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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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八月，长安和关东地区爆发了严重的霜灾和饥荒，朝廷同意灾民可以前往各地自谋生路，玄奘意识到时机成熟，终于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混在难民队伍中偷越国境，西行求法。（玄奘西行的时间，普遍认为是贞观三年，此处依据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相关考证，确定为贞观元年。）

此行前途未卜，生死难料。

出发的这一刻，除了简单的行囊和一腔求法的理想之外，玄奘什么都没有。

没有人知道，十九年后，这个孑然一身的“偷渡客”竟然会带着震古烁今的伟大成就载誉归来，不仅受到举国上下的盛大欢迎，而且得到太宗李世民的亲自接见。〖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

没有人知道，他迈出长安的这一步——是在书写一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

玄奘茕然西去的背影显得寂寞而苍凉。

走向天竺的这一路，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一路上虽然没有白骨精和盘丝洞，没有牛魔王和火焰山，没有魑魅魍魉和九九八十一难，却有一望无际的大漠黄沙，有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有关卡盘查、官吏缉捕的困扰，有缺水断粮、迷失方向的危险，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他葬身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或者迫使他心生懊悔，黯然东返。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挡住玄奘的脚步。

早在迈出长安的那一刻，玄奘就已发出宏大的誓愿——

此行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正法。

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

宁可就西而死，岂能归东而生？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正是这样一种单纯而伟大的信仰，使他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甚至蔑视死亡的威胁，顽强地走向自己生命中的圣地。

玄奘从长安起程，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出玉门关外五烽（五道重兵把守的关卡），进入“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八百里戈壁——莫贺延碛，在克服了四天五夜滴水未进的困难之后，终于穿越这个可怕的死亡地带，经伊吾（今新疆哈密市）抵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

高昌国王麹文泰盛情接待了他，但执意要求他留在高昌讲经说法，否则就要把他遣送回国。玄奘无奈，只好以绝食相抗，“水浆不涉于口三日”。最后麹文泰终于被玄奘的至诚所感动，提出两个放行的条件：一、与他约为兄弟；二、求法归来后在高昌停留三年。

玄奘同意。麹文泰大喜，当即“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韈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此外，为了玄奘能顺利西行，麹文泰还专门准备了二十四封国书，命护送的大臣交给沿途的二十四国国王，每书奉送大绫一匹为礼物；并且还亲手写了一封辞义谦恭的信，随信献上“绫、绡五百匹，果味两车”，请求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致信其势力范围内的西域诸国，为玄奘法师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就这样，玄奘离开高昌，过焉耆、龟兹等国，翻越凌山（葱岭北部），到达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西南），会晤了统叶护可汗。随后，在统叶护可汗致所经诸国的信件和护送使节的帮助下，玄奘顺利经过西域诸国，过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进入了北印度。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秋天，玄奘终于抵达朝思暮想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在这里，玄奘拜戒贤为师，潜心学习梵语，研习各种大小乘经论，尤其专攻印度法相宗（唯识论）代表作《瑜伽师地论》，历时五年。此后，玄奘遍访五天竺，足迹遍及印度各地。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玄奘重回那烂陀寺。此时他的学业已经粲然大成，戒贤命其升座为众讲解大乘唯识经典。在此期间，他著有《会宗论》，会通了印度大乘瑜伽、般若二宗，将唯识与中观学说相互融贯，自成一家。此外，由于当时南天竺的小乘僧人著有《破大乘论》攻击大乘学说，负面影响很大，玄奘就应戒日王之请，又撰写了破除小乘见地的《制恶见论》。

从此，玄奘在印度声名鹊起。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玄奘又在戒日王举办的曲女城无遮大会上挫败了五天竺所有的论敌，其盛名更是如日中天，几乎取代戒贤，成为全印度造诣最深、声誉最隆的佛教思想界领袖。

玄奘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遂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告别了戒贤法师和戒日王，返回中国。经过两年的时间，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终于回到了阔别将近二十年的长安。

和他一起回到中国的，是657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梵文佛典。

玄奘大师的西行求法，前后历时十九年，行程共计五万里，堪称世界中古史上一次艰难而伟大的探险之旅、朝圣之旅，也是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学术和文化之旅。

玄奘回到长安的时候，受到了朝野上下隆重而盛大的欢迎，与他当年“偷越国境”时寂寞而苍凉的境况相去不啻霄壤。

然而，玄奘还是当年的那个玄奘，信仰还是当年的那个信仰。

唯一不同的，只是外在的评价和世人的目光。

贞观十九年二月，玄奘去洛阳见了李世民。李世民对他极为赞叹和欣赏，劝他还俗从政，玄奘力辞。于是李世民就请他把西行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随后，玄奘在弟子辩机的协助下，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价值不可估量的《大唐西域记》。

这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

它记述了玄奘西行途中所历所闻的150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历史沿革、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物产、风土人情等，不但是当时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不可多得的一部著述，而且成为后世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和印度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众所周知，印度在哲学和宗教方面拥有灿烂的成就，可他们的历史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马克思甚至声称：“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因此，要研究印度古代史，《大唐西域记》就是一部谁也绕不过去的重要著作。

一回国，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带回来的佛学典籍。唐太宗全力支持他的译经事业，命房玄龄在弘福寺为他组织了一个规模完备的译场，并“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当他的助手。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玄奘译出了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太宗御笔钦赐《大唐三藏圣教序》。同年，太子李治为亡母长孙皇后祈福所建的大慈恩寺竣工落成，玄奘奉命成为住持，进入该寺继续译经。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年已六十八岁的玄奘终于译出了多达六百卷的《大般若经》，而他的生命也已在彪炳千秋的译经事业中走到了终点。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五日夜，玄奘大师在宜君山的玉华寺圆寂，终年六十九岁。

出殡之日，莽莽苍苍的白鹿原上出现了一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

这里有朝廷官员，有佛教僧人，可更多的是自发为大师送行的长安百姓。史称：“（玄奘）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旧唐书·玄奘传》）

从回到长安的第二十七天起，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佛典，一直到去世前的二十七天，他才搁下手中的译笔，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十九年间，玄奘带领弟子们共译出佛教经论75部1335卷，计1300万言。

由于玄奘大师对梵文造诣精深，而且学术态度极为严谨，所以由他主译的这批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无论是在名相的辨析安立、文义的精确畅达，还是在翻译体例的制订、矫正旧译的讹谬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从而在中国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后世因此将他与前秦的鸠摩罗什、萧梁的真谛、开元时代的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四个人中，其他三个都是外籍僧人：鸠摩罗什祖籍天竺、生于龟兹，真谛是西天竺人，不空是北天竺人，只有玄奘是唯一的中国人。

梁启超说：“自古至今，不但中国人译外国书，没有谁比他多、比他好，就是拿全世界的人来比较，译书最多的恐怕也没有人在他之上。”“法相宗的创造者是玄奘，翻译佛教经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中国的佛教，或只举一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难找到第二个。”

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诞生这样伟大的人物。

在古代中国，盛世修书一贯被视为国家富强、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而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盛世译经的壮举，又何尝不是为贞观时代添加了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又何尝不是从宗教和文化的层面彰显了大唐王朝的盛世荣光！

第九章　万邦来朝，李世民成了天可汗

【东征突厥，报五年之仇】

公元7世纪初，大唐帝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起，唐太宗李世民就引领着大唐帝国走上了一条励精图治的强国之路，短短十余年间就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无论是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还是社会的稳定、民生的富庶、人口的增长，无不显示出大唐帝国在文治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就。

然而，文治的昌盛并不必然带来国家的强大。

对此，作为一个从血与火的战场上走过来的帝王，作为一个曾经用刀剑荡平群雄、鼎定天下的创业之君，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要缔造一个繁荣而强大的帝国，既要有一袭崇文的华服，更要有一根尚武的脊梁。

换言之，李世民所追求的不仅是“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李世民《重幸武功》）的煌煌文治，他同时更憧憬着“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李世民《幸武功庆善宫》）的赫赫武功。

上苍没有亏待李世民。

历史没有辜负李世民。

面对他那经天纬地的宏大抱负，上苍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垂青，历史似乎也显得出奇慷慨——就在李世民执政的第四个年头，一个威震四夷、功盖八荒的时代就在他的憧憬和仰望中訇然降临。

这就是令无数后人热血沸腾、心驰神往的天可汗时代。

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天可汗时代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一个被唐朝征服的对手，就是曾经盛极一时的东突厥。

从南北朝时起，东突厥就是历代中原王朝最强大的敌人。到隋大业年间，东突厥在始毕可汗执政时期臻于全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旧唐书·突厥传》）

大业末年，中原板荡，天下分崩，东突厥的百万铁骑屡屡伺机入寇。其兵锋所到之处，城郭宫室焚毁殆尽，财帛子女为之一空。而四方的逐鹿群雄也纷纷依附在东突厥的卵翼之下，如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窦建德、王世充、高开道等人，“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通典》卷一九七）。就连唐高祖李渊晋阳起兵时，也不得不借助东突厥的力量，将其引为奥援。

唐帝国建立之后，颉利可汗即位，依旧肆无忌惮，“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多次倾巢南侵，深入唐朝腹地。“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颉利却越发变本加厉，不但“言辞悖傲”，而且“求请无厌”。（《旧唐书·突厥传》）

如此强大的外患一天不铲除，大唐王朝就一天也不得安宁。

而最让李世民感到耻辱的一次，就是武德九年的渭水之盟。

那一次，李世民刚刚登基，政局未稳，颉利可汗就亲率十多万铁骑直逼长安。李世民被迫牺牲了府库中的大量金帛，与颉利签订了城下之盟，才换取了暂时的和平。

曾经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李世民断然没有想到——自己刚当上皇帝就被突厥人无可奈何地要挟了一把，结结实实地敲诈了一回。

这样的奇耻大辱不啻于一道丑陋的伤疤，从此深深刻在李世民的记忆之中，并且时常浮现在他的眼前。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李世民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雪洗前耻、根除外患的那一天。

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从贞观元年起，曾经“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的东突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鼎盛走向了衰落——

一方面，颉利可汗宠信佞臣，导致政局大乱，原本臣属于东突厥的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北方诸部相率反叛；另一方面，东突厥境内又遭遇了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其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旧唐书·突厥传》）。如此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巨大困境使东突厥很快露出了亡国之兆。

此外，东突厥王室又产生了严重的分裂，更使其形势雪上加霜。

这个致命的分裂源于颉利可汗与突利小可汗的叔侄反目。

颉利可汗即位之后，突利小可汗封藩于幽州北面，统辖其国东部。贞观元年，严重的雪灾导致东突厥各部族无以为生，于是，突利可汗下辖的奚、霫、契丹等部纷纷叛离，归降唐朝，突利没有办法阻止。颉利大为不满，怒斥其统御无方。双方的裂痕由此产生。不久，颉利在讨伐北方叛乱诸部的战争中失利，于是征调突利北上平叛，没想到突利又遭遇惨败，仅以少数轻骑逃回。颉利怒不可遏，将突利囚禁了十多天，并施以鞭挞的惩罚。二人的关系就此严重恶化，叔侄之间开始各打各的算盘。

突利先是满腹怨恨，继而生出了反叛之心。而颉利对突利也产生了彻底的不信任，在随后的日子里连连向他征兵，试图削弱他的力量。

突利意识到颉利这是在温水煮青蛙，迟早会把他弄死，所以他决不能坐以待毙。

危急之中，突利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当年在豳州五陇阪与他“约为兄弟”的秦王、如今的大唐天子李世民。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四月，突利向李世民呈上密表，请求归降。颉利很快就得到消息，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发兵进攻突利。

突利急忙遣使向唐朝求援，李世民问策于群臣。满朝文武都认为对付东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时任兵部尚书的杜如晦更是强烈主张，应趁突厥内乱而将其一举荡平，否则将后悔无及。

然而，李世民最终还是没有大举出兵。

因为他知道，以唐朝当时的国力，还不足以发动一场平定东突厥的大规模战争。

可他也知道，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削弱东突厥的机会。

所以，李世民绝不会无所作为。

他一边派遣秦武通率兵接应突利，一边把目标锁定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十几年来，这个人一直盘踞在唐帝国的北部边境，而且不遗余力地充当东突厥的打手，始终是唐王朝的肘腋之患。

他，就是梁师都。

在隋末的逐鹿群雄之中，梁师都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硕果仅存的老前辈。

早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春，即李渊父子起兵之前，梁师都就已经在朔方（今陕西横山县）登基称帝了，此后一直在东突厥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