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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6-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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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前一天夜里有人用枪托打断了他的鼻梁骨；他眼睛是青紫的，嘴唇是肿胀的。尽管如此，汉斯还是马上就认出了这个人。他是恩特赖斯库将军，就是跟冯·聪佩女男爵在喀尔巴阡山上城堡里睡觉的男人。汉斯和维尔克还在秘密通道里窥视过此人。大概此人还活着的时候，罗马尼亚人就扒光了他的衣服，让他赤身露体，只给他留下马靴。恩特赖斯库将军的阴茎——据维尔克和汉斯偷看时估计勃起状态下大约有三十厘米长——如今在晚风的吹拂下疲惫地摇晃着。十字架下，有一箱烟花，恩特赖斯库将军曾经用烟花让客人们开心。火药大概受潮了，要么就是烟花过期了，因为爆炸时惟一发出的是一股蓝烟，很快升天就消散了。站在汉斯身后的一个德国人对将军的阴茎发表了看法。几个罗马尼亚人笑了。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凑到十字架前，好像它忽然间具有吸引力。
步枪已经不再对准任何人了。士兵们拿着枪就像拿着农具，他们就像是长期走在悬崖边上疲倦的农夫。他们都知道俄国人马上就要来了，也感到害怕；可是，人人还是经不住诱惑要最后一次看看恩特赖斯库将军的十字架。
“这个家伙怎么样？”一个德国人明知故问地说道。
“这人不坏。”一个罗马尼亚人说。
接着，人人陷入了沉思。有些人低着头；有些人用迷惑不解的眼神望着将军的尸体。没人想起问问怎么就把他给杀了呢。可能是先把他打倒在地，然后殴打致死。十字架的木棍已经被血液染成了乌黑色，血痂像个黑蜘蛛一样落到黄土地上。没人提出把尸体放下来。
一个德国人说：“你们很快还能找到类似的榜样。”
罗马尼亚人没听懂他的话。汉斯·赖特尔看看恩特赖斯库将军的脸：眼睛是闭着的，但是给人的印象是睁得很大。双手被银色的大长钉钉在木头上。每个手掌上有三枚钉子。双脚用大粗钉钉牢。在汉斯·赖特尔左边，一个罗马尼亚少年——超不过十五岁，军衣套在他身上显大——正在祷告。汉斯问德国人：这地方是不是还有别人？他们说，只有这些人了，第三军团或者说第三军团的残部是三天前到达利塔慈火车站的；恩特赖斯库将军没去西边找更安全的地方，而是决定去看看自己的城堡，结果空无一人。没有仆役，也没有任何可吃的动物。在两天的时间里，将军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想出门。士兵们在房子周围转悠，结果发现了地窖，便破门而入。除去几个军官比较谨慎，全体士兵都喝得酩酊大醉。当天夜里，第三军团有一半士兵开了小差。剩下的另外一半是自愿留下来的，没人强迫，因为他们热爱恩特赖斯库将军。或是某种类似的感情。有些人到附近居民点偷窃，再也没回来。另外一些人站在院子里高呼：请将军出来指挥队伍！决定下一步行动吧！可是，将军继续躲在房间里，不给任何人开门。当天夜里，士兵们喝醉了之后砸开了房门。将军正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周围点着蜡烛，欣赏着一本相册。于是，事情就一一发生了。起初，将军用皮鞭自卫，抽打士兵。可士兵们饿得发了疯，吓得发了疯，一下子就把将军给杀了，然后把他钉上了十字架。
汉斯问：“制作这个大十字架一定非常费劲吧？”
一个罗马尼亚人说：“做十字架是在杀将军之前。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十字架，可是我们还没喝醉就做好了十字架。”
后来，罗马尼亚人重新装车，有几个德国人帮助他们搬运战利品；另外一些人决定去房子里转转，看看酒窖里是不是还有酒。于是，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一位又是孤家寡人了。汉斯临走前问罗马尼亚人是否认识一位名叫包贝斯库的人，他总是跟在恩特赖斯库将军身边，好像给将军当过秘书。
“啊，是包贝斯库上尉。”一个罗马尼亚人点点头说道，口气跟说随便哪个上尉一样，“他应该在布加勒斯特。”
汉斯几人一面向那片草地山丘驶去，车后留下扬尘，他一面望着好像有群黑鸟飞越那片十字架的空地——恩特赖斯库将军站在那里正监视着战事的进程。在战车上，站在重机枪旁边的那个德国士兵笑着说：俄国人看见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会怎么想啊？没人回答他的问题。
节节败退之后，汉斯·赖特尔终于回到了德国。1945年5月，年仅二十五岁的汉斯，在一片树林里躲藏了两个月后，向美国兵投降了。他被送进了安斯巴赫郊外的俘虏营。在那里，长久以来第一次洗了澡。饭菜很好。
有一半战俘睡在大平房里——是美国黑人士兵建造的，另外一半睡在野战帐篷里。每两天会有人来营地按照姓氏排序严格检查俘虏的证件。起初，是在露天地里安放了桌子，俘虏们列队走过，一一回答问题。后来，黑人士兵在几个德国人帮助下，搭建起一座有三个房间的大平房。于是就在这平房前排起了长队。在这座营地里，汉斯没有熟人。79师和后来303师的战友们死的死，逃的逃，或者做了俄国人的俘虏。303师残部开进了保护领地的比尔森，而那时汉斯在混乱中自己开路了。在这个安斯巴赫的俘虏营，汉斯尽量不跟别人联络。有些士兵下午时聚在一起唱歌。美国黑人士兵站在监视他们的岗哨上瞅着他们发笑；可是，显然没人懂德语歌词，于是就让德国人一直唱到睡觉的时候。另外一些人经常在营地里来回散步，他们手挽着手，一面议论着一些非常离奇的话题。据说，苏联人和同盟国很快要唱对台戏了。大家纷纷猜测希特勒死亡的实况。大家还谈到饥饿，还谈到马铃薯丰收会再次把德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可能性。
在汉斯的行军床边还睡着一位五十多岁的人，是国民突击队的战士。那人留了大胡子，说起话来温和又低沉，好像周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到他。白天，他常常跟另外两个国民突击队的战士聊天，散步和吃饭时都聚在一起。但是，汉斯有时也看见老兵独自一人在各种纸片上用铅笔写字，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回口袋里。有一次，睡觉前，他问老兵写的是什么，老兵说打算把一些想法写下来。又补充说：可是不大容易啊。汉斯再也没问他别的什么。但从此之后，老兵总是在睡觉前找个借口跟他聊上几句。据老兵说，在俄国人开进科斯琴［53］的时候，他老婆就死了，夫妻都是科斯琴人；但是，他不恨任何人；他说，战争就是战争啊，等战争结束后，最好能互相原谅，从头开始。
汉斯问：怎么开始呢？从零开始呗，他慢声细语地用德语说道，口气是快乐的，有想像力。老兵名叫策勒，瘦高，腼腆。汉斯看见他经常在另外两个战友陪伴下在营地里散步。可能是有两个战友比照的原因，策勒的形象有尊严感。一天晚上，汉斯问策勒是不是还有家属。
策勒说：“有老婆。”
汉斯说：“可你老婆死了啊。”
老兵轻声说：“有过一儿一女。也死了。儿子死在库尔斯克会战里。女儿死在汉堡的轰炸中。”
“没别的亲戚了？”汉斯问。
“有过外孙、外孙女，是双胞胎，跟我女儿一起死在轰炸里了。”
汉斯惊叹道：“天啊！”
“女婿也死了。不是在那次轰炸里，而是几天后，因为老婆和孩子而伤心。”
“太可怕了！”
“服毒自杀了。”策勒在黑暗里轻声说，“吃的是耗子药，痛苦挣扎了好几天。”
汉斯不知说什么才好，一方面是因为困劲上来了；他听见策勒最后说了一句：战争就是战争啊，最好忘掉一切、一切、一切。实际上，策勒镇定得令人羡慕。另外，这样的镇定只有再次看见俘虏入营或者又来人在平房里一一检查证件时才被打破。三个月后，轮到询问姓氏字母开头为Q、R、S的人了。汉斯·赖特尔可以跟美国兵和一些身穿便装的人谈话了。他们有礼貌地请他正面和侧面站立；然后，就在档案里寻找卡片，卷宗里可能有许多照片。接着，一个身穿便衣的人问汉斯·赖特尔：战争期间做过什么事情？汉斯只好说跟着79师到过罗马尼亚和俄罗斯，多次受伤。
美国兵和便衣想看看他身上的伤疤。汉斯只好脱光衣服给他们看。有个说话带柏林口音的便衣问他：俘虏营的饭菜好不好？汉斯说：吃得像国王。那提问的人把这话翻译给其他人听。他们都笑了。
一个美国兵问：“你喜欢美国饭？”
便衣把这话译成了德语。汉斯说：
“美国肉是世界上最好的肉。”
大家又笑了。
那美国大兵说：“说得对。可你吃的东西不是美国肉，是狗食。”
这一次，翻译（不想翻译这句话）和几个大兵笑得几乎跌倒在地。一个黑人士兵出现在门口，带着担心的表情，他问大家跟这个俘虏是不是有麻烦。大家说，没麻烦，关上门，走吧！他们讲笑话而已。后来有个人给汉斯敬烟。汉斯说：我以后再抽。说完把香烟夹在耳朵上头了。接着，美国兵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开始记下汉斯提供的情况：年龄、出生地、父母姓名、父母住址、至少两个亲戚或朋友的地址，等等。
当天夜里，策勒问汉斯询问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汉斯都告诉他了。问你哪一年入伍了吗？问你征兵办公室在什么地方了吗？问你在哪个师服役了吗？问了。有照片吗？有。你看见那些照片啦？没有。等到策勒问完之后，就用毯子蒙上脸，好像入睡了；可是，片刻后，汉斯听见他在黑暗里嘟囔着什么。
一周后，调查人员又来了。来的只有两人。不排长队，不询问。营里让全体俘虏集合。美国黑人士兵检察队伍，从队伍里分出十个人来；然后把这十个人戴上手铐装进两辆囚车。营地长官说，这几个俘虏是战犯嫌疑人，接着，他命令队伍解散，按常规过日子。一周后，调查人员又来了，开始查姓氏字母以T、U和V开头的人员。这一回，策勒可真的紧张起来了。他温和的声音没大变化，但是，说话和说话的方式变了：单词急切又断断续续地蹦出来，夜里嘟囔的话语变得无法克制。说话很快，好像有个失控的理由逼着他快说。汉斯几乎听不懂。策勒伸着脖子到汉斯跟前，一只胳膊撑着身子，絮絮叨叨地说起来，长吁短叹，想像着黑乎乎的圆形建筑层层叠叠形成一体的辉煌画面。
到了白天，事情发生了变化，策勒的形象又重新发出尊严和体面的光辉；虽然他除去跟国民突击队的老同志联络之外，几乎不找任何人；但是人人都尊敬他，都认为他是个正派人。但是，对汉斯来说（他可得忍受策勒夜间的东拉西扯），策勒的面孔逐渐显露出内心的伤痛，好像内心世界里截然对抗的力量在进行殊死的搏斗。那是些什么力量呢？汉斯不得而知，只是凭着直觉感到两股力量都来自同一个源泉：疯狂。一天夜里，策勒告诉汉斯：他不姓策勒，而是叫萨穆尔；因此理所当然地不该去接受下一次调查。
那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没有睡意。月光钻进了帐篷，好像沸腾的咖啡让用丝袜做的过滤袋过滤了一遍。
“我叫雷奥·萨穆尔。我跟你说过的事情有真有假。”假策勒在行军床上扭来扭去，好像浑身痒痒。“听说过我的名字吗？”
汉斯说：“没有。”
“孩子，没道理听说过。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名人，虽说你出门在外期间，我名声大作，像个恶性肿瘤，可如今我的名字出现在最不受怀疑的名单上。”萨穆尔用他那温柔和越来越快的德语说道，“当然，我没参加过国民突击队。可我打过仗。你别以为我没打过仗，像任何一个有种的德国人一样，我打过仗。但是在别的舞台上，不是军事战场，而是经济、政治战场。感谢上帝，我老婆没死。”说完他沉默起来。汉斯和他借此机会欣赏帐篷外面的月光，好像鸟翅膀或者鸟爪。他又说：“不错，我儿子是死了。可怜的孩子啊。他很聪明，喜欢体育和读书。对儿子还能要求什么呢！他办事认真，长得像体操运动员，很会读书。他死在库尔斯克。那个时候，我担任一个机构的副主任，负责为帝国提供劳工；主要的办公室设在距离总部不远的波兰村庄里。”
儿子牺牲的消息来了以后，我就不相信这场战争的意义了。更糟的是我妻子，她有精神错乱的苗头。我可不希望别人摊上我的处境。包括最凶恶的敌人。儿子风华正茂的时候死了；老婆经常患偏头疼；我那累人的工作需要付出最大努力和高度的聚精会神。但是，凭借我有条不紊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坚持下来了。实际上，我是为了忘记不幸而工作的。总之，结果是我被提升为国家机关的主任。转眼之间，工作量增加了三倍。我不仅要给德国工厂提供劳动力，而且负责维持那个波兰地区的官场运转；那里总是下雨，是个我们打算日耳曼化的穷乡僻壤；天空每天都是灰色的，大地好像蒙上了一层煤烟；没有文明的娱乐方式；想想吧，连十岁的孩子都喝酒；可怜的孩子们啊，还很野蛮，就喜欢喝酒，还有就是玩足球。
有时，我从办公室的窗户看见孩子们在街道上踢一个布球，他们跑跳的样子非常可怜，因为血液里的酒精时时让他们摔跤或者踢不进该进的球。一句话，我不愿意打搅他们；比赛的结果常常是拳打脚踢混战一场。要么就是用酒瓶子朝着对方脑袋上猛抡。我从办公室里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不知如何是好。天啊！如何消灭这场瘟疫啊！如何改善这些无辜儿童的处境啊！
坦率地说，我感觉孤独，非常孤独，非常、非常孤独。老婆是指望不上的，可怜的女人不离开她那黑暗的房间，除非是为了求我放她回德国，回巴伐利亚，到了那里她是可以跟妹妹团聚的。我儿子死了。我女儿住在慕尼黑，幸亏结了婚，可以不管我的问题了。工作成堆，我的同事们越来越拼命，精神快崩溃了。战事不顺利。再说，我对这场战争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于一个失去了自己儿子的人来说，他怎么能感兴趣呢！一句话，我的生活就在永久的乌云笼罩下度过。
这时又来了一道新命令：让我负责管理从希腊来的一批犹太人。我认为他们来自希腊。有可能是匈牙利的犹太人或者克罗地亚犹太人。但我不信，因为克罗地亚人他们自己就杀害自己的犹太人。也许是塞尔维亚的犹太人。就假设是希腊人吧。给我送来满满一列车希腊犹太人啊。交给我了！我丝毫没有接待他们的准备。这命令来得很突然，没有预先通知。我所在的机关是民事机构，非军事的，也不属于党卫军。我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我此前只给帝国的工厂派送外籍劳工。可我拿这些犹太人怎么办呢？我想，一句话，认命吧。一天早晨，我去火车站迎接他们。我拉上了地方警察局长以及最后时刻拉来的警察。从希腊开来的列车停在一条不用的支线上。一名军官让我在一份接收清单上签字，一共五百名犹太人，男人、妇女和孩子都有。随后，我向列车走去，那里的气味让人无法忍受。我不允许打开所有的车门。我想，里面可能已经变成了传染病灶。接着，我给一位朋友打电话。他帮助我联系上了一个管理犹太人集中营的家伙，地点在波兰的海乌姆诺。我说明了自己的问题，我问他对这些犹太人怎么处理。我得告诉你，在那座波兰村庄里已经没有犹太人了，只剩下了喝醉酒的孩子、喝醉酒的妇女以及整天追逐惨淡阳光的老人。海乌姆诺那人要我两天后给他打电话；他说，也许您不信，我也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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