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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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或许可以如此宣称：每天晚上，如果我不是在这张床或那张床上，就是在这张床到那张床的路上……

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玄宗一朝尤其如此。李林甫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不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通道，自己就很难长久把持朝政。所以，早在开元后期，李林甫就曾向玄宗提出了一条重大的人事建议，他说：“文臣为将，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寒微的胡人为边防将帅。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其一，胡人勇猛善战，远比文臣更适合驰骋沙场；其二，这些胡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因此，陛下若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能为朝廷效死。”

玄宗闻言大悦，觉得李林甫说得很有道理，当即采纳了这项建议。于是，自开元末年以至天宝年间，一大批胡人迅速被提拔为帝国的高级将领，并纷纷出任边镇节度使，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这其中，除了高仙芝、哥舒翰等人外，还有一个即将改写唐朝历史的重要人物，当然就是安禄山了。

在唐玄宗之前，大唐朝廷为了防范胡将，一般都会用德高望重的名臣来加以控制。如突厥降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虽然骁勇善战、对大唐忠心不二，但朝廷还是没有委以大将之任，而是“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旧唐书·李林甫传》），足见对胡人的防范之严。除此之外，朝廷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制约边帅，即：不能在一地长久任职，不能在朝中遥领远地，不能由一人兼统多镇。

这就像三条绑在边帅身上的绳子。有了这三条无形的绳子，帝国就不会有强枝弱干之虞，朝廷也不会有尾大不掉之患。

然而，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却亲手解开了束缚边帅的这三条绳索。

从开元后期开始，边防将帅在一地长年任职的已经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朝中宰相遥领远地的也已屡见不鲜（如萧嵩、牛仙客、李林甫等），节度使兼统他镇的更是习以为常（如王忠嗣、哥舒翰、安禄山等）。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李林甫的自私和弄权，加上唐玄宗的自负和麻痹，才导致了“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尽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危险局面，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军力对比产生了严重失衡——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一变而为“外重内轻”“强枝弱干”！

从这个意义上说，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罪魁祸首，无疑就是李林甫和唐玄宗。

然而，如果没有后来杨国忠的擅权乱政，安禄山也不会那么快就狗急跳墙。事实上，在李林甫当政期间，安禄山对他一直是又敬又怕、甘拜下风的。不要说让他起兵造反，就算让他跟李林甫过过招，恐怕他都没那个决心和胆量。

安禄山这个人，外表粗犷豪放，大大咧咧，其实内心细如针尖，既狡黠又阴险。从心机、城府和谋略上来说，满朝文武没有一个被安禄山放在眼里，可唯独李林甫是个例外。

说李林甫是安禄山的克星，恐怕也不算夸张。因为安禄山狡猾，李林甫比他更狡猾——“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对付安禄山这种人，李林甫自然有他的手段。

每一次安禄山入朝，李林甫都会盛情邀请他到府上聚会，宾主之间经常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互相交换看法，而且会谈也总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可是，往往是在宾主双方言谈甚欢的当口，李林甫总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两句话。就是这一两句话，常常会一举道破安禄山心中某种隐秘的想法。

每当这种时候，安禄山脸上的表情总是颇堪玩味。

久而久之，安禄山就不得不在心里说——服了你了。

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在李林甫面前，自己几乎就是个半透明体。

从此以后，凡是宾主双方再次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时，安禄山总是战战兢兢、如坐针毡，乃至大冬天里也会冷汗直冒。（《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虽盛冬，常汗沾衣。”）当然，作为一个热情而又体贴的主人，李林甫对客人的关怀一向是无微不至的。每当看见安禄山又不知何故暴汗不止了，李林甫总是会“抚以温言”，并且“自解披袍以覆之”，也就是脱下自己的袍子披在安禄山的身上，给他送去春天一般的温暖。

不知道安禄山披上袍子后，是感觉到温暖还是感到更加寒冷，反正他的表情是相当的受宠若惊和感激涕零。而且，自从披了一回袍子后，安禄山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从此不再称呼李林甫为“大人”，而是十分亲切地叫他“十郎”（李林甫排行第十）。

此后，每逢安禄山派手下入京办差，他总会特地吩咐手下人一定要来拜见十郎。手下回去后，他就会忙不迭地问：“十郎都说什么了？”

如果李林甫给了他几句鼓励的话，安禄山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要是听到手下转述李林甫的话说：“告诉安大夫，一定要好自检点！”他就会吓得脸色苍白，口中喃喃自语：“完了完了，这回我死定了！”

在李林甫当政的最后几年，他就是以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把安禄山收拾得服服帖帖。基本上可以说，只要李林甫在相位上一天，安禄山就一天也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到了天宝末年，随着杨国忠在帝国政坛上的强势崛起，李林甫独揽朝纲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冬天，杨国忠日益得宠，其拜相之势已经非常明显。正当李林甫在苦思应对之策时，剑南道忽然传来战报，称南诏军队多次入寇，蜀地军民一致要求遥领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回去镇守。李林甫大喜过望，立刻奏请玄宗，命杨国忠出征。

杨国忠虽然当过兵，可从没打过仗，假如真的让他去边境指挥作战，就算不把命搭进去，百分百也是个输。一门心思要当宰相的杨国忠当然不想去接这个烫手山芋，于是哭哭啼啼地跟玄宗说，李林甫建议让他出征，摆明了就是要陷害他。同时，杨贵妃也一再帮杨国忠求情。玄宗赶紧安慰他说：“你先去走一趟，把军事防御部署一下，我掐着日子等你回来，你一回来我就任命你为宰相！”

有了天子的承诺，杨国忠总算吃了颗定心丸，于是不情不愿地出发了。得知杨国忠入相已成定局，李林甫大为忧惧，可是又计无所出，惶悚之下顿时一病不起。

这个在帝国的权力巅峰呼风唤雨很多年的政治强人，如今终于无可挽回地倒了下去。

杨国忠到了剑南，没待几天，玄宗就迫不及待地把他召了回来。

一回朝，杨国忠就听说李林甫病得爬不起来了。他心中窃喜，可同时却又满腹狐疑。

这老小子诡计多端，会不会是装病，想诈我？

杨国忠带着十二分的谨慎和疑惑去探望李林甫，在他的病榻前用极为僵硬的动作行了一个跪拜礼。李林甫睁开一双浑浊无光的老眼，盯着杨国忠看了很久，最后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我就要死了，您必定会当上宰相，以后的事情就麻烦您了！

杨国忠被李林甫盯得浑身发毛，可他始终不敢确定这老家伙真的快死了。“不敢当不敢当……”杨国忠连连摆手，满头大汗，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尴尬。

很显然，直到此刻，杨国忠仍然怀疑李林甫是在诈他、诳他、试探他。可他实际上是错怪李林甫了。

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林甫确实是真心实意要和杨国忠和解了。因为他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已经不是谁当宰相，而是不管谁当宰相，他都希望这个人能够帮他保住身后的哀荣，及其子孙的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如今，杨国忠入相既然已是铁板钉钉的事了，李林甫还有什么理由加以阻挠呢？

他当然希望跟杨国忠和解。

可问题在于——杨国忠愿意跟他和解吗？

天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当了十九年首席宰相、把持了大唐朝政将近二十年的李林甫，终于无力地松开了握着权柄的那双手。

他死后，玄宗以隆重的礼节将他入殓，让他躺在一口宽敞舒适的贵重棺椁中，还在他嘴里放了一颗璀璨的珍珠，身旁放着御赐的金鱼袋、紫衣等物。在大唐，这些殉葬物象征着无上的恩宠和巨大的哀荣。

盖棺论定之际，《资治通鉴》给了李林甫这样的评价：“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本来，李林甫的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这个“怨仇满天下”、总是无心睡眠的李林甫，现在终于可以把过度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好好享受一场宁静而安详的长眠了。

可是，李林甫绝对不会想到，就算死后他也享受不到宁静和安详。

因为杨国忠不想让他这么好死。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正月，李林甫还未及下葬，已经就任宰相的杨国忠就再次翻起旧案，派人游说安禄山，一同指控李林甫和突厥降将阿布思同谋造反。

一听说李林甫死了，安禄山欣喜若狂。他忙不迭地与杨国忠联手，迫使阿布思的手下到朝廷作伪证，同时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胁迫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作假证出卖了他老丈人。

面对这么多来势汹汹的指控，老迈昏聩的玄宗也懒得去求证一个死人的清白了，随即颁下一道诏书，将李林甫生前的所有官爵全部削除，子孙中在朝为官的也全部罢免、流放边地，所有财产全部充公。更有甚者，玄宗还命人剖开了李林甫的棺椁，夺去御赐珍珠、紫衣、金鱼袋等物，最后还把他塞进了一口小棺，跟普通百姓一样随便埋在了长安郊外的乱葬岗上。

李林甫一辈子机关算尽，却算不到自己身后会是一个如此凄凉的结局。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林甫是幸运的。

因为他死得非常及时。

短短三年后，不管是唐玄宗和杨国忠，还是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都将共同遭遇一场难以想象的浩劫，整个歌舞升平的盛世帝国也将陷入一场万劫不复的历史性灾难……

而这一切，李林甫都已经感知不到了。

【最后的博弈：狼来了吗？】

当然，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切，杨国忠也是感知不到的。

杨国忠如今已经是帝国宰相兼吏部尚书，此外还兼任了四十多个特使之职，可谓权倾天下、贵宠无匹。有道是小人得志便猖狂，这位昔日的小混混自从当上宰相，在朝堂上走路都是横的，“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杨国忠当政后，台省六部官员中，凡是稍具才干和名望的，只要不为他所用，立马就被踢出朝廷；而那些无才无行、多年不得升迁的庸碌之辈，则纷纷凭借入仕多年的资历、以及对杨国忠的巴结谄媚而升上高位。对于杨国忠的用人政策，有人深表鄙视，但却有更多的人极力赞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庸人和马屁精历来占大多数。

据说杨国忠为相不到一年，他们家的门槛就快被那些逢迎谄媚的人挤破了，因此收受的各种贿赂数不胜数，其中仅绸缎就多达三千万匹，简直比国库还壮观。

杨国忠有个儿子叫杨暄，和他一样不学无术。天宝十二年，杨暄参加了“明经”科考试，由于学业荒陋，成绩自然是一塌糊涂。当时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达奚珣，这位老兄捧着杨公子的不及格试卷左看右看，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的是他终于碰上了一个巴结杨国忠的良机，只要动动手脚让杨公子登第，自己在仕途上至少可以少奋斗十年；忧的是要怎么做才能让杨国忠领他这份情呢？如果杨国忠不知道是他达奚珣做了手脚，还以为儿子是凭能耐考上的，那他的人情岂不是白做了？

达奚珣决定，还是要先把杨暄的真实成绩告诉杨国忠，然后再让杨暄登第，这样就能把人情做在明处了。随后，达奚珣就命儿子达奚抚去找杨国忠。

次日，达奚抚一大早就等在了杨国忠的家门口。杨国忠出门要去上朝时，远远看见达奚抚，不禁心头暗喜，以为肯定是自己的儿子名列前茅，所以达奚珣才派他儿子报喜来了。可他没有想到，达奚抚屁颠屁颠地跑到他面前，竟然说了这么一句：“我奉父亲大人之命，前来转告相爷，令郎的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不过请相爷放心，我父亲一定不会让他落榜。”

杨国忠一听，脸上一下子挂不住，顿时勃然作色：“我儿子何患不富贵，还需要你们这帮小人来卖人情？！”说完鞭子一挥，策马绝尘而去，把吓得不知所措的达奚抚扔在了原地。

达奚珣万万没料到，本想好好地拍一回马屁，居然一不留神就拍到了马腿上。儿子达奚抚劝他说：“杨国忠依仗权势，根本没把咱放在眼里，咱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跟这种人哪里有道理好讲？”

过后，达奚珣还是无奈地修改了试卷，让杨暄顺利登第了，而且还让他名列榜首。但是人情算是白做了，因为杨国忠父子压根就没领他的情。不过话说回来，这事要怪也不能怪杨国忠，只能怪达奚珣自己。

怪他的马屁功没练到家。

如今的大唐天下，争着要拍杨国忠马屁的人多了去了，如何才能拍得上、拍得好、拍得妙呢？最关键的，就是要讲究所拍的方式和角度，既要拍得恰到好处，又要拍得不露痕迹，如此方为上乘之马屁功，如此才能让杨国忠觉得爽。至于说达奚珣这种不上道的马屁，杨国忠压根就不稀罕。

天宝末年，杨国忠的恃宠弄权和飞扬跋扈，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不管天下有多少人忌惮杨国忠，可至少有一个人是对他极度鄙视、相当不屑的。

没错，这个人就是安禄山。

自从天宝十年安禄山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以来，他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俨然就成了一个无人制约的土皇帝，“赏刑己出，日益骄恣”，“见（唐朝）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但是，随着势力的急剧膨胀，安禄山内心的忧惧也不免日渐加深。

因为，玄宗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随时有可能翘辫子，一旦驾崩，太子李亨即位，那安禄山还能如此逍遥自在地坐拥河北三镇吗？

很难。

因为安禄山当初为了讨好玄宗，连太子都不拜，等于是把太子往死里得罪了。那太子一旦御极登基，岂能有安禄山的好果子吃？！

所以，安禄山必须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这几年来，安禄山已经有意识地招揽了一大批文武将吏作为心腹爪牙：文有严庄、高尚、张通儒等人，武有史思明、安守忠、蔡希德、崔乾祐、田承嗣、阿史那承庆等。将来一旦起事，这些人就是安禄山倾覆天下的骨干力量。

此外，安禄山还从奚、契丹等部落的降将中遴选了八千名勇士，平时作为近卫亲兵，战时就充当敢死队，然后又从这些人中精选出一百多人，作为贴身侍卫。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这些人都是“骁勇善战、一可当百”。

在积极招募人才的同时，安禄山也一直在大力扩充军备。他不但蓄养了数万匹战马，囤积了大量的兵器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