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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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了。她想家，想朋友，想工作；几乎同时想念家庭或者工作场景，想念朋友们举杯的情景，为谁干杯呢？也许为她，也许为某个她已经忘记的人。这个国家真是不可思议（这里她离题了，但只是在给曼努埃尔的信中才有，好像让－克劳德不能理解这句话，或者好像她事先知道了他俩会拿出各自的信件加以比较），一位文化界的名人、一位人们都以为很高雅的人、一位登上政府高层的作家，竟然有绰号，而且自然而然，说是“蠢猪”，而此事即绰号或曰绰号的残忍特征或曰绰号的任人评说，都与多年来在圣特莱莎不断发生的犯罪事件有关系。

丽兹说，我小时候喜欢上一个男孩。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他，但就是喜欢。那时，我八岁，他也八岁，名叫詹姆士·克劳福德。我估计那是个非常胆小的孩子。他只跟别的男孩说话，避免接触女孩。他头发黝黑，眼珠是栗色的。他总是穿短裤，甚至别的孩子已经穿上长裤了，他依然如故。不久前，我回想起第一次跟他说话的情景：我不叫他詹姆士，而是吉米。没人这样叫他。只有我例外。我俩都是八岁。他的表情非常严肃。是什么原因我跟他说话的？我想是他把什么东西忘记在书桌上了吧，也许是橡皮，也许是铅笔，这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当时对他说：吉米，你忘记拿橡皮了。对，我记得我还笑了。对，我想起来了为什么我叫他吉米，而不是詹姆士或吉姆。是出于亲热。出于高兴。因为我喜欢吉米，我觉得他很漂亮。

次日，一大早，曼努埃尔去手工艺品市场转转，他心跳比平时要快。这时商贩和手艺人刚刚开始架设摊位，方石路面上还是干干净净的。利百加正在往一张折叠桌上摆放地毯，一看见他过来就笑了。有些商贩站在摊位旁边喝咖啡或者可乐，有人在摊位之间聊天。摊位后面，人行道上，老拱廊和一些店铺的遮阳棚下，一堆堆人挤在一起争论陶器的批发价格；陶器的批发销售在图森或者凤凰城是有保证的。曼努埃尔跟利百加打了招呼，帮助她整理最后几块地毯。随后，他问她是不是愿意跟他一起去吃早饭。姑娘回答说她不能去，因为已经在家里吃过了。曼努埃尔并不却步，问她弟弟在哪里。

“上学去了。”利百加说。

“谁帮助你把这么多货物运过来的？”

“我妈。”利百加说。

曼努埃尔安静了片刻，眼睛望着地面，不知道要不要再买一块地毯，或者干脆不说话走掉。

最后，他说：“我请你吃午饭吧。”

“好吧。”姑娘说道。

曼努埃尔回到旅馆的时候，发现让－克劳德正在阅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从远处望过去，让－克劳德的面部，实际上，不仅是面部，而且是全身都显露出一种宁静的神情，让他好羡慕。等走到让－克劳德跟前的时候，他看见那部作品不是《圣托马斯》，而是《女盲人》。他问让－克劳德是不是有耐心能重新从头看到尾。让－克劳德抬起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说阿琴波尔迪贴近痛苦和耻辱的方式令人吃惊，或者说不断地让他吃惊。

曼努埃尔说：“用微妙的方式。”

“对，用微妙的方式。”让－克劳德说。

丽兹在信中说，在圣特莱莎这座可怕的城市里，我想起了吉米，但首先是想到我自己，想到那个八岁时候的我；起初，这些想法是跳跃的，形象是跳跃的，好像脑海里有一场地震，我没法明白无误地确定任何记忆；但是，到了最后终于明晰了记忆的时候，反而更糟糕，我看见自己在念叨吉米的名字，看见自己在微笑，看见吉米·克劳福德严肃的表情，看见成群的孩子，看见他们的后背像突然涌动的浪涛，远处静止的地方是一片空地，看见自己的嘴唇在提醒那男孩别丢下东西，看见了那块橡皮，或者也许是铅笔；我那时的眼睛看见了我现在的眼睛还是那时的样子；我再次听见了自己的叫喊声、清亮的嗓音，那是一个八岁的女孩非常有礼貌地呼唤一个八岁的男孩，提醒他别忘记带上橡皮；可是她不能像校内使用的称呼那样叫他詹姆士，或者克劳福德，而是有意无意地宁肯叫爱称“吉米”，露出亲热劲，一种称呼上的亲热、一种人称上的亲昵，因为只有她在那一刻、那种环境，那样称呼吉米，是她用某种方式给亲昵或者关心披上别的外衣，那关心中包含着提醒他别忘记带东西：别忘了你的橡皮，或者别忘了你的铅笔，其实只不过是用贫乏的语汇或者丰富的语汇表达幸福罢了。

曼努埃尔和利百加在市场附近一家便宜餐馆吃了午饭。与此同时，利百加的小弟弟守着那辆每天早晨运送地毯和折叠桌的小车。曼努埃尔问利百加是否可以请小弟进来一起吃饭，不要守着小车。但利百加说不用惦记小弟。要是小车没人看守，有可能被人顺手拉走。曼努埃尔从餐馆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那男孩已经爬到地毯堆上面，像小鸟一样眺望着地平线。

他说：“我给他送些吃的。他喜欢什么？”

利百加说：“冰激凌。可是这里没有冰激凌。”

片刻间，曼努埃尔在考虑出去找冰激凌的主意；可是，他否定了这个想法，害怕回来的时候找不到这姑娘了。她问他西班牙是什么样的。

“不一样。”曼努埃尔回答说，一面想着冰激凌。

她问：“跟墨西哥不一样？”

曼努埃尔说：“是的。内部不一样，各有不同。”

忽然，曼努埃尔想出一个主意：去给那个男孩送个三明治。

利百加说：“这里人叫夹肉面包。我弟弟喜欢夹火腿面包。”

曼努埃尔想，这姑娘像位公主或是使节夫人。他问女服务员能不能给做一个夹火腿面包，再来一份冷饮。女服务员问他这夹火腿面包要怎么做的。

利百加说：“告诉她：要整个的！”

曼努埃尔说：“要整个的。”

过了一会儿，他端着面包和冷饮来到街上，把东西递给那男孩。后者仍然高高地坐在地毯堆上。起初，男孩摇摇头，说不饿。曼努埃尔看到拐角的地方有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忍住笑声在望着他俩。

他说：“你要是不饿，那就喝冷饮吧。把面包收起来，要不然就喂狗！”

等他再回到利百加身边坐下的时候，感觉很好。真的很充实。

他说：“这不行。不好。下次咱们仨一起吃饭。”

利百加盯着他眼睛看了看，举着叉子不动，接着露出微微一笑，把食物送进口中。

在旅馆里，让－克劳德躺在吊床上读书。旁边是空空荡荡的游泳池。曼努埃尔在没看到书名之前就已经知道，那不是《圣托马斯》，也不是《女盲人》，而是阿琴波尔迪别的作品。等坐到让－克劳德身边时，才看清是《忘川女》，一部不那么让他特别兴奋的阿琴波尔迪作品；但是，从让－克劳德的表情上看，重读这本书受益匪浅，感到非常愉悦。一坐到吊床边上，他就问法国朋友这一整天他都干了什么。

“看书。你呢？”让－克劳德答道。也问西班牙朋友干了什么。

曼努埃尔说：“在那边闲逛。”

那天夜里，二人在旅馆餐厅一起吃晚饭。席间，曼努埃尔说了购买纪念品的事情，也给他买了一件。让－克劳德听了很高兴，问他是什么样的纪念品。

曼努埃尔说：“印第安地毯。”

丽兹在信中说，让人筋疲力尽的旅行之后，终于回到了伦敦，我开始想起吉米·克劳福德，也许是我在纽约等候飞往伦敦的航班时，就开始想念他了，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是想念吉米·克劳福德；我八岁时呼喊吉米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我回到家门口，拿出钥匙，开灯，把行李箱丢在客厅。我去厨房，烧茶。然后，洗澡，上床。考虑到有可能失眠，我吃了一片安眠药。我记得翻了翻杂志，我记得我想起了你们在那座可怕的城市里兜圈子，我记得想起了那家旅馆。在我住过的那个房间里，有两面奇怪的镜子，最后几天让我非常害怕。等我知道要入睡的时候，勉强伸手关掉了灯。

一夜无梦。醒来时，不知身在何处；可这样的感觉仅仅停留片刻，因为我很快就辨认出我下面街道特有的嘈杂声。我想，一切都过去了。如今，我休息好了，住在自己家中，有许多事情要做。可我在床上一坐起来，惟一做的事情就是放声大哭，像个疯子，表面上无缘无故。我就这样哭了一整天。我一度曾经打算不离开圣特莱莎，希望跟你俩坚持到底。如今，我不只一次想拔腿就上机场，乘坐第一个航班前往墨西哥。如此的冲动之后，还有更具破坏性的：放火烧家，割腕自杀，永不上课，过流浪的生活。

可是，在英国，流浪的女人往往受侮辱，这是我从一本杂志（名字忘了）上看到的。在英国，流浪的女人往往被轮奸，被殴打，有些女人死在医院门口也不少见。欺负流浪女的人们，并不是我十八岁时想的那样是警察，也不是新纳粹流氓，而是流浪汉，这让形势变得格外严峻起来，真如雪上加霜。我心里很乱，出门到城里转了一圈，希望能够振作起来，也许应该打电话给某个女友，跟她一起去吃晚饭。我不知怎样才好。忽然间就来到了一处画廊门前，那里正在举行埃德温·约翰回顾展，就是那位自残右手用来展示自画像的艺术家。

曼努埃尔在又一次访问卖地毯的姑娘时，她同意这个西班牙人送她回家。曼努埃尔花了一点钱把姑娘的小车存放在他俩曾经吃过饭的餐厅后面的一间屋子里，由一个穿着旧工作服的胖女人照管，那屋子里堆满了空瓶子和大量辣子肉罐头。三人把大小地毯都放进轿车后排座位上，挤着坐到前排。男孩特别高兴。曼努埃尔说今天由他决定去哪里吃饭。最后，三人进了市中心一家麦当劳。

姑娘的家在西城。根据他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这个区域犯罪频繁。但是，利百加居住的小区和街道，只是显得穷一些，街道上并没有什么邪恶的影子。他把轿车停靠在姑娘家对面。她家院子里有个微型花园，有三个用竹竿和铁丝搭建的花架，摆满了种植着花草的花盆。利百加要她弟弟留在街上看守轿车。她家的房屋是木头的，走在地板上，发出一阵阵空洞的声音，好像下面有下水道，或者有密室。

出乎曼努埃尔的意料，姑娘的母亲和蔼可亲地迎接他，给他送上冷饮。母亲亲自一一把另外几个孩子介绍给曼努埃尔。利百加有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大姐已经结婚，不住在家中。有个妹妹长得跟利百加一模一样，只是年轻一些，名叫克里斯提娜。家里的人都说，克里斯提娜是全家最聪明的人。小心谨慎地待了片刻后，曼努埃尔要求利百加一起去小区转转。二人出门后看见那男孩爬到轿车顶上，正在阅读动漫杂志，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大概是糖果吧。等他和她散步回来，那男孩还在车顶上，只是什么也没看。糖果已经吃完了。

曼努埃尔回到旅馆时，让－克劳德再次捧上了《圣托马斯》。等曼努埃尔坐下，让－克劳德的目光从书本上移开，对曼努埃尔说书中还有一些他不理解的东西，恐怕一辈子也弄不明白了。曼努埃尔哈哈一笑，不予置评。

“今天我跟阿玛尔菲塔诺在一起。”

让－克劳德认为，阿玛尔菲塔诺这位智利教授的精神崩溃了。让－克劳德邀请这位智利教授跟他一起在游泳池里潜泳。教授没带游泳衣，让－克劳德从服务台借了一件给他。看上去一切都好。可是当他入水后，发现阿玛尔菲塔诺教授一动不动，好像见到魔鬼似的，然后就沉入水下了。让－克劳德下潜之前，想起来教授曾经用双手捂住了嘴巴。不管怎样，教授丝毫没努力去游。幸亏，让－克劳德就在旁边，没费劲就潜入水下，把教授重新带回水面。后来，二人喝了一杯威士忌。阿玛尔菲塔诺解释说他好久没游泳了。

让－克劳德说：“我俩谈到了阿琴波尔迪。”

后来，教授穿上自己的衣服，归还了游泳衣就走了。

“你干了什么？”曼努埃尔问道。

“淋浴，穿衣，下楼吃饭，继续看书。”

丽兹在信中说，刹那间，我感觉自己像个突然被舞台灯光照耀得眼花缭乱的流浪女。那时，我并没有真正准备进入画廊看看。但是，埃德温·约翰的名字像磁铁一样吸引我。我靠近画廊门口，大门是玻璃的，里面有很多人，我看见身穿白制服的侍者缓缓走动，努力保持大托盘的平衡：上面摆满了装有香槟或者红酒的杯子。我决定等一等，便回对面的人行道上去了。渐渐地画廊里的人走光了。我认为可以进去的时候到了，至少看一部分回顾展。

当我跨过玻璃门后，感觉有点奇怪，好像从那一刻起看到或者感到的一切对我的后半辈子是至关重要的。我在一幅风景画前停住了脚步，是一幅英国萨里郡的风景，属于约翰早期的作品，看了以后我感觉忧伤，同时又温馨、深刻、在某种程度上过分华丽，仿佛只有英国风景由英国画家画下来才会这样。忽然，我心里说，看看这幅画就足够了；我正要离开的时候，一个侍者，大概是饮食公司来画展上服务的最后一位人员，用托盘只端了一杯葡萄酒来到我身边，是专门为我斟好的。他什么话也没对我说，仅仅送上一杯酒来。我冲他微微一笑，拿起了杯子。这时，我看见了画展的海报，它在另外一侧。海报上就是那张带有残手的作品，即约翰的代表作，上面用白色的数字标出了约翰的生卒年月。

丽兹在信中说，此前我不知道约翰已经逝世；一直以为约翰住在瑞士，生活在一家舒适的疯人院里，整天嘲笑自己，尤其是嘲笑我们。我记得那杯葡萄酒从我手中滑落到了地上。我记得一对男女很高很瘦，本来在看画，这时非常奇怪地瞅了我一眼，仿佛我是画家从前的情人，或者是刚刚获悉画家去世的一幅活人画作（而且尚未完成）。我知道离开画廊时没有回头看；知道自己走了好长时间，直到发觉我并没有哭泣，但是下雨了，浑身都湿了。那天夜里，我失眠了。

每天早晨，曼努埃尔都去利百加家。他把轿车停在她家对面，去喝咖啡，然后二话不说，把地毯放到后排座位上，拿出抹布开始擦车。假如他从前学过汽车修理，那肯定要打开车前盖，看看马达；可他一点也不懂机械；再说，这辆轿车的马达运转得很好啊。等到姑娘和她弟弟走出家门以后，曼努埃尔就为他俩拉开前门，什么话也不说，好像多年来一贯如此；然后，他从驾驶员的门上车，把抹布放进杂物箱，开车向手工艺品市场驶去。到目的地后，他帮助姐弟搭建摊位；完工后，他去附近一家餐厅买两杯咖啡和一瓶可口可乐回来。三人站在摊位旁边喝饮料，一面欣赏着别的摊位和四周殖民时期的建筑物，它们虽然矮小，但有气派。有时候，曼努埃尔也训斥姑娘的弟弟，告诉他上午喝可乐是坏习惯。可是那孩子（名叫爱乌罗西奥）笑一笑，不理睬他，因为他知道曼努埃尔的生气百分之九十是假装的。上午其余的时间，曼努埃尔消磨在一处花坛里，不走出那个小区，除去利百加居住的小区，那里是他在圣特莱莎惟一喜欢的地方；他在那里看地方报纸，喝咖啡，抽烟。有时，他去卫生间，照照镜子，心里想他的样子变了，像个贵族先生。有时心里说，我更年轻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曼努埃尔一回到旅馆总是看见让－克劳德在花坛里，或者游泳池边，或者躺在客厅的扶手椅上，重读《圣托马斯》或者《女盲人》或者《忘川女》，看来这些是让－克劳德带到墨西哥惟