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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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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里来了,却没有使我不安。我甚至根本想不到这里面与我本人会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太无可谴责了,太有靠山了,又在各方面都太合规定了。我也绝不担心卢森堡夫人会让我因某一过失而陷入窘境,而这一过失,如果有的话,也完全是由她一人造成的。再说,我知道在处理这种案件的时候,通常总是严惩书商而曲全作者,所以我还不免为那可怜的迪舍纳提心吊胆呢——万一马勒赛尔卜先生把他撇开不管的话。

我安安静静地待着。谣言日盛一日,不久就改变调门了。社会大众,特别是议院,似乎看到我还安安静静,就越发恼怒。几天之后,来势就凶得可怕了;威胁改变了对象,直接指到我头上来了。人们听到议员们公开声称,光烧书没有用,一定要烧死作者。至于书商呢,人家提也不提。这种话,简直象果阿宗教裁判官的口吻而不象一个参议员的口吻。当它初次传到我耳朵里来的时候,我毫不怀疑那都是霍尔巴赫派的一种新发明,为的是要权力吓唬我,促使我逃走。我冲着这种幼稚的狡计直发笑,心里一面讥诮他们,一面对自己说,如果他们知道底细的话,他们一定会另找别的办法来吓唬我的。然而流言最后变得太确凿了,很明显,人家真是要这样干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一年是第二次到蒙莫朗西来,他们来得特别早,在六月初就到了。虽然我那两部新书在巴黎已经闹得乌烟瘴气,这里却很少有人提起,而这家的两位主人更是闭口不谈。然而,有天早晨我单独跟卢森堡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在《社会契约论》里说了舒瓦瑟尔先生的坏话吧?”“我?”我说,惊得向后退了一步,“没有啊,我可以向你发誓;相反,我以一支不妄许人的笔,为他写下了一个大臣所从来没有受到过的最美的赞扬。”我立刻把那一段文章读给他听。“在《爱弥儿》里呢?”他又问。“没有一句话,”我回答说,“没有一句话与他有关。”“啊!”他带着比平时更多的激动情绪说,“你在那部书里本来不该说到他呀,或者要说就说得明白些!”“我相信是说明白了,”我又补充说,“我相信他是能看得清楚的。”他还要说话;我看他正要把心里话全说出来,可是他又缩回去了,一言不发了。不幸的朝臣伎俩啊,在最仁厚的心里友情也被它压制下去了!

这次谈话虽然很短,却使我看清了我的处境,至少是在某一方面;它使我了解到,人家恨的确实是我本人。我只怪那闻所未闻的宿命,它把我说的好话、做的好事都一律变成我的祸根。然而,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有卢森堡夫人和马勒赛尔卜先生做挡箭牌,也就看不出人家会有什么办法能撇开他们而一直攻击到我本人头上,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就已经清楚感觉到,这已经不是什么公正不公正、法理不法理的问题了,人家是不会劳神去审查我实际上是做得对还是不对的。这时候,隆隆的雷声越响越厉害,就连内奥姆也不免在他那东拉西扯的闲谈中向我表示,他后悔不该牵涉到这部著作里来,并且他似乎认为威胁书和作者的那种命运已经是万难幸免的了。然而有一件事却始终使我安心:我看卢森堡夫人还是那么安静,那么高兴,甚至还那么笑呵呵的,一定是她对她所做的事确有把握,才不为我感到丝毫的不安,才不对我说出半句同情或抱歉的话,才能那么冷静地看着事态的发展,就仿佛她根本没有插过手,就仿佛她对我一直毫不关心似的。使我诧异的是她什么话也不对我说,我总觉得她倒该告诉我一点什么才是。布弗莱夫人就显得不那么安静了。她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一副焦躁的样子,忙得不可开交,并且向我保证说,孔蒂亲王先生也正在大忙特忙,想挡掉人家准备给我的那个打击;她总认为这个打击是当前形势促成的,议院那时有必要不让耶稣会教士骂它不关心宗教。然而她对亲王和她自己的活动,又似乎不抱多大的成功希望。她的历次谈话,使人惊慌的成分多,使人安心的成分少,都是倾向于促我退避的,她还老是劝我到英国去,愿为我在英国介绍很多朋友,其中有她多年的老朋友——著名的休谟。她看我坚持要安安静静地待下来,便转了一个较能打动我的话头。她让我了解到,如果我被捕,受到审讯,我就会不得不把卢森堡夫人也供出来,而她对我的友谊很值得我不要眼睁睁地把她也株连进去。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尽可放心,我是绝不会连累她的。她又反驳说,这个决心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关于这一点,她说得也对,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人,因为不管说真话可能有多大的危险,我是绝对不会在审判官面前背誓或说谎的。

她看她这种想法在我身上起了一点作用,却还不能使我下定决心逃走,便谈起巴士底狱,说把我在那里关几个星期,作为逃脱议院裁判权的手段,因为议院是管不到国事犯的。我对这种离奇的恩典一点也没有反对,只要它不是用我的名义求来的。可是她后来又不再跟我提这件事了,所以我事后判断,她给我出这个主意不过是要试探我一下,人家并不曾愿意采取这个一了百了的不得已办法。

几天之后,元帅先生从一位德耶的教区神父那里收到一封信,这神父是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信里有个通知,说是认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议院将极其严厉地对我进行起诉,并注明某日将下令逮捕我。我判断这个通知是霍尔巴赫派制造出来的;我知道议院非常注意手续,在当前这种场合下,不先依司法手续去了解我是否承认这部书,了解我是否真正是这部书的作者,而劈头就下令逮捕,这就违反一切手续了。“只有,”我对布弗莱夫人说,“只有危害公安的罪行,才能根据一点犯罪的迹象就下令逮捕,因为怕被告人逃脱法网。但是要惩罚我这个理应得到荣誉和受到奖励的行为,总是只对作品起诉而尽可能不找上作者的。”关于这一点,她给我指出了一种很微妙的区别,我现在忘记了,目的是向我证明,不先行传讯就下令逮捕,那还是对我的一种优待呢。第二天我收到居伊一封信,告诉我说,那天他到检察长家里去,曾在他的写字台上看到了对《爱弥儿》和作者的公诉状的草稿。请注意,这个居伊是迪舍纳的合伙经营人,作品就是他承印的,他自己倒处之泰然,反而大发慈悲给作者来这样一个通知。人们可以判断,这种事在我眼里能有几分可信的成分吧!一个书商被检察长先生接见了,竟能安安静静地在这位官员的写字台上读到零散的手稿和底稿,这可是太简单、太自然了!布弗莱夫人和别的许多人也都向我肯定了这件事。听到人们不断在我耳朵里灌进去的那许多荒谬绝伦的话,我简直以为所有的人都疯了。

我清楚地感觉到这里面有些什么人家不愿意告诉我的秘密,也就安安静静地等候事态的发展,反正我自己在这件事上是正直的、无辜的,同时,不管是什么样的迫害在等着我,我能有为真理而受苦的光荣,也就太可庆幸了。我绝对不怕,绝对不隐藏起来,仍然天天到府第里去,每天下午照常散步。六月八日,逮捕令下达的前夕,我跟两个奥拉托利会的教师阿拉曼尼神父和曼达尔神父一同去远足。我们带了点心到尚波去,吃得很起劲,由于忘了带酒杯,就拿麦秆插到瓶里吸,各人都选顶粗的麦秆,争着多吸,以竞相夸耀。我一辈子也没有那么快乐过。

我已经讲过我年轻时怎样失眠。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习惯,天天晚上躺在床上看书,感觉到眼皮发重了,我就灭掉蜡烛,勉力眯盹一会儿,时间总是长不了。我晚上通常是读《圣经》,我这样把它周而复始地读着,至少接连有五、六遍了。那天晚上,我比平时更少睡意,就把读书的时间拖得更长,我把由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作结的那一卷《圣经》整个读完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一卷就是《士师记》;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读过这卷书了。这卷史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正在蒙胧中思考着,忽然被响声和灯光惊醒了。戴莱丝拿着灯,照着拉·罗什先生,拉·罗什先生看我突然坐了起来,便对我说:“不要惊慌,是元帅夫人派我来的,她给你写了一封信,还把孔蒂亲王先生的一封信带来了。”果然,在卢森堡夫人的信里,我看到这位亲王刚派快差送给她的一封信,信里通知说,尽管他尽了一切努力,人家还是决定要用最严厉的方式对我起诉。“局势紧张到极点了,”他对她说,“怎么也挡不住了;朝廷交办,议院要办;早晨七点钟就要发出逮捕令,登时就要差人去逮捕他;人家总算答应我,如果他走了,也就不追了;但是如果他执意要让人家抓住他的话,他就一定会被捕的。”拉·罗什传达元帅夫人的意思,催我起来去跟她商量。当时是下两点,她刚睡下。“她在等你,”他又补充说,“看不到你就不肯入睡。”我赶紧穿上衣服就去了。

她显得焦躁不安,这还是第一次呢。她的慌乱感动了我。在这种意外的时刻,又是在半夜里,我自己也免不了有点激动,但是一见到她,我就忘了我自己而只想到她了,只想到我如果被捕,她就要担任可悲的角色。因为,我虽然感到有足够的勇气永远只说实话,哪怕说实话于我有害,把我毁掉,但我却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镇定和机智,也许也没有足够的坚毅在被逼得太紧的时候避免连累到她。这就使我决计为她的安宁而牺牲我的荣誉,决计在这种场合下做出我为自己怎么也不会做出的事。我的决心一下定,立即就向她说了出来,绝不愿意要她付出代价来降低我这一牺牲的价值。我确信她对我的动机绝不会有所误解,然而她竟没有对我说半句感激的话,我对这种不在乎的态度颇为不快,以至犹豫起来,很想取消前言。但是元帅先生来了,不一会儿布弗莱夫人也从巴黎赶到了。他们做到了卢森堡夫人所应该做的事。我被恭维了一番,羞于改口,自此,问题就只在于逃往何处和何时动身了。卢森堡先生建议我先在他家里匿名隐藏几天,好商量商量,比较从容地采取措施,我不同意,也没有采纳要我秘密跑到老圣堂区的建议。我坚持当天就走,不愿到什么地方躲藏起来。

我感到在法兰西王国里有些隐秘的、强有力的敌人,所以我认为,尽管我留恋法兰西,我还是应该走出国境,以保证我的安宁。我最初的想法是到日内瓦退隐,但是只消片刻的考虑,就打消了我去做这种傻事的念头。我知道法国内阁在日内瓦比在巴黎还更有力量,如果它决计要困扰我,就绝不会让我在日内瓦比在巴黎更安静些。我知道我那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曾在日内瓦议会里引起了仇恨心理,这种仇恨越是不敢表现出来就越危险。最近我知道,在《新爱洛伊丝》出版的时候,日内瓦议会在特龙香大医师的敦促之下曾匆忙禁止它发行,但是一看连巴黎也没人响应,它就自惭冒失,又把它的禁令撤回了。我毫不怀疑,它这次既然觉得机会更为有利,就一定要尽力利用的。我知道所有的日内瓦人尽管表面上做得那么漂亮,心里却对我怀有一种隐秘的忌妒,只等机会一到就去泄愤。不过,爱国热忱召唤我回到祖国去,而且如果我能指望在祖国安安静静地生活下去的话,我就会毫不犹疑地这样做。但是,既然荣誉与理智都不容许我以逃亡者的身份回到祖国去避难,我就只好作出这样的决定:在靠近祖国的地方待下,到瑞士去等着,看看日内瓦将对我作出什么决定。人们过一会儿就会看到,这种犹豫的时间并未持续多久。

布弗莱夫人很不赞成我这个决定,再次努力劝我渡海到英国去。她未能使我动摇。我一向就不爱英国,也不爱英国人;布弗莱夫人的全部辩才远没有战胜我的憎恶,却似乎把这憎恶反而加深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既已决定当天离开,他们一清早就对外面说,我已经动身了;拉·罗什是我派去拿我那些文稿的,他连对戴莱丝也不肯说我是不是真的动身了。自从我决定将来有一天要写我的回忆录以来,我就积累了很多信件和其他文件,需要来回好几趟才能拿完。这些文件的一部分,已经挑选好的,都放到一边了,上午剩余的时间,我就忙着挑选其余的部分,以便把可能有用的带走,剩下的一把火烧掉。卢森堡先生很乐意帮我做这项工作,谁知需要的时间太久,上午没有做完,哪还有工夫去烧呢。元帅先生自告奋勇,答应由他负责挑选剩余的文件,把不要的亲自烧掉,不交给任何人,并把挑出来的寄给我。我接受了这个盛意,乐于摆脱这件差使,好跟我最亲爱的、行将永别的人们在一起度过我剩下的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小时。他拿上我在放这些文件的房间的钥匙,并且在我的恳切请求下派人去把我那可怜的姨妈我来——她当时正急得要死,既不知道我究竟怎么样了,又不知道她将来会怎么样,她时刻等着法院的人的到来,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怎样回答他们。拉·罗什把她带到府里来了,什么话也不对她说,她原以为我已经走远了,一看到我,她就一声尖叫,扑到了我的怀里。啊!友情,心灵的契合,习惯,亲密!在这甜蜜而又惨痛的一刹那间,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么多幸福、温馨、安谧的日子全都涌上了心头,使我在近十七年几乎没有一天不形影相随的生活之后,更深切地感到第一次别离的锥心之痛。元帅看到我们这样的拥抱也忍不住流下泪来,他走开了。戴莱丝不愿意再离开我。我叫她想到,她这时跟着我走是多么不便,同时她又是多么有必要留下来,为我清理衣物、催收款项。依惯例,每逢下令逮捕一个人。就要提走他的文稿,查封他的衣物或开具衣物清单,并指定一个保管人。因此她必须留下来办理善后事宜,对一切都尽可能作最妥善的处理。我答应她不久就会跟我相会,元帅先生也保证我的诺言,但是我始终不愿对她说出我要到什么地方去,以便将来逮捕我的人逼问她时,她可以照实说她毫无所知。我临别拥抱她时,内心里也感到一种异常的激动,在一阵激奋之中——唉!这激奋具有何等的预言意味啊!我对她说:“孩子,要拿出勇气把自己武装起来。你在我幸福的日子里曾跟我共安乐,今后,既然你愿意这样做,就要跟我共患难了。从此以后,等着你的只是跟在我后面受侮辱、遭灾殃。这个可悲的日子为我启开的命运是要把我逼到最后一息的。”

现在我剩下要做的就是考虑动身的事了。法院的人原该是十点钟就来,我动身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他们还没有到。我们早就商量好了,我将租用驿马。我没有轿车,元帅先生就送了我一辆三轮小篷车,并且临时借给我两匹马和一个车伕,把我送到第一个驿站。到了驿站,由于他事先的安排,人家就毫不留难地给我提供了驿马。

因为我没有在席上吃午饭,也没有在府第里露面,夫人们就到我整天没有离开的那层底楼来跟我告别。元帅夫人拥抱了我好几次,神色相当悲凄,但是在这几次拥抱中,我不再感到两三年前她动辄拥抱我时的那种亲热劲儿了。布弗莱夫人也拥抱了我,并且对我说了些很亲切的话。有一个人的拥抱使我更感惊讶,那就是米尔普瓦夫人,当时她也在场。米尔普瓦元帅夫人是个非常冷淡、端庄而矜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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