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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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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彟知道自己必须进行职业转型,可他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转。

隋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群雄蜂起,天下大乱,蛰居家乡的武士彟猛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也是自己脱胎换骨的绝佳时机。他略为思考之后,随即作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抉择——弃商从戎。

他希望在乱世中建立军功、扬名立万,最后跻身政界,彻底摆脱地位卑下的商人角色!

武士彟花钱买了一个“鹰扬府队正”的低级军职,从此走上了仕宦之途。

后来发生的事情人们都耳熟能详——武士彟搭上了太原留守李渊这条乘风破浪的大船,从此咸鱼翻身,不但摇身一变成了太原首义元勋和李唐开国功臣,而且在武德一朝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最终跻身大唐帝国的权力高层,非常成功地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华丽转身。

可是,武士彟出道的时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队正”,手下就管着区区五十号人,而太原留守李渊则是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并且是隋炀帝杨广的表兄,双方的身份地位如此悬殊,武士彟又是如何攀上这根高枝的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士彟的发迹史比之八百多年前的邯郸巨富吕不韦以及一千多年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身上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点——商业上的成功不仅让他们积累了巨大财富,而且培养了他们长袖善舞的处世能力和精明务实的经营才能。此外,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商业领域中取得的经验给了他们一双洞察世事的慧眼,也给了他们一种高度前瞻的风险投资意识,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千千万万人中一眼就锁定那个可以给他们带来无穷回报的“奇货”,并且促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出手、不惜代价地投资!

对于吕不韦而言,秦国公子嬴异人就是难值难遇的奇货;而对于武士彟来讲,太原留守李渊同样是不可多得的奇货。

早在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渊出任太原道安抚大使,奉命征讨当地变民,就曾在行军途中路过武士彟的家,受到了这个低级军官的热情款待。当时武士彟一见到李渊,就认定他“雄杰简易,聪明神武,此可从事矣”(《全唐书》卷二四九《攀龙台碑》),当即决定把筹码押在李渊身上,以期在日后获取巨大的政治回报。而当时的李渊早已有了起兵举义的打算,一直在暗中积蓄势力、结纳四方豪杰,当然也乐意结交像武士彟这种精明强干而且家底殷实的人物。

初次见面,双方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很好,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相见恨晚。所以到了第二年李渊正式坐镇太原后,他就立即把富有经营才干的武士彟提拔为行军司铠,亦即主管后勤装备的军械部长,也算是知人善任,用其所长。武士彟意识到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棵足以庇荫的大树,于是更加不遗余力地逢迎攀附。李渊也很给面子,时常光临武宅做客,与武士彟“乐饮经宿,恩情逾重”。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隋朝天下分崩离析,人人都知道——改朝换代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当时,武士彟的几个兄长一致看好瓦岗寨的义军领袖李密,认为只有他才是四方群雄中最有实力问鼎天下的人,于是纷纷劝说武士彟投奔李密。可武士彟却冷冷一笑,说:“李密虽有才气,未能经远,欲图功业,终恐无成。”(《全唐书》卷二四九《攀龙台碑》)

在他的心目中,普天之下,唯有雄才大略却又引而不发的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才是未来的真命天子!

可问题在于,四方的逐鹿群雄已经风风火火地干了好几年了,隋朝的大蛋糕眼看就要被他们蚕食殆尽、瓜分一空,可这个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唐国公李渊却还在默默蛰伏,他究竟在等什么呢?

武士彟坐不住了。

他决定采取行动,在背后推唐公一把。

他先是试探性地送给李渊几本兵书,可李渊却装聋作哑,不为所动。武士彟又换了个法子,一连数日绘声绘色地向李渊描述自己的奇异梦境,说某一夜,梦见空中传来一个神秘而威严的声音在说:“唐公当为天子!”又某一夜,梦见唐公骑着马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忽然看见唐公“噌”的一下飞到天上去了,而且还伸出两只手,一手擎起了太阳,一手揽住了月亮……(《攀龙台碑》:“从高祖乘马登天,俱以手扪日月。”)

这显然是一个正宗的天子架势!

如果说武士彟此前送兵书时李渊还在装傻充愣的话,那么当武士彟告诉他这些意味深长的“梦境”时,李渊就不能不表态了。他随即推心置腹地告诉武士彟,自己“深识雅意”,只是兹事体大,请武士彟“幸勿多言”,如果将来大事成功,定当“同富贵耳”(《旧唐书·武士彟传》)!

听到李渊的许诺时,武士彟禁不住一阵狂喜。

那一刻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一个扬眉吐气、光宗耀祖的未来。

事后来看,武士彟应该算是最早劝李渊起兵的人之一。单就这一点而言,武士彟就无愧于“太原元从”的称号。当然,要从一个首谋举义的幕僚变成一个王朝的开国功臣,绝不仅仅是做几个怪诞的梦、拍几个肉麻的马屁就可以办到的,你还必须脚踏实地地干几件正经事。

当时的太原有两个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他们是隋炀帝杨广安插在李渊身边的两颗钉子。有他们在,举义之事就不可能一帆风顺。当王威和高君雅察觉李渊有所异动之后,就准备拿李渊的亲信刘弘基和长孙顺德开刀,理由是这两个人逃避兵役,应该逮捕问罪。王、高二人这么做,目的就是要敲打和警告李渊,同时削弱他的力量。关键时刻,武士彟站出来了,他说,这两人都是唐公的亲信,如果逮捕他们,唐公很可能会翻脸,万一引发内讧,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王、高二人想想也有道理,只好作罢。

稍后,李渊以防备刘武周和突厥人为由,开始大举募兵,随时准备起事。王威手下的一个将领田德平对此深感怀疑,就想建议王威暗中调查李渊募兵的真实意图。武士彟又当即出面阻止,他说:“兵权在唐公手上,王、高二人只是挂名而已,即使他们真的查出什么,又能拿唐公怎么样?”田德平闻言,也只好打消调查李渊的念头。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太原起兵前夕。当时的形势可谓错综复杂、千钧一发,武士彟能够及时将问题摆平,从客观上保证募兵举义之事的顺利进行,贡献自然不能算小。

李渊正式起兵后,武士彟被任命为铠曹参军,随军西进关中,其间因功被封为寿阳县开国公,赐食邑一千户。唐军攻取长安后,武士彟又以“从平京城功,拜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旧唐书·武士彟传》),再增食邑一千户,并赐宅一所。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废掉隋恭帝,建元武德,开创唐朝。武士彟被任命为库部郎,并赐以“太原元谋勋效功臣”之衔。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武士彟升任工部尚书,一举进入大唐帝国的权力高层。

至此,武士彟的风险投资终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当年那个地位卑下、从权力的魔掌中死里逃生的木材商人,如今终于咸鱼翻身、否极泰来,成为新王朝为数不多的勋贵之一!

那一刻,武士彟内心的满足和喜悦肯定是无以言表的。

很多年后,女皇武曌也许完全能够体会父亲当年成功实现华丽转身时的心境和感受。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和父亲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无论是落寞困顿中那种刻骨铭心的惶惑与焦灼,还是位卑人轻时对于权力和地位的无限向往与极度渴望,都曾经如出一辙地植根于父女二人的灵魂深处。

与此同时,女皇身上的许多特质无疑也是她父亲的遗传。比如自信、坚忍、心机、谋略,比如精明的洞察力和果断的执行力,还有认准目标一往无前的决心,超越常人的勇气和冒险精神等等,皆是拜她父亲所赐。

当然,在女皇武曌人格成长的道路上,还有一个人的影响同样是巨大而深远的。

那就是她的母亲杨氏。

【将来必为天下之主!】

武士彟的原配相里氏是胡人后代,门第寒微,先后为武士彟生了四个儿子。武德三年以后,武士彟功成名就、官尊爵显,按说一家人可以好好享受荣华富贵了,怎奈世事无常、人命危脆,两个儿子在数月间相继病死,一年后相里氏又一病而亡。

武士彟当时除了工部尚书之职外,还一度兼领关中十二军之一的井钺军,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无暇照料家人,甚至连妻儿病重时都从未请假回家照看。而一妻二子竟然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相继亡故,这对武士彟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他仍然恪尽职守,从未对外声张。在随后的日子里,武士彟独自带着余下的两个儿子元庆、元爽,默默过上了鳏居生活。

由于武士彟是朝廷高官,有关部门依例将其妻病故的消息上奏皇帝。高祖李渊听说后,大为感动,立即下敕褒扬:“此人忠节有余,去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非遥,未尝言及,遗身殉国,举无以比!”(《册府元龟·环卫部·忠节》)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武士彟参与修订了唐朝的第一部法典——《武德律令》,随后因功晋爵为从一品的应国公。大约就在此时,皇帝李渊亲自当了一回月老,为他物色了一个女子作为继室。

这个女子就是后来女皇武曌的母亲——关中六大郡姓之一、弘农杨氏之女。

弘农杨氏从汉朝起就是关陇的高门世族,历代显赫,至隋唐时期更是人才辈出,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当属隋朝的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武曌的母亲杨氏与杨坚出自同宗,杨氏的伯父杨雄与父亲杨达皆贵为隋朝宰相;及至唐朝,杨雄之子杨恭仁又是武德一朝的宰相,另一子杨师道后来也成了贞观一朝的宰相。

出身于这样的名门望族,杨氏自然从小就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史称她通文史、工诗书、善属文,同时又具有非常虔诚的佛教信仰,曾被杨达誉为“隆家之女”(《全唐书》卷二三九《望凤台碑》)。

杨氏身上的这些优点,或者说特点,无疑都被后来的女皇武曌一一继承。许多年后人们将会发现,无论是修养、才情、学识、宗教信仰,还是健康的体质、充沛的精力,乃至得享天年的长寿基因(杨氏享年九十二岁,武曌享年八十一岁),女皇都与她母亲杨氏如出一辙。

也许是因为杨氏的条件太过优越,难以找到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所以她的终身大事反而一再蹉跎。在其父杨达生前,杨氏始终没有出嫁。到了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杨达死于东征高丽的途中,此时的杨氏已经是三十四岁的老姑娘了。她干脆宣布“永奉严亲,长栖雅志”(《望凤台碑》),决定栖心佛教,终身不嫁。

如果不是后来皇帝李渊亲自撮合她和武士彟的这桩婚事,杨氏也许真的会在木鱼钟磬、青灯黄卷的陪伴下优游卒岁、了此一生了。

嫁给武士彟的这一年,杨氏已经四十六岁。在唐朝,女子结婚的年龄通常都在十三到十八岁之间,而此时的杨氏完全可以算是奶奶级的人物了。假如不是当朝天子亲自点名主婚,超大龄女杨氏恐怕不一定会答应这门亲事。

不管杨氏是在怎样的心境中嫁给了武士彟,反正过门之后,夫妻生活倒也算和谐美满。杨氏不愧系出名门,其教养和学识都非寻常妇人可比,自从她取代相里氏成为从一品的应国夫人之后,很快就成了武士彟的贤内助。此后的几年间,杨氏为武士彟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就是后来的韩国夫人,二女儿就是后来的女皇武曌,三女儿出嫁不久就亡故了。

武曌生于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底(关于她的生年,各种史书记载不一,本书依据雷家骥先生在《武则天传》中的相关考证,确定为武德八年)。她出生的第二年,震惊天下的玄武门事变爆发,秦王李世民成功夺嫡,进而逼迫高祖退位,登基为帝,大唐的历史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在如此巨大的政治变动中,武士彟的仕途命运当然也会受到重大影响。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李世民夺嫡继位之后,虽然极力与各派势力达成政治和解,没有对异己力量进行迫害或清洗,可毋庸置疑的是——他肯定要将朝政大权从武德旧臣手里转移到自己的嫡系和亲信手中。在此情况下,作为太原元从和深受高祖重用的武德高官——武士彟当然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帝国的权力中枢。因此,贞观一朝,武士彟先后被外放为豫州、利州、荆州都督,终其一生再也没回到京师任职。

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起,童年武曌就跟着父母和家人离开长安,开始辗转各地。在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市)、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等地,至今仍有一些以“则天”“天后”命名的地名、古迹和传说。在这些充满了玄幻色彩的民间传说中,女皇武曌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祇,为千百年来的当地民众所津津乐道和顶礼膜拜。

与色彩斑斓的传说相反,关于女皇的童年时代,正史基本上没有什么记载。唯一值得一提的,也许就是那个著名相士袁天罡所作的那个神秘预言。

据说当时女皇武曌尚在襁褓,名闻天下的相士袁天罡有一次路过利州,做客武宅。在看过女主人杨氏的面相后,袁天罡赞叹道:“看夫人的骨法,必生贵子。”杨氏随即把孩子们都叫了出来,让袁天罡看相。看到元庆、元爽时,袁天罡说:“这两个男孩是保家之主,将来可官至三品。”看过杨氏的大女儿后,他说:“此女也是大贵之命,但是对她将来的夫君不利。”(韩国夫人日后果然早寡)最后,当袁天罡看到被乳母抱在怀中、身着男装的武曌时,眼中忽然闪过一道光芒。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小孩,脸色骤变。武士彟夫妇下意识地对视一眼,赶紧追问缘故。袁天罡摇着头说:“此子不易断言,请让他下地走几步看看。”乳母依言把孩子放了下来,牵着她的手,让她搭着床沿走了几步。武曌一边走一边笑呵呵地仰起头来,扑闪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看着袁天罡。袁天罡忍不住惊叹一声:“此子龙睛凤颈,乃大贵之相啊!”然后又绕着孩子左看右看,连连惊叹:“可惜是郎君,若为女子,前程实在不可限量,将来必为天下之主!”(《旧唐书·袁天罡传》:“更转侧视之,又惊曰:‘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

在这个故事里,袁天罡语出惊人、言之凿凿,其预言也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然而,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历朝的开国皇帝多有与此大同小异的神秘预言。远的暂且不提,就说唐朝的开创者李渊父子,就曾当仁不让地拥有过类似预言。年轻时的李渊从“善相之人”史世良那里得到的预言是——“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旧唐书·高祖本纪》),而李世民更是早在四岁的时候就被一个来去无踪的白衣相士如此评价——“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旧唐书·太宗本纪》)

这些预言的真实性到底如何,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是有一点我们大致可以推断——一则预言的应验程度越高,它纯属事后编造的可能性就越大。

换言之,当你发现历史上某一则预言的应验程度几乎是百分之百时,你就该知道它与谎言和神话的距离近似于零。尤其当这个预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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