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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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祠祭奠。而此时那个可疑的家仆已经乘机将洪承畴的家眷送回了福建老家。既然皇帝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得知真相的明朝官员们就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见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

只是后来洪承畴并没有任何后报的行为，反而对江南抗清力量大加打击，可见这信只是为了保全家眷的权宜之计（野史记载说此计为庄妃所出，崇祯也间接中了庄妃的美人计）。

投降满清的大臣和将领不计其数，但唯独洪承畴和吴三桂最受后人非议，这自然是因为两人在满清得到天下的过程中出力最大的缘故。

1644年，洪承畴跟随摄政王多尔衮重新回到北京后，将老母亲从福建接到了北京。老夫人一见到洪承畴，就拿手杖去打他，先数落其不死之罪，然后说：“你接我来，是想让我给你当旗下老婢吗？我今天打死了你，是为天下除害。”洪承畴慌忙走开，从此不再敢与母亲相见。

1644年五月，南明弘光政权派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出使北京，与满清谈判。左懋第被多尔衮扣押，拘于太医院。洪承畴前来说降，左懋第说：“此鬼也。洪督师在松山死节，先帝赐祭九坛，今日安得更生？”洪承畴惭愧而退。类似的故事还发生过许多次。

左懋第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向弘光皇帝复命，他一直被关押到1645年南明弘光政权灭亡，依旧不屈，于是被害。

祖大寿和洪承畴两人，投降后的表现各有不同：一个是从此开始默默无闻，闭口不谈兵事；一个则是竭心尽力地帮助满清得到天下，充分施展了在崇祯手下没有发挥出来的才干。所以洪承畴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我们在后面的篇章中还会再提到他。

祖大寿和洪承畴二人不是留名于《明史》，而是见传于《清史》，而且同时被列入《贰臣传》，这就是满清政权给投降者的最高待遇。

【十　大势已去】

松山失陷对明朝影响极大，从此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

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就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为“杀穷鬼”。两年之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如此大规模屠杀两次，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

崇祯皇帝自然已经顾忌不到这些辽东子民的生死，他开始考虑与满清议和，兵部尚书陈新甲暗承上意，偷偷派马绍愉去与皇太极谈判。

皇太极本人一直对将来统治天下怀有矛盾心理。他想当皇帝，但未必渴望北京的龙床。他的主要汉族谋士范文程经常劝他出兵明朝，占领中原。但皇太极坚持说，他并非“好杀掠而兴兵”。相反，他与明朝交兵是因为对方拒绝响应他的和平建议。围攻大凌河时，皇太极曾致书祖大寿，表示诚恳希望与明朝议和，而明朝大臣却将议和比作南宋的绥靖政策。“然尔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清太宗实录》第九卷）

皇太极的耐心是相当出色的。几次入关，他的马首都曾叩北京，许多臣属都劝皇太极拿下北京，但皇太极谆谆开导他们：“明朝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现在以我们满清的力量，还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没有用。我现在带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棵大树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长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轻轻一推，便轰然倒地。”

松山陷落后，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他认为，议和“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但皇太极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贰臣传》第二卷）

甲申年以前，清军四次入关，都是从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边墙进来的，饱掠之后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为山海关横亘。对于满清而言，没有山海关就没有中原。

因为皇太极也有求和的心里，马绍愉谈判的结果自然相当不错。但就在这个时候，陈新甲的家僮将崇祯皇帝催促议和的手诏误作塘报，发了抄，于是满朝文武都知道朝中有人在跟满清讲和。朝庭主战的人大肆弹劾陈新甲通敌卖国。崇祯皇帝不好明说，为了面子，只好下诏严斥陈新甲。陈新甲自然不服，心想这议和本来就你崇祯的意思。崇祯皇帝恼羞成怒，将陈新甲斩首。

自此，明清两国的和议便永远断绝了。

而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突然变得无比坚定，决定先发制人，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他下令吴三桂袭击满清阿济格营。

皇太极希望再给明朝一次比松山、锦州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使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称为可能，人才正是逐鹿中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1644年，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李自成意外完成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皇太极又命阿巴泰等入关攻明，这是皇太极生前最后一次下令攻明。但皇太极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阿巴泰出发前，皇太极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皇太极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指李自成的军队），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

这时依旧有和谈的希望，皇太极甚至希望万一与明朝和谈不成，将来就联合李自成，合力对付明朝。可见皇太极相当谨慎，他不认为满清已经具备了争夺天下的能力，这时候他已经看到了李自成未来不可预估的力量，也想到要利用汉族自己的内乱谋取渔翁之利。但很遗憾的是，皇太极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两项策略有任何结果，就已经去世了。

更加遗憾的是，崇祯皇帝没有任何积极响应。

阿巴泰的清兵分两路入长城，共会于蓟州，直抵山东兖州而还，攻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杀明宗室鲁王，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余口、牲畜五十万头。这一趟中，阿巴泰也没有遇到李自成的军队。

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阿巴泰等始率军经通州徐徐凯旋。清兵南北往返，明朝诸军皆尾随其后，始终未敢一战。但明军仍然坚守着山海关，清兵还无力攻陷。虽然清兵屡次绕道长城各口，蹂躏畿甸，南及山东，因为山海关扼道其中，清兵毕竟不敢久留。不过正因为满清时不时地流动侵扰，明朝剿流寇的军队总被满清牵制着。而西北的李自成这个时候已经有几十万大军，他也跟皇太极一样，正雄心勃勃地将目光投向了紫禁城。

到这个时候，崇祯才知道他最大的敌人不是皇太极，而是李自成。这个观点一直延续到南明政权，严重地影响了南明政权的内政与外交。但此时此刻，崇祯内外交困，已经茫然无措了。这时关外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均为清朝所有，唯宁远等四城未克，明朝在长城以北的防御实际上已经崩溃了。回想起袁崇焕当年“五年平辽”的誓言，话犹在耳边，人却已经若隔世。崇祯的感觉不是后悔，而是咬牙切齿地痛恨，痛恨这些文武大臣误了他，祖宗传下来的江山竟然在这些人的手中逐渐沦陷。于是他在这样的思想的驱动下，在灭亡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快了。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死，庙号太宗，葬昭陵。礼亲王代善等奉皇太极与庄妃的儿子福临继位，时年6岁，是为清世祖，年号顺治。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的侄子）和睿亲王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个儿子）辅政。

此时离1644年崇祯煤山上吊只有半年。

半年后，“中国以土广民众、文化水准比较高的民族，但却为局处一隅的后金的野蛮民族所击败”。此论并不准确。满清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十几万兵力，而李自成的百万大军绝大多数都是饥民，所以其实是明朝自己击败了自己。但这并非崇祯皇帝一人之过。

显然，没有满清，就没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没有李自成，满清也不可能乘虚而入山海关，轻而易举地得了天下。1644甲申年，江山改朝换代一幕开始在正史上上演，由于如此富于戏剧性，从而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失败者“不瑕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显然，崇祯的继承者们并没有从1644年得到教训，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再讨论南明政权。

第三章　李自成与多尔衮的运气

【一　看天下谁主沉浮】

公元1644年春，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农民军倾斜。三月中，大顺军包围了北京城。

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当天大顺王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区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的带领下撤入关内。满清则乘机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收取了关外地区，这样就形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政权隔关相峙的局面。

大顺气势锐不可当，连官绅地主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效忠朱明王朝，绝大多数都认为明朝气数已尽，转而寄希望于大顺政权。尽管其中有的人争先投靠，希冀跻身于新兴的大顺朝定鼎功臣之列；有的人虽心怀疑惧，但为形势所迫而随大流。总之，在大顺军被清军击败以前，汉族官绅中的大批文官武将都以投靠大顺政权为惟一出路，而不可能设想去投靠偏处辽东的一个语言、风俗都有很大差异的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权。

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在古代中国，国家为一家之国，一姓之国。一朝一姓亡是亡国，全民族为异族征服则谓之亡天下。1644甲申年的历史则是既亡国又亡天下。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这就是1644年汉族军民官绅的普遍心理状态。正因为如此，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占领了包括京师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除了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以外，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

这个时候，无论谁也不会料到满清将会取代明朝入主中原。满清无论从哪方面说，既没有灭亡明朝的实力，在军事实力上，满清也缺乏统一中原的兵力。这点满清自己也相当清楚。

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立大顺政权。蒙古鄂尔多斯部落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满清。一月二十七日，即李自成称王后二十六天，满清立即派使者送了一封信到西安。信是睿亲王多尔衮写的，信中说：“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多尔衮的基本设想是要与李自成平分华北，提出清军愿意与反抗明朝的大顺军建立联盟，“协谋同力”，“并取中原”。

从这点可以看出，早在李自成攻陷北京之前，满清已在考虑占领中原，不过他们最初的想法只是想同大顺政权平分华北。

大顺军榆林守将王良智收到多尔衮的来信时，李自成已经亲自统大军向北京推进。王良智派人将这件事报告了李自成，但大顺军领导人正踌躇满志，认为满清是企图分享胜利的果实，没有给予重视，所以李自成对满清的提议也没有任何回应。这封信后来被附上一个纸条转回了满清使者的手中。纸条是王良智写的，他只是简单地说已经将此信内容向上报告了。

多尔衮的消息要滞后许多。虽然他一直试图与农民军联系，想与李自成协同作战，共同对付明朝，但并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明朝崇祯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多尔衮才知道李自成的大顺军势力已经锐不可当，已经到了明朝宁愿放弃关外土地的地步，他这才明白为什么李自成不肯对满清的示好有任何回应，因为大顺军已经有足够大的实力，根本无须假借满清之力。

多尔衮仅仅想平分华北，但满清的汉人谋士们并不满足于只跟李自成平分华北。早在北京陷落之前，范文程就极有眼光地将大顺军比做历史上的秦朝。秦始皇曾经横跨秦岭、统一了七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但很快因为暴虐又失去天下。范文程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满清将扮演汉高祖刘邦的角色，将在扫平叛逆、占领中原之后，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

这一取代明朝、建立大清帝国的计划，是那些在关外与清人合作的汉人们企盼已久的。尤其是范文程，更不断敦促多尔衮专心于征服中国，以实现努尔哈赤之“宏业”。

在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前，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这两位实际的掌权者仍然徘徊不定。执掌天下诚然是无法抗拒的诱惑，但满清传统以来的做法对关内进行打完即撤的袭击，以抢掳的手段获取奴隶和财富。即便是努尔哈赤、皇太极有过逐鹿中原的梦想，但也从未有过这等奢望；到了多尔衮这一代，并没有超越前辈英雄的胸襟和抱负，其他的贝勒、贝子们也都无意占领华北。

随着北京明朝政府的崩溃，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合作者又有了新的机会来劝说满洲贵族进攻中原。他们认为，如今吴三桂已放弃宁远，关外之地尽我所有，进图“洪业”之机终于来到了。李自成的军队在北京大肆抢劫的消息传到盛京，大学士范文程听后十分高兴，认为清军南下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李自成的军队号称百万，也丝毫未能动摇范文程的信心，他认为清军完全可以击败敌手。这一乐观态度的根据，不仅在于对清兵之军技和纪律的信心，而且还在于他相信李自成已丧失了所有政治上的支持者。起初，李自成就因推翻崇祯皇帝而招致天怒了；随后他又因虐待缙绅和官员而激起了士大夫的反对；现在，由于抢劫京师，奸淫平民妻女，焚烧民宅，进而遭到了百姓的憎恨。范文程说：

“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讨之，兵以义动，何功不成。”（萧一山《清代通史》）

范文程在这个时候及时重申了取代明朝、建立大清帝国的计划。虽然当时满清的大多数贝勒、贝子们并不相信满清能有这个实力，实际上摄政王多尔衮自己也不相信这幅美妙的蓝图；但手握实权的多尔衮正急于巩固其凌驾于诸贝勒之上的个人权威，控制的皇权，所以经过反复考虑后，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