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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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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一名，即中世纪也里可温（arkagüd）一名的近代形式。老莫斯特尔特研究过这个氏族的成员，发现他们既不信萨满教，又不信佛教，他们崇敬一种十字架——卍形十字，他们自己也不明其意，表明他们对基督教模糊的记忆。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他们无疑是成吉思汗时期，在汪古部境的聂思托里安教徒的后裔（莫斯特尔特《鄂尔多斯地区》载《辅仁学志》1934年第9期）。
〔57〕中国用来记述基督教徒的词有（1）迭屑，它来自波斯文Tarsā，唐代译为“达娑”，意为“信徒”，或“敬畏神的人”。（2）也里可温，即Arkagün。根据多桑的说法，13世纪的《世界征服者史》解释说，蒙古人称基督教徒为也里可温。中国作者用此词称景教徒，据推测，arkagün一词是希腊文āρπωγ的对音，或者是叙利亚口语arkhun（副主教）的对音。或者与土耳其语arkhun（肤色白的）有关系。本译文按元代称呼译为聂思托里安教徒。列班，是叙利亚文Rabban的音译，原意为法师、律师，对聂思托里安教徒的敬称。马儿·哈昔，又译马里·哈昔牙，叙利亚文，Mar意“圣”，hasiā意“使徒”，是对聂思托里安教大德（主教）的称呼。——译者
〔58〕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4页。
〔59〕《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0页。
〔60〕阿剌忽失的斤（或特勤），忽里，看《秘史》海涅士法译文，第55页。
〔61〕阿·克·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纽约，1930年）第235页。
〔62〕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0页，穆勒上引书第236页。
〔63〕《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60，61页；多桑《蒙古史》II，513；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237页。
〔64〕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99页。
〔65〕上引书第208页。
〔66〕上引书第100页。
〔67〕《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58页和60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181。
〔68〕《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141页；穆勒和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7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45页。
〔69〕鄂多立克提到过扬州的一座聂思托里安教教堂，它是于13世纪末由富商阿拉伯罕所建。伯希和发现了有关它的1317年法令（《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8页）。
〔70〕《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1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94—127页。
〔71〕都哇在叙利亚文的传说中是Oqo。
〔72〕穆勒，上引书第101页。
〔73〕《元史》卷134《爱薜传》，大德元年（1297年），授平章政事。——译者
〔74〕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40页，1927年3—4，第159页）和《蒙古人与教廷》（《东方基督教评论》3—4，1924年，248［52］）。有关孛罗丞相的情况看伯希和《通报》1927年第159页。
〔75〕《元史》卷132《杭忽思传》中是镇巢城，此城是大运河岸的常州。它于1275年3月30日向蒙古人投降。现保存的一位旅行者1276年的日记证明了这次围攻的恐怖情景“16日（1276年3月3日）拂晓，船抵常州。道路被烧毁倒塌的房屋所阻断，运河充满尸体，臭气冲天；这里比任何地方都糟糕。”参看《钱塘遗事》第7卷第7页，第9卷第3页。——译者
〔76〕参看《元史》卷132。——译者
〔77〕看C。隆西埃尔和多雷的著作（Bibliographie de l'Ecole des Chartes）LVI （1895年），29。伯希和（《通报》1914年，页641上的文章）。伯希和在《元史》中发现了派出使者的几位北京阿速首领的名字：福定、香山和者燕不花。他们在给本尼狄克十二世的信中分别名为：Fodim Jovens； Chyansam （Shyansam）和Chemboga （Shemboga）。
〔78〕伯希和《福建的摩尼教传统》（《通报》1923年，第193页）。马可·波罗在福州提到的所谓基督教徒，伯希和认为肯定是摩尼教徒。参看《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158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43页；伯希和《学者杂志》1929年1月第42页。
〔79〕在哈剌火州，马可提到了有一聂思托里安教会（本内代托编Il Milione，第46页；穆勒…伯希和编II，XX）。在别失八里北的欣斤塔剌思有一些石棉矿。
〔80〕《马可·波罗》穆勒…伯希和编I，79；本内代托编70—71页。（七艺，即文学、修辞学、算学、辩证法、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译者）
〔81〕伯希和证实了当马可谈到摩苏尔和报达时，只是听说。裕尔…考狄尔本（伦敦，1903年，I，19）错误地说他在摩苏尔、报达和巴士拉之间旅行过。最可能的路线是赛克斯的《波斯史》中（262页）注明的。（霍尔木兹是与印度贸易的巨港，在波斯湾口的一个岛上。元朝译为忽里模子，明朝译为忽里谟斯。——译者）
〔82〕裕尔…考狄尔本I，第129页，穆本I，第128页。
〔83〕斯坦因《西域》第9章第318页及其后。伯希和认为Pem与Keriya等同。
〔84〕《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48页；穆本I，158；伯希和《肃州考证》（《亚洲杂志》I，1912年，591）。
〔85〕鲍迪乃译本I，203；贝本48页；穆勒本159页。
〔86〕本内代托本52页；穆勒本178页。
〔87〕本内代托本58页；穆勒本181页。
〔88〕“在马可时代，波斯语必定是作为一种中亚和东亚通用的语言”。参看伯希和《亚洲杂志》II，1913，185。
〔89〕本内代托本第137页，伯希和《通报》1927年第164—168页上的文章。
〔90〕马可还提到京兆府内的聂思托里安教会（本内代托本第107—108页，穆勒本第264页）。
〔91〕参看本内代托本第115页；穆本第277页。关于大理城，参看伯希和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4）第158页上的文章。
〔92〕参考《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9）第633—680页上于贝尔的《蒲甘王朝的终结》。
〔93〕A。 J。 H。夏里格农认为是指正定（chengting），参看《马可·波罗传》北京，1924—1928年，3卷本，III，2。参看本内代托本第128页。
〔94〕马可称黄河为Caramoran，来自蒙古名喀喇木仑河，即黑河。
〔95〕参看G。马斯佩罗，载《通报》1911，第476页。
〔96〕佛陀（Buddha）蒙古人称为Burqan。
〔97〕鲍迪乃本第588页，穆勒本第407页。
〔98〕鲍迪乃本第325页；穆勒本第239页；参看裕尔…考狄尔书中的注释，I，426—430。参看伊本·白图泰游记，德弗雷梅里本（巴黎，1853—1879，4卷本）IV，259—260。
〔99〕参考海德《利凡特商业史》（莱比锡，1923年）II，670，693。
〔100〕Quinsai一名，或者根据各种手稿写法：Khansa； Khinsa； Khingsai； Khanzai； Cansay； Campsay，来自King…tsai，即“暂时驻地”（伯希和）。参看穆勒的《马可对Quinsay的描述》（《通报》1937年，105页）。
〔101〕“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我错了，它是最大的一个港口”。（伊本·白图泰游记，德弗雷梅里本IV，269）。在刺桐附近是德化，也在福建境内，其中有马可称赞的陶器制品（穆勒本，352页，参看海德的《利凡特商业史》II，247）。
〔102〕鲍迪乃译本第561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第368页。海德上引书II，644。费郎的著作（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geographiques arabes； persans et turcs）（巴黎，1913—1914年）2卷本，I，31。
〔103〕1335年至1343年间佛罗伦萨编辑的一部著作，看海德《利凡特商业史》I，xviii。
〔104〕参看海德《利凡特商业史》II，218。
〔105〕汉文史料称马八儿。阿拉伯语是Ma'abar； Ma'bar，意为渡头。《岛夷志略》和《元史》均有马八儿传，《元史》称：“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与俱兰足以纲领诸国，而俱兰又为马八儿后障。”该地在科罗曼德耳海岸。——译者
〔106〕参看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年，第633页）。
〔107〕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1页。
〔108〕在安德鲁·佩鲁贾的信中，把他到北京的时间写成1318年肯定是错误的，穆勒估计，应该是1313年。（《在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1—192页）。
〔109〕裕尔《东域纪程录丛》（英文版）第3卷第73页：其内在价值约合不到五十英镑。——译者
〔110〕马拉巴尔（Malabar即Minibar），伊本·白图泰写作al…Malibar，爱德利奚和阿布尔费达写作al…Manibar。Malabar指印度西南海岸一带。张星烺认为是《元史·亦黑迷失传》中的八罗孛。关于胡椒生产，《诸蕃志》：“无离拔国至多，番商之贩于阇婆，来自无离拔也。”——译者
〔111〕《鄂多立克游录》，考狄尔本（巴黎，1891）第99页。
〔112〕参看H。豪斯登的文章（St。 Thomas and St。 Thom； Mylapore）（《孟加拉亚洲社会杂志》1924年）第153页。
〔113〕Sinkalan，马黎诺里记Cynkalan，伊本·白图泰记Sinkalan，拉施特和瓦撒夫记Chinkalan，都指今广州。——译者
〔114〕关于辛迦兰的重要性（特别是作为中国陶器运往印度和也门的重要港口），参看《伊本·白图泰游记》德弗雷梅里译本，IV，272。
〔115〕参看穆勒《在中国的基督教徒》241页，和《新中国评论》（1922）第32页“杭州有一万座桥。”
〔116〕马可已经提到过杭州的聂思托里安教教堂（本内代托本第152页）。
〔117〕裕尔以为其地是马可记的Singuimatu，冯承钧译作新州马头，以往认为是今济宁。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第72页注3认为应是《元史·河渠志》御河条下长芦以北的索家马头，所指城市实为沧州。现照原文的说法译成新州马头（山东济宁）。——译者
〔118〕据陶九成《辍耕录》，这里所说的小山是金代的琼花岛，元代的万寿山，今之琼华岛，其上的宫殿即广寒宫。因“其山皆叠玲珑石为之，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故称之为绿山。其旁之池即元代之太液池，今北海，极美之桥应为山前之白玉石桥，“长二百余尺，直抵仪天殿后”（见《辍耕录》）。——译者
〔119〕巴萨诺的僧侣马契辛诺说，据僧侣鄂多立克说，皇冠是珍珠和宝石镶嵌而成，比特利维索边区还值钱。参看何高济译本第88页。——译者
〔120〕《鄂多立克东游录》考狄尔本第375页。对此有注释，马可所谈到的忽必烈在基督教盛大节日中所起的作用（看贝本第69、70页）。
〔121〕《马可·波罗游记》，参看本内代托本第60—61页。
〔122〕《鄂多立克东游录》考狄尔本第450页。参看劳费尔《鄂多立克到过吐蕃吗？》（《通报》1914，第405页）。
〔123〕北京的阿速人给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的信注明时间是1336年7月11日，信上陈述约翰·孟德科维诺已在八年前去世了（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8页）。
〔124〕《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7页。
〔125〕马黎诺里是应大汗使团的邀请而进行旅行的，关于这次旅行，他本人写有游记。这本《游记》的惟一一份完整手稿，现藏布拉格大学图书馆，由多布奈公布在《波希米亚历史文献》（Monumenta Historica Boemiae），1768年版第2卷，第79—282页上，由伊姆利尔公布于《波希米亚史料集》（Fontes Rerum Bohemicarum），1882年版第三卷，第492—604页上。有关马黎诺里东游部分，由裕尔译成英文，收入《东域记程录丛》第3卷第209—269页。——译者
〔126〕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42页）。
〔127〕马黎诺里的编年，参看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254页。
〔128〕这一地区忽必烈先给他的三儿子忙哥剌，后又转给忙哥剌之子阿难答，它还包括陕西，以西安（或称长安）为都。
〔129〕《元史纪事本末》第155页是爱黎育拔力八达，今从英文名译成爱育黎拔力八达。——译者
〔130〕参看利杰蒂《元文宗的蒙古名称》（《通报》1930，第57页）。
〔131〕名叫“广”的两个城市可能指两广地区，即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译者
〔132〕《元史纪事本末》第218页：“帝以孛罗为中书左丞相，寻进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译者
〔133〕据《元史纪事本末》第219页记：“扩廓帖木儿扈从太子至京师。诏以扩廓为中书左丞相，知枢密院事。”——译者
〔134〕转自《汉译蒙古黄金史纲》（1985年，呼和浩特版）第44页。——译者
第一节 察合台汗国：起源与一般特征
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1〕继承了伊塞克湖地区、巴尔喀什湖东南的伊犁河流域，以及楚河与怛逻斯河流域草原，或者至少是这两条河以东的草原。据志费尼记述，察合台的冬营地是在马拉什克亦拉，夏营地是虎牙思，两地都在伊犁河流域内，虎牙思靠近阿力麻里（离今固尔扎不远）。喀什噶尔和河中地区是他的属地。畏兀儿地区，即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吐鲁番（哈喇火州）和库车的原回鹘国境，大约在1260年左右成了察合台家族的直属领地，尽管在此以前它似乎一直是附属于哈拉和林的大汗们。河中的不花剌城和撒麻耳干城在一段时间内也由哈拉和林宫廷管理。
察合台汗国一名是来自察合台王子，因他的领地而得名。它的领域相当于原古儿罕们统治下的喀喇契丹国。像喀喇契丹一样，它也是一个蒙古统治下的突厥地区，是突厥斯坦的蒙古王国。察合台的统治者们也如同喀喇契丹的古儿罕们，甚至像更早的7世纪的西突厥可汗们一样，完全不懂得如何以西方国家为模式，或者以中国和波斯为模式建立一个正规的国家。因为他们缺乏这样做的历史背景。他们的堂兄弟忽必烈家族，或者波斯的旭烈兀家族，发现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古老传统——它的全部历史是按行政管理的惯例，即衙门和法院——已经处于他们的支配之下。在中国，他们成了天子；在波斯，他们成了苏丹。他们把自己与在地理上、历史上和文化上都有严格限定的国家等同起来。察合台的儿子们则与此不同。他们的王国具有不固定的疆域，没有像北京和桃里寺这样的城市作为它的中心，只有一片草原。他们从未萌发在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内，即在喀什或于阗定居的想法，因为这些绿洲是被围成一个一个的园地，对他们的骑兵和牧群来说是太小了。他们也不愿意定居在塔吉克人中和不花剌及撒麻耳干城内或多或少伊朗化的突厥人中，这些人口稠密城市中的穆斯林狂热和暴民的骚乱必定与他们的游牧天性很不融洽。与其余几个兀鲁思的亲属们相比，他们在更长时期内完全不懂都市生活，对它的需求和用途缺乏任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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