龄入阁为相，便是姚崇和狄仁杰大力举荐的结果。神龙政变后，武曌被废黜，姚崇念及往日君臣之情，为武曌一洒同情泪，引起五大臣不满，被贬为地方刺史。

宋璟，邢州南和（今河北邢台市）人，生于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自少博学多识，工于文翰，弱冠中进士，武周时期官居御史中丞，以忠直耿介、执法严明、不阿权贵著称，颇为武曌所器重，曾为弹劾二张而与武曌面折廷争。中宗时，宋璟担任吏部侍郎兼谏议大夫，因不满武三思擅权而遭排挤，被贬为地方刺史。

如今，在太子李隆基的垂青之下，这两个人终于回到了帝国的权力中枢。姚崇就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璟就任检校（代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事实证明，李隆基识人用人的眼光确实高明，因为姚、宋二人都没有让他失望。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姚、宋二人成了李隆基最为得力的心腹股肱，不仅尽心竭力地帮助李隆基对付太平公主，并且还在几年后辅佐李隆基缔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辉煌时代——开元盛世。因此功绩，姚崇和宋璟也成了青史留名的一代贤相。

史称姚、宋此次回朝后，同心协力“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资治通鉴》卷二○九）

在姚崇和宋璟的大力整饬下，帝国政坛出现了一派拨乱反正的崭新气象。比如在中宗时期被武三思迫害致死的张柬之等五大臣，皆被平反昭雪；李重俊也被追复太子位号，谥号“节愍（mǐn）”；成王李千里、羽林大进军李多祚等人，也都被追复官爵；此外，因犯言直谏而冤死的郎岌、燕钦融、韦月将等人，也都被追赠了官职。

同时，废除武氏宗庙，追削武三思、武崇训的爵位谥号，并开棺暴尸，铲平坟墓；追废韦后为庶人、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黜退了中宗一朝的“斜封官”数千人。

由于姚崇和宋璟的改革举措深得人心，所以立刻获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拥护。他们的威望显著提升，自信心也大为增强。紧接着，在李隆基的授意下，他们又迅速把矛头指向了同为宰相的萧至忠等人。

尽管萧至忠的职位还在姚、宋二人之上，可他明白，自己毕竟是旧势力的代表，在当前这种革故鼎新的形势下，他只能一心一意地夹着尾巴做人，根本无力与姚、宋二人抗衡。而像崔湜这样的二级宰相（同平章事），面对姚、宋雷厉风行的改革行动，就更是心惊肉跳，寝食难安了，他们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