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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天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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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年前美国德州的一则新闻,倒是证实了孟子的说法。德州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不慎失足,落入一口枯井中。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成为上自美国总统,下至贩夫走卒都极为关心的事。副总统还亲自慰访了小女孩的家人,许多人纷纷为小女孩祈祷。这份同情心使许多人重新发现自己内在的向善要求。可见人不分古今,地不分东西,恻隐之心确实是人的本来面貌。因此,孟子才会肯定地说: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由此看来,没有怜悯心的,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的,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的,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的,不是人。怜悯心是仁德的开端,羞耻心是义行的开端,谦让心是守礼的开端,是非心是明智的开端。人有这四种开端,就像他有四肢一样。

孟子连说了四个不是人,有人觉得会不会太夸张了,没有这四种心,真的就不是人吗?不过,你听到孟子骂你不是人,你很生气,他就会说恭喜你,你又变成人了,因为你生气了,说明你还有羞耻心。这就是儒家的思想,儒家认为人在自然情况下的直接反应,才能表现出内心的真实情况。不过,孟子说人心有四种开端,并没有说人有四种善。“开端”代表萌芽、开始。四种开端如果发展扩大,才可以造成仁、义、礼、智四种善。善必须是你去行动之后才能实践的。譬如“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只是善端,而并非善的完成,善的完成还需以行动去实践。因此,一个人只须有此心,就是人;是否有仁爱的行动,那是第二步的问题。万一连此心都丧失,就表示麻木不仁,无从感受别人的遭遇,那就是“非人”了。其次,恻隐之心有程度不同,有些人较为敏感,不仅对别人不忍,也对一些小动物不忍,甚至会像林黛玉一样,见了落花也掉泪。有些人则比较迟钝,非要等到重大刺激才觉悟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同胞亲情。不论敏感或迟钝,只要还有感受力,就还有希望。希望在于能够扩充此心,努力行仁。就像孟子所说的,“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火开始燃烧,水开始畅流,看起来小小的源头,最后竟可以成就伟大的善行,而这一切都出自一点点恻隐之心。

孟子还把人性比喻成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

人性对于善,就向水总是向下流。人性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现在,用手泼水,让它飞溅起来,也可以高过人的额头;阻挡住水让它倒流,可以引上高山。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这是形势造成的。人,可以让他去做不善的事,这时他人性的状况也是像这样的。

“水”的比喻十分恰当:正如“下”是水之“向”而非水之性,“善”也是人之“向”,而非人之性。什么意思呢?用手泼水,用管子接水,让水倒流,这是外在的形势。我们有时候说“形势比人强”,外在的形势会改变水的自然趋向;而一个人去做不善的事,也是受到了外在形势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让一个人自然发展,他就会顺着本性行善;相反的,外面的形势恶了,人就为恶了。所谓“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孟子·告子上》),一个时代经济繁荣,年轻人就好吃懒做;经济条件不好,年轻人就会凶暴,比如抢劫什么的。孟子的意思是说,一个时代的经济好坏对于年轻人会有直接的影响。一个社会必须在政治、经济、教育上设法造成一种自然的、正常的情况,让每一个人都能去自然发展,这时人性向善表现出来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所以,“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试问,“下”是水的向,还是水的性呢?答案很清楚。以“水无有不下”来比喻“人无有不善”,人与善的关系,也必然是人性向善,而不是人性本善,而“心有四端”就是人性向善的力量。

4。人禽之辨

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在《孟子》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要了解人性,就要知道人和禽兽的差别。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

孟子说:“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只有很少一点点而已,一般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舜了解事物的常态,明辨人伦的道理,因此顺着仁与义的要求去行动,而不是刻意要去实现仁与义。”

“几希”就是差别很小。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差别很小。首先,人与动物在身体上很类似;我们有五官,禽兽也有;我们有四肢,禽兽也有。其次,人与动物在本能上很相近。人吃饭的时候与狗没啥两样,皆出自一种饥饿的本能;人睡觉的时候和猪没啥两样,皆出于一种休息的本能。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绝非凭借人的身体、本能或四肢五官,而是要凭借其他的东西。

孟子提出“大体小体”之说,把身体称为“小体”,“小”代表不重要、次要;把心称为“大体”,“大”代表重要。大体在内,小体在外。人与动物共同具备的是“小体”,而人所特有的才叫“大体”。“大体”就是人心的“四端”(由之产生仁、义、礼、智)。孟子说:“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四端与四体皆属人之体;分其大小,是指人应以“大体”为重,也即“心”够不够灵敏,能不能自觉和真诚,是其关键。所谓人性在于“心”,孟子认为把这个“心”去掉的是一般人;保存下来的就是君子。问题在于,如果这个“心”可以去掉,也可以保存,那么去掉之后怎么办?是不是一旦去掉,就永远去掉了?一旦保存,就永远保存了?当然不是,否则就不用谈教育了。心,可去可存,代表它是动态的。如果说人的本质是善的,那本质一旦去掉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强调人性向善,人性是一种动态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于心能不能够觉察。譬如有时候我们好像不太敏感,看到老人家摔跤,没感觉;如果有感觉,你马上就上前去帮他了。这种真诚自觉,自我要求去做该做的事,是儒家对于人性基本的规定。如果你没有真诚自觉,“善”有什么用呢?无法表现为行为。孟子说,君子能够真诚自觉地保存这个善,一般人却把它去掉了,去掉之后,人不就跟禽兽一样了吗?所谓“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人吃饱了,穿暖了,生活很悠哉,但如果没有受教育的话,就跟禽兽就相差不远了。为什么呢?因为与禽兽不同的这个心没有了。儒家教育的目标即在助人恢复本心的向善自觉,同时以政治及社会各种合理的规范来助人完成心之要求。

接着,孟子提到了舜。尧舜是儒家推崇的典范人物,孟子尤其喜欢舜。他说,舜正是因为体察了人性内在向善的力量,所以“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由内而发去行善,而不是刻意去做仁和义的行为,因为仁和义的要求是由内而发的。这代表我们在德行方面的表现不是别人叫我做的,不是我做给别人看,而是我由内在的力量叫我把“善”做出来的。人与禽兽的差别就在这里。孟子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一个人如果每天只知道保养自己的身体,那只能算是小人,因为他忽略了更重要的内心的要求。“养其大体”如何养呢?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

孟子说:“修养内心的方法,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少,那么内心即使有迷失的部分,也是很少的;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多,那么内心即使有保存的部分,也是很少的。”

养心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清心寡欲。清朝皇帝有养心殿,“养心”就是提醒皇帝“寡欲”。道家也有类似的说法,庄子说:“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一个人如果欲望太多,领悟能力就浅。为什么?因为你往往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看不到内在的真相,你的生命没有根,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所以在心的修养方面,儒家和道家有相通之处,先要从减少身体的欲望开始。儒家的价值观很清楚,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你要追求的不是有形可见的身体上的满足,物质上的享受——这方面的满足和享受到一定时候就会刺激递减,会觉得没什么特别的乐趣,而要进行德行上的修养,设法让心的“四端”发展出来,成为仁、义、礼、智四种善。“小体”存在的目的是为让“大体”可以实现其“向善”潜能,这才是人和禽兽最大的差异所在。

5。三种快乐

人性如果是向善的话,那么行善是天下最快乐的事,因为它符合人性的需要。所以有人跟孟子说:当天下的帝王很快乐吧?孟子说,王天下不算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有三个: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

父母都健康,兄弟姐妹无灾无难,这是第一种快乐;对上无愧于天,对下无愧于人,这是第二种快乐;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而教育他们,这是第三种快乐。君子有三种快乐,而称王天下并不包括在内。

很多人觉得奇怪,今天这种时代,谁不希望当国家领导,谁不希望选上总统,但孟子居然认为比不上这三种快乐。首先,父母健在,兄弟姐妹也都没有灾患,那就是人生至乐了。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在,才能引起我的孝顺之心;兄弟姐妹在,才能引起我的友爱之心,“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为了做一个完全的人,完成我有意义的生命,我必须要有父母兄弟维持这两个最重要的关系网,所以父母兄弟都在的时候,可以使我不断实践孝悌自然的要求,人生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即使是万人欣羡的功名利禄,又怎么能比得上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呢?有人说,孟子为什么这么家族主义,这种快乐好像太狭隘了一点,因为每个人都能得到嘛,孟子为什么把它列为第一种快乐呢?这跟孟子对人性的看法有关。孟子认为,人活在世界上跟别人相处,他的情感是由近到远,从家庭到社会慢慢推扩出去的。譬如我的父母健在,兄弟平安;我出门看到别的老人家,就想到自己的父母,尊重他们;我看到同学、同事、朋友,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关心他们;相反,一个从小孤儿院长大的孩子,成长经验比较痛苦,从小没有家庭长幼的观念,也许不会对别人生起特别强烈的感情,不容易把孝顺、友爱的心推广出去。因此“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之乐,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家庭中心主义,而是发现了人性的真相必须由近及远,逐渐把人性内在的萌芽推广出去,这是人性正常的发展。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就源于此。

第二种快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后一句好理解,就自己的为人处世来说,在于他人有关的部分,尽到我的责任,不做任何对不起人的事。譬如我没欠别人钱,也没有不守信用,我跟每一个人来往都是光明坦荡的,我对别人不觉得有什么惭愧,这种无愧的心情所孕发的自信与自得,是快乐的。但是,“仰不愧于天”,天是什么?从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开始,儒家的“天”就具有特别的意义。譬如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你得罪了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祷告了;你欺骗得了人,欺骗得了天吗?儒家的“天”,不是自然界的天空,而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人类生命所要面对的最高神明,它可以主导人类世界的善恶报应。古代帝王自称天子,要祭天。古代人提到天道,说它“福善祸淫”;你行善,天给你福气,你作恶,天就惩罚你。所以“仰不愧于天”就是你要无愧于上天赐予你的人性,人性向善,所以你就要择善固执,止于至善。你选择善去做,而且做到了,你就无愧于天了,同时你还会从内在产生一种快乐,满意自己的作为。因为善由内而发,快乐也由内而发,这是儒家的思想。

第三种快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当老师的最清楚了,能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来教育他们,确实是人生一乐。不过,谁是优秀人才?智商高,或者考大学的分数高,就是人才吗?错了。儒家从来没有把光会念书的人当作优秀人才,优秀人才还要有一种德行修养,有一种上进心,只要你有心上进,生命就会向上开展,人性向善的要求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展现出来。也即儒家所理解的“英才”包含了道德实践的要求,一个人光有学识还不够,必须进行道德实践,才能走上成全自我的道路。而通过教育,尤其是针对天下英才的教育,我们的理想就可以承前启后,逐步提升。眼见文化命脉由一群仁智兼备的青年传继下去,想象国家的未来前途日益光明,这种快乐显然要比自己一个人志得意满更为踏实。

以上三种快乐,第一快乐是人人皆可珍惜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平平安安,可以让你的人性从家庭慢慢推展到社会;第二种快乐是人人皆可实践的,对上无愧于天,对下无愧于人,把天给你的向善的人性充分实现出来;第三种快乐则是人人皆可努力支持赞助的,能够在自己年纪大的时候,教育天下很多有心上进的年轻人,把自己的经验心得传授给他们。这三种快乐中,第一乐和第三乐都不能由我们来决定。父母、兄弟的健在不是我们所能掌握的,而学生素质的好坏也要靠缘分。只有第二乐仰俯无愧,完全操之于自己。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当我们反省内心,发现自己诚恳,可以对得起自己,那便是无比的快乐了。

修养六境

儒家的美学思想,基本上有两个主张,第一是人文之美,第二是人格之美。主张人文之美的是孔子,主张人格之美的是孟子,两者不一样。在《论语》可以发现很多地方表现人文之美。简单来说,人文修养所表现的美,就是人文之美。这种修养不仅仅是读书、求知,也包括诗教和乐教;在今天这个时代,则包括了对音乐、绘画、电影、戏剧、小说等各种艺术的爱好和欣赏能力。以孔子为例,他强调“《诗》《书》《礼》《乐》《易》”五经,《诗》是中国古代的文学,乐是中国古代的艺术或音乐,两者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艺术陶冶或人文修养。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必须有诗、礼、乐三方面的修养。诗教启发人的原始情感,抒发出来可以发现人我的相通性,自然而然就会关怀别人、同情别人。乐教可以使人与人互相唱和,人与人之间不但沟通,而且进一步形成和谐。孔子教育弟子,重视诗教。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就无法和别人交谈,因为古人说话,喜欢使用比喻或典故,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到一个国家,看到老百姓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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