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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2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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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的仕途:官场就是一张网】

平心而论,此次镇压河北叛乱,穆宗朝廷已经算是很尽力了。比如从兵力上来说,前后共计出兵十七八万,主帅又是能谋善断、久负盛名的前宰相裴度,麾下将领李光颜、乌重胤也都是当世名将,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可结果为什么还是丧师费财、劳而无功呢?

如果拿这个问题质问穆宗君臣,他们肯定会强调两个客观原因,其一、朝廷囊中羞涩,国库日渐空虚,难以支持旷日持久的战争;其二、老天爷太不给力,接连不断的恶劣天气阻断了补给线,导致前线粮草不继,仗自然没法再打下去。

不能不说,上述客观因素确实存在。但是,如果仅仅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客观,那么所谓的经验教训也就无从谈起,后人研究历史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从主观上来说,穆宗朝廷至少犯了三个严重错误。

第一,穆宗君臣目光短浅,对未来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预判,从而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当时,穆宗刚一即位,宰相萧俛、段文昌就向他提出,既然天下已经太平,就没必要保留太多军队,所以应该按每年百分之八的比例实施裁军。穆宗李恒是个玩乐天子,对政治军事一窍不通,更没有兴趣深究,一听此言,当即予以实施。于是,被裁汰下来的那些大兵找不到出路,就啸聚成群,落草为寇。后来,河北叛乱爆发,这些人便纷纷投奔朱克融和王庭凑;反之,朝廷军队则面临严重缺员的局面,不得不临时招募一些无业游民仓促上阵。结果,叛军麾下都是训练有素的百战之兵,而朝廷这边则是一帮从没打过仗的乌合之众,双方优劣立判。在此情况下,不管裴度怎么运筹帷幄,也无论李光颜和乌重胤如何神勇过人,都挽回不了注定的失败。

第二,朝廷为了控制军队,向前线派出了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监军宦官,导致将帅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和牵制。

本朝历史上,利用宦官制约武将的先例是从乾元元年创下的。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后期,唐肃宗李亨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集结了数十万重兵,准备一举歼灭盘踞在邺城的安庆绪。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肃宗就发明了一个“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头衔,授予了宦官鱼朝恩,让他担任实质上的统帅。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邺城之战遭遇惨败,六十万大军顷刻之间星流云散。尽管有此前车之鉴,可后来的大唐天子还是旧习未改,仍旧对宦官情有独钟。比如宪宗一朝,就屡屡因为宠幸宦官而在战场上吃了大亏,后来由于裴度指出了症结所在,及时召回了监军宦官,才有了李愬的“雪夜袭蔡州”和淮西大捷,也才有了随之而来的“元和中兴”。然而,到了穆宗这一朝,一切又都恢复原样了。监军宦官依旧在战场上指手画脚,偶有小胜则飞书报捷,自以为功,打了败仗就乱扣黑锅,归罪诸将。更有甚者,有些宦官还把部分精锐士兵挑选出来,充当自己的卫队,而把剩下的老弱残兵推上战场。有这样的一帮瘟神在左右战局,朝廷的胜利又从何谈起呢?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问题——穆宗朝廷不仅派遣宦官去制约将帅,而且本身更喜欢对千里之外的战场指手画脚。

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致使前线将士“不知所从”。很多时候,朝廷会不顾前线的具体情况,“不度可否,唯督令速战”。魏博节度使田布之死,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朝廷造成的。

鉴于上述三个原因,穆宗朝廷输掉这场战争也可以算是自取其咎、罪有应得了。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穆宗君臣在这几年中的政治表现,也许只能用下面这八个字——天子昏庸,宰相无能。

自从穆宗即位,先后登场的宰相有萧俛、段文昌、崔植、杜元颖、王播。对于这几个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一句评语,叫“皆庸才,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

这样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到了长庆二年春,萧俛、段文昌已陆续离开相位,宰相班子还有崔植、杜元颖、王播三人。

崔植,元和十五年八月入相,以前的职务是御史中丞;杜元颖,长庆元年二月以户部侍郎衔入相,此前是翰林学士。这两人都没有什么突出才干,上位后也是庸庸碌碌,无可称道。而最后入相的王播,更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本是西川节度使,靠巴结宦官得以回朝,故而颇受朝议抨击。前任宰相萧俛就是因为看不惯此人才愤然辞职的,但穆宗对王播却极为宠幸,一回朝就任其为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

王播一贯善于钻营拍马,当然不会令穆宗失望。一当上盐铁转运使,王播马上大事聚敛,对民间的茶叶经营课以重税,“每百钱加税五十”,惹得言官们纷纷上疏,极力反对。可穆宗一看王播生财有道,对他愈加赏识,没过多久就让他入相了,并且仍然保留他的盐铁转运使之职。王播上位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向穆宗献媚,“专以承迎为事,未尝言国家安危。”

显而易见,穆宗登基后任命的宰相,没有一个令朝野满意,更无一人能以天下为己任,比起宪宗朝的宰相,可谓相去不啻霄壤。

长庆二年二月,也就是河北战事刚刚以妥协告终的时候,穆宗又任命了一个宰相。

此人很有才,诗写得很牛,在唐代诗坛上拥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一生写下的诗歌数以千计,其中就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等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这个牛人就是元稹。

元稹,字微之,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但天性聪颖,勤奋好学,故而“少有才名”,年纪轻轻便登第入仕。他和白居易是科举同榜,又是好友,两人差不多同时进入仕途,而且诗名并驾齐驱,冠绝当世。据说宪、穆年间,言诗者必称元、白。元稹的诗,“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旧唐书·元稹传》)

由于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能够入仕全凭个人奋斗,所以元稹从政之初,很有些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右拾遗,属于谏官之列。

元稹认为,自己既然身为谏官,就应该忠言进谏,指陈朝政阙失,因此上任不久,就给当时刚即位的宪宗呈上了一道洋洋数千言的奏疏。

宪宗看完,甚为赏识,随即在延英殿召他问对。

初试啼声就引起了天子的关注,令元稹大为振奋。然而,他的做法却不可避免地得罪了当时的宰执大臣。

在那帮官场老油条看来,这毛头小子的乌纱帽还没戴几天,就敢对朝政大放厥词,分明是不懂规矩,不能不给他点颜色瞧瞧。

没过几天,元稹就被逐出了朝廷,贬为河南县尉。

年轻人刚进入社会,尤其是刚进入官场,最大的优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对一切丑恶现象开炮,可最大的缺点就是——摔了跟头也不长教训。

元稹没有因为这次挫折而学乖。几年后,朝廷起用他为监察御史,命他出使东川。元稹一到任,就捋起袖子挖出了一桩陈年旧案,涉案人是已故东川节度使严砺。

自古以来,权力跟腐败总是一对孪生子,官越大,屁股往往越不干净,差别只在有没有被曝光罢了。元稹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发现严砺生前曾滥用职权,肆意侵吞下级官吏和百姓的财产,而且数额巨大,随即毫不犹豫地上疏指控。宪宗命人复查,果有其事,但严砥已死,无人抵罪,宪宗一怒之下,就对东川七个州的刺史都进行了责罚。作为严砺的旧属,他们就算没有同流合污,至少也存在知情不举的包庇嫌疑。

元稹此举,再次惹恼了当权人物。

官场就是一张网,无论此官与彼官表面上相距多远,背后都可能存在无形而坚固的利益联结。年轻的元稹看不见这张网,更看不见这张网后面的一切,所以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当时,朝中的几个宰相都跟严砺有很深的私交,一看元稹这小子为了追求政绩,居然拿死人来做文章,顿时大为恼怒,马上把他调离了长安,让他到东都洛阳去坐冷板凳。

可是,到了东都后,元稹的臭脾气还是没改,没过多久又盯上了他的顶头上司、河南尹房式,将他的一些不法之事向朝廷告发。

宪宗命人核查,证实了房式的违法行径,遂将其罚俸一月,同时征召元稹回朝。

不畏权贵、刚直敢言的元稹两次遭贬,却又两次复起,足以表明天子对他的信任和赏识。

元稹大感快慰,越发相信自己的为官之道是正确的。

元和五年二月,元稹迎着和煦的春风踏上了回京之路。

然而,此时的元稹万万没想到,他仕途上的最大一次挫折,已经在前方的不远处等待着他。

这一天,元稹走到华州,见天色已晚,便就近到一个叫“敷水驿”的驿站下榻。当时,专门接待官员的驿站通常设有上、中、下三种规格的房间,级别高的官员住上房,同级别的则是先到先住。元稹到驿站时,上房还没有人住,驿吏自然把他安排到了上房。

片刻后,麻烦来了。一个叫刘士元的内侍宦官也到了这里,嚷嚷着要住上房。驿吏一看是宦官,不敢怠慢,赶紧跟元稹商量,想让他挪个地方。

年轻气盛的元稹本来就对宦官没有好感,而且自己又是先来的,当然不肯让。驿吏无奈,只好如实告诉刘士元。

刘士元一打听,不过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御史,竟然敢跟他较劲,顿时勃然大怒,带上手下冲了上去,一下子就把房门撞开了。

此时,元稹已经脱了衣服和鞋子,正准备就寝。刘士元凶神恶煞地冲进来,不由分说,挥起马鞭往他脸上就是一下。

元稹捂着火辣生疼的脸颊,当场就懵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元稹见对方人多势众,而且还带着家伙,压根不敢反抗,赶紧拔腿就跑,连衣服和鞋子都顾不上穿。

当时的宦官都是骄横霸道的主,刘士元当然不肯轻易放过元稹。他一边挥舞鞭子穷追不舍,一边还叫手下把元稹的马牵走,再把弓箭拿来,一副非把元稹弄死不可的架势。

元稹吓得魂飞魄散,穿着袜子满驿站乱蹿,最后好不容易才逃离了敷水驿,狼狈不堪地回到了长安。

此事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众所周知,宪宗一向宠幸宦官。虽然他对元稹不乏好感,但在这件事上,宪宗最后还是偏向了宦官。此外,宰相们本来就看这姓元的小子不顺眼,如今出了这档子事,他们正好落井下石,拿他开刀。

几天后,朝廷便以元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为由,把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贬谪令一下,好友白居易大为不平,接连上疏替他喊冤。时任翰林学士的李绛、崔群也面见宪宗,极言元稹无罪。

但是,宪宗不为所动,还是维持原判。

就这样,元稹第三次被逐出了长安,开始了他“山水万重书断绝”“暗风吹雨入寒窗”的贬谪生涯。

这个曾经锋芒毕露、年少轻狂的才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这一去,就是整整十年。

自己到底错在哪了?

在谪居江陵的那些“残灯无焰影幢幢”的日子里,元稹一直在痛苦地反思。

从小到大所读的圣贤书,有哪一本不是教自己要清廉为官、济世安民的呢?又有哪一本是教自己要向权贵低眉折腰,甚至是与其同流合污的呢?

没有。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扶正祛邪、扬善去恶不仅是一个读书人的本分,更是一个官员的立身处世之本,也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就算不能彻底祛除世界上的黑暗与邪恶,至少也要为人间带来更多的光明与正义。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元稹,假如他继续坚持这种理想,结果只有两个字——毁灭。

元稹毕竟是聪明人,他很快就意识到,要想在险恶的官场上生存下去,就必须放弃旧的人生观念,学会新的游戏规则。

而这个规则的核心就是两个字:人脉。

是的,官场就是一张网,一张由人脉所构成的利益联结网。所以,自命清高、四面树敌的人到头来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八面玲珑、广结善缘才是正确的为官之道。最后,在现实的铜墙铁壁前撞得头破血流的元稹,经过一番痛彻骨髓的灵魂挣扎,终于幡然猛醒,大彻大悟,开始编织属于自己的关系网了。

元稹构建的第一条官场人脉,是一个叫崔潭峻的宦官,此人时任江陵监军。

元稹过去最讨厌宦官,而且也是宦官把他害到今天这步田地的,所以贬谪江陵之初,他对宦官可谓恨之入骨。但是现在,元稹已经不这么想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初刘士元在敷水驿抽下的那一鞭,已经把那个嫉恶如仇的元稹打死了。

如今的元稹已然脱胎换骨,再也不会自命清高,以正人君子标榜于世了,更不会再坚守什么修齐治平的圣贤理想了。他现在只想放下身段,广交朋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大腿够粗,他就愿意去抱。

而崔潭峻正是一个大腿够粗的朋友。

因为他是穆宗李恒的东宫旧人。

元和十四年,宪宗大赦天下,元稹遇赦回朝,被任命为膳部员外郎。所谓膳部员外郎,就是宫廷里面管伙食的。元稹举目一望,和他同列的,都是一些刚刚入仕的后生晚辈,而当年与他一起当谏官的同僚,如今早已位列要津,个别人甚至已经贵为卿相了。

元稹的抑郁和苦闷可想而知。

元和十五年,穆宗登基,崔潭峻被召回朝中,元稹的好日子也终于到了。

早在当太子的时候,穆宗李恒就经常听宫人吟咏元稹的诗歌,对他印象甚佳。崔潭峻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一回朝,就给穆宗献上了一百余首元稹的新作。穆宗大悦,顺便问起元稹近况。崔潭峻赶紧说明了他的尴尬处境。穆宗一听就皱了眉头,这么有才的人,怎么能让他在食堂里管伙食呢?

当年五月,元稹便被擢升为祠部郎中、知制诰。这是个帮皇帝草拟诏书的职位,相当于天子秘书,虽然级别不高,但却举足轻重。

元稹是靠宦官上位的,所以很多朝臣都对这项任命非常不满。没想到才过了几个月,天子又颁下一道诏书,擢任元稹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谁都知道,走到这一步,距离相位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元稹如此扶摇直上,朝中舆论顿时哗然。他刚到中书省上了几天班,有人就给他难堪了。时值盛夏,有一天中午休息,元稹和同僚们聚在一起吃西瓜,忽然飞来一只苍蝇,嘤嘤嗡嗡惹人生厌。中书舍人武儒衡(武元衡的堂弟)马上拿起扇子拼命挥舞,瓮声瓮气地说:“哪来的讨厌东西,居然往这儿凑!”

众人闻言,当即失色。武儒衡却意气自若。只有元稹恨不得找条地板缝儿钻进去。

不过,难堪归难堪,该干的事儿,元稹还是照干不误。

如今的元稹很现实,绝不会再意气用事,更不会因为同僚的冷嘲热讽就放弃编织自己的官场之网。实际上从回朝的那天起,元稹就已经开始构建另一条重大的人脉了。

那就是时任枢密使的宦官魏弘简。

凭借崔潭峻这条线,元稹挤进了权力中枢;眼下,他又攀上魏弘简这根高枝,目的当然是想一举登上宰相之位了。

然而,元稹要经营相位,就必须拿掉横亘在他面前的一块绊脚石。

这块绊脚石就是裴度。

此时正值河北叛乱全面爆发,穆宗紧急起用裴度为帅,对他极为倚重。众所周知,裴度在朝野拥有无人可及的威望和影响力,这回要是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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