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1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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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随即侃侃而谈，向玄宗提出了他的十条政治建议：一、施政以仁义为先；二、不谋求对外扩张；三、执法从亲近之人始；四、宦官不得干预政事；五、对百姓除租赋之外不得苛取；六、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要职；七、对臣下接之以礼；八、鼓励犯颜直谏；九、停止建造各种佛寺道观；十、杜绝外戚干政。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事要说”。

此“十事”，与其说是宰相跟皇帝的十条约法，不如说是姚崇的十大施政纲领。当时玄宗求治心切，此“十事”又皆为切中时弊之言，所以玄宗欣然接受，全盘采纳。

从玄宗朝廷日后出台的种种政治举措来看，基本上都是以这十大纲领作为指导思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姚崇所言的“十事”，实际上就是一整套针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治国方略。正是这一套方略的推行实施，玄宗朝廷才会呈现出一派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清正廉洁、抑奢求俭的政治新气象，从而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旧唐书·玄宗本纪》）

玄宗深知，姚崇是一个栋梁之才，只因这些年来政局紊乱，仕途颠沛，所以他一直没有机会施展才干，如今所有的障碍既已清除，自然要给他提供一个广阔的舞台，好让他放手大干一场。史称开元之初，“上初即位（实际应为“初亲政”），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资治通鉴》卷二一○）

然而，玄宗固然敢于“专委”放权，姚崇复相之初还是有些放不开手脚。就算是任命一些低级官吏，姚崇也要一一禀报，不敢自专。有一次，玄宗听完他的奏报，忽然仰头望着房梁，一句话也不说。姚崇再三言之，玄宗却始终沉默。姚崇又惊又疑，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只好怏怏告退。

姚崇退下后，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忍不住问：“陛下刚开始治理大政，宰相奏事，可与不可都当面议，陛下为何一言不发？”

玄宗面露不悦之色，说：“朕把政务交给姚崇，有大事理当奏闻，可像这种任命郎吏的小事，他自己完全可以定夺，又何必事事来烦朕？”

高力士恍然大悟，随后便把皇帝的这个指示精神透露给了姚崇。姚崇闻言，所有的忧愁和顾虑一扫而光，从此大胆秉政，“独当重任”，于大小政务“断割不滞”。当时的另一个宰相卢怀慎自知才干不及姚崇，于是“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旧唐书·卢怀慎传》）

有一次，姚崇家中办丧事，请了十多天假，朝堂中政务公文堆积如山，卢怀慎不敢决断，只好向玄宗请罪，没想到玄宗却说：“朕把天下事交给姚崇，卿等坐观其成就可以了。”

姚崇假满归来，没几天就把积压的政务全部处理掉了。众人大为叹服，姚崇亦颇为自得，忍不住问中书舍人齐澣：“我当宰相，比起管仲、晏子如何？”

齐澣略微沉吟，答：“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世，至少用其一生。而公所订之法，随时变更，似乎不及二人。”

姚崇又问：“那么你对我作何评价？”

齐澣道：“公可谓‘救时宰相’。”

姚崇大笑，把手中毛笔一掷，说：“救时宰相，也殊为难得了！”

姚崇理政，善于权变，因事制宜，从不墨守陈规，且办事雷厉风行，注重实效，所以“救时宰相”之誉，亦可谓恰如其分，实至名归。姚崇的上述执政风格，在随后展开的灭蝗斗争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开元三四年间，黄河中下游地区连续爆发了大规模蝗灾。蝗虫过处，千里赤地，颗粒无收。在古代农业社会，蝗灾所造成的损失无疑是各种自然灾害中最为严重的，如果对治不当，不仅国家的粮食储备会出现问题，还会造成大量的灾民和流民，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动摇统治根基。

所以，如何对付这场前所未有的蝗灾，就成了姚崇最后一任宰相生涯中最严峻的挑战。

蝗灾始发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夏。古代人笃信天人感应之说，认为蝗灾是一种天谴，人力不可违抗，因而面对铺天盖地、漫山遍野的蝗虫，各地的官员和百姓都不敢捕杀，而是一味焚香祭拜，修德禳灾，希望以此感动上苍，使蝗灾自灭。

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人们拜得越虔诚，蝗虫就繁殖得越厉害，最后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田中的农作物被蝗群吞噬殆尽。对此，各地官员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

姚崇闻报后，立即上奏玄宗，强烈建议派遣御史分赴各地，组织当地的官员和百姓捕杀蝗虫。可朝臣们多以为蝗虫数量太多，难以除尽，玄宗对此也是满怀疑虑。

姚崇坚持说：“如今蝗满山东（崤山以东），且繁殖速度极快，为历来所罕见。河南、河北百姓，储粮不多，倘若农田无收，必定流离失所，事关百姓存亡，社稷安危，切不可犹疑拖延。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臣知陛下有好生恶杀之德，故此事无须陛下颁布诏书，只须臣下发牒文，督促各地灭蝗。若仍除之不尽，请陛下将臣的官职爵位全部削除！”

这就叫“有功归于上，有过归于己”。

这是一种为官的智慧，也是一种做人的勇气和担当。

既然姚崇都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玄宗当然没有理由再表示反对。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平日里唯唯诺诺，对姚崇惟命是从的宰相卢怀慎却站了出来，再次反驳说：“蝗是天灾，岂能以人事对治？外间舆论均以为此法不妥，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地和气。此事尚可商榷，请公三思。”

姚崇厉声应道：“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此言一出，卢怀慎哑口无言，满朝文武也顿时噤声，于是此议遂定。

随后，姚崇立即行动起来，一边发文，一边派遣御史分赴各地。他还在牒文中提出了灭蝗的具体办法：根据蝗虫夜间趋火的特点，“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yì，掩埋），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

为了提高百姓灭蝗的积极性，姚崇还采取了特殊的赈灾办法，将赈粮数量与灭蝗数量挂钩，“采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朝野佥载》）

采取了上述措施后，一度肆虐的蝗灾得到了较为有力的控制。“是岁，田收有获，民不甚饥”。（《旧唐书·玄宗本纪》）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春夏之交，蝗灾再次爆发。姚崇按照去年的经验，任命一批御史为“驱蝗使”，分赴各地组织灭蝗。不料，前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的御史却遭到了当地刺史倪若水的强烈抵制。即便已经有了去年收效甚著的灭蝗事实，可倪若水还是死抱着旧观念不放，一再声称：“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拒不执行朝廷的命令。

姚崇勃然大怒，当即发文予以驳斥：“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这句话的大意是：古代有德的地方长官，蝗虫不入其境，如果说他是靠修德才免灾的，那你倪若水岂不是因无德才导致蝗灾？

姚崇此言，可谓典型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倪若水接到牒文后，目瞪口呆，半晌无语，最后只好老老实实地按照姚崇的“焚瘗之法”组织力量灭蝗，结果很快就“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姚崇传》）

与此同时，玄宗还颁布诏书，命各地“驱蝗使”严格审查州县官吏在捕蝗方面的成绩，并予以公布，以此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之一。

有了姚崇极力推行的灭蝗举措，加上玄宗的支持，灾情总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姚崇：为盛世奠基（下）】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开元盛世”几乎就是繁荣和富庶的代名词。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其他朝代暂且不论，仅以唐朝自身来看，开元、天宝时期的繁荣和富庶程度，在本朝三百年历史上就是属于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开元、天宝的富庶呢？

答案有二，一是开源，二是节流。换言之，就是勤奋和节俭。

要想致富，舍此别无他途。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莫不如此。也就是说，倘若没有开元初期自上而下的抑奢求俭，就绝对没有开元中后期和天宝年间的繁荣富庶。

其实，早在姚崇复相之初所提的“十事”中，“施政以仁义为先”“对百姓除租赋之外不得苛取”“停止建造佛寺道观”等主张，就都包含了“抑奢求俭”的思想。

开元二年七月，为了改变自中宗以来“风俗奢靡”的社会现状，玄宗就从自身入手，率先垂范，开始了一场“抑奢求俭”的改革运动。他下诏宣布：“凡是宫中多余的车辆、服饰以及各种金银珠宝器具，都应交由有关部门销毁，以供军国之用；珠宝璧玉、锦绣绸缎，焚于殿前；后妃以下，一律不准穿戴珠玉锦绣。”

三天后，改革对象指向了文武百官：“朝中百官的衣服上、腰带上以及饮酒器具、马勒马镫上，三品以上官员可镶嵌璧玉，四品官员可镶嵌黄金，五品官员可镶嵌白银，余下官员一律禁止；妇人服饰以其夫、其子为准。旧有的锦绣绸缎，全部染为黑色。自今以后，全国范围内一律不准开采珠玉，纺织锦绣，违者杖打一百，工匠杖打八十。”同日，撤销了西京和东都的织锦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年中宗李显喜好享乐，就有了安乐公主价值上亿的“百鸟羽毛裙”，并引发了一场捕杀珍稀鸟类的生态灾难；如今，玄宗李隆基以身作则，力行节俭，朝野上下当然就不敢奢靡了。

在俭朴持身，清廉为政方面，宰相卢怀慎最为世人称道，也最堪为百官表率。

史称其“清谨俭素，不营资产，虽贵为卿相，所得俸赐，随散亲旧。妻子不免饥寒，所居不蔽风雨”。开元四年十一月，卢怀慎病逝，家中毫无积蓄，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他家唯一的一个老仆人只好把自己卖掉，用所得的钱替主人办丧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堂堂帝国宰相竟然困窘若此，委实令人不可思议。

如果史书记载没有夸大其辞的话，那么只能有两种解释：一、开元初年的官员俸禄菲薄，加之卢怀慎为人又慷慨好施，“所得俸赐，随散亲旧”，所以才会穷到这个地步；二、玄宗为了树立清廉政风，故意塑造了这么一个典型，以此作为教育官员和百姓的活教材。

但是，无论我们作何理解，卢怀慎生前的清廉和俭朴都是可以想见的。因为仔细想想，若非他本人确实为官清廉，只要利用手中职权适当搞一点灰色收入，无论他如何乐善好施，总还会留下一点家底，绝不至于买不起棺材；此外，若非他本人确实是穷，就算玄宗想塑造典型，恐怕也是无从下手，总不能故意扣卢怀慎的工资吧？

总之，即便我们仅仅把卢怀慎当成一个特例，但是仅此一例也足以表明——开元初年的官场风气和社会风尚，确实要比中宗时代健康和淳朴得多。

除了卢怀慎，作为首席宰相的姚崇，在个人生活方面似乎也是不讲排场，因陋就简的。史称他在担任中书令期间，在京城竟然连一座宅邸都没有，只好长期寓居在长安大宁坊的一座寺院中。（《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和卢怀慎穷得买不起棺材一样，姚崇寓居寺庙之事，同样也让人难以理解。难道玄宗真的“节俭”到舍不得赐给宰相一座房子？就算天子不赏赐，难道姚崇自己为官数十年，三次出任宰相，又有好几个儿子在朝为官（并且颇有些灰色收入），这样还凑不起钱买一座像样的房子？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稍后我们就将看到，就是因为姚崇那两个宝贝儿子，还有他的一个心腹下属贪赃受贿被揭发，姚崇才被迫引咎辞职的。除此之外，据《旧唐书·姚崇传》记载，姚崇临终前曾“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可见姚崇生前并不缺财产，自然也就不可能买不起房子。所以他寓居寺院一事，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在作秀，是为了配合“抑奢求俭”的改革运动而不得不这么做的。

说白了，就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

然而，就算这只是玄宗和姚崇为了教育官民而安排的一场政治秀，可一个堂堂的宰辅重臣，能够长期摒弃个人享受，置首席宰相的体面于不顾，在三年多的任期内始终住在条件简陋的寺院里头，这样的表现，不也是难能可贵的吗？如此用心良苦的“秀”，不也恰好能从侧面反映出玄宗君臣的自律、谨严和刻苦吗？

无论姚崇身后留下了多少财产，也无论玄宗中年以后变得如何奢侈纵欲，总之，日后的大唐臣民应该都不会忘记，在开元初年，有一个励精图治的年轻天子，主动放弃了许多帝王应有的享受；有一个“清贫宰相”，穷得死后连棺材都买不起；还有一个“蜗居宰相”，你在偌大的长安城里找不到一座属于他的宰相府邸……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假如没有开元初年玄宗君臣携手同心奠定的基业，也就没有后来那一页歌舞升平的盛世华章，也就没有那一个锦天绣地的巍巍盛唐。

卢怀慎病逝后，玄宗又提拔尚书左丞源乾曜入相，充当姚崇的副手。和卢怀慎差不多，源乾曜拜相之后，也是一切以姚崇的意志为转移，基本上没什么个人主张。每当他上殿奏事符合玄宗心愿的时候，玄宗就说：“这肯定是姚崇的意见。”而凡是玄宗觉得不满意的时候，就会说：“你干嘛不和姚崇多商量商量？”

源乾曜真是晕死，碰上如此“偏心武断”的皇帝，他也只能夹着尾巴甘当卢怀慎第二了。所以，无论皇帝对他所奏之事满不满意，源乾曜每次都是老老实实地向玄宗表示歉意，承认事实就是皇帝所说的这样。故而每当朝廷有什么重要事务，玄宗总是催促源乾曜去罔极寺找姚崇。

卢怀慎去世不久，姚崇患上疟疾，便向玄宗告假。玄宗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天天派宦官去罔极寺慰问，最多的时候一天派出好几十个，往往是前面一拨宦官还没走，后面一拨宦官就到了。源乾曜觉得大家天天往罔极寺跑也不是办法，就向玄宗建议，让姚崇从罔极寺迁入皇城内的“四方馆”（皇家礼宾馆）居住，这样既可方便皇帝问讯，又能让姚崇有一个较好的环境养病。

玄宗欣然同意。

可姚崇却不干。

他的理由是，四方馆存放着许多重要的典籍和文件，如果让一个病人住进去，于礼不合，所以坚决推辞。玄宗一听就急了：“设立四方馆，是方便各国的朝贡使节；让你住进去，是有利于社稷。朕恨不得让你住到宫城大内来，区区四方馆，有什么好推辞的？”

史书没有记载姚崇后来是否住进了四方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算他住进去了，没过几天就得再搬出来。

因为他的仕途到头了。

导致姚崇下台的表面原因，出在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下属身上。

姚崇长子名姚彝，官任光禄少卿（主管宫廷膳食的副部长）；次子名姚异，官任宗正少卿（主管皇族事务的副部长）。姚崇为官，对自己还是比较高标准严要求的，只可惜对儿子管教不严。这俩小子仗着父亲是皇帝最倚重的首席宰相，长期“广通宾客，颇受馈遗”，几年前就曾因请托魏知古而差点惹出祸端，幸赖姚崇机警，才没出事。但他们却没有因此收敛，而是照旧我行我素，招权纳贿，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