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2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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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使。

官场上的人都懂得，李绛这么做，当然是冲着李吉甫去的。不过，说李绛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击政敌，倒也未必尽然。

因为，这个被贬的元义方确实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很早就依附了宦官吐突承璀，深得吐突承璀的欢心，这些年凭着巴结谄媚的功夫在政坛上步步高升。李吉甫知道吐突承璀在宪宗心目中的分量，就把元义方擢升为京兆尹，借此向吐突承璀献媚示好。

李绛对这帮结党营私的政客深恶痛绝，所以去年十二月底刚刚拜相，今年正月十一就拿元义方开刀了。

元义方突然遭贬，当然是愤愤不平，于是就趁入宫向宪宗辞行的机会，狠狠地告了李绛一状，说：“李绛以权谋私，把他的同年（同榜进士）许季同提拔为京兆少尹，却把臣驱逐到了鄜坊。由此可见，李绛此人专擅威福，臣深恐陛下被他蒙蔽。”

宪宗瞥了元义方一眼，淡淡地说：“朕了解李绛，他不是这样的人。不过你既然如此怀疑，朕明日不妨问问他。”

元义方的指控当场被天子驳回，不免有些惭悚，只好灰溜溜地告辞出宫。不过，他还是心存一丝侥幸——既然天子说要问一问，那就证明天子对李绛的信任并不纯粹；既然不纯粹，那就证明自己还有机会。

次日，宪宗召见李绛，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问：“人对同年都有情谊么？”

李绛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不慌不忙地答道：“所谓‘同年’，只不过是九州四海的人偶然同登科第，或者登第后才相识，哪里谈得上什么情谊！陛下不以臣愚昧，让臣备位宰相，而宰相的职责就在于量才录用，如果真有才干，就算是兄弟子侄也要大胆起用，何况‘同年’！倘若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是明哲保身，不是出于公益。”

宪宗深以为然，说：“很好，朕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于是当天就催促元义方离京赴任。

元义方被贬是一个信号，表明在两个宰相的斗法中，李吉甫已经渐落下风了。

李吉甫充满了危机感，随后越发想要讨好宪宗，可遗憾的是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

三月的一天，宪宗在延英殿与宰相讨论政事，李吉甫赶紧粉饰了一番太平，然后不失时机地说：“如今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及时享受帝王之乐。”

李绛当场发出几声冷笑，说：“眼下，河南河北五十余州，都是国家政令推行不到的地方；吐蕃人的势力已经逼近泾（今甘肃泾川县）、陇（今陕西陇县）一线，烽火从未平息。还有，各地的水旱灾害不断发生，国家仓廪空虚。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这正是陛下应该宵衣旰食的时候，岂能说天下太平，还敢说什么及时行乐？”

宪宗当即首肯：“贤卿所言，正合朕意。”

李吉甫被呛得满脸通红，却又不能发作，只好闷头不语。

片刻后，宪宗又问他们，德宗贞元年间政事治理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李吉甫自认对这个问题相当有把握，连忙抢着说：“德宗自以为圣智，不信任宰相，导致奸臣有机可乘，因而作威作福，其政治之所以败坏，原因在此。”

李吉甫说完，用一种得意的目光挑衅似的扫了李绛一眼，觉得自己这回绝对可以扳回一分了。

没想到他话音刚落，宪宗马上摇头说：“这也未必全是德宗的过错。朕年幼时曾在德宗左右，发现政治上有重大缺失时，当时的宰相也并未再三劝谏，都是恋栈禄位、苟且偷安，今天怎么能把过失都归于德宗？你们应以此为鉴，朕但凡有错，就应当坚持你们的意见，提出警告，不要担心触怒朕而不敢说话。”

李吉甫大感委屈，说：“人臣不该勉强君王接受自己的意见，尽量做到君悦臣安不是更好吗？”

李绛立刻把他顶了回去：“身为人臣，应该犯颜直谏，指出君王执政的得失。倘若闭口不言，使君王蒙受恶名，岂能算是忠臣！”

宪宗一听，再次频频点头：“李绛的话对。”

一番君臣问对下来，李吉甫已经连丢两分，把他急得满头是汗。

为了扳回败局，李吉甫不等宪宗提问了，而是主动出击，转移话题，说：“自古以来，赏与罚是天子手中的两大权柄，不可偏废。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对臣民的恩德已经非常深厚，但是缺少严刑峻法，以致朝廷内外的官员松懈怠惰，希望陛下采取严厉的措施，使他们重新振作！”

宪宗闻言，未置可否，转而问李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绛说：“王者之政，崇尚的是道德教育，不是严刑峻法，为何不效法汉之文、景，而追随秦始皇父子呢？”

宪宗再次报以赞赏的眼色，就说了一个字：“然。”

李吉甫顿时一阵眩晕，心里连连叫苦。

三个回合，李绛连得三分，而李吉甫却三场皆败，得了个鸭蛋。

那天退出延英殿，回到中书省后，李吉甫失魂落魄，瘫软在床，不停地长吁短叹，一副大难将至的模样。（《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

接下来的日子，宪宗日渐冷落李吉甫，越发信任李绛。要是李绛时隔多日没有进谏，宪宗就会神色紧张地问他：“是朕不能容纳直言呢，还是最近无事可谏了？”

从宪宗对待李吉甫和李绛的不同态度，我们不难看出，单纯从虚心纳谏、择善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宪宗李纯可以说是个清醒而有自制力的皇帝。至少在中晚唐的十来个皇帝里面，他应该称得上是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

也许正因为此，宪宗李纯才能在元和五年那次短暂的挫折之后，迅速调整策略，不断地付出努力，从而在几年后成功平定两河诸藩，缔造出一个令人瞩目的“元和中兴”。也唯其如此，大唐帝国才会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后，终于在九世纪初绽放出一抹令人欣慰的亮色。

元和五年的短暂失败并未让宪宗变得一蹶不振，也没有把他变成第二个德宗。

在暂时沉寂的两年中，他其实一直在积蓄力量，等待新的机会。

元和七年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精神失常，任意杀戮，导致军政废乱，其妻元氏召集诸将废掉了田季安，立年仅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接管军政；随后又任命深得人心的大将田兴为都知兵马使，辅佐田怀谏。

八月十二日，田季安病死的消息传到长安，宪宗意识到新的机会出现了，立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治所滑州，今河南滑县）节度使，准备借此控制魏博，同时召集宰相讨论魏博问题。

李吉甫料定宪宗意在用兵，遂力主兴兵讨伐。

李绛却认为魏博不必讨伐，会自动归顺朝廷。

李吉甫随即陈述了一大堆不能不用兵的理由。宪宗听完，终于很罕见地赞同李吉甫，说：“朕的意思也是这样。”

李吉甫大为庆幸。可他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绛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案。事后来看，就是因为宪宗实施了这个方案，才渐次拉开了“元和中兴”的历史大幕。

李绛说：“臣观察两河藩镇，其驭将之策历来是分散兵权，使诸将势均力敌，相互制约；再加上一边有丰厚的赏赐，一边有严苛的刑罚，所以诸将互相猜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个策略要想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执法严明、手腕强硬的主帅，局面方可控制，而如今，田怀谏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军府大权必定人人觊觎，诸将权力不均，必起内讧。其往日分兵之策，恰成今日祸乱之源。田氏若非遭人屠戮，亦必为人所囚，何须朝廷出兵？再者，部将弑主自代，最为诸藩所恶，自代之将若不依附朝廷以求存，必为相邻诸藩碾为齑粉。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自归。陛下只需严令诸道秣马厉兵，同时以爵禄厚赏自代之将，两河藩镇闻之，定恐其麾下之将争相效法，因此唯有归顺朝廷一途。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

很显然，李绛是打算用离间计分化两河藩镇。

宪宗茅塞顿开，决定依计而行。

李吉甫又一次被李绛抢了风头，自然极度不甘，几天后又屡劝宪宗对魏博用兵，并声称开战所需的军费和粮草皆已齐备，就等皇帝一声令下了。

宪宗动心了，于是征求李绛的意见。李绛说：“几年前朝廷大张旗鼓地讨伐成德，结果却丧师费财，劳而无功，成了天下人的笑柄。如今元气未复，人人厌战，若再度出兵，恐怕不仅不会成功，反而可能生出新的祸乱。更何况，不必对魏博用兵的道理，臣已经剖析得很明白了，希望陛下不要再起疑虑。”

宪宗闻言，终于一脸兴奋地拍案而起：“朕决定了，不对魏博用兵！”

李绛说：“陛下虽然这么说，可臣担心还有人会蛊惑圣听。”

宪宗厉声道：“朕意已决，谁能蛊惑？”

李绛当即拜贺：“若能如此，诚乃社稷之福。”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绛的计策非常成功——魏博果然爆发了内讧，并很快就归顺了朝廷。

这诚然是社稷之福。只可惜，这并非李绛之福。

因为，随着魏博的归顺，李绛的宰相生涯也就到头了。

【魏博归顺·李绛罢相】

不出李绛所料，田怀谏终究是个十一岁的孩子，所以刚刚坐上节度使的位子，军政大权就落入了家奴蒋士则之手。蒋士则小人得志，全凭个人好恶，肆意任免将领，终于触犯了众怒。九月的一天，魏博数千将士忽然哗变，杀了蒋士则及数十个党羽，然后找到都知兵马使田兴，全部跪倒在他面前，一意要拥立他为留后。

田兴这个人，跟两河诸藩的骄兵悍将有很大的不同，史称他“有勇力，颇读书，性恭逊”。（《资治通鉴》卷二三八）也就是说，田兴不是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而更像是个有勇有谋、智虑深远的儒将。

这样的人，当然有他自己的处世原则，也不会在从天而降的利禄面前一下子迷失本性。他知道，节度使这个位子不是那么好坐的。尤其是两河藩镇，这几十年来遵循的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如今他一个外人夺了这个宝座，就等于坏了这个老规矩，河南河北的其他藩镇会作何感想？

此外，虽然如今各个藩镇弑上夺权、拥兵自立的情况很普遍，但朝廷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予以承认的；换言之，如果朝廷觉得有必要，或者条件允许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发兵讨伐。因此，如果他在将士的逼迫下上了这条“贼船”，就必须做好与朝廷刀兵相见的准备。而这一点并不符合田兴的个人意愿。也就是说，田兴内心对李唐朝廷依然怀有相当程度的忠诚，并不想在纯粹利益的驱动下走上这条“乱臣贼子”的不归之路。

所以，尽管将士们极力拥戴，可田兴却一直不肯点头。

达不到目的，将士们当然也不肯散去。

僵持许久之后，田兴知道自己要是再不答应，很可能马上会有杀身之祸，于是只好勉强同意。但与此同时，田兴也跟将士们约法三章：一、不能杀田怀谏；二、遵奉朝廷法令；三、向朝廷奉上魏博的典册图籍，请朝廷任命各级官吏。

将士们同声承诺。田兴这才命人把田怀谏迁出了节度使府，然后接管了军政大权。

十月初，魏博将士拥立田兴的消息传到朝廷，同时，魏博当地的监军宦官也把田兴的归顺之意向朝廷作了奏报。宪宗大喜过望，立刻召见宰相，对李绛说：“魏博的情况跟你的预判丝毫不差！”

李吉甫在一旁醋意大起，赶紧抢着说：“应立即派遣中使（宦官）前往宣慰，以观其变。”

“不可！”李绛斩钉截铁地说，“如今田兴向朝廷奉上了土地和军民，坐等朝廷任命，如果不乘这个机会推诚安抚，结以大恩，而是派人取回当地将士要求节度使旌节的奏表，然后朝廷才加以任命，这对于田兴来说，恩德就不是来自朝廷，而是来自将士，其感激之心必然不如现在直接任命来得大。所以臣建议，立刻授予田兴节度使旌节，机会一失，悔之无及！”

宪宗顿时犯了踌躇，一时举棋不定。

李吉甫为了阻挠李绛，马上去找平日刻意结交的枢密使（宦官）梁守谦，希望他出面劝劝皇帝。梁守谦随即对宪宗说：“按照惯例，这种时候都要派中使前往宣慰，如果让魏博破了此例，恐怕不太妥当。”

宪宗也觉得有道理，立刻派宦官张忠顺前往魏博宣慰，准备等他回朝复命后再作定夺。数日后，李绛才得知中使已经出发的消息。眼看和平解决魏博问题的良机马上就要错失，李绛心急如焚，连忙入宫去见宪宗，说：“朝廷恩威能否重建，就在这一次了，机会如此难得，为何要白白扔掉？此事的得失利弊十分明显，希望陛下不要再犹疑了。估计张忠顺现在可能刚过陕州，陛下立刻下诏任命田兴为节度使，应该还来得及。”

宪宗沉吟半晌，说：“要不……先任他为留后，看看情况再说？”

李绛急了：“田兴如此恭顺，自愿遵奉朝廷法令，主动献上土地军民，朝廷若不赐予他超乎寻常的莫大恩典，就不可能让他产生无以伦比的感激之情。陛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赶紧下诏吧！”

看着李绛一脸急切诚恳的表情，宪宗思虑再三，终于点头同意。

十月十九日，宪宗发布了一道让河北诸藩目瞪口呆的诏书——正式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

宣慰使张忠顺尚未回朝，诏书便已送抵魏博。连日来心中惴惴的田兴简直可以说是受宠若惊。历来发动兵变、自领军政的藩镇将帅运气最好的也不过是被朝廷任命为留后而已，可田兴万万没料到，朝廷此番出手竟如此阔绰，居然让他一步到位成了节度使！拜受诏命的那一刻，田兴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将士们则欢声雷动。

数日后，李绛进一步向宪宗提出：“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形同剜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如果不给予超乎所望的重赏，就无以安抚其士卒之心，更无以震慑其四邻藩镇。臣建议，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赐予魏博。”

李绛这一招实在够狠，狠得让好一段时间丧失了发言权的宦官们忍不住跳了起来，纷纷对皇帝说：“给得太多了！其他藩镇要是都学他们，还拿什么给？”

宪宗也心疼了。

朝廷辛辛苦苦攒这么一点钱，难道就这样撒给河朔的骄兵悍将？

天子思前想后，终究还是有些舍不得。

可是李绛却不依不饶：“陛下为何爱惜小财而无视大计？这点钱买的是一镇的人心啊！钱用完了还会来，机会一失则永不复返。假如朝廷派十五万人去打魏博六州，就算一年收复，所花的钱又何止一百五十万缗！”

宪宗想想也对，最后一咬牙，说：“朕省吃俭用攒这些钱干什么？还不是为了平定天下！该花的时候不花，白白堆在府库里也没用！”

于是，天子豁出去了。

在一百五十万缗之外，天子又无比豪迈地给魏博百姓免除了一年的赋税和徭役。

元和七年十一月初六，宪宗命朝臣裴度带着一百五十万缗和免除一年税役的诏令来到了魏博。魏博军民奔走相告，欢声如雷，仿佛迎来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宣慰仪式上，有几个人站在欢腾喧闹的人群中，呆呆地看了半天，最后相顾失色，长叹一声道：“倔强者果何益乎！”（《资治通鉴》卷二三九）

桀骜不驯、反抗朝廷者，到头来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几个人是相邻藩镇派来刺探虚实的。

魏博正式归顺了。

田兴不仅用最隆重的礼节接待钦差大臣裴度，而且陪着裴度到魏博各州县挨个视察了一遍，把中央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