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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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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陇西、北地两千里,过居延,攻祁山”,取得了更大胜利。这次战役,使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通道,进一步发展了第一次大战役的战果。霍去病也因之受到汉武帝的宠信和重用,其地位几乎可与大将军卫青相比了。

经过第二次战役,匈奴贵族受到严重挫折,在汉军压力之下,其内部日益不稳。匈奴单于要把负有失去河西之责的浑邪王等人治罪,浑邪王等决意投归汉朝。汉武帝便命霍去病派兵接降,击杀不肯归顺的一部分匈奴将卒,保护浑邪王到达长安。

第三次战役,开始于公元前119年。这是规模最大,征途最远,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役。汉武帝的目的是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汉军的主力部队,由卫青与霍去病分别统帅,各有5万骑兵。另外组织了随军马匹14万匹,步兵和驮夫几十万人,一起配合行动。这时,匈奴单于听从降将赵信的计谋,移军漠北,严阵以待,准备乘汉军疲敝,一鼓全歼。双方都摆出了决战的态势。

霍去病率东路汉军出代郡,深入1000多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霍去病的骑兵,奋勇冲杀,连续作战,歼灭了左贤王的精锐,俘获了匈奴三个小王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

左贤王和手下一部分将官,败逃而去。霍去病率军追歼,直抵狼居胥山,才胜利回师。

卫青率西路汉军发于定襄,出塞1000多里,与匈奴单于主力相遇。卫青立即将战车“自环为营”,并指挥5000骑兵向匈奴战阵冲锋。匈奴的1万骑兵也立即猛扑过来。双方鏖战到黄昏,大风骤起,飞沙扑面,两军阵容错杂,不辨彼此,继续拼杀搏斗。

这时,卫青派出两支轻骑,分左右两翼,迂回包抄匈奴单于。匈奴单于急忙率几百骑兵,冲出汉军包围,飞驰逃走。匈奴军队,全军溃散。卫青派轻骑连夜追赶匈奴单于,没有赶上。卫青的主力部队也乘胜追杀,到达颜山的赵信城,屯留一天,烧光匈奴储粮后奏凯。经过这三次大战役,尤其是第三次的漠北之战,打垮了匈奴的主力,使匈奴元气大损。从此,“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单于政权。”匈奴贵族很难再牧马中原,“匈奴自卫霍度幕沙漠以来,希复为寇,远徙北方”,汉朝基本上解除了匈奴的军事威胁。

15。张骞出使西域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是和张骞的名字分不开的。

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即今巴尔喀什湖东、南和新疆的广大地区。广义{;文;}的西域{;人;}还包括{;书;}葱岭以西{;屋;}的中亚和西亚、南亚的一部分,以及东欧和北非的个别地方,是中国当时就地理知识所及对“西”方地区的泛称。

那时候,在塔里木盆地周围散布着“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女若羌、且末、于阗、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后分前、后车师,在今吐鲁番、尉犁、焉耆、龟兹、温宿、姑墨,疏勒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它们面积不大,多数是沙漠绿洲,也有山谷或盆地。人口不多,一般两三万人,最大的龟兹是8万人,小的只有一二千人。它们多数从事农业,少数以游牧为生,在邻国有“寄田”。这些地方出产五谷,盛产葡萄等水果和最好的饲草首蓓。在张骞通西域前,这里受匈奴贵族役属,在焉耆等国设有僮仆都尉,“赋税诸国,取畜给焉”,对这些小国进行奴役和剥削。

但是,正在伊犁河流域游牧的大月氏,是一个着名的“行国”,40万人口。他们曾居住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被匈奴一再打败后,刚迁到这里不久。匈奴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

因此,大月氏与匈奴是“世敌”。

这时,汉朝日趋强盛,正在计划积极地消除匈奴贵族对北方的威胁。武帝听到有关大月氏的传言,就想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关系,又考虑西行的必经道路——河西走廊还处在匈奴的控制下,于是公开征募能担当出使重任的人才。

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

“郎”,是皇帝的侍从官,没有固定职务,又随时可能被选授重任。

张骞,汉中成固人,性格坚毅,办事灵活而又信实。他出使中途即被匈奴截留下来,在匈奴十多年,始终保持着汉朝的特使符节,匈奴单于硬叫他娶当地人做妻,且生了儿子,也没有动摇他一定要完成任务的决心。他住在匈奴的西境,等候机会。

一天,张骞终于率领部属逃离了匈奴。他们向西急行几十天,路上遇不到人烟时,就打鸟兽充饥,越过葱岭,到了大宛。

由大宛介绍,又通过康居,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张骞才找到了大月氏。十多年来,大月氏这个“行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在伊犁河畔受到乌孙的攻击,又一次向西远徙。乌孙,63万人,也是个“行国”,曾在敦煌一带游牧,受过月氏的攻击。后来匈奴支持乌孙远袭大月氏,大月氏被迫迁至阿姆河畔,而乌孙却在伊犁河留住下来。自从大月氏到了阿姆河,不仅用武力臣服了大夏,还由于这里土地肥沃,逐渐由游牧生活,改向农业定居,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归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张骞出使时带着100多人,前后13年,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个人回来。

张骞回来以后,向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这就是《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之后,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积极进行武帝时对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正是决战的关键时刻。几年来汉武帝多次向张赛询问大夏等地情况,张骞着重谈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已经与匈奴发生矛盾的具体情况,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汉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着名战略。同时,张赛也着重提出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都得到汉武帝的支持。

张赛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说乌孙王东返,又未成功,乃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不宜、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汉朝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2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张骞通西域后,汉族和西域各族间的经济文化关系日趋密切。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着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传,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

16。赵过创立“代田法”。

赵过是西汉武帝末年人,做过“搜粟都尉”,是我国古代着名的农业科学家。武帝时推行赵过创造的新农具和新的耕作技术,使我国农业获得了重大的进步。

赵过创立的新耕作法,叫“代田法”。“代田法”是一种适于北方旱地作物的耕作方法。推行“代田法”以前,实行的耕作方法,是翻地之后,即在地上散布五谷¨wén rén shū wū¨,不分行列,叫做“缦田法”。“缦田法”是原始的耕作方法,地力用尽,必需休耕,上田一年,下田要三年。这种落后方法,阻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代田法”是在地上开沟培垄,作物种在沟内。随着作物的生长,在中耕的同时,将垄上的土培到苗的根部。最后,沟变成垄,垄变成沟。来年沟垄再互相轮换。这种耕作方法,能够经常保持地力,并且有利于抗旱保墒,防止庄稼倒伏,也节约了人力。显然,“代田法”较之“缦田法”,是一次耕作技术上的重大革新。

赵过在创立“代田法”的同时,还改进了农具。根据史书的记载,我国自春秋以来,就实行牛耕,但很不普及。赵过改进旧的耕作方法,创制耦犁,推行牛耕。据说,二牛三人,每年可种田5顷。由于当时一般农户无力养牛,赵过提倡用人力犁,最多一天能耕30亩。赵过又在过去一脚耧和二脚耧的基础上,改进成三脚耧。一人牵牛,一人扶耧,一天可以播种一顷。

由于实行了“代田法”和改进农具,史书上说,每亩每年可增产一石以上,好的甚至可以加倍。

在赵过的建议下,大司农增设由赵过主持的手工作坊,选取有技巧的手工业工人专门生产新农具,又令全国郡守派遣县令、力田地方小农官和乡村老农到长安学习新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

赵过的“代田法”,曾在皇帝的离宫内,由宫卒进行试验,打的谷子一般比其他的田地多出一石以上。于是,汉朝廷又命令在关中“公田”和边郡居延等地,进行试验推广。以后,又把“代田法”推广到河东、弘农等地普遍实行。史书上说,这些地方的农民都称赞“代田法”好,“用力少而得谷多”。

根据汉昭帝时桓宽《盐铁论》上记载,推行“代田法”,主要在关中地区。贫户缺少牛马,只能用旧农具耕田,所以,行“代田法”的主要是富户而不是贫苦农民。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耕作方法势必逐渐被淘汰,赵过所创新农具和新耕作法,必然得到更大规模的推广。从在居延所发现的汉简上面,可以看到有“汉昭帝初年”“代田仓”的记载,以汉简和史书互相参证,证明史书上“代田法”曾在居延推行的记载是确实的。从“代田仓”的建立,也可推断,推行“代田法”后,粮食是得到了增产的。赵过在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上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

17。盐铁会议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大将军霍光以昭帝名义,命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60余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政策讨论会。这次会议,是要“总论政治得失”,对汉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盐铁专卖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辩论。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

汉武帝在位时期,重用大理财家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收回铸钱大权,同时设立“平准”、“均输”制度,加上“算缗”,“告缗”办法,使朝廷增加了巨大收入,削弱和打击了大工商业主和封国诸侯的经济势力,加强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汉武帝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内削诸侯王,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大大巩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但同时也因负担过重,导致“天下虚耗,百姓流离”,不断爆发小规模起义,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汉武帝一方面进行镇压,一方面决定在基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之下,适当调整一些政策。

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上书汉武帝,要求在今新疆轮台一带,实行军事屯田,“以威西国”。汉武帝深知力所不及,为此下了一道“轮台诏令”,不同意再加重百姓口赋,拒绝在轮台再兴办屯田,并明确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同时,他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个政策,对巩固前一时期加强统一集权的成果很有必要。但汉武帝来不及全面贯彻“轮台诏令”的方针,便在公元前87年死去。临死前,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并确定以他为首,与上官莱、桑弘羊等一起,共同辅佐即将继位、年仅8岁的汉昭帝。

霍光主持朝政时,“无所改作”,坚持汉武帝加强集权的各项主要政策,同时能够“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注意贯彻汉武帝“轮台诏令”的精神。公元前81年,朝廷下令,征求地方贤良文学对“民间疾苦”的意见,一致回答:“愿罢盐、铁、酒榷”,桑弘羊不同意。因此,霍光便组织了“盐铁会议”。

会上,霍光没有出面,由丞相田千秋主持会议。桑弘羊是代表朝廷答辩的主要发言人。从各地请来的贤良、文人,则利用这次机会,对汉武帝的各项政策进行了论辩,主要矛头指向桑弘羊,纷纷要求有所更改。于是,会上以贤良、文学为一方,桑弘羊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地辩论。他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要不要继续实行盐铁专卖、统一铸钱、榷酤、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贤良、文人认为政府垄断这些事业,是“与民争利”,主张加以废止。桑弘羊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说:“总一盐铁,非独为利人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打击分裂势力,禁淫侈,绝兼并之路也”。桑弘羊指出,汉初不禁私利,吴王刘濞铸铁煮盐,结果力量一大,就造起反来。另外,大规模抗击匈奴的战争,“车甲之贵,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事实说明,实行盐铁专卖,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抵抗匈奴贵族的侵扰,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司马迁对此曾说过“民不宜赋,而国用饶”,加以肯定。汉武帝时,“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的桑弘羊,为此立功。所以,在会上,桑弘羊坚持继续执行盐铁专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贤良、文人反对盐铁专卖,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不合历史实际,但却反映了封建官僚制度控制下的盐铁专卖,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官吏管理不善,假公济私,所造铁器质量低劣,“割草不痛”,价钱又贵,农民不愿用,出现了“木耕手”的现象。制出的盐,也有苦味,人民只好淡食。桑弘羊也承认这些事实,致使“民烦苦之”。

第二,对匈奴和战问题。匈奴贵族长期扰边,汉武帝发动大规模反击战争,这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不过,连年征战,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史书记载,武帝晚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东方盗贼滋起”,封建统治呈现不稳。贤良、文人以此为口实,全面否定抗匈斗争。他们认为,早就不应该轻启战端,只要用仁义加以感化,匈奴贵族自然就不来骚扰,“以仁义导之,则北乘无寇虏之优”。会议上,他们主张“罢关梁,除障塞”,撤除边防要塞,“偃兵休士,厚币结和”,认为这样自能安定和平。

这些议论,不切实际,非常迂腐可笑。桑弘羊摆出汉朝与匈奴关系的历史,说明匈奴贵族贪婪好战,即使“重质厚赂”,照样“暴害滋甚”。所以,他认为对于匈奴贵族“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仁义感化不可能收效。

第三,实行“法治”,还是实行“德治”。桑弘羊坚持汉武帝长期实行的“法治”政策。他认为,“令严而民谨慎,法设而奸禁”,实行严刑峻法,则“民不逾矩”,才能巩固封建统治。

来自地方的贤良、文人,直接感受农民反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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