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1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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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七日，在得知陈留失守、第一道防线告破的战况后，玄宗大为忧惧。为了鼓舞前线士气，他不得不颁下一道诏书，声称准备御驾亲征，同时命朔方、河西、陇右各节度使亲率主力前来长安集结，限二十天之内抵达。

八日，安禄山挥师进至荥阳（今河南郑州市），立刻发起猛攻。荥阳太守崔无诐率众抵御，无奈官兵的战斗力实在太差，“士卒乘城者，闻鼓角声，自坠如雨”。（《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说守城士兵听见敌人的战鼓声就吓破了胆，自己纷纷从城墙上往下跳，这未免有些夸张，可当时的官兵在叛军面前毫无斗志、畏敌如虎则是不争的事实。

荥阳当天就被安禄山攻陷，太守崔无诐被斩杀，叛军的气焰更为嚣张。安禄山随即命部将田承嗣、张忠志、张孝忠为前锋，迅速扑向东京的最后一道屏障——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

此时驻守虎牢关的人就是封常清。

自从陈留失守、荥阳告急，封常清就率部抢占了虎牢，希望凭借这道天险阻遏叛军兵锋，等待高仙芝的东征军来援。然而，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从来就不是险关要隘，而是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要命的是，此刻封常清麾下的这些人根本算不上是军队，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群抄着家伙准备打群架的市井之徒。

让他们与身经百战的叛军铁骑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

虎牢关之战毫无悬念，封常清的官军在叛军铁骑的冲锋下一触即溃，虎牢旋即失守。封常清收集余众边打边退，但是却连战连败。史书用这样一段话记载了封常清的惨烈败绩：“常清收余众，战于葵园（虎牢西面），又败；战上东门（洛阳东门）内，又败。丁酉（十二月十二日），禄山陷东京，贼鼓噪自四门入，纵兵杀掠。常清战于都亭驿（洛阳城内驿站），又败；退守宣仁门（洛阳皇城东门），又败；乃自苑西坏墙西走……”（《资治通鉴》二一七）

这场洛阳保卫战绝对是封常清一生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面对所向披靡的安禄山铁骑，他不仅毫无还手之力，而且连招架之功都没有。

经历了一连串惨败后，封常清知道大势已去，只好从皇城西墙一处坍塌的缺口突围而出，亡奔高仙芝驻守的陕郡。

东京洛阳就这么丢了。

由帝国名将封常清构筑的第二道防线就此崩溃。

封常清退至陕郡时，当地太守已经弃城逃往河东，其他的官吏和百姓也四处逃散，此时的陕郡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封常清向高仙芝禀报：“累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狂寇奔突，则京师危矣。宜弃此守，急保潼关！”（《旧唐书·高仙芝传》）

连日血战，叛军兵锋锐不可当。况且潼关又没有驻兵，万一叛军突入，京师危在旦夕。

而今之计，只有放弃无险可守的陕郡，火速退保潼关！

按照朝廷既定的作战计划，高仙芝应该自陕郡东进，主动迎击叛军。但是此时此刻，面对封常清的奏报，高仙芝意识到——如果按原计划继续东进，唯一的结果只能是羊入虎口，自寻死路！

所以，封常清的建议是正确的，只有暂时避敌锋芒，退保潼关，才能用空间换取时间，在确保京师无虞的情况下与叛军打持久战。

由于军情危急，高仙芝来不及向朝廷奏报，当即率部向潼关方向撤退。可高仙芝万万没料到，他们前脚刚刚出了陕郡的西门，叛军后脚就杀到了。官军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被叛军打得狼狈不堪，人人争相逃命，结果被自己的人马踩踏而死的，比死在叛军手里的还多。

高仙芝和封常清好不容易才逃脱了追兵，带着残部仓皇退入潼关，旋即命人抢修防御工事。等到叛军前锋进抵潼关时，发现官军已经严阵以待，方才悻悻退去。安禄山命部将崔乾祐驻守陕郡，准备随时进攻潼关。看着叛军马蹄扬起的滚滚黄尘渐渐东去，惊魂未定的官兵们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此时的高仙芝和封常清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进入潼关的这一刻，死神已经向他们伸出了冰冷的白爪……

十二月十六日，在听到东京洛阳沦陷的消息后，玄宗震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安禄山起兵仅仅三十多天，就以破竹之势席卷大河南北，并轻而易举地拿下东京洛阳，前锋甚至已经逼近潼关！如此严峻的形势，又怎能不让玄宗感到极度震惊？

从范阳到洛阳长达1600多里，就算是在和平时期，以正常的行军速度推进，也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可现在安禄山一路过关斩将、攻城掠地，其推进速度竟然只比正常行军多出了十来天，这说明什么？

这足以说明安禄山这一路南下，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实质性的抵抗！

玄宗困惑了。

难道偌大的帝国，竟然没有一个人是安禄山的对手？难道在盛世唐朝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的竟然是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的事实？！

此刻，玄宗的心头真是百味杂陈。所有的惊惶、困惑、懊悔、愤怒、忧愁、无奈，在同一时间向这个苍老的大唐天子汹涌袭来……

而更让玄宗近乎绝望的是——十天前向朔方、河西、陇右发布的集结令，居然没有得到任何响应，至今他也看不到边镇的一兵一卒。

无计可施的玄宗在这个时候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再次强调要御驾亲征；二是下诏命太子李亨监国，并向宰相们透露了传位之意。他对杨国忠等人说：“朕在位已经将近五十年，对国事付出了太多的忧虑和辛劳，身心早已疲倦。去年秋天，本来已经打算把皇位传给太子，只因旱涝灾害接连不断，不想把灾祸留给子孙，才把事情拖到今天，只希望能等到一个丰收之年。可万万没想到，逆胡竟然会发动叛乱。朕自当御驾亲征，且命太子监国，等到叛乱平息，朕就要去过清静无为的日子了。”

对于玄宗的传位之意，多数大臣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此时的玄宗已经年逾古稀，而太子李亨也已经四十五岁，被立为储君已整整十七年，玄宗要是再抱着权力不撒手，也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满朝文武中，只有一个人不希望玄宗传位。

他就是杨国忠。

因为他是玄宗一朝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李亨即位，他绝不可能继续保有目前的权力和富贵。所以，一听说玄宗要传位，杨国忠顿时大为恐惧。当天退朝后，杨国忠就迫不及待地找到韩、虢、秦三夫人，说：“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三夫人深有同感，随即入宫去找杨贵妃。杨贵妃也意识到此事关系到她本人和整个家族的命运，马上哭哭啼啼地向玄宗提出了抗议，千方百计要求他收回成命。

美人一落泪，老皇帝自然就心软了。

于是，太子监国之议就此搁置，所谓的亲征计划亦随即不了了之。

接下来的日子，安禄山与李唐朝廷陷入了短暂的对峙状态。

关键倒不是安禄山不想乘胜西进、攻取长安，而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他想干什么？

他想当皇帝。

自从占领东京洛阳之后，安禄山就开始授意手下人张罗登基称帝的事了。在安禄山看来，虽然高仙芝和封常清扼守着关中门户潼关，但这并不等于能够阻止他进军长安的脚步。换言之，此时的安禄山已经把西京长安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早一天晚一天拿下长安，在他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趁着一连串军事胜利之际，及时建立自己的王朝霸业，树立自己的政治旗号，正式与李唐朝廷分庭抗礼，从而名正言顺地号令四方，逐鹿天下！

安禄山在东京忙着称帝，这无疑为节节失利的玄宗朝廷提供了喘息的时间。如果玄宗能够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并把临机专断之权大胆下放给前线的几个主要将帅，朝廷只在宏观上把握战略决策，对前线军队尽量做到不遥控、不干预、不掣肘，那么形势也许就会完全改观，而这场战争的结局也会全然不同。

但令人遗憾的是，玄宗并没有这么做。

他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在最紧要的关头临阵斩将、自毁长城，致使战况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了潼关的失守和长安的沦陷。

玄宗之所以会犯下如此不可饶恕的错误，首先是因为多年不理朝政的他早已丧失了清明的政治理性，其次是因为听信了一个人的谗言。

这个人就是宦官边令诚。

【名将之死：为帝国的不幸买单】

说起来，边令诚也算是高仙芝的老搭档了。当年高仙芝远征小勃律，边令诚就是他的监军，在高仙芝受到夫蒙灵詧打压的时候，边令诚还替他说了些公道话，使得高仙芝不但摆脱了困境，而且一跃而为安西四镇节度使。从这个意义上讲，边令诚也可以算是高仙芝命中的贵人了。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当初边令诚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客观上帮了高仙芝一个忙；如今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样可以把高仙芝置于死地。

此次高仙芝东征，玄宗仍旧派边令诚去当监军。说起“监军”这个职务，实在是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色。所谓监军，说好听点叫做中央特派员、天子特使，说难听点就是公开的特务，他们的使命就是专门给前线将帅找茬的，你要是不把他伺候舒服了，他动不动就会抓你的小辫子、打你的小报告。如果军队作战胜利，功劳自然有他们一份；要是败了，他们就会千方百计推卸责任，把屎盆子全部扣到将帅头上。

“监军”的设置始自汉朝，但历来一直由朝臣担任；而让宦官出任监军，其始作俑者正是唐玄宗李隆基。自从他开此先例之后，宦官监军就成了中晚唐历史上的一大弊政。在此后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李唐朝廷将一次又一次因为这项弊政而蒙受巨大损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不断付出惨痛的代价。

当然，宦官也不见得都是卑鄙阴险的小人，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出身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以及残缺的生理结构对人格心理产生的影响，再加上他们在政治上与皇权的微妙关系，使得宦官这个特殊群体在为人处世方面，通常会比一般的文臣和士大夫更缺乏原则，更注重私利，更容易干出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边令诚当然也不例外。

这个家伙不但对军事一窍不通，而且生性怯懦贪鄙。当年随同高仙芝远征小勃律，这家伙跟到连云堡就不敢再往前半步了，极为贪生怕死。后来高仙芝悍然发兵洗劫石国，狠狠发了一笔不义之财，边令诚估计也没少敲他的竹杠。史称“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旧唐书·封常清传》）

按照史书的说法，由于多次索贿不得，边令诚便怀恨在心，总想找机会报复。

其实，这种说法恐怕不是实情。据《旧唐书·高仙芝传》称，高仙芝此人虽有贪财的毛病，但并不吝啬，相反还颇为慷慨：“（高仙芝）家财巨万，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既然边令诚曾在客观上帮过高仙芝的忙，而且是深得玄宗宠信的宦官，拥有打小报告的特权，高仙芝当然没有理由得罪他。

所以，边令诚向玄宗进谗言的真正动机，应该是逃避责任，而不是索贿不得。

逃避什么责任？

逃避不战而退之责。

东京陷落后，高仙芝采纳封常清避敌锋芒的建议，在未及请示玄宗的情况下，主动弃守陕郡、退保潼关，这种事情说好听点叫做战略撤退，说难听了就是逃跑。

身为监军，边令诚很清楚，一旦天子怪罪下来，不光高仙芝和封常清难辞其咎，他边令诚必然也会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边令诚唯一能够自保的方法，就是在玄宗问罪之前抢先入朝，把屎盆子扣在高仙芝和封常清头上！

因此，当高仙芝一退入潼关，边令诚便迫不及待地赶回长安，向玄宗打了小报告，极力夸大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战败责任，声称：“常清以贼摇众，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封常清确实说过“贼锋不可当”的话，可那是建立在“累日血战”基础上的正确判断，并非畏敌怯战、动摇军心，而当时的陕郡也确实无险可守，潼关的防守又薄弱空虚，所以高、封二人才会主动放弃陕郡，退保潼关。若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做法并没有错，可要是从政治上来讲，他们无疑已经犯下了三宗死罪。

第一宗：不战而逃，丢城弃地；第二宗：擅自行动，目无朝廷；第三宗：违背玄宗旨意，破坏东征计划。总而言之，在玄宗看来，高、封二人的做法对当时已经极为低落的民心和士气进一步造成了恶劣影响，实属罪无可赦！

光凭这三条，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再加上边令诚的一番密奏，玄宗更是暴跳如雷，郁积在他心中多日的所有恶劣情绪一下子找到了发泄的出口。此前由于东京失陷之责，玄宗已经削除了封常清的所有官爵，让他以“白衣”之身在高仙芝军中效命，现在潼关以东的大片国土又全部沦于敌手，玄宗的愤怒就更是达到了极点。

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末日就此降临。

被满腔怒火灼烧得丧失理智的玄宗当即颁下一道敕令，命边令诚立刻前往潼关，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就地斩首！

十二月十八日，边令诚怀揣圣旨，马不停蹄地赶回潼关，即刻宣封常清接旨。

这一天，乌云低垂，北风呜咽，形容憔悴的封常清跪伏在地，脸上的表情坚硬如铁。从开始听宣的那一刻，直到被押赴刑场的一路上，封常清脸上的表情始终没有改变过。

临刑前，封常清把早已写就的一道遗表交给边令诚，让他转呈玄宗，然后遥望着长安方向的天空，平静地说了最后一句话：“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国家旌麾，受戮贼手；讨逆无效，死乃甘心！”（《旧唐书·封常清传》）说完即从容就戮。

一代名将就此含恨九泉。

这个长得瘦弱矮小，既跛足又斜眼的封常清，就这么结束了他努力奋斗的一生。

人们常说，努力一定有结果，但不一定有好结果。封常清的大半生，不停地凭借过人的努力赢得了原本不属于他的一切，可到了最后关头，他的努力却没有给他带来荣誉和功勋，反而给他带来了厄运和死亡。时耶？命耶？

说到底，封常清的努力并没有错。虽然最终的结果出乎很多人，包括他本人的意料，可作为一个帝国名将，他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可以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历史了。

封常清东京兵败、撤入潼关后，曾经三度上表，向玄宗陈述自己的兵败缘由，同时客观分析了当前的战局，并针对叛军的战略意图和战术手段，详细拟就了一份应对的方略。然而，这三份极具军事价值的奏表，却被玄宗弃之一旁。封常清不得不拍马入朝，准备当面向玄宗请罪并陈述平叛方略。就在他刚刚走到渭南时，恰好遇到玄宗派出的使臣。使臣向他宣读了玄宗的敕令，命他回高仙芝军中，以“白衣”身份戴罪立功。

封常清怀着满腔的抑郁和失落，黯然折回了潼关。

走到这一步，封常清其实已经预感到了末日的降临。

于是他铺开一纸素笺，挥毫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奏表，也就是他的遗书。

在这份遗书中，封常清字字泣血、声声哽咽地抒发了他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同时也慷慨淋漓地展现了他对家国社稷的忠诚与忧思。

众所周知，封常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儒将，尽管他这份遗表在历史上并不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