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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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雅可布。波墨（ＪａｋｏｂＢｏｈｍｅ，１５７５—１６２４）

　　　　：文艺复兴时期德意志神秘C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曙光》、《伟大的神秘》等。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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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９生与死的对抗

　　　　就是自然的语言。

　　　　［１５］

　　　　因此现代诗歌作为神秘主义者的后裔和精神分析学在完成使无意识的东西成为自觉意识到的东西这一任务时的同盟者，便十分重视超越性语言（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的必要性。瓦莱里①把艺术的目标定义为恢复我们的感性和感官天性：“高贵的艺术家的艺术，则是要通过自觉意识的操作来恢复感性的完整性和事物的情感力量。”

　　　　［１６］但如果语言本质上是爱欲（快乐）原则和操作（现实）原则之间的神经症妥协，那么顺理成章的便是：在对语言作艺术的运用时，意识便是在颠覆和推翻它自己的工具并试图超越它。

　　　　用瓦莱里的话说，语言是“美丽的链条，它把迷失的神祇束缚在肉体中”——

　　　　ＢｅｌｅｓｃｈａｉｎｅｓｅｎｑｕｉｓｅｎｇａｇｅDＬｅｄｉｅｕｄａｎｓｌａｃｈａｉｒéｇａｒé。

　　　　［１７］②

　　　　而诗歌的目标则是一种本质上不可言喻的体验：“美意味着不可言说、难以形容、不应说出……如果人们渴望通过那些被说出的东西，即通过语言来产生这种效果，或者说，如果这种效果使人感到是运用语言的结果，那么，顺理成章的便是：语言正在被雇用来使人沉默，它正在表达无言。”

　　　　［１８］

　　　　里尔克也同样把无言的言说确立为目标，“那通过肉体方式进行的本质上是自然的言说”

　　　　，［１９］用波墨的话说就是感官的言说。美的不可言喻性，以及美和瓦莱里所说的感性完整性之间的联系，共同建立起一种尺度来测量爱欲在文明社会

　　　　①瓦莱里（ＰａｕｌＶａｌéｒｙ，１８７１—１９４５）

　　　　：法国象征派诗人。　　——译　注②法语：美丽的链条，它把迷失的神祇束缚在肉体中。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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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１９

　　　　中受压抑的程度，来测量今天的人（连同他们对其神经症语言的病态嗜好）和未来的人（即他们作为动物物种而臻于完美后和恢复了用感官言说的力量后所可能成为的人）两者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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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死　亡

　　　　弗洛伊德最终把构成人生种种冲突之基础的本能二

　　　　元对立，认定为生（爱欲）

　　　　与死的二元对立。

　　　　弗洛伊德之

　　　　后的精神分析治疗者甚至弗洛伊德本人，从死亡本能中

　　　　看到了横亘在治疗道路上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由于缺乏

　　　　弗洛伊德所具备的坚韧勇气，弗洛伊德的后继者们抛开

　　　　了死亡本能却又没有用任何其他假说来取代其位置。然

　　　　而，闭眼无视弗洛伊德悲观主义的地基，绝不可能为治疗

　　　　开启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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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３９

　　　　第七章　本能的二元论与本能的辩证法

　　　　本能理论是精神分析学中最为晦暗、最不受人欢迎的理论。我们对“本能”一词心怀疑虑：这个词意指一种无可改变的生物性状态，因此似乎根本否认了人有力量改变他自己，同样也根本否认了环境有力量改变人，这就把人置于一种固有的天性之中而与其性格和行为的实际多样性不相调和。人性理论必须来自对人类行为所作的观察。从这一方法论原则出发，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明白，除了对人的种种行为进行分类之外，我们能够从观察人类行为中获得什么东西；通过把这些分类称之为本能，我们不明白除了使问题变得神秘化之外，我们还能获得什么东西。

　　　　对本能理论最初还仅仅是缺乏同情，但当我们发现弗洛伊德固执地坚持说本能有两种而且仅仅是两种的时候，我们便从缺乏同情转向公开抵制。在坚持本能是两种而且仅仅是两种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学似乎十分武断并因此极不科学。

　　　　至于说到两种本能的性质，我们最后发现，弗洛伊德在他精神分析生涯的中期，对这一问题的想法发生了激烈的转变。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充斥着大量技术上的考虑和生物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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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生与死的对抗

　　　　推论。在完全晕头转向的情况下，我们欣喜地发现弗洛伊德说了这样一段话：“本能是一些神秘的东西，它们极富于不确定性。”

　　　　［１］我们把这句话解释为对整个问题有所忽略而作的辩解，但同一段话的第二句却是：“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我们不能对它们有半点忽视，但我们仍不能确信已把它们彻底弄清。”

　　　　因此首先，我们必须弄清这些被称之为“神秘东西”的本能在科学上的合法性（ｓｔａｔｕｓ）。弗洛伊德把它们视为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认为它们具有可与物理学中物质和能量这些概念相比拟的合法性。

　　　　但他又说，在真正的经验科学中，这些基本概念却不是整个结构的基础而是整个结构的顶点。

　　　　他认为尽管一种推论必须建立在种种严格加以界定的概念之上，一门经验科学仍只能“高兴地满足于模糊的、不能清楚把握的概念，这些概念只可望在其发展进程中获得清楚的理解，或甚至随时准备被别的概念所取代”。

　　　　［２］（注意：弗洛伊德是在他决心放弃其早期本能理论之前很久说这番话的）在另一段文字里，弗洛伊德坚持认为这样一些基本概念在一门科学的初始阶段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严格地讲它们必须具有习俗的性质。

　　　　“我们不能以主观武断的方式来任意确定它们，而必须以其同经验材料的重大关系——在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和展示这些关系之前，我们似乎只能预言这些关系——来加以确定。”

　　　　［３］我认为，除极端的实证主义者外，弗洛伊德对“神秘”本能的科学合法性所作的这番辩护，是能够被大家接受的。诸如本能这样的基本概念，是为了回答任何一门科学所试图加以解决的那些基本问题而作的探索性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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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５９

　　　　试，但与此同时它们又必须来自经验材料——正是这些经验材料构成了该学科的真实基础。

　　　　使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由复杂晦暗变得清晰明了的，是这样一个清楚的概念，这个概念关涉他正试图解答的问题，关涉获得这种解答的种种事实。我们必须回到精神分析学的这个基本概念，回到整个大厦矗立其上的这一基石——压抑作用。精神分析学赖以建立其上的经验材料，是对压抑、拒斥和人生冲突所作的观察。精神分析学的目标，则是创立一种解释压抑何以存在的人性理论。

　　　　这一目标立刻便解释了本能理论的两大形式特征。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之所以始终是二元的，乃因为它发端于精神生活的内在冲突这一事实，其目的是为了解释这一事实。正因为如此，弗洛伊德对荣格的里比多一元论所作的批评，便集中在坚持认为这种一元论会毁坏压抑理论的基础之上。

　　　　［４］

　　　　其次，弗洛伊德所说的“本能”

　　　　，是一个介乎精神性和生物性之间的边缘概念，因为此时弗洛伊德正试图以能够把人的特异化了的人性特征（压抑）和人的动物（肉体）天性关联起来的术语，来解释人的神经症和人的受压抑。

　　　　正因为如此，他才把本能定义为“既是发自机体内部并渗透到心灵之中的那种刺激的心理体现（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又是衡量作用于心灵（因其与肉体的关联）的那种要求的尺度“。

　　　　［５］

　　　　作为介乎人与动物之间的边缘概念，本能理论不可避免地促使弗洛伊德对之作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考虑。因此他对压抑问题的总体考察便使他所说的本能具有两大形式特征。一方面，这些本能必须普遍适用于一切动物甚至所有有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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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生与死的对抗

　　　　东西；另一方面，它们必须成双成对，相互对抗。这些形式特征无论对早期本能理论还是对后期本能理论都是同样适用的。因为无论这种对抗——或如弗洛伊德所说这种矛盾心理（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存在于性本能与自我保存本能之间，存在于性本能与攻击本能之间还是存在于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之间，在任何情况下，弗洛伊德都始终假定，在生命本身的性质之下，存在着一种终极的二元性。

　　　　弗洛伊德首先从浪漫派诗人那里借用了饥饿与爱这一对偶概念，把这一对偶概念翻译成科学术语，便成了他的性本能与自我保存本能。性本能与自我保存本能对应于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在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中，这是导致压抑的原因。与此同时，它们也可以被视为同样存在于一切有机体或至少是所有动物的身上：性本能致力于保存物种，自我保存本能致力于保存该物种的个体成员。这一最初的压抑理论被对性本能（里比多）所作的深入探索推翻了。性与自我保存这一本能对偶概念，在精神分析学由于经验事实而认识到性本能具有自恋特征的时候遭到了破坏，因为自恋里比多投注于自我，人们没有办法区分自恋里比多与自我保存本能。自恋里比多仅仅揭示出这样一种二元性，即自我里比多与对象里比多的二元性。但由于迫使精神分析学承认自恋里比多这一概念的种种事实，已经表明了自我里比多可以转变为对象里比多（反过来说，对象里比多也可以转变为自我里比多）

　　　　，因此这种二元性便不再坚实可靠。

　　　　这样，为了再次寻找新的二元对立，弗洛伊德转向爱与恨的矛盾心理。像饥饿与爱一样，爱与恨的矛盾心理在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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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７９

　　　　哲学和浪漫诗歌中，以及在心理病理学的病历中，都是突出而引人注目的。弗洛伊德由此而从性本能与攻击本能这一对偶概念中获得了一个新的起点。然而促使弗洛伊德选择这一本能对偶概念的种种经验事实，再次证明性本能与攻击本能不是终极的二元对立。没有人比弗洛伊德本人更清楚地证实过，爱可以转变成恨，而两者的融混则衍变出施虐狂现象。

　　　　因此，为了获得足够坚实可靠的二元性，弗洛伊德最终转而乞灵于生与死这一生物学上的二元对立，并把普遍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本能与受虐癖这一心理现象联系起来。

　　　　到此为止，弗洛伊德已能够假设一种存在于爱欲和死亡本能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爱欲旨在保存和丰富生命，死亡本能旨在使生命返回死亡的宁静。这样，种种矛盾心理的融混（例如施虐狂）便不再对基本的二元论之基础构成威胁。这些矛盾心理的混和是一些次要的、继发性的融混，是从生与死的永恒冲突中派生出来的妥协产物。施虐狂代表了内在的死亡本能的向外倾注，是求死欲望转变为杀人欲望；爱欲造就了这一转变，从而缓解了机体内部固有的自毁倾向，并使其转而与维持和丰富人生这一爱欲的任务结成了一种有用的同盟。

　　　　［６］

　　　　如果精神分析学的本能理论必须具有弗洛伊德所要求的这一形式上的特征，如果我们不得不将精神生活中的种种冲突追溯到“因其与肉体的关联而作用于心灵的那些要求”

　　　　，那么，我们就很难有什么办法来避免弗洛伊德这种生死本能的终极二元对立。假定我们不得不走向二元论，那么，迫使弗洛伊德从一种二元论走向另一种二元论直到最后作出这一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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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生与死的对抗

　　　　说的种种技术上的考虑和讨论，就既是合乎逻辑的，又是建立在经验材料之上的。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学家既不能接受生死二元性，又不能创造出任何替代物，便只能满足于拒斥死亡本能，像荣格那样走向本能的一元论，或走向理论上的怀疑主义或对理论的漠视——而这当然最适合当今那些开业技师们的口味。

　　　　开业的精神分析者们有足够的理由从弗洛伊德最后的本能理论倒退回去。弗洛伊德留下的这一理论导致治疗上的彻底的悲观主义，因此对治疗者们来说比毫无用处还坏。弗洛伊德本人也不能把死亡本能用于他自己后期的临床著作，这当中只有一个有意义的例外，那就是论文《有期的分析与无期的分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ｅｒｍｉｎａｂｌ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ｂｌｅ）。

　　　　这篇论文分析了妨碍彻底治愈的种种因素。弗洛伊德在治疗上的悲观主义植根于他关于生与死在每一有机体内发生永恒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的假说。这一斗争在每个人身上产生“自发的冲突倾向”

　　　　，并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显现为对治愈的无意识抗拒即某种“心理熵”

　　　　（ｐｓｙｃｈｉｃａｌｅｎｔｒｏｐｙ）。

　　　　［７］

　　　　除了死亡本能的特殊性质——这是下一章的主题——之外，弗洛伊德的体系在整体上有一种指向悲观主义的形而上趋向，这是由必须首先假定精神生活中的种种冲突应追溯到本能中去这一形式上的需要造成的。本能理论的目的，是要在心理冲突（神经症）和人的生物性之间架设一座桥梁，而其结果是——至少按弗洛伊德的处理方式是——发现冲突的根源存在于生物性领域内。但如果这些根源是生物性的，治愈的希望就是不存在的。的确，弗洛伊德不止一次地反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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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９９

　　　　压抑作用作与心理学相对立的生物学解释。

　　　　［８］但当他求助于爱欲与死亡本能之间“原始的”

　　　　、“固有的”矛盾冲突，并以此作为对人的神经症的终极解释的时候（例如在《文明及其不足》中）

　　　　，我们却只能假定，他所说的“固有的”

　　　　，实际即生物性上给定了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ｙｇｉｖｅｎ）。

　　　　［９］而他在《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对生与死的洞察，则通过把所有有机生命视为矛盾冲突而完成了这一构想。

　　　　这样所有的有机生命便都是有病的；我们人类必须放弃企求治愈的希望，我们只能安于这样的想法，即我们的病是自然界某种普遍疾病的一部分。

　　　　《超越快乐原则》中形而上的勇气不应该使我们看不见这事实上是形而上学（弗洛伊德称之为思辨）

　　　　；在斯宾诺莎的意义上讲，这是真正的宗教，这是弗洛伊德试图以上帝的眼光看事物，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ａｅｔｅｒｎｉｔａｔｉｓ（在永恒的相下。——译注）

　　　　看事物。

　　　　以对人不对事的态度来反对一种形而上学体系是容易的，精神分析学使我们精于此道。

　　　　说弗洛伊德把人类的神经症投射（ｐｒｏｊｅｃｔ）

　　　　给了整个有机界，以便展示人类神经症的不可避免和永恒持久，这也是容易的。我们还可以很容易地说：这是一种文饰（合理化）

　　　　，它确实表现了对治愈的下意识抵制——而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这种对治疗的抵制使病人顽强地执着于自己的疾病和痛苦并因而是死亡愿望的表现。

　　　　［１０］但我们却难以看到，精神分析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