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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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再也没有露面。于是我们开车离开了泰斯特蒙特。“现在你明白了吧。索尔，上帝的确存在。因为无论我们怎么打算，还是在这个镇里耽搁下来。还有你注意到这个奇怪的跟《圣经》一样名字的镇子吗？那个让我们又一次停在这里的奇特的家伙也象是《圣经》上的人。一切事物都在冥冥之中联在一起。就象雨下到每个人身上，把整个世界上的人都联系在一起一样……”狄恩这么喋喋不休地唠叨着。他异常兴奋、精力充沛。我和他突然感觉到整个世界象牡蛎一样向我们张开了，珍珠就在里面，珍珠就在里面。我们继续向南行驶，又搭了一个流浪汉。这是一个阴郁的年轻人。他说他有一个姨妈在北卡罗来纳的丹恩开了一个杂货店，就在费伊特维尔附近。“我们到了那里你能问她要一块钱吗？行！太好了！我们走吧！”这是一条寂寥的街道，被一道工厂的围墙阻断了。那里倒是有一家杂货铺，但是没有什么姨妈。我们开始怀疑这个小伙子在说瞎话，问他还要走多远，他说不知道。这又是一个大骗局。他曾经在几次猎奇中在丹恩看到了这个杂货铺。于是前面那个故事就溜进他混乱、昏热的脑子里。我们给他买了一个热狗。狄恩说我们不能带他走因为我们需要地方睡觉，需要地方拉那些能给我们买一点儿汽油的乘客。这很令人沮丧，但却是实话。我们只好把他留在丹恩的夜幕之中。

在狄恩、玛丽露和埃迪睡觉时，我开车穿过了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麦肯。夜已经深了，我独自一人在静静地想着心事。车正沿着白线在神秘的公路上向前奔驰，我在干什么、我要到哪里去？我不久会明白的。过了麦肯，我感到非常疲乏。便叫醒了狄恩来接替我。我们下车去呼吸新鲜空气。突然喜出望外地发现，在黑暗中围绕着我们四周的是一片芳香的绿色草原，草原上飘来阵阵新鲜肥料和温暖的河水的气息。“我们到南方了？我们跟冬天告别了？”在朦胧的晨曦中，路边一片青翠逼人。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声火车的长啸划破了夜空，它是到摩比尔去的，我们也到那里。我兴奋地脱下衬衫。狄恩开了十几英里路，来到一个汽车加油站，便关闭引擎开了进去。他发现管理员正趴在桌子上熟睡着，就跳下车蹑手蹑脚地给车灌满了油，看看铃还没响，便象阿拉伯人一样又踏上了朝圣的旅途，油箱里装着5块钱的汽油。我正睡着，却被一阵剧烈的音乐声惊醒，狄恩和玛丽露正在那里聊着，辽阔的绿色土地不断向前伸展。“我们到哪儿啦？”“刚到佛罗里达，伙计——这里叫佛罗蒙顿。”佛罗里达！我们正在向海边平原和摩比尔行驶，前面就到墨西哥湾了。从我们在北部的残雪中向人们告别到现在才32小时。又到一个加油站，我们停了下来。狄恩和玛丽露在油罐旁胡闹着。邓克尔溜进去轻而易举地偷了三包烟出来。我们又生气勃勃地出发了。车子开上了通向摩比尔的公路之后，我们都脱了冬装的重负，尽情享受着南方温暖的气候。这时，狄恩开始讲他生活中的故事。接近摩比尔的时候，几辆汽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争吵，阻塞了交通。狄恩开着车，没减车速，从一个加油站里穿了过去，绕过了他们，把他们一张张惊愕的面孔甩在了身后。狄恩继续讲着他的故事。“我告诉你那是真的，第一次干那事时只有9岁，是同一个名叫米莉。梅费尔的姑娘在格朗特街洛德的车库后面。那个车库在格兰特大街——卡罗在丹佛住的也是那条街。那时我父亲还在铁匠铺里干活。我还记得我姑母把头探出窗外在叫：”你们躲在车库后在干什么？‘哦，亲爱的玛丽露，如果我那时候认识你该多好呀！噢！你9岁的时候一定很迷人。“他一边色迷迷地嗤嗤笑着，一边把手放在她的嘴上，然后又放回自己嘴里舔了起来，而且抓着她的手在他身上蹭着。她坐在那里，只是微笑着。大个子埃迪。邓克尔看着窗外，自言自语他说：”是的，先生，我想那天晚上我是一个鬼魂。“另外，他在思忖着到了新奥尔良，盖拉蒂。邓克尔会对他说什么。

狄恩继续讲着，“有一次，我爬上一列货车从新墨西哥到洛杉矶——那时我只有11岁，同我父亲走散了，当时我们同一群流浪汉在一起，我跟一个名叫大个子雷德的家伙在一起。我父亲喝醉了，躺在一辆棚车里，车开了，大个子雷德和我没有赶上。好几个月我都没有看见我父亲。在到加利福尼亚的路上，我爬上了一列很长的货车，一直坐在火车挂钩上——你们可以想象有多么危险。我还只是个孩子，什么也不懂，一只胳膊下夹块面包，一只手抓着制动闸柄。这不是吹牛，是真的。我到洛杉矶的时候，就想吃点牛奶和奶油，想得要命。后来我在牛奶场找到了一个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口气喝了两夸脱的奶油，喝得只想吐。”“可怜的狄恩。”玛丽露说。接着她开始吻他，他自豪地盯着前方。他爱她。我们的车突然来到了墨西哥湾碧蓝的海水旁边。同时，收音机里传来了一种了不起的疯狂的东西。那是新奥尔良电台广播的爵士乐节目。播音员在疯狂的爵士乐和黑人音乐之中叫道：“别无事烦恼！”我们兴高采烈地注视着我们前面在夜幕笼罩下的新奥尔良。狄恩不停地用手在方向盘上擦来擦去，“这下我们要好好乐一乐了！”我们在黄昏中驶入了新奥尔良人声鼎沸的街道。“嗨，看看这些人！”狄恩把头伸出车外叫道。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嗨！上帝！这才是生活！”他避开了一辆电车。“好呀！”他飞快地开着车，四下里巡视着每一个姑娘，“瞧她！”新奥尔良的空气是温润的，柔软得象一块手帕。当你突然从北部冬季严寒的冰雪中来到这里，会嗅到这里的河流、泥土和人都带着一种热带特有的气息。我们在座位上跳来跳去，“你们看她！”他用手指着另一个女人叫道。“噢，我爱、爱、爱女人，我觉得女人是最奇妙无比的。我爱女人！”他向窗外吐了一口，呻吟着，使劲抱着自己的头。由于兴奋和激动，大粒大粒的汗珠从他前额往下淌。

我们开车来到阿尔及尔渡口，渡船把我们载过密西西比河。“现在我们要下去看看这里的河，看看这里的人，看看这个世界。”狄恩说着，手忙脚乱地戴上太阳镜，叼着一支香烟，象个“匣子里的小人儿”一样，车门一开便跳了出去。我们也跟着下了车。我们靠在船舷旁边，凝视着这条伟大的棕色的众水之父象一群游魂从美国中部滚滚流下——挟裹着蒙大拿的木材、达科他的污泥和衣阿华溪谷里的杂物。河的一边是倒退着的烟雾镣绕的新奥尔良，另一边是迎面而来的古老、朦胧的阿尔及尔和一片怪模怪样的山林。在这个闷热的下午，黑人们仍在干活。他们不停地为渡船的锅炉加煤料，炉膛烧得红红的，冲出阵阵热浪，烤得我们的轮胎都发出了臭味。狄恩看着他们，东蹦西跳地在甲板和二层舱上奔跑，肥大的裤子挂在腰间。他爬驾驶舱，象是要飞上天，狂叫声响彻全船，“啊嗬——！啊嗬——！”

玛丽露紧跟在他身后。转眼之间看清了一切，回来时说得头头是道。这时，人们都准备开车下船，狄恩也跳上汽车，从狭窄的缝隙中超过两、三辆汽车。不久我们就发现自己在阿尔及尔大街上疾驶了。“到哪儿去？到哪儿去？”狄恩嚷道。

我们决定先到加油站擦一下车，然后问一下布尔的地址。此时正是日落时分，河面被落日照得金黄一片，几个小孩在河边玩耍，几个姑娘身穿棉布罩衫，赤裸着双腿，手里拿着手帕，也在河边流连。狄恩飞快地在街上开着车，扫视着四周，点着头，手在肚子上蹭了蹭。

大个子埃迪坐在后座上，眼睛上盖着帽子，对着狄恩微笑。我则坐在仪表盘上。在灌木丛生的河边，晃动着几个正拿着鱼竿钓鱼的男人的身影。正为夕阳染红的土地伸展着，形成一个三角洲，河水在这里拐了一大弯，象蛇一样婉蜒盘绕在阿尔及尔周围，哗哗地向前奔流，仿佛终有一天阿尔基斯半岛连同它上面那些忙碌的居民和简陋的小屋都将被河水冲去一般。太阳渐渐西斜，空气中飞虫嗡嗡作响，深沉的河水在痛苦的呻吟。

我们来到城外河堤附近老布尔。李的家。他们家就座落在一条穿越一片松软的田野的道路旁。房子已经有些破旧，房前有一条低矮的走廊，院子里种着几株垂柳，草地里的草已经长得很高了，旁边还有一个行将倒塌的旧谷仓，院子用破败的围墙围着。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推门进去，看见走廊后面有几个洗衣盆。我叫了几声，然后拉开屏风，珍妮。李正站在那里，手遮在眼睛上，正对着太阳望呢。“珍妮，”我叫道，“是我，是我们。”

她都知道。“噢，我看见了，布尔现在不在。那里是不是有一团火或其他什么？”我们都向太阳望去。

“你说的是太阳？”

“我说的当然不是太阳。我听见那个方向有警报声，你没看见一道奇怪的亮光？”那是新奥尔良方向，有一团很奇怪的烟雾。

“我什么也没看见。”我答道。

珍妮抽了抽鼻子。“还是那个老佩拉提斯。”

分别了4年之后，我们就是这样互相问候的。珍妮过去同我和我妻子一起住在纽约，“盖拉蒂在哪儿？”我问。珍妮仍然在寻找她的火光，以前她一天要吃三次氨基丙苯纸剂。

因此，她那张日耳曼人的脸显得圆润而又漂亮。但现在这张脸却变得呆板、黝黑、憔悴。在新奥尔良她曾经得了一场偏瘫，走起路来有些跛。狄恩和其他人都下了车，局促不安地走进了房间。盖拉蒂。邓克尔从屋子后面她的房间里走出来，看到了她的冤家。她是个表情严肃的姑娘，脸色灰白，看上去好象总是在流泪。大个子埃迪用手撸着她的头发，称她是好样的。她平静地盯着他。“你到哪儿去了？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她向狄恩射去怨恨的一瞥，她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狄恩一点儿也没在意。他现在只想要吃饭，他问珍妮是否有什么吃的。不一会儿，大伙就成了乱糟糟的一片。

可怜的布尔开着他那辆得克萨斯牌汽车回到家中，发现他的家被一群疯子占领了。他还是热情地同我打了招呼。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他大学时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个瘫痪在床上的疯子，死了以后留给他一笔遗产，他用这笔钱在得克萨斯种黑豌豆赚了些钱，然后在新奥尔良买了这一幢房子。布尔现在一周可以挣50元，如果他不是每周都要花大半的钱来吸毒的话，应该说还是不算坏的。他老婆也是个会花钱的人，一周要吞大约10元的兴奋剂。他们的吃饭开支是全国最低的了，几乎什么都不吃，孩子也是如此——他们似乎没人照管。他们有两个十分可爱的孩子：八岁的道蒂和一岁的小雷伊。雷伊正光着屁股在院子里玩，一头金发象天边的彩虹。布尔称他是W。G。菲尔茨之后的“小圣人”。布尔把车开进了院子，慢慢地从车里钻了出来，吃力地推门进来。他又瘦又高，戴着眼镜和草帽，身上穿了套破衣服。一看到我们，他显得有些惊奇，然后简洁他说道：“啊，索尔，你终于来了，我们进屋去喝一杯。”说起老布尔。李的事，起码要整整一夜。他是一个教师，据说他最有资格当教师，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学习。他把自己所学的东西称作“生活的事实。”他的学习不仅出于必须，也是他的意愿。他曾经拖着又高又瘦的身体周游了整个美国以及欧洲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想看看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30年代，他在南斯拉夫同一个白俄女招待结了婚，并把她从纳粹手里救了出来。他有许多30年代同各国吸毒者一起拍的照片，这些人蓬头垢面，互相靠着。还有几张戴着巴拿马草帽，在阿尔及尔的大街上散步的照片，后来他再也没见过那个白俄女招待；在芝加哥他是个禁欲主义者；在纽约他又不断进出酒吧；在内华达他又成了侍从招待；在巴黎，他坐在咖啡馆里，端详着不断走过的板着脸孔的法国人；在雅典，他一边喝着茴香酒，一边抬头注视着当地那些他认为是世界上最丑的人；在伊斯但布尔，他来往穿梭于瘾君子和毒贩子之间，寻找着生活的真实，在英国的旅馆里，他读着斯宾格勒和马库斯。他曾经计划抢劫芝加哥的一家上耳其浴室，犹豫了半天，最后花两块钱喝了一杯酒，然后急急忙忙地跑了。他做的这一节都只是为了获得经验。如今，他最后的学习是吸毒。现在，他在新奥尔良常常同一些不三不四的家伙在街上瞎逛，寻找着某个有关的酒吧。

他在大学时的一件怪事可以说明他性格的某些方面：一天下午，在他那间朋友们经常光顾的房间里正举行着一个鸡尾酒会。突然，他的那只宝贝雪貂冲了出来，脚上还奇怪地拖着个精致的茶杯。每个人都尖叫着跑出屋去。老布尔一跃而起，抓过猎抢，说：“它又闻到那个老耗子的气味了。”说着，端起枪往墙上射了一个能放50个耗子的大洞。墙上挂一幅难看的科德角式白房子的画。他的朋友问：“你为什么要在那里挂这么难看的东西？”布尔却说：“我喜欢它就因为它难看。”他所有的生活都是如此。有一回，我去找他，那时他还住在纽约60街的贫民窟里。我敲了敲门，他把门打开，只见他戴着一顶常礼帽，穿着背心和条纹裤，手里拿着锅，锅里盛着鸟食。他正把鸟食捣烂，然后卷在香烟里。他还尝试把可待因咳糖浆烧成一堆黑乎乎的稠稀的东西，但这玩意的效果却不太好。他花了许多时间读莎士比亚的著作——他称他是“不朽的诗人”，到了新奥尔良，他又开始不停地读梅那。柯迪塞斯的作品。然而尽管他经常说起这事，那本书却一直摊在桌子上没动过。我曾经问他：“我们死了以后会怎么样？”他说道：“你死了以后就是死了，就是这么回事。”在他的房间里放着一堆锁链，他说是他的心理分析医生在使用它们。他们在对老布尔进行催眠实验时发现，他有7个分裂的自我。每一个都在各自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糟糕，直到最后他成了个胡言乱语的傻子，不得不用锁链把他绑起来。在那7个自我，最高的是一位英国勋爵，最低的是个傻子，中间的是老黑奴，规规矩矩地站着，同其他人一起等待着说：“有些人是杂种，有些人不是，这就是现实。”

布尔对于美国的过去，尤其是1910年，有着一种伤感的记忆。那时候，无论哪个药店，不需要药方你能买到咖啡。整个国家都处在疯狂、喧闹和自由之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富裕，还拥有各种各样的自由。他最痛恨的是华盛顿的那些官僚，其次是自由主义者，然后是警察。他一生都在这样滔滔不绝地聊着，开导着其他人。珍妮拜倒在他的脚下，我、狄恩还有卡罗。马克斯都拜倒在他的脚下，我们大家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布尔头发灰白。脸上带着难以捉摸的表情，在大街上你绝不会注意他。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看到他有一个充满奇思怪想、生气勃勃的硕大的脑袋——就象是堪萨斯州的州长，身上带着引人注目的、非凡的热情和神秘。他以前在维也纳学过医，还学过人类学，读过各种各样的书籍。现在、他安静地为了谋生而工作着。但这个工作也是为了向生活本身学习。珍妮买来了马提尼酒和其他各种饮料。布尔坐在椅子里，他的椅子无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